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樹和栽樹

　　你可能生在這里，也可能生在那里；
你可能生在彼時，也可能生在此時。這樣一來，你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樣了。

　　舉例來說，同樣是中國人，出生在一兩千年以前，看到沙漠的機會不是太多，那時候陜西、甘肅和新疆的許多地方都是郁郁蔥蔥的植被。而現在呢，沙漠的腳步冷漠無情地邁進，距離北京已經很近、很近了。還有，1957年冬季到1958年春季，幾千萬農民被號令起來，轟轟烈烈大搞水利建設，那時中國有數不清的大小江河，水量充沛，激情沖蕩。后來，由于質量低下、設計不合理、失去水土保護等原因，山洪到來的時候，一些水庫大壩紛紛倒塌，淹沒更多的村莊，把水利工程變成了水害工程。現在呢，很多河流已經死了，活下來的河流，日常水量很少，讓一些質量和設計較好的水利工程，成了無用的擺設。

　　我不知道中國人從什么時候開始大規(guī)�？硺�，但在很早以前就感到奇怪，外國的神話里面，諸神都有自己寵愛的鳥獸和樹木，而在中國神話中，幾乎見不到類似的描述，見到的是一些看似荒誕的情節(jié)，一個神要被懲罰，就罰他在月宮里面無休止地砍樹，砍那種形態(tài)美麗、品種稀少的非常珍貴的桂樹。

　　這樣說其實也不對。應該說所有的樹種都是珍貴的，它們都是這個地球上珍貴的物種，還是動物大家族賴以生存的家園。不幸的是，動物中的一個種類發(fā)展太快，又過于強盛和貪婪，不知道對自然感恩，也不懂得與自然和諧，甚至從沒有想過大自然給各類動物的權限究竟有多少，以及藐視這種權限要受到什么樣的懲罰。于是，我們聽到砍樹的聲音，從很早時候開始了，到現在也沒有結束。

　　相隔不久的一個夏季，我坐在一條船上看著鴨綠江。等到起伏的江霧低下身來，江的兩岸就露出來了。我看到中國的一側群山蔥蘢，而朝鮮的一側群山頹敗。駕船的老人悄悄告訴我，1958年的時候，中國這邊大躍進，滿山的樹砍了去燒炭煉鋼，朝鮮的那邊綠綠蔥蔥非常好看；
現在正好翻了過來，中國這邊富了，開始保護環(huán)境，朝鮮那邊砍樹種糧食，山都光禿禿的。我微微一笑，朝鮮在重蹈我們的覆轍，并且說他們是正統(tǒng)的馬列主義，罵我們是修正主義，就像我們當年罵赫魯曉夫的蘇聯是修正主義一樣。

　　還是說砍樹。

　　十多年前，我想寫一篇關于砍樹的小說，表現一棵樹和一個人的命運或者一棵樹和一個人的靈性，但那時我比現在懶惰，只是想想而已�？蛇^了一段時間，我發(fā)現我們能想到和想不到的事情，都在現實生活中發(fā)生了。

　　有一個小山窩，在浙江省中部，地名叫郭洞。據說，郭洞人的祖先立下護林族規(guī)：凡村中人，上山伐一棵大樹者，斷其一臂；
伐一棵小樹者，斷其一指；
折一棵樹者，拔其一甲。粗看起來，這族規(guī)和基督教的出發(fā)點相近，都是把人的本性看成是惡的，要用嚴厲的律法加以管束，但從此村人不敢砍伐山上樹木，留下了上百頃天然自生古木林。1958年，有人要上山砍樹煉鋼鐵，村中的老人拉起手來，用身體護住古樹，用族規(guī)嚇唬眾人，使龍山古森林免遭刀斧之災。郭洞人至今認為，自然是有靈性的，人類尊重自然一尺，自然會報答人類一丈。

　　更有靈性的樹，在湖南省湘潭，是彭德懷故鄉(xiāng)的含冤樹。這棵柑樹是彭德懷1959年親手栽下的，前幾年長勢一直不錯。到了彭德懷含冤而死的1966年春天，這柑樹已經有一丈多高，卻不再發(fā)出新葉來，成了一棵光禿禿的樹杈兒。終于等到1978年春天來臨，彭德懷平反了，這棵枯死13年之久的柑子樹竟神奇般地復活。因為彭大將軍冤死與平反的時間，與柑樹死而復生的時間機緣巧合，人們就稱這棵柑樹為“含冤樹”。

　　中國命名的一百棵“中華名樹”里，一棵叫“元帥樹”的重陽木，也與彭德懷有不解之緣。湖南省自古有個習俗，溪河上修了拱橋，旁邊都要栽一棵樹。這棵重陽木就在隱山東南方向的流葉橋頭，明代栽植，樹齡近五百年，高22米，胸徑1.2米。1958年12月，大煉鋼鐵之日，天降刀斧之災。碰巧那一天砍了將近一半兒的時候，回鄉(xiāng)考察或下放悔罪的彭德懷路過這里，急忙救下這棵古樹�！皬拇耍瑯蝾^的重陽木帶著傷痕頑強地生長著，且成為一段歷史的見證。至今，枝繁葉茂，四季婆娑。春來苔似葉，冬至雪作花，夏日陰如蓋，深秋色猶佳。”

　　一方面要砍樹，一方面要護樹，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有個叫棗林峪的地方，山坡上到處是彎腰弓背的老棗樹，看起來已有三百年樹齡。據說，清朝的一位總兵在這兒駐扎時強令百姓種棗樹和板栗，不從命者殺頭，種不活的挨板子，手段也夠嚴厲的。等棗樹和板栗郁郁蔥蔥時，百姓對總兵開始感恩戴德了。滿山是樹，水土就好，碰上荒年還能接濟一下。大躍進那年到處砍樹，周圍都成了禿山，惟獨棗林峪的百姓擰著一股勁兒，就是不讓砍。

　　問題是當年砍樹的風潮太猛烈了，保住那些無辜的大樹要冒著很大的風險。大煉鋼鐵是趕英國超美國的偉大運動，也是無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的革命戰(zhàn)爭的物質準備，中國九千萬強壯勞動力參與其中，田野里豐收的莊稼都顧不上收割爛在地里。百姓們家里的鐵鍋鐵鏟、窗鉤發(fā)夾、鐵鍬頭都收了上去，扔進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土高爐。據說當時還有一句宣傳口號，叫做：“交一把镢頭就是消滅一個帝國主義，藏一個鐵釘就是藏一個反革命分子�！卑凑者@樣的思路，保護一大片樹林不被砍了煉鐵，就是保護了一大片帝國主義和反革命分子，誰又長了幾顆腦袋敢這樣做呢？況且在1957年和1958年，全國范圍之內，敢對黨政制度提意見的干部知識分子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敢對黨政干部提意見的普通工人農民被打成了“反社會主義分子”，于是，到了瘋狂、荒謬的大躍進時代，一切障礙已經消除，很難聽得到反對意見了。

