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的悲哀與人的悲哀

　　大概是受到我所在星座的影響，我的想法飄忽不定，上下飛舞，常常出現(xiàn)一些奇怪的聯(lián)想。有時候，我也說不清楚，這些聯(lián)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這些聯(lián)想的意義到底在哪里？

　　這幾天偶然看到一張報紙，寫到麻雀已經成為受法律保護的動物：北京一位“白姓男子自制餌料毒殺600只麻雀，被大興法院以非法狩獵罪判處1年徒刑”。放下報紙，我就想到：假如按照殺死600只麻雀坐牢一年來計算，殺死20億只麻雀，豈不是坐牢300多萬年？

　　殺死20億只麻雀的事情，在中國確實發(fā)生過了。當時報紙說，中國有95%的人參與了剿滅麻雀的人民戰(zhàn)爭，上至105歲，下至5歲。據(jù)說，在1958年3月至11月上旬，全國捕殺麻雀19.6億只。

　　我喜歡麻雀。

　　那年春天，我騎著一只四條腿的小板凳，在自家的院子里跑來跑去，唱著從劉小燕學來的兒歌：小板凳，四條腿，我給奶奶嗑瓜子。奶奶嫌我臟，我給奶奶搟面湯。面湯里面加點油，奶奶樂得直點頭。我的奶奶在我爹10歲的時候得病死了，我對奶奶的認識也是從劉小燕那里學來的。奶奶給她嗑瓜子，給她搟面湯，所以她就愛笑，圓圓的臉蛋兒笑得很好看。我記得，她來過幾次就不來了，她的爹是橡膠廠的書記，我爹是橡膠廠的廠長，兩個爹可能是吵了架。后來我才知道兩個爹確實有了矛盾，才知道劉小燕是我這輩子喜歡的第一個女孩。

　　我的伙伴兒就剩下我們家里的幾只麻雀了。我們北方的孩子把麻雀叫做家雀兒，因為這種小鳥是一種與人類伴生的鳥類，終生在人類左右。它們特別忠實，吃苦耐勞，不像燕子每年都飛走，鴿子常常會串窩；
它們聰明機警，酷愛自由，雖然和人特別親近，但決不會被人類馴服為鳥籠里的玩物。我的哥哥們曾經在冬天的院子里掃開一小塊積雪，放一點糧食，把家雀兒引誘到大草帽下面，猛地一拉繩子扣在里面。那只家雀兒關在籠子的一兩天里，面對它喜愛的黃澄澄的小米，雙眼緊閉一動不動，既不掙扎也不哀叫，直到英勇就義。

　　剛才我說到我們家里的幾只麻雀，其實是住在我家屋檐瓦縫里的幾位小小鄰居。我在院子里騎板凳的時候，它們唧唧喳喳地唱我聽不懂的歌曲，唧唧喳喳說我聽不懂的事情，卻從來沒有落在我伸出的手上。

　　在我所有的記憶里，僅僅抓住過一只麻雀。那是在我中學畢業(yè)幾年之后一個夏夜的夜晚，我趴在市郊火車線路北側的大柴堆上，那柴堆是我所在的機械廠用收購來的荊條垛成的。那是一個爽朗的夜晚，滿月靜靜地放送著光華，天空和大地清澈如水，有一種幽香的味道讓我陶醉。這時就有一只小鳥落在我的前面，不驚不懼地盯著我看。在那樣的情境里，無論是小鳥還是我，都與身外的自然融合在一起。我輕輕把它抓在手里，它沒有躲避沒有掙扎，還是不驚不懼地盯著我看。

　　那是我可以零距離觀察麻雀的惟一機會。它的眼睛在月光之中略微發(fā)藍，圓錐形的小嘴向下彎出漂亮的弧線，板栗色的背部有幾道黑色條紋。還有，它肩部的羽毛是褐紅色的，應該是一只雄鳥。

