開口閉口“我們北大”，而且擅長“鬧學潮”，人們往往因此而推斷，北大人有很強烈的“集體意識”。此說大謬不然。除了重大歷史關頭，可能有過“萬眾一心”的絕佳表現(xiàn)，平日里，北大人恰好以“不合群”為主要特征。

　　一九二五年，魯迅應北大學生會的緊急征召，撰《我觀北大》，對于被指認為“北大派”不以為然，可也不以為忤：“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樣呢？”其實北大本無派，有的只是“常與黑暗勢力抗。爭”的“校格”與“精神”

　　自從新文化運動名揚四海，世人多以“民主”與“科學”嘉許北大。可在我看來，有日常生活中，絕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獨立”與“自由”。因此，可以這么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沒有“北大派”。前者作為公共的思想資源，為每一個北大人，所選擇或擁有；
后者的排斥異己、拉幫結(jié)派，與老校長蔡元培所標榜的“兼容并包”原則相違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雖無派，卻并非一盤散沙，要不怎么鬧得起學潮；
不強調(diào)“集體”與“統(tǒng)一”，只是為了突出自我思考與選擇的權利。這么一種“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傳，幾乎牢不可破。在許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亂，教授我行我素，學生自由散漫－－作為一所現(xiàn)代大學，北大實在缺乏必要的規(guī)章與紀律。時人多以北大與清華作比較，后者的整齊劃一，井井有條，恰好與前者的長短隨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有趣的是，每到這個時候，北大人總要竭力為其不可救藥的自由散漫辯護。從四十年代謝興堯攻擊蔣夢麟校長之以“整齊劃一”的清華精神改造北大（《紅樓一角之二》），到八十年代張中行盛贊北大“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課堂教學慣例（《紅樓點滴》），都是強調(diào)學生有獨立判斷及自我設計的能力。用張氏的話來說，別看北大人表面上吊兒郎當，“并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翱諝狻钡母腥荆�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約束更有效，實在不好說，關鍵在于你想培養(yǎng)什么樣的人才。

　　一九四四年，朱海濤在《東方雜志》上發(fā)表了一則談論北大人的妙文，題為《“兇”、“松”、“空”三部曲》。單看題目，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進北大很難，在北大混文憑則很容易。這似乎是相當嚴厲的批評，沒想到作者筆鋒一轉(zhuǎn)，大談“北大之‘松’卻成為了一種預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對于許多人更是一種發(fā)揮天才的好機會”�！翱苟舅亍痹圃�，實在有點勉強；
至于“發(fā)揮天才”，則不無道理，尤其是當世人習慣于把清華與北大作為兩種教育思想的代表時，更是如此：

　　北大和清華是正相反的。清華門門功課都要不錯，個個學生都在水平線上，你不行的非拉上來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下來。北大則山高水低，聽憑發(fā)展。每年的留學生考試，五花八門的十來樣科目，北大向例考不過清華。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學校所趕不上的。

　　朱文此說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故能出特殊人才。清華著眼于教學的標準化，平均水準自然較高。這兩種教育風格的區(qū)別，早在三十年代便多有評說，可見并非五十年代院校調(diào)整的結(jié)果。

　　清華原先是作為留美預備學校而設立的，其教育思想明顯打上美國的烙印。京師大學堂創(chuàng)辦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學制；
蔡元培長校，帶進來了德國的大學理念�？晌乙老「杏X到，更適合于作為比較的，是英國的牛津大學。北大人喜歡談牛津，不見得真的對英國大學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歡正行時的美國式標準化教學。有兩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語堂，對宣傳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前者譯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 Leacock）的《我所見的牛津》，后者則撰有《談牛津》一文，進一步發(fā)揮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

　　學生們愿意躲懶的，盡管躲懶，也可畢業(yè)；
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書可看，有學者可與朝夕磋磨，有他們所私淑的導師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煙談學－－這便是牛津的大學教育。

　　除了點起煙斗熏陶天才一說，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筆下的牛津，活脫脫一個“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對這種自由閑散的大學教育情有獨鐘，林語堂的解釋頗為在理：除了不滿“水木清華”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聯(lián)想到古代中國“書院中師生態(tài)度之閑雅，看書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識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啟超、胡適之等）在積極引進西學的同時，希望借傳統(tǒng)書院精神來補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無論從歷史淵源、辦學方向，還是教授的知識背景、學生的來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資格談論此話題。