　　不過也有例外，我的家鄉(xiāng)鞍山就沒有砍很多的樹。鞍山有全國最大最重要的鋼鐵廠，當務之急是擴大生產和提高產量，而不是修建那些小高爐土法煉鐵，所以處在大煉鋼鐵的臺風中心，卻顯得十分平靜和安寧。2003年夏季的一天，我在拍攝一部電視片外景時，登上東山風景區(qū)的一個樓頂，看到了眼前開闊的風光，足有十多平方公里的槐樹林特別茂盛。為我打開通向樓頂之門的老職工姓畢。他告訴我，1958年的時候，他是個十八九歲的共青團員，和很多共青團員在這片東山上栽樹，這大片槐樹就是他們栽的�，F在，他工作的大樓就在這槐樹林中，每天上班心情都很好。后來我曾想過這個很有意思的題材，在1958年全國瘋狂砍樹的時候，鞍山的老畢和一些年輕人在熱情栽樹，拍一部紀錄片應該說相當不錯。但后來沒有拍成，因為我的工作有變動，老畢也應該退休了。

　　但老畢栽樹的事情讓我體會到，對自然的保護或者破壞，意義都是深遠的。比如，鞍山在1958年栽了那么多樹，至今還在享受自然的報答；
而全國砍了那么多樹，至今還在接受自然的懲罰。用一句俗話，可以說得更清楚：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前人砍樹，后人遭殃。

　　死了一個和生了兩個

　　這個小標題，看著都覺得別扭，算個啥題目啊，一點文學色彩都沒有。但是，如果你在冬日的三更左右醒來，思維就像外面的天色晦暗無光，你怎么能指望會跳出一個好題目呢？你想是不是那么回事兒？

　　好題目和壞題目有啥區(qū)別呢，都不一定寫出好文章來。這樣一想，心里特別安穩(wěn)，寫下去就是了。

　　還沒有完完全全清醒過來，就覺得那1958年特別混賬。說實在的，那個混賬年月,中國每個省份都一樣混賬，而現在它們都在不同程度地變好。我還覺得遼寧那時候不錯，再仔細一點兒說，1958年，叫做安業(yè)民的那個遼寧人死了，成為中國名聲響亮的戰(zhàn)斗英雄；
叫做趙本山、王朔的兩個遼寧人出生，長大以后成為另外的一種英雄。

　　我就先說安業(yè)民犧牲的那場炮戰(zhàn)。地點是福建省的廈門和對面的金門島。

　　站在整個世界的角度來觀察，這兩個地方，雖然都是中國人的家園，卻由對立和仇視的兩個政治黨派分別管轄。1949年以前，那邊的黨派還是國家的執(zhí)政黨，軍事上失敗了，被這邊的黨派趕出了大陸。這邊的黨派呢，接著調集了所有能運兵的海船攻打金門，但渡過去的九千士兵沒有一個活著回來。以后這兩個地方，雞犬之聲相聞，隔海不相往來。直到1958年8月23日那一天，終于有人耐不住寂寞，組織了一場超大規(guī)模的炮戰(zhàn)。

　　年輕的安業(yè)民，參加海軍才一年半，是個專門負責在岸上打炮的方向瞄準手。我對軍事術語沒有什么研究，以前通過看電影知道有登陸作戰(zhàn)的海軍陸戰(zhàn)隊，現在看網絡才知道，還有一種沿岸防御的海軍岸防兵，而且最早的岸防兵出現在公元前的瀕海國家。安業(yè)民大約就是這種守衛(wèi)在岸上的海軍。一般來講，如果沒有敵軍進攻海防，安業(yè)民他們沒有生命危險，也不會成為英雄。

　　8月23日那一天正是周末。下午5時左右，天空一層薄薄的魚鱗云，太陽發(fā)出明亮柔和的光芒。從廈門悄悄張望過去，金門那邊的屋頂飄著炊煙，汽車在公路上照常行駛，運輸艦悠閑地停泊在淺水海灣，除了在山上和稻田有三三兩兩穿軍裝的身影，幾乎看不到敵對的臨戰(zhàn)狀態(tài)。但戰(zhàn)爭說來就來，5時30分是預定的時間。突然間地動山搖，這邊秘密調集的四五百門大炮一齊開火，幾萬發(fā)炮彈鋪天蓋地。對方徹底被打懵了，很久以后才有漫無目標的炮彈零星打來，其中一彈引起火災，不幸的安業(yè)民燒傷后死在醫(yī)院。據后來的宣傳，安業(yè)民三度燒傷70%，仍在炮位上堅持作戰(zhàn)四十分鐘。這樣看來，他創(chuàng)造的應該是世界奇跡，他應該是世界性的戰(zhàn)斗英雄。

　　甚至這場著名的炮戰(zhàn)，本來的意義也可能是一種虛構，所謂的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侵略中東，其實那和侵略是兩碼子事兒；
所謂支援亞非拉人民世界革命，其實那里的革命也未必是革命。從1958年開始，廈門和金門的炮戰(zhàn)打了二十年之久，到1979年結束。但在炮戰(zhàn)不久以后，就從軍事對抗變成了軍事游戲：打炮要看日歷，單日打炮，雙日不打，“逢年過節(jié)都停炮三天，再往后一般炮彈里又只裝宣傳品。金門方面也照此辦理，打炮就逐漸成為象征性的軍事行動”。我想這種象征性的軍事行動，與一千年前歐洲的十字軍東征，倒有幾分相像之處。

　　這樣看來，安業(yè)民也是一個象征性的英雄。在“8•23炮戰(zhàn)”那天，廈門占了絕對的優(yōu)勢，這邊的傷亡很小，炮聲震聾了數不清的人，傷了九個，死了一個電話兵。安業(yè)民幾天后傷重身亡，就成了當之無愧的英雄，在一部電影、一千多種圖書、幾億人的心中永垂不朽。那時候的那片國土，真的太需要英雄了。

　　再說趙本山與王朔，兩個很悲壯的英雄。

　　和安業(yè)民一樣，趙本山也是遼寧省鐵嶺市人，也出生在農民家庭。他出生的地方，叫蓮花鄉(xiāng)蓮花村，名字相當好聽，有很強的藝術感。

　　不幸的生活從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母親死了，父親走了，他與目盲的二叔相依為命。從那位會拉二胡、會吹喇叭、會唱三弦和二人轉的盲二叔那里，他得到了樂天知命的幽默細胞，得到了安身立命的民間技藝。1990年，他帶著他的喜劇小品《相親》，首次登上中央電視臺的春節(jié)晚會，從此成為每年春晚最受歡迎的客人。