　　一分鐘之后，小鳥向月亮那邊飛走了。

　　雄麻雀肩部的羽毛是褐紅色的，雌麻雀肩部的羽毛是橄欖色的，應該不會錯。這是我從一本很舊的鳥類常識讀物上看到的。那時出于一種我以后會說到的特殊的緣分，我讀到許多別人讀不到的書，包括一本帶插圖的古希臘神話，里面寫到了掌管愛與美的女神，名字叫阿弗洛狄忒，喜歡桃金娘樹，喜歡麻雀與天鵝。

　　在另一本書里，我讀到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一篇散文詩《麻雀》，寫得很短卻很動人。我曾經工工整整地抄過好幾遍，能夠流利地背誦下來：

　　我打獵歸來，沿著花園的林陰路走著。狗跑在我前邊。

　　突然，狗放慢腳步，躡足潛行，好像嗅到了前邊有什么野物。

　　我順著林陰路望去，看見了一只嘴邊還帶黃色、頭上生著柔毛的小麻雀。風猛烈地吹打著林蔭路上的白樺樹，麻雀從巢里跌落下來，呆呆地伏在地上，孤立無援地張開兩只羽毛還未豐滿的小翅膀。

　　我的狗慢慢向它靠近。忽然，從附近一棵樹上飛下一只黑胸脯的老麻雀，像一顆石子似的落到狗的跟前。老麻雀全身倒豎著羽毛，驚恐萬狀，發(fā)出絕望、凄慘的叫聲，接著向露出牙齒、 大張著的狗嘴撲去。

　　老麻雀是猛撲下來救護幼雀的。它用身體掩護著自己的幼兒……但它整個小小的身體因恐怖而戰(zhàn)栗著，它小小的聲音也變得粗暴嘶啞，它在犧牲自己!

　　在它看來，狗該是多么龐大的怪物啊!然而，它還是不能站在自己高高的、安全的樹枝上…一種比它的理智更強烈的力量，使它從那兒撲下身來。

　　我的狗站住了，向后退了退……看來，它也感到了這種力量。

　　我趕緊喚住驚慌失措的狗，然后我懷著崇敬的心情，走開了。

　　是啊，請不要見笑。我崇敬那只小小的、英勇的鳥兒，我崇敬它那種愛的沖動和力量。

　　愛，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懼更強大。只有依靠它，依靠這種愛，生命才能維持下去，發(fā)展下去。

　　我還知道，屠格涅夫這篇《麻雀》的中文版本，是大名鼎鼎的巴金翻譯的。巴金活了101歲，被稱為20世紀中國杰出的文學大師、中國當代文壇的巨匠，但在我看來，由于他的政治理想一直高于文學理想，影響到他的語言能力一直馬馬虎虎，從來沒有寫過像他翻譯的屠格涅夫《麻雀》那樣深刻和優(yōu)美的作品。我們還可以說，他從屠格涅夫那里沒有學到一位文學大師的胸襟和良知。舉例來說，如果俄國政府號召打麻雀，屠格涅夫會奮起反對，但中國政府號召打麻雀， “作家巴金捧著一個銅盆，在草地上敲了整整一個下午。做事認真的巴金，打麻雀都不偷懶�！� 那是在1958年初春的一天，當時巴金已經54歲，已經過了知天命之年，應該知道自己是誰，應該干些什么，不該干些什么。

　　在同樣的事情上，在同樣的時代里，巴金還比郭沫若強了好幾百倍。身為中國文聯(lián)主席、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的郭沫若，在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報》上竟然發(fā)表了一首詩歌《咒麻雀》：“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塌下來你不管。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刮。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你真是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后方使烈火烘。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在1958年4月的北京，一場人與麻雀的大戰(zhàn)持續(xù)了三天，總共消滅麻雀四十萬一千一百六十只，很多地區(qū)已經看不到麻雀。據(jù)《人民日報》報道：

　　中國科學院有兩千多科學家和工作人員參加了戰(zhàn)斗。鳥類學家鄭作新一面指揮一面轟趕�？茖W家華羅庚、錢學森等今天早晨不到五點就帶著“武器”進入了“戰(zhàn)區(qū)”。