　　強調(diào)自學，注重獨立思考，以培養(yǎng)談吐風雅德學兼優(yōu)的讀書人為主要目標，此種教育觀念，必然與統(tǒng)一教學、統(tǒng)一考試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嚴”與學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這一點，不妨以偷聽生的理直氣壯和宿舍里的縱橫分割為例。

　　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錄有校方關于學籍的規(guī)定：旁聽生必須交費，不得改為正科生，對內(nèi)對外均應稱“北京大學旁聽生”。此規(guī)定幾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課堂上點名。對于有心人來說，與其“旁聽”，不如“偷聽”。偷聽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闊步，乃北大校園一大奇觀。校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教授則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懶或自學空出來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極強的偷聽生來填補，豈不皆大歡喜？幾乎所有回憶老北大教學特征的文章，都會提及聲名顯赫的“偷聽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態(tài)度。

　　偷聽生的不可輕視，或者說，默許這一決策之英明，可舉以下二例作證。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灘北大法文組“無票乘車”，那時班上只有一個學生，“教課的很歡迎外來‘加塞兒’的”。金氏從此和外國文打交道，“可說是一輩子吃洋文飯”（《末班車》）。小說家許欽文資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聽。幾十年后，許氏寫下這么一段飽含深情的回憶：

　　我在困憊中顛顛倒倒地離開家鄉(xiāng)，東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灘，可受到了無限的溫暖。北京冬季，吹來的風是寒冷的，衣服不夠的我在沙灘大樓，卻只覺得是暖烘烘的。（《憶沙灘》）

　　偷聽生對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遠在正科生之上。盡管歷年北大紀念冊上，沒有他們的名字，但他們在傳播北大精神、擴展紅樓聲譽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獨立性，最為形象的說明，莫過于學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錦稱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間住的人，終年少有往來，且相遇時變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瑣憶》）。如此敘述，還不夠生動。千家駒的描寫稍為詳細些：“西齋有些房間，開前后門，用書架和帳子把一間房隔而為二，各人走各人的門。同房之間，說話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者有之�！保ā段以诒贝蟆罚┑�最具戲劇性的，還屬朱海濤的《北大與北大人·住》。小房間里，“白被單中懸，隔成兩個轉(zhuǎn)不過身來的狹窄長間”；
大屋子呢，“常�？v橫交錯像演話劇似的掛了許多長長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將屋子隔成一小塊一小塊的單位。”作者于是下了個大膽的判斷：“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個別發(fā)展的氣味了。”確實，從日常起居到課堂教學，北大人的“散漫”，與其說是出于對規(guī)章制度的蔑視，不如說是出于追求“自由”與“獨立”的天性。

　　正因為尊重個性，強調(diào)獨立，沙灘或馬神廟，多的是怪人與軼事。“狂妄”、“怪誕”與“不羈”，在其他大學或許會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則很可能得到無聲的鼓勵。在北大人眼中，有個性、有趣味、有教養(yǎng)，似乎遠比有成就更值得羨慕。這種價值取向，使得校園里代代相傳的“老北大的故事”，與校方所修“正史”拉開了距離。比如，寫校史不會給辜鴻銘多大篇幅，可要說北大人物，辜氏絕對不可缺少；
錢玄同當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不會提及其只管傳道授業(yè)解惑，而拒絕為學生閱卷。至于陳漢章不當教授當學生、朱謙之不要文憑要學問，諸如此類的奇人逸事，幾乎每個北大人脫口都能說出一大串。

　　作為一所著名的綜合大學，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如果撰寫中國教育史，談論北大對于傳統(tǒng)學術及書院的突破，后兩者或許更有代表性�？梢�說“老北大的故事”，則基本上屬于前者。

　　就學�？傮w實力而言，理工醫(yī)農(nóng)的發(fā)展極為重要，故每回校方組織的紀念冊上，都會強調(diào)實驗室的建設，以及教學質(zhì)量、科研成果等。比如，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特刊》，在“學術講演概要”及“論文集目錄”部分，排列順序都是理、文、法、醫(yī)、農(nóng)、工。可到了校史陳列及名教授遺著展覽，理科教授榜上有名的唯有兼及政治文化的丁文江，余者全是人文學者：蔡元培、陳獨秀、王國維、魯迅、黃侃、吳梅、錢玄同、劉半農(nóng)、沈兼士、孟森、馬廉、徐志摩。至于學生會主持的紀念冊，更幾乎是文學院的一統(tǒng)天下。