　　我是到電視臺工作以后，需要策劃和制作娛樂版塊節(jié)目，才完整地看到趙本山所有的喜劇小品，并且看了不止一遍。投放地方臺電視廣告最多的客戶是藥品經銷商，他們知道趙本山的小品永遠有觀眾，決定了電視臺總要把那些《賣拐》《賣輪椅》《賣擔架》等等忽悠出去，一次又一次，沒完沒了。他們喜歡趙本山的另一個原因，可能是趙本山沒有忽悠“賣藥”。而在那些時候，我的工作需要我必須喜歡趙本山，包括他的那套舊衣服，那頂破帽子，那種鴨子一樣的步伐，那張熟悉的憔悴面孔。

　　因為在他的作品出現的時候，中國的電視臺還是重要的新聞單位，是時代的喉舌和傳聲筒，是鼓舞人們精神向上的宣傳工具，必須排斥那些內容有問題和格調不高的東西。在這些可伸可縮的尺子度量之下，許多作品都不行了，行的大部分屬于說教，枯燥死板，沒人愛看。但沒有它們比較，就顯不出以趙本山為代表的東北喜劇小品。哪怕這些喜劇小品只表現一小部分社會真實，只張揚一小部分人性善惡，也是當之無愧的優(yōu)秀作品，能讓人們在笑過之后有一些開心一些贊同一些思考。還有中國觀眾那糟糕的欣賞口味，一經形成很難改變，使得那些年輕有為的小品演員上不了場，這些越長越老的著名笑星下不了臺。還有春節(jié)晚會那糟糕的審查方式，二十年了一成不變，使得這些笑星沒有創(chuàng)新和突破的作品，只能在老套路中重復自己。

　　于是趙本山會很累很累，經常失眠，熬盡心血，直到累趴下為止。他確實是英雄，是那種與舍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大同小異的英雄，同的不必說了，異的是他把那炸藥包奮力舉了二十年，既不能點火，又不能放下。

　　王朔1958年出生在遼寧的岫巖縣，岫巖縣在鞍山境內，所以我和王朔應該是同鄉(xiāng)。(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他出生不久就全家遷往北京，以至于鞍山的一大片寫作者里面，絕大多數不知道王朔是鞍山人，更不知道他在1976年的“四五”事件后被關押了三個月，是個關心國家興亡的熱血青年。

　　說到王朔就要說到王朔開始寫作的年代。

　　20歲的時候他的第一篇小說發(fā)表，30歲的時候他確立了寫作風格。這十年很有意思，連在中國寫小說的人都未必知道，中國的文學從睡夢中醒來，夢游一般走動，然后又回到床上睡覺去了。

　　具體一點兒說，中國剛剛結束十年浩劫，開始恢復正常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恢復正常的情感與思想。一部分人的文學是最先覺醒的，比如寫小說，余華看到一批歐美電影，知道了小說應該怎樣寫作；
馬原在中文系只讀外國小說，更知道小說應該怎樣寫作；
還有洪峰、蘇童、格非、莫言等等，用各自的方式知道了小說應該怎樣來寫。但另外一些被豢養(yǎng)的作家們猛烈反撲過來，就沒有他們的小說（以及朦朧派詩歌和先鋒派戲�。┑淖杂煽臻g了。1988年以后，有的作家去了國外，有的作家罷筆不寫，留下并繼續(xù)寫作的大部分進入低潮。

　　就在這時候，王朔的青春熱血又涌了上來，他用他小說的恣意調侃、玩世不恭、嬉笑怒罵、油腔滑調，與那一大批吃官場飯、保守僵化、能力低下的作家對抗，這樣就看出王朔的勇氣和謀略了。起碼王朔在以后的那些年里，活得不憋不屈、像個人樣兒。

　　在中國，像個人樣兒就好，就怕不像人樣兒。

　　從那時到現在，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大多與崇高無關。王朔與趙本山他們，看起來活得比較瀟灑，其實也是很悲壯的英雄。不同的是，戰(zhàn)場上的英雄至多犧牲生命，文化上的英雄至多犧牲才華。

　　從更大的范圍來說，包括我在內，所有的人都與完美無關。不信你去讀我在三十年前讀過的《歌德談話錄》，那里說到一棵橡樹要生長出完美的樹冠，需要怎樣的條件。大致的意思是，土壤太軟了不行太硬了也不行，氣候太溫和不行太嚴厲也不行。

　　歌德還有一句話，說得也讓我感動：“我尊敬那些清楚地知道他們目的的人�！�

　　戶口制度和畫地為牢

　　先說一件中國的奇事。

　　開頭是這樣的：南方某個縣城，有個人因為經濟犯罪被判了十幾年徒刑。我記得好像是十三年。宣判之前沒有逮捕他，保外就醫(yī)，宣判之后呢，稀里糊涂的法庭竟忘了把他送到監(jiān)獄。他就走回家去，一天監(jiān)獄也沒住過。違法的人往往不懂法，他是不是以為判他在家里服刑呢？

　　接下來的事情是：十幾年一晃就過去，他的刑期滿了，到派出所要求恢復戶口。派出所說，刑滿出獄上戶口，可以，但需要監(jiān)獄的出獄證明。監(jiān)獄說，你沒住過監(jiān)獄，這證明我們不能給開。于是他開始在司法機關跑來跑去。再后來，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個結局，網絡上沒有見到他解決戶口的后續(xù)報道。

　　他丟掉的是城鎮(zhèn)戶口，也叫非農業(yè)戶口。在那些年里，這可是相當重要的事情。如果知道呆在家里會丟掉戶口，他恐怕寧愿在監(jiān)獄里度過這十幾年。我在前文說到的趙本山，就因為扮演盲人摔三弦摔出了名氣，在1986年調到了縣劇團，實現了農轉非，也就是把農業(yè)戶口變成了城鎮(zhèn)戶口。那是趙本山生命當中很關鍵的一年，他實現了一個很美麗的夢想。

　　寫到這里，想起中國一句含糊其辭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字正面的含義是提倡和發(fā)揚本民族的東西，后面的含義是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精彩，我們還要堅守本民族的無奈。我一直懶得去批評這種有明顯缺陷的偏見，雖然我知道有時候事情恰恰相反，只有是世界的，才能是民族的。