　　這位鄭作新先生也和華羅庚、錢學森一樣，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學術影響。他出生于1906年，福建長樂人。據(jù)我看到的資料介紹，他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國際著名的動物學家，中國鳥類學界泰斗，也為世界鳥類學研究與保護做出了卓越的貢獻，被世界的鳥類學界譽為一代宗師。

　　可是在1958年中國人雀大戰(zhàn)的前二年，也就是1956年1月8日，《人民日報》有鄭作新撰寫的文章《麻雀的害處和消滅它的方法》。

　　文章稱經其試驗，一只體重約六錢多的麻雀，每天所吃的谷子約二錢，為它體重的四分之一強。根據(jù)這個數(shù)字推算，每只麻雀一年中消耗谷物約四斤�！@個著名的推算，我相信是根據(jù)國家決策者的指示精神試驗出來的，但又為那場對麻雀的整體屠殺提供了所謂的科學依據(jù)。

　　文中介紹了消滅麻雀的方法，“常見的有用鐵絲夾、鐵絲籠捉，用張網或拉網捕，用篩子、竹篦或木板扣，用彈弓或鳥槍打，用膠粘或用毒餌誘殺等等的方法�！敝攸c介紹了手捕法、毀巢法、巢箱誘殲法等三種簡單易行的方法。

　　文章結尾強調：“消滅麻雀是一個群眾性的工作，必須發(fā)動和組織群眾去做，并且要堅持下去，才能大量地殲滅麻雀，達到消除雀害的目的�！�

　　看這段文章的時候，我已經知道鄭作新1930年前在美國讀完博士，并且以相當優(yōu)秀的成績引起世界矚目。突然我就迷惑起來，寫過這樣文章的人，也算“為世界鳥類學研究與保護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20億只麻雀的鮮血在我眼前又蔓延開來，接著流淌成河。這時候，除了希望那些骨頭不硬的人不要從事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之外，我連一絲一毫的感慨也沒有了。

　　鞍山的工廠和新來的雷鋒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要論當時在中國最有名氣的城市，有時是北京，有時是鞍山，別的城市統(tǒng)統(tǒng)排在后面。

　　我這樣說，是有1958年地圖出版社編制的《民兵訓練圖冊》為證。如果翻到四幅國內形勢圖中的《人民公社好》，你就會讀到一首詩歌：“全社面貌像蘇聯(lián)，工廠林立像鞍山，蘋果結得賽西瓜，棉花桃兒像鵝蛋，鯉魚長得比船大……”其中的“全社”指的是河南省遂平縣崦岈山衛(wèi)星人民公社，他們要在1958年下半年建設工廠1000個。鞍山是他們（以及全國各地）學習的榜樣，并且能和蘇聯(lián)相提并論，可見其在中國所有城市中的崇高地位。

　　那種地位的基礎，是那些到處冒著黑煙、到處降落粉塵、到處飄出汽油味兒的工廠。它們在鞍山遍地都是。

　　現(xiàn)在的鞍山，恐怕只有幾位70歲以上的老工人，還記得那些令他們驕傲的日子了：1958年6月14日，鞍山試制成功我國第一臺100馬力的拖拉機和推土機，型號都是紅旗80。當年7月24日，拖拉機轟轟隆隆地開進中南海，向黨中央?yún)R報。

7月28日，朱德同志特意為鞍山題寫了廠名：鞍山紅旗拖拉機制造廠。在那幾年，每當天安門廣場舉行國慶慶典，就會出現(xiàn)紅旗牌拖拉機高大威武的身影。據(jù)說，雷鋒在鞍山工作的時候，最早駕駛的是蘇聯(lián)生產的斯大林八十推土機，后來就用上了中國生產的紅旗牌推土機。更大的工廠是鞍鋼，也就是雷鋒工作過的工廠。那時候的鞍鋼，不僅是新中國的鋼鐵搖籃，也是新中國國營企業(yè)的龍頭老大。1958年的職工人數(shù)已經超過了10萬人。但是還不夠，還要再擴大。他們招工招到了湖南省的望城縣，雷鋒就跟著來了。雷鋒原來所在的團山湖農場就要改為人民公社，他的拖拉機手很難再當下去。