　　據(jù)曾任教物理系的李書華回憶，由于一批學成歸來的教授們殫精竭慮，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畢業(yè)水準，比美國大學本科畢業(yè)（得B.Sc.學位，以物理為主科）水準為高，比美國得碩士（M.Sc.）學位的水準為低”。這對于創(chuàng)辦不到三十年的北大來說，無疑是值得驕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對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的貢獻，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筆書寫�？杉幢闳绱�，李書華依然稱：“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為最多�！保ā侗贝笃吣辍罚┻@只能說是一種誤會：科學家與文學家的貢獻，其實無法比較；
所謂人才云云，也就很難說文科為多。

　　有好幾個因素，使得北大文學院的教授們領盡風騷。首先，北大之影響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體的科學成就；
其次，人文學者的成果容易為大眾所了解，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日中天的當下，要講知名度，依然文勝于理。再次，文學院學生擅長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關于任課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聲名遠揚。最后一點并非無關緊要：能夠得到公眾關注并且廣泛傳播的，不可能是學術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

　　講“故事”，注重的不是權勢，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獨特的精神氣質(zhì)。陳詒先追憶后來歸并入北大的譯學館同學時，有句妙語：“無一偉人”，但“皆能以氣節(jié)自勵”。這可不是故作謙虛，而是別有懷抱：與功業(yè)相比，人格更值得夸耀。以鑒賞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來品鑒人物，人文學者因其性格鮮明、才情外顯，比較容易獲得好評。柳存仁述及校園中常見的“話題”，多選擇文科教授，除了北大人特有的傲氣，更包含某種價值判斷：

　　在這個俯拾即是“要人”，同學多半不“賤”的古城才學府里面，很少－－我甚至于想說沒有－－人會引以為榮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榮”的或“偉人”的史跡�！�…也許偶然會有人談到黃季則，劉師培，辜鴻銘，林損，陳獨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歡講他們的逸聞軼事的，似乎總是出之于白頭宮女話天寶滄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時候為多。（《記北京大學的教授》）

　　不向當紅的胡適之、顧頡則點頭鞠躬，只談論已經(jīng)病逝或者退出學界者，這種不成文的規(guī)矩，目的是維護校園里的平等與自尊。拒絕當面捧場，而將過去時代的教授，作為傳說人物，在不斷的“再創(chuàng)作”中，寄予自家的趣味與理想。至于校友的追憶文章，則又另當別論，因其不在現(xiàn)場，沒有獻媚之嫌。

　　當北大作為一個整體被追憶時，不可能局限在某個專業(yè)領域。因而，跨科系的課余活動，反而成了回憶文章的重要主題。比如，少年中國學會在來今雨軒的聚會（張申府《回想北大當年》），世界語宣傳運動在北大的展開（傅振倫《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語宣傳運動》），還有學生軍之組織及作用（程厚之《回憶我在北大的一段學生生活》等。常被北大人掛在嘴邊的“我們北大”，所認同的，更只能是一種精神氣質(zhì)，而非具體的專業(yè)知識。作為象征，則是各種各樣略帶夸張變形的奇人與軼事。

　　“軼事”不同于“正史”，除了敘述不一定真確外，更因其選材有嚴格的限制。不管是宮女話天寶，還是名士說風流，都不可能毫無選擇地復制“過去的好時光”。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成為追憶的目標；
沒被追憶，不等于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曾存在過。比如，緊張的讀書生活，嚴格的科學實驗，還有令人膽顫心驚的期末考試，都很難成為“老北大的故事”。就連眾多談及圖書館的，也都避開必須正襟危坐的經(jīng)史，而選擇“雅俗共賞”的《金瓶梅》（參見《北京大學素描》、柳存仁《記北京大學的圖書館》、朱海濤《北大與北大人·課程與圖書》）。可你要是想象北大人整天泡茶館、捧戲子、讀禁書、傳軼事，或者北大人都是獨立不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率性而行，那可就大錯特錯了－－這只是北大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就像晉人未必都如《世說新語》所呈現(xiàn)的，那樣永遠地“風神瀟灑”。