　　往往中國百姓的煩惱也就出自這里，以前與世界處處對峙，后來與世界漸漸溝通。溝通開始的時候是以官僚階層的狹隘利益為標準，有利的就和世界接軌，不利的就不和世界接軌。比如，物價接軌了，工資不接軌；
稅收接軌了，福利不接軌；
經濟接軌了，其他不接軌。再比如我前面的文字，從一個囚犯的例子說到中國戶口的處境，但世界上大多數讀者還是不知道我在說些什么——不管是哪種社會體制，他們都不實行戶籍制度。對本國公民實行過分嚴厲的戶籍管理，現今的地球上只有中國大陸和朝鮮，可能還有非洲的某個小國。由此看來，我們又怎能說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呢？

　　1958年1月9日，一個很特殊的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公布了。重要的歷史背景，也就是制定這部法律的立論依據，是當時看來可能有理、現在看來可能荒謬的一些執(zhí)政設想：

　　國家需要一種高昂的理想主義激情，用斯大林式的意識形態(tài)去領導世界革命；

　　國家需要打壓其它行業(yè)的發(fā)展，保證作為軍事基礎的重工業(yè)的首要發(fā)展；

　　國家需要通過戶口登記，發(fā)現和管制更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國家需要利用先前戰(zhàn)爭年代的軍事管理經驗，更安全、更方便、更輕易地管理民眾；

　　國家需要在僅僅發(fā)給工人最低限度生存工資的同時，提高國家的領導階級也就是工人階級稍好一些的福利待遇。

　　當然還有其它一些國家需要，但這些就足夠制定一種適合當時的法律了。制定這部法律的時候，我還不到4歲，但我記得在我小時候，每隔一段時間，我家房門就響起短促有力的敲門聲。

　　咚咚咚。咚咚咚。

　　誰？派出所的。干什么？查戶口。

　　最近來了農村親戚嗎？沒有。來了要向派出所報告。是。你們家都挺好吧？挺好，王所長挺好吧？挺好，那我們走了。好，以后再來串門。

　　因為我媽當過街道主任，我爹又是橡膠廠廠長，派出所的人十分客氣，說幾句就走了。然后敲門聲又在鄰居家的房門上莊嚴地響起。咚咚咚。咚咚咚。

　　我慢慢地長大，搬了幾次家、被查了很多次戶口以后，慢慢地知道了中國戶口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兒，對百姓的生活有哪些好的、不好的影響。農村的那些親戚們被限制在那片田壟上了，不能到城里找事情干，他們到我家住幾天要到派出所領暫住證，然后再劃拉一些舊衣服匆忙回去。有的農村親戚歲數大了，有兒女在城里工作，也不能把戶口遷來。那些年買糧買油買地瓜都要糧證，買布、買肉、買豆腐、買火柴等等一概有票，后來范圍就更大了，住房看病上學坐車都是和城里戶口捆綁在一起的，城里的生活也很苦，但比農村還是好了很多倍。最好的城市是北京，那是我們國家的臉面哪，買肉不要票。我爹到北京出差，每次都到商店里買肉，排一回隊買一斤，再排一回隊再買一斤，坐火車回到遼寧時那肉都有些變味兒了，全家照樣吃得很香。

　　不僅農村人的戶口不能進城，各個城市之間的戶口也不能流動，特別不能向待遇好的城市流動。我的同學外號叫“小湖南”，他爸是從湖南調到鞍鋼的，他媽工作調不來，戶口也轉不來，夫妻很多年兩地生活，母子很多年不能團聚。那些年里，那樣的事情太多了。

　　再后來，這種對居住和遷徙自由的控制就擴大化了，不僅是不能流動到外地，就連本地也不能流動了。比如一種我叫做“單位所有制”的限制，你想轉到別的工作單位，但你現在的工作單位不放你走，你就毫無辦法，辭職也不行。還比如一種我叫做“村屯所有制”的限制，更加厲害。如果你在別的村屯有親戚，那里比你的村屯好一點兒，想搬過去就不行。最悲最慘的是河南省，挨餓死人那幾年，民兵拿槍守在路口，出去逃荒的要抓回來，連一條活路都不給你。餓死了可以，但不能逃荒出去給當地領導臉上抹黑。

　　前幾年有些人說中國的封建主義余毒沒有肅清，我就笑了，不知道他們讀的是哪個時代的中學。我那個時代的中學教科書說，奴隸社會里人們是奴隸主的私有財產，沒有身份上、流動上的自由，而封建社會的特點是人身依附較輕，人們在身份上、流動上都比較自由了。在我看來，所謂中國的長達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和世界的封建社會并不是一個概念。一般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從公元前475年開始，但在公元前356年還提出“什伍連坐”法，控制人口流動。那時候商鞅變法，規(guī)定的恰恰是“民不得擅徙”，還頒布“捕亡律”嚴防百姓逃亡：所有未經批準的遷徙、流動均為逃亡，許全國官吏、百姓隨時抓捕，抓捕者可以獲取逃亡者所持錢財，并受到國家獎勵。商鞅的戶口政策一直延續(xù)到明代，清朝建立才開始松動，1911年初，清政府頒布了《戶籍法》，第一次用世界通行的辦法管理戶籍，準予公民自由遷徙。由此看來，如果說封建社會是從1911年初開始的，我看很有道理。但那一年清政府被推翻了，如果說中國沒有經歷過封建社會，我看也很有道理。我還想到，與其說中國的封建主義余毒沒有肅清，還不如說中國的奴隸主義制度沒有消亡。

　　這里順便多說一句，那時的清政府愿意學習世界上的先進制度。比如許多國家讓統(tǒng)計局管理戶口，讓警察局管理食品安全，清政府都覺得很好，準備實行。而1911年和1949年革命之后的中國，讓警察局管理戶口就管得太嚴，有的人冤死在收容遣送的過程之中；
讓衛(wèi)生局管理食品安全又管得太松，有的人冤死于那些有毒的食品。

　　任何一種制度都是時間的產物。任何一種制度都不是完美的制度。1958年制定的中國戶口制度是公然違背當時憲法的，當時的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但是到了1975年修改憲法的時候，中國從憲法文本中取消了有關遷徙自由的規(guī)定，至1978年乃至1982年憲法修改時也都沒有予以恢復。道理在哪里呢？我們的法律一旦和憲法抵觸就得修改憲法？

　　我擔心的不是別的，是我們民族的未來——當今的戶口制度仍在阻礙著民族的發(fā)展。比如隨著近年來國家政治和經濟的進步，一億左右的農民在事實上成為城市居民，其中占一定比例的人有了自己的企業(yè)，生活比城里人還好，教育子女的能力比城里人還強。但因為他們沒有那張城市戶口，城市就拒絕他們的子女接受優(yōu)越的教育。可憐那些孩子，被限制在鄉(xiāng)下水平低劣的學校里面難以成才。

　　我還想到，我要感謝我的父母，在1954年雇了兩輛馬車，把全家從鄉(xiāng)下搬進城里。不然的話，我和我的子女，以及我的子女的子女，會被限制在鄉(xiāng)下，不能為民族做更多更好的事情。我也會努力，但頂多做一個被拖欠工資的民辦教師，滿臉的營養(yǎng)不良，滿臉的滄桑，滿臉的無奈。

　　逃出魔咒和死在家園

　　“人一輩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
或者要有極高的修養(yǎng)，方能廓然無累，真正的解脫。只要高潮不過分使你緊張，低潮不過分使你頹廢，就好了。太陽太強烈，會把五谷曬焦；
雨水太猛，也會淹死莊稼。我們只求心理相當平衡，不至于受傷而已�！�

　　上面這段文字，是一位叫傅雷的中國學者1954年寫在一封家信里面的。假設我們不知道他更多的事情，僅僅從這段話來看，對他也能有些初步了解：一個使用辯證思維的人，一個懂得生活哲學的人，一個心理素質較好的人，一個文學修養(yǎng)較高的人。如果這種分析也叫做文本分析的話，我們還會在同一段文本的閱讀中知道，他是一個同時受到世界現代文化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人。

　　這樣一來，我們就會為他擔心，1950年代的中國，既反對世界現代文化又反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當時的一切，都被那種政治背景搞得懸乎乎、暈乎乎、邪乎乎的。比如一首歌里唱到：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雨露滋潤禾苗壯，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傅雷卻說“太陽太強烈，會把五谷曬焦；
雨水太猛，也會淹死莊稼”，他會不會受到政治迫害？事實上，這個不合時宜的傅雷，就是在1958年被定為反社會主義右派的。那一年4月30日下午，他經歷了一年多來的幾十次批判之后，被上海作協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那天晚上他想到自殺，但不忍心拋下年幼的孩子，神情黯淡、中心搖搖地回到家里。

　　傅雷是對我28歲以前的思想修養(yǎng)有較多影響的人。我讀了他寫的《世界美術名作二十講》和《傅雷家書》，讀了他翻譯的巴爾扎克《高老頭》和丹納《藝術哲學》，也成了在別人眼里思想很另類、有點不合時宜的人。后來我偶爾被好友邀去搞個文學講座，還會提到《高老頭》里的一段精彩描述：那個開一家食宿旅店的法國老女人，總是在陌生人那里受騙，因為她無法從熟悉的人那里聽到更多的夸獎，包括對她沒有的長處的夸獎，卻可以從陌生人那里聽到。一位優(yōu)秀的作家，應該像巴爾扎克那樣洞察人們內心深處，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我想傅雷也會把他翻譯的這段描述記在心里——1934年，當傅雷的第一個兒子降生，起名為“聰”，從字面來講是耳朵的聽覺超常敏銳，從典故來講是聽到別人聽不到的聲音，也是心靈的通達。

　　傅雷自己的心靈是不是通達呢？我想了一會兒沒想出答案。

　　據說上個世紀20年代，是容易產生革命思想的年代，20歲之前的傅雷曾因為反宗教的激烈言論，被上海的一家天主教會學校開除，又因為在街頭演講和參加學潮，遭到當時執(zhí)政黨的威脅和恐嚇。1927年他到了法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巴黎大學文科聽課，同時專攻美術理論和藝術評論，這才成為一個完全的和平主義者，到他1931年回國的時候，又成了一個徹底的藝術至上主義者。有人說他有些像法國作家普魯斯特。普魯斯特從35歲開始到51歲去世，一直把自己關在書齋里，追憶似水年華；
傅雷從25歲開始到56歲去世，一直幽閉在他的書房，翻譯大師經典。我曾經為傅雷感到惋惜，從許多方面來看，如果他從事文學寫作，幾乎比中國同時代的所有作家都更為優(yōu)越，為什么就心甘情愿去翻譯總共五百多萬字的世界名著？直到上個世紀末，我才明白傅雷的巨大意義，那個世紀的中國是不產生世界一流作家的，就像原始部落里不能產生火一樣，需要普羅米修斯把火盜來，溫暖和照亮寒冷的黑夜。

　　在傅雷翻譯國外名著的早期，許多名詞的漢譯與現在不同，比如普羅米修斯的音譯，有的書里就是普羅美修士。在希臘神話里，他不僅是光明之子，也是人類的老師，教給人們滿意和幸福的知識。盜火之后，他被一條鐵鏈縛在山崖，永遠不能入睡，雙膝也不能彎曲，胸脯上還釘著金剛石的釘子。而為中華文明盜火的傅雷，也在當時引來禍患，背上所謂“親美”、“反蘇”的政治罪名，不僅讓自己受盡折磨，還要禍及兒子傅聰。

　　傅聰是個非常優(yōu)秀的鋼琴師，1955年3月，也就是我剛剛出生的時候，第五屆肖邦國際鋼琴大賽在波蘭舉行。國際比賽眾星璀璨，21歲的傅聰脫穎而出，名列第三并奪得馬祖卡最佳表演獎。這是黃種人在世界鋼琴比賽中前所未有的成就。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爾曼•黑塞在聽過傅聰演奏的肖邦作品后說，傅聰是“真正的肖邦，是華沙時的肖邦，海涅時的肖邦”。1955年之后，傅聰在波蘭留學深造，還在東歐的許多城市參加鋼琴音樂會，到1958年離開波蘭前，已演奏五百余場。

　　他在1958年離開波蘭的方式，與他的右派爸爸有關。“有其父必有其子”，有傅雷就有傅聰。傅聰在為數不多的中國留學生中成了批判對象。國內的反右運動不好擴展到國外，就把傅聰召回北京參加整風反右，實際上就是挨整，一遍一遍寫檢討，寫到合格的程度，允許他再回波蘭。隨著國內對傅雷的批判又一次升級，傅聰畢業(yè)回國的日期越來越近。面對著以后“父親揭發(fā)兒子、兒子揭發(fā)父親”的尷尬局面，面對著以后犧牲個人自由天性和藝術才華的可怕后果，他作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出走英國。那一天，傅聰悄悄地坐上飛往英國的班機，碰巧倫敦有霧，班機推遲起飛�！斑@時，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已經察覺傅聰的動向，正要采取措施，倫敦上空的霧散了，班機起飛了。傅聰還在空中，外國通訊社便已發(fā)出了關于他出走的電訊�！�

　　是逃，還是亡，這真是個問題。從此以后，他知道他被國內定為“叛國投敵分子”，給爸爸的困境雪上加霜，因而在一生中都深深內疚，但又有誰知道他的爸爸不會因為兒子逃出似乎沒有盡頭的魔劫，因為民族和世界幸存了一個杰出人才，內心洋溢著歡喜？

　　不逃，就要亡，這也是個問題。在后來的“文化大革命”里，傅雷與夫人雙雙上吊自殺，馬思聰與夫人子女成功偷渡。翻譯家傅雷是1931年回到家園的，1966年死在家園；
音樂家馬思聰是1932年回到家園的，1967年又逃出家園，至死留在異國他鄉(xiāng)。我有些驚訝地發(fā)現，那前前后后幾十年光景，很多很多的中國文學藝術家，像一棵棵白菜腐爛在潮濕、霉熱、黏滯的政治氣候里，聰明一些選擇了出逃的，文革時代只有馬思聰，更早的反右時代只有傅聰。

　　傅雷與夫人朱梅馥自殺前，沒有給傅聰留一份遺書，他們寫給傅聰的家信據說有幾百封、幾十萬字，都可以作為留給傅聰的遺書，在他的一生中發(fā)揮無窮無盡的影響。

　　《傅雷家書》收了二百多封家信，在中國以至世界愛好文學藝術的一代又一代青年人那里，發(fā)揮無窮無盡的影響。這本書出版許多年后，我的孩子到外省讀大學，我的太太就以傅雷為榜樣，要我多寫一些家信給孩子。我不過寫了一二封信�，F在已經是手機短信時代了，還有，我要說的話，《傅雷家書》基本都說過，比我說得還好。

　　文學和情人

　　我在前面說到翻譯家傅雷，如果從事文學寫作，幾乎比中國同時代的所有作家都更優(yōu)越。這種說法只是我的推斷，但不會冒很大的風險。因為像他那樣的獨立品格和深厚學識，像他那樣的廣泛修養(yǎng)和開闊視野，是文學寫作以及所有文化藝術最需要的東西。再進一步說，從那時直到現在的作家，大部分先天不足，在這幾方面都沒有優(yōu)勢。

　　對于文化人來說，許多優(yōu)勢合起來才有優(yōu)勢。記得十九世紀有一位優(yōu)秀的鋼琴家，這樣告訴她的孩子，你如果僅僅懂得鋼琴，是學不好鋼琴的。拿傅聰來說，他知道自己從歐洲幾位鋼琴前輩學到的高超技藝，遠遠沒有從他父親那里學到的深厚修養(yǎng)更重要。還是拿傅聰來說，他無法把父親對自己完美的熏陶，再完美地熏陶自己的后代，也就沒有讓后代延續(xù)自己的藝術香火。

　　繼續(xù)推斷下去，恐怕就要舉國外的例子了。

　　俄羅斯的帕斯捷爾納克，和傅雷一樣在這幾方面有足夠的優(yōu)勢，而他不僅是優(yōu)秀的翻譯家，還是優(yōu)秀的詩人和小說家。他在1890年生于莫斯科一個上層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一位有聲望的猶太畫家，母親是一位有德國貴族血統(tǒng)的鋼琴家。他們的家庭當時是莫斯科有名的藝術沙龍，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奧地利詩人里爾克和很多社會名流出出進進，讓小時候的帕斯捷爾納克在他們藝術和思想的熏陶里成長。大學時代，帕斯捷爾納克學過法律，后來又去德國學習哲學，這樣一來，他那強烈的情感與節(jié)制的理性得到了平衡。就像傅雷為傅聰描述舞臺演出時說的那番話：“感情的美近于火焰的美，浪濤的美，疾風暴雨之美，或是風和日暖、鳥語花香的美；
理性的美卻近于鉆石的閃光，星星的閃光，近于雕刻精工的美，完美無疵的美，也就是智慧之美！情感與理性平衡所以最美，因為是最上乘的人生哲學，生活藝術�！�

　　帕斯捷爾納克杰出的翻譯才能，救了他一條命。

　　我在1984年底買過一本書，是江西人民出版社的《諾貝爾文學獎金獲獎作家傳》。那時候中國剛有了一些程度的思想解放，可以小心翼翼地、有所保留地介紹那些獲獎作家了。我想那本書的編者也很有頭腦，把應該叫做《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傳》的一本好書，叫做《諾貝爾文學獎金獲獎作家傳》，故意多了一個字，沖淡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避免可能招致的風險。書中介紹1958年的獲獎作家帕斯捷爾納克時說：“在三十年代由斯大林領導的全國規(guī)模的大清洗運動中，帕斯捷爾納克曾受到了關押和審訊，但后來不知什么原因又被釋放了，據某些西方學者的猜測說這是因為他擁有將斯大林的故鄉(xiāng)格魯吉亞語的詩歌翻譯成俄語的一手好本領的緣故�！蔽矣X得這種猜測有道理，斯大林的故鄉(xiāng)會寫出一大批狂熱歌頌領袖的格魯吉亞語詩歌，需要帕斯捷爾納克翻譯成俄語，所以也需要他活下來。

　　帕斯捷爾納克又因為杰出的寫作才能，丟了他一條命。

　　1958年，他由于“在當代抒情詩和在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傳統(tǒng)領域中取得的重大成就”，成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那時赫魯曉夫大膽改革，結束了斯大林的統(tǒng)治模式，但斯大林的社會基礎還廣泛存在，斯大林時代的既得利益者還廣泛存在，這些官員的巨大能量，可能是他以后改革失敗的重要原因。獲獎的消息剛剛傳到莫斯科，各種報刊發(fā)起的批判、侮辱、威脅和咒罵鋪天蓋地而來，逼迫帕斯捷爾納克用抗議的方式拒絕領獎。共青團的一個領導人公開罵他是豬，作家協會那些高層作家決定把他從作協開除，更嚴厲的懲罰是取消他的公民權驅逐出境�？吹脚了菇轄柤{克還不屈服，那些人又想到一個更混賬、更缺德的招數，轉而逼迫他鐘愛的情人伊文斯卡婭。

　　我沒有看過伊文斯卡婭的照片和傳記。在我看到的資料里，她具有超塵拔俗的美貌，比他小22歲，是他生活中溫柔的情人和事業(yè)上堅定的伙伴。兩人結識了三年之后的1949年，官方逮捕了伊文斯卡婭，“審訊員對她連軸審訊，讓耀眼的燈通宵對著她眼睛，不讓她睡覺，一直折磨她三天三夜，逼她交待‘猶太佬’（指帕斯捷爾納克）的反蘇言行�！贝撕笏凰瓦M勞改營以至流產，直到斯大林死了才放出來。1958年10月，面對獲獎招致的種種迫害，伊文斯卡婭對帕斯捷爾納克忠貞不二，預言《日瓦戈醫(yī)生》遲早會被蘇聯人民接受，并挺身而出，把小說送到西方出版的責任都攬在自己身上。