　　說的是軼事，又是幾十年后的追憶，自說自話，心態(tài)閑適，筆調(diào)從容，還有點倚老賣老，意思是信不信由你。此類文章，在美化母校的同時，往往轉(zhuǎn)而追求筆墨情趣：將“神情”與“韻味”，置于“事實”之上。這種傾向，與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結(jié)合明清小品與西洋隨筆（Essay）的努力，不無聯(lián)系。實際上，從三、四十年代的徐[讠于]、柳存仁、朱海濤、謝興堯，到八十年代的張中行、鄧云鄉(xiāng)，周作人的影響依稀可辨－－盡管在“漫說紅樓”方面，周氏并非始作俑者。

　　與史家之注重“關鍵時刻”不同，隨筆作家更喜歡“日常生活”。在我看來，不曾進入歷史敘述的“紅樓”，同樣值得后人追懷。當年教授的薪水、寄宿舍的伙食費講義如何分發(fā)、試卷怎樣批閱、課余活動及自我娛樂、教授眼中的學生與學生眼中的教授、紅樓的晨光、漢花園的月色、沙灘周圍的小飯鋪、眾名流的電話及住址，諸如此類瑣碎的生活場景，不為史家所重視，卻是進入“老北大”的必要門徑。將眾多素描、隨筆、回憶錄，與當年北大刊行的各種指南、影集、紀念冊參照閱讀，方才可能“回到現(xiàn)場”。

　　借助于各種歷史資料，我似乎逐漸回到了那個已經(jīng)變得相當遙遠的年代，親眼目睹了眾多日后傳說紛紜的人物與事件。正當我得意洋洋的時候，兩三件小事的考訂，使得“幻夢”永遠無法成真。

　　對北大歷史有興趣的人，大概都會欣賞連夢青《鄰女語》中的“許景澄之死”。許氏多次充任出使大臣，主持外交談判，后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庚子事變時，正以吏部右侍郎暫管京師大學堂事務。因六月二十七日上奏吁請保護使館并嚴懲禍首毓賢等，許與袁昶同時被西太后處死。此事史書多有記載�！多徟�語》之特異處，在臨刑前許氏拿出大學堂四十萬銀子存折，吩咐不可便宜了外人。因銀子存在華俄道勝銀行，一旦存折去向不明，洋人很可能翻臉不認帳。其時大學堂剛剛創(chuàng)辦，每年經(jīng)費才二十萬，不難想象這張存折的份量。要不是許大臣高瞻遠矚，日后京師大學堂能否順利恢復，將是個大問題。每念及此，我輩焉能無動于衷？

　　作為京師大學堂的教員，林紓也曾用小說形式描寫管學大臣之慷慨就義。可惜對這張關系大學堂生死存亡的存折，《劍腥錄》中只字未提。照林紓的說法，許公臨刑前有所交代的，不是大學堂存折，而是外交文書。小說如此摹擬許公聲口：

　　伏法誠甘，唯吾在外部中尚有交涉未了之案，一旦身首異處，恐后此洋人不承前諾。今請筆墨書某某藏案，及外人文件，可備后人檢核者，然后就刑，亦罪臣所以報國也。

　　于國家危急之際，置個人生死與度外，管學大臣之伏闕上書，殉了千百年來士大夫拯世濟難的理想，博得廣泛的同情與敬意。借助其時眾多附會與傳說，小說家得以馳騁想象。

　　大學堂確有道勝銀行的存折，并在庚子事變中失落。日后之所以沒被洋人占了便宜，不是因了許公的交代，而是由朝廷出面要求發(fā)還。《清代檔案史料叢編》所錄光緒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管學大臣張百熙為華俄銀行破土結(jié)算事致外務部咨呈，述及存折如何失而復得，并無任何傳奇色彩。許景澄臨刑前對大學堂事務有所交代，此說查無實據(jù)，卻事出有因。北大綜合檔案里保存有許氏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為移交房屋等上內(nèi)務府文二種，此前兩天許公上奏，此后三天許公就刑。可見，連、林二君之敘述，并非空穴來風。