　　帕斯捷爾納克不怕槍斃不怕驅逐，但不能不怕他的情人再受傷害，只能拒絕接受那份世界最高文學獎，并在官方寫好的悔過信上署名拿去發(fā)表。此后這對情人也很難見面，甚至無法互通消息。一年半以后，帕斯捷爾納克病死，他的太太不許伊文斯卡婭同他最后告別。伊文斯卡婭只能在門前站了一夜，為她的情人守靈。送葬那天，她在人群后面遠遠望著徐徐向前移動的靈柩，大悲大痛，昏倒在地。緊接著她又被官方逮捕，因為向國外傳遞《日瓦戈醫(yī)生》的手稿被判刑四年。其實更重要的是，她本身就以《日瓦戈醫(yī)生》里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參與了小說的形象塑造。很多年以后，我看到一張影碟，是那部獲得1966年第38屆奧斯卡獎的十項提名五項大獎的《日瓦戈醫(yī)生》。像同名小說一樣，影片運用史詩般的宏大敘事，展示蘇俄人民將近半個世紀的巨大苦難，一次又一次，擊中我的情感。電影中的拉娜，眼睛很漂亮，但在我眼前晃動的，一直是伊文斯卡婭的那雙我沒有見過的眼睛。

　　說到《日瓦戈醫(yī)生》那部電影，我還想到，剛剛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移居國外多年的一位大學同窗，非常喜歡帕斯捷爾納克，想把那部電影的影碟和小說的中文全譯本寄給我。其實那時候中國的政治空氣寬松多了，很多地方能買到那部電影的DVD，我的書架上早就有那部小說的全譯本。只怪我們國家類似自我封閉的病態(tài)仍一定程度上延續(xù)著，以前落后了多少，外面不知道；
現在進步了多少，外面也不知道。

　　現在我想承認，我雖然很早就買了那部小說，但一直沒有認真讀過。在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里，中國翻譯出版的國外小說，大部分是蘇聯人寫的，其中大部分是革命現實主義的作品（這種邏輯分類可笑極了，與此相對的應該是反革命現實主義）。我知道翻譯過來的也有好作品，但我不喜歡讀蘇聯小說，就像我不喜歡把一個飯碗里面的一多半沙子挑出去，再把一少半米飯吃掉。

　　大約在1988年，也就是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獎三十年以后，《日瓦戈醫(yī)生》深刻影響了我以外的一小部分中國知識界——他們面對帕斯捷爾納克沉入認真的思索，還想提出和解答一個問題：“俄羅斯作家為什么比我們走得更遠？”

　　這一問題確實重要，但這一問題本身也有問題，至少是提得早了一些。帕斯捷爾納克走出去幾十公里了，我們不過剛剛作出起步姿態(tài)，甚至還沒有從錯誤的方向轉到正確的方向上來。

　　當時更需要解答的問題，在我看來，應該是“俄羅斯作家為什么比我們走得更對？”

　　看電影和買電視

　　以往的閱讀經驗告訴我，比較輕松的寫作是那種把故事拉長的寫作，比如手里有一個精彩故事，寫成幾十個小時的電視劇劇本，要比一個多小時的電影劇本更加容易。于是我就想，按照我對1958年已有的那些回憶，如果不是特意和刻苦地節(jié)制，很容易寫到成一部厚一些的書，就像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

　　再節(jié)制一下，等到描述了那一年的電影和電視之后，就要結束我在那一年越來越放縱的時空之旅，順便結束我在那一年越來越強烈的痛苦感受。

　　就在幾天前，小江導演的《電影往事》，又讓我想起1958年的露天電影院。那時候全國像一頭發(fā)狂的公牛，沒有理智，只有激情。電影工作者也不能例外，也要出成績放衛(wèi)星，就把庫房里的35毫米、16毫米以及更小毫米的放映機，把相關的配電盤和擴大器，統(tǒng)統(tǒng)搬了出來，一夜接一夜地放映露天電影。

　　1958年的中國，與1905年的美國有些相似。1958年的中國有來自鄉(xiāng)下的幾百萬農民涌進城市，1905年的美國突然增加了來自歐洲的幾百萬移民，同樣像發(fā)狂的公牛，四處奔突，尋找發(fā)財的方向。那時候電影剛發(fā)明不久，美國只有十家電影院，在這些移民的刺激下，到1909年就有了一萬多家，清一色的低檔影院，循環(huán)放映，只收一枚最小的五美分鎳幣。遍布各個城鎮(zhèn)的電影院，幾乎成了移民遮蔽風雨的家園。

　　還有一點，與中國相似也不相似。那時的美國，優(yōu)先生產了大批普及宗教知識和社會道德、提倡個人奮斗和協作精神的影片，通過他們喜歡的娛樂方式，通過在他們心里的潛移默化，把電影院當成為移民提供必須教育的學校。效果應該是好的，他們很快提高了個人素質，融入了美國社會。美國好像很看重電影的教化作用，據說引進中國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版權時，一定要導演改成大團圓結局，他們的理由是不能讓觀眾帶著沮喪的心情走出電影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定要帶著陽光般的笑臉。而改朝換代之后的中國，正在強力推行一種全新的政治思想和社會觀念，需要利用包括電影的一切宣傳手段，把它們迅速裝進工人和農民、成人和孩子的大腦，比如改朝換代之前的社會多么痛苦，對舊時代的人和事情要極端仇恨，對新時代的領袖要感恩和歌頌，要犧牲個人利益完成國家利益，等等。那時的中國，蓋不了那么多電影院，最快的辦法，就是放露天電影。

　　現在我還記得第一次看露天電影的情景。那天爹媽在工廠加班，很晚才能回來。天還沒黑以前，我的大哥就把簡單的飯菜做好，讓兄弟幾個趕緊吃完，趕緊去廣場上占個好地方，等著露天電影開演。那時候城里的空氣可比現在干凈多了，我們抬起頭來，能看見晚霞慢慢變得暗淡，接著看見夏夜的天空很漂亮的顏色，像孔雀肩部那種純凈的藍。

　　那天我們幾個去得很早，橫著一排四個小板凳，占了正中間的地方。沒想到放電影的人來了，要在我們坐的地方架設機器。沒辦法，別的地方坐滿了人，實在擠不下了，最后在銀幕后面坐了下來�？雌饋硎裁炊家粯�，只是動作不大對勁兒。那場左右顛倒的電影留給我很深印象，讓我以后仿照軍人的姿勢敬禮，一次又一次，總是習慣地舉起左手。

　　那一年我和三個哥哥看了數不清的電影。有的電影看了好幾遍，重要的臺詞都能背下來，閑著的時候就你一句我一句地用那些臺詞對話，當作一種游戲。我記得看過1958年新拍的《英雄虎膽》《狼牙山五壯士》《永不消逝的電波》《古剎鐘聲》《長空比翼》《花好月圓》《黨的女兒》，還看過前一兩年拍的《邊寨烽火》《戰(zhàn)斗里成長》《女籃五號》《五更寒》《地下尖兵》《激戰(zhàn)前夜》《羊城暗哨》《柳堡的故事》《蘆笙戀歌》《鐵道游擊隊》《上甘嶺》等等，還有幾部蘇聯影片，名字很怪，當時就沒有記住。

　　有一次看電影的時候，不知誰家的淘氣小子往人群里扔了一個硬土塊，砸在一個八九歲女孩的腦袋上，把她的大腦砸壞了，只好退學回家。過了幾年，那個傻女孩又遇到了強奸，以后的一生都很悲慘。對于這件事情，也可能是我記得不準，或者發(fā)生在別的什么地方，或者別的什么地方都會發(fā)生。但我后來知道了一件事，就在1958年，法國作家雨果的《悲慘世界》出了彩色影片，在世界上已經近二十次改編成電影。我就想起那個女孩以及許多個女孩，她們比《悲慘世界》的男主人公還要悲慘，我就想到她們的苦難，其實是更廣泛意義上的人類的苦難。

　　以后的幾年，露天電影放得比較少了，慢慢變成每年只有三五次。我們那里的露天電影，斷斷續(xù)續(xù)地放映到1970年代，大部分是國產的革命電影，小部分是同類型國家的革命電影。當時有一個民謠，形象又生動，概括了那些電影的風格：“朝鮮電影又哭又笑，羅馬尼亞電影又摟又抱，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
越南電影飛機大炮，中國電影新聞簡報�！�

　　民謠里說的《新聞簡報》，是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拍攝的新聞短片，每一期由幾部短片構成，主要反映政黨領袖、國家領導的活動，表現最新的政治運動、工農業(yè)生產和軍隊訓練。那個電影廠拍過1958年糧食畝產十幾萬斤的紀錄片，本來很荒誕的一個虛假事件，拍得和真的一樣，欺騙了普天下的民眾。那時候不管是電影院還是露天電影，在正片放映前都先放映一兩期《新聞簡報》，所以晚去半個小時都不怕漏看了電影開頭。

　　那時候在中國大陸，《新聞簡報》成為報紙以外最重要的宣傳途徑，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1958年之前中國大陸沒有電視臺，二是1988年之前中國大陸沒有普及電視機。中央電視臺的前身是北京電視臺，開播于1958年9月。在開播的幾個月之前，中國大陸才匆匆制造出第一臺黑白電視機。開播時候的北京，那么大的一個首都，那么多的中央首長，只有二十多臺黑白電視機。有些荒誕可笑的，是那時的平民根本享受不到電視節(jié)目，但中央電視臺已經開始把對平民進行政治教育，作為自己堅定不移的正確方向——他們用直播方式播出的第一部電視劇《一個菜餅子》，就類似于對平民進行憶苦思甜教育的政治題材。那年9月播出的另一部電視劇《黨救活了他》，除了表現黨的救命之恩，還有批判資產階級醫(yī)學觀點的內容。

　　很多年以后，我和中央電視臺有了各種接觸，有了一些在那里工作的朋友。那里確實有一批優(yōu)秀的電視人。我看過關于《中央電視臺的第一與變遷1958—2003》一書的介紹，上面有些夸大地說：

　　四十五年風雨兼程,中央電視臺由蹣跚學步到逐漸成熟,有一種精神貫穿始終——開拓創(chuàng)新。

　　懷著對黨的宣傳事業(yè)的忠誠，對電視事業(yè)的高度責任感、使命感，中央電視臺所凝聚的一批優(yōu)秀電視人勇于創(chuàng)新，善于創(chuàng)新，用智慧的結晶成就著文化的精品。于是便有了這沉甸甸的一本《中央電視臺的第一與變遷》。

　　我說這本書夸大，是因為有一種邏輯上的語病。在這里，一切工作都離不開對宣傳事業(yè)的忠誠，那么，如果在某些時候，他們的創(chuàng)新與忠誠矛盾，他們的智慧與忠誠矛盾，他們的文化精品也與忠誠矛盾，毫無疑問，他們只能留下忠誠，舍棄創(chuàng)新、智慧和文化精品。在我看來，說這些話的人，一旦到了垂垂老矣、人之將死的時候，回首電視往事，很可能沒有內心的驕傲，只有內心的羞辱。

　　1958年，中國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那一年世界杯足球賽第一次電視直播，億萬觀眾看到了17歲的少年貝利首次亮相世界杯的永恒風采。他在決賽中挑過一名瑞典后衛(wèi)，凌空勁射得分，奪冠后又伏在隊友迪迪的肩膀上動情哭泣。許多中國球迷會記得1958年他們無緣看到的世界杯，僅僅因為從1958年起，中國足球開始了走向世界的征程，但是在那屆預選賽中小組未能出線。

　　剛才說到電視機在中國的普及，是中央電視臺開播三十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我這種說法的直接依據，是那年我買了第一臺電視機。那時一臺18英寸的彩色電視機要賣人民幣2800元左右，而我大學畢業(yè)后的工資，每月才五十多元，需要付出五年的全部收入才能購買。實際上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一種很殘酷的被剝削、被掠奪。本來想在1987年初買的，家里錢不夠，算了吧，別借錢了。到了1988年初，錢攢夠了，電視機的價格又漲了幾百元，只好狠一狠心，借錢也要買。最后到臨近的城市找門路，要到一張電視機購物票，買了一臺坐著火車回家。我能買到電視機，應該算是電視機在中國普及了，據我的觀察，那時大概普及到城市里二分之一以上的家庭。

　　我知道對于很多人和很多事情來說，重要的是時間。但對于我的回憶來說，不重要的也是時間，因為時間可以分割又不可以分割，因為時間在人的回憶里是個整體。比如說，1958年沒有說到的一些重要事情，很可能與以后的歲月息息相關，在以后可以慢慢敘說。

　　1958年的話題，就到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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