　　比起“小說家言”來，回憶錄該可靠些吧？可照樣會有令人尷尬的局面出現(xiàn)。談論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務時之寬容大度，常有以禮聘梁漱溟為例者。最有趣的說法是，梁氏投考北大未見錄取，轉(zhuǎn)而被聘為教授。蔡元培“慧眼識英雄”是實，至于“考生變教授”的戲劇化場面，卻純屬虛構。此軼事流傳甚廣，且被引入專業(yè)著述，雖經(jīng)梁氏一再辯解，仍無法“以正視聽”。在為紀念北大誕辰九十周年而寫的《值得感念的歲月》中，梁氏再次提及此“失實的傳聞”：

　　事實是我因中學畢業(yè)后投身同盟會活動，無法顧及升學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學同窗湯用彤（在文科）、張申府（在理科）、雷國能（在法科）諸兄尚求學于北大，況且蔡先生以講師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錄取，反被聘為教授之事。

　　仔細分析，“傳聞”雖則“失實”，卻也頗有幾分“神似”。沒念過大學的梁漱溟，因蔡元培不拘一格選拔人才，而得以在北大講課，這點并非誤傳�？删褪沁@篇糾謬之作同樣必須正誤。梁漱溟一九一七年始到北大任教，同年湯用彤畢業(yè)于清華學堂，并考取官費留學（因眼疾推遲一年赴美），所謂二人同在北大分任師生的故事，當系誤記。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辜鴻銘任教北大的故事。幾乎所有追憶老校長蔡元培的文章，都會提及其“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而最合適的例子，莫過于接納辜鴻銘。此“最佳例證”，其實是蔡氏本人提供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撰《致〈公言報〉函并答林琴南函》，逐條批駁林氏對北大提倡新思潮的攻擊，最后方才亮出其兼容并包的辦學主張，并舉例加以說明：

　　例如復辟主義，民國所排斥也，本校教員中，有拖長辮而持復辟論才，以其所授為英國文學，與政治無涉，則聽之。

　　毫無疑問，這例子實在太精彩了，可轉(zhuǎn)相傳誦的結(jié)果，卻產(chǎn)生了一種相當普遍的錯覺：辜氏任教北大，乃直接得益于蔡氏之“兼容并包”。其實，辜氏進入北大在蔡氏之前。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一文，述及一九一五年九月的開學典禮上，辜鴻銘坐在主席臺上，并即席發(fā)言。而蔡元培被正式任命為北大校長，是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說，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穩(wěn)住陣腳，同時加聘新派人物（如陳獨秀等）。蔡氏作為戰(zhàn)略家的眼光，就體現(xiàn)在這不大起眼的“加聘”上。

　　作為大學校長，主張“兼容并包”，并非放棄選擇的權利，也不等于沒有傾向性。學界普遍認定，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運動的誕生。樂于傳誦蔡氏容納異己之雅量者，必須同時考慮其堅持原則時的倔強與不肯通融。一個極少被史家提及的“細節(jié)”，引起我的興趣：就在蔡氏致林紓信發(fā)表的第二年，辜鴻銘終于還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學極不認真。蔡氏不曾因政見相左而排斥異己，這點沒有說錯；
至于作為蔡氏“大家風范”注腳的“辜鴻銘的故事”，卻不該如此除頭去尾。

　　或許，這正是“軼事”的魅力所在：既不是憑空杜撰，也并非確鑿無疑。對于史家來說，此類軼事，不能過分依賴，可也不該完全撇開�？鋸堃稽c說，正是在這些廣泛流傳而又無法實證的逸事中，蘊涵著老北大的“真精神”。很可能經(jīng)不起考據(jù)學家的再三推敲，但既然活在一代代北大人口中，又何必追求進入“正史”？即便說者無心，傳者也會有意－－能在校園里札根并生長的軼事，必定體現(xiàn)了北大人的價值傾向與精神追求。正是基于此立場，不想強分“真?zhèn)巍迸c“虛實”，更不敢蔑視那些半真半假的傳說。在找到更合適的解讀方式之前，我寧肯“多聞闕疑”，用理解與同情的眼光，面對五彩紛紜的“老北大的故事”。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于京西蔚秀園

　　原載《讀書》1997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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