　　雷鋒來的那天是1958年11月15日，鞍山剛下過一場雪，一夜之間全變成白色，包括鞍鋼化工總廠煤場的黑色煤堆。碰巧煤場的主任也姓白，就在那個白色的煤堆前面，和剛來的雷鋒見了面:“你在農場開拖拉機每月工資多少？”“32元。”“你知道在這里學徒，每月工資多少？”“我沒問過，不曉得�！薄拔腋嬖V你，在這里學徒每月只有22元，比農場少拿10元，你不怕吃虧？”“吃虧？不，我不是為錢來的�！� “那你大老遠地到鞍鋼來為什么？”“為了煉鋼嘛，為了1070嘛！”——1070萬噸鋼是中央為1958年確定的全國鋼產量。

　　這段對話摘自《我的好徒弟雷鋒》，作者是雷鋒學開推土機的師傅，姓李�？磥砝顜煾档幕貞浭潜容^可信的，但是和雷鋒自己寫的文章《我學會了開推土機》參照著看，就在關鍵的地方出了問題——雷鋒在那里幾次提到的是1800萬噸鋼，他是為了1800萬噸來的。據(jù)我了解，從全世界的范圍來看，關鍵的地方能夠被掩飾、被修改、被編造、被用作欺騙，非關鍵的地方也一樣能夠被掩飾、被修改、被編造、被用作欺騙。那些年月里，中國的宣傳機構任意改變一切已經成了習慣，還有什么文字是可以信任的呢？當然，由于他們的疏忽、慵懶或低能，在關于雷鋒的宣傳中，就有類似的許多矛盾和漏洞（包括雷鋒在1962年的死因），需要以后不斷地修改與補充，一次比一次順暢一些。

　　在以往的宣傳里，有一些數(shù)字始終沒有改動或不需要改動，始終被大家接受，但不等于就沒有問題。

　　比如說雷鋒的獲獎情況。

　　只在鞍鋼工作了不到一年零兩個月的雷鋒，1次被評為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3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5次被評為標兵，18次被評為紅旗手。其實這也挺讓人奇怪的，一是標兵、紅旗手、積極分子、先進工作者都是同義反復的概念，鞍鋼怎么就愛做這些重復性的工作？二是怎么才能讓一個小徒工獲得槍林彈雨般密集的榮譽，平均十多天被評上一次？三是如果這些都是真的，那么在雷鋒努力工作之外，別人都是怎樣干活兒的？

　　為了搞清楚第三個也是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我找到一些被宣傳機構回避的資料，看到了我不愿意看到的另一面事實。在全國一片你追我趕、先進經驗每天爆出的大躍進年代，放不出“衛(wèi)星”就是保守、落后、右傾，就會危及當?shù)攸h政領導的政治前途。所以，1958年的鞍鋼，在工人中普遍開展了“獻工”、“獻點”活動——就是動員工人發(fā)揚共產主義精神，“主動”、“自愿”延長工作時間。同時呢，還開會動員人們減少勞動報酬，“主動”、“自愿”給國家節(jié)省更多的資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比如，在雷鋒來到鞍鋼的1958年11月，原先實行計件工資的27個廠礦，已有24個取消或準備取消計件工資和津貼，這樣一來，就有約占總數(shù)三分之二的鞍鋼生產工人，減少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工資收入，而他們延長的勞動時間，根本就無法統(tǒng)計。那時的工資制度是最低限度的生存工資制度，一旦減少了許多工資，他們和他們家庭的生存就很慘了。

　　工人不是有工會嗎？怎么就不替工人說話呢？記得我在讀大學之前，在一篇批判文章里看到被批判的布哈林的一個觀點。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建立蘇聯(lián)不久，布哈林說過的一句話足以讓他被槍斃許多次。那句話的大意是：工人階級能奪取政權，卻不能執(zhí)掌政權，之后會從工人階級里面分化出一個新的階級，在工人階級的頭上執(zhí)掌政權。我知道在中國有著工人運動光榮傳統(tǒng)的上海，1957年5月下旬還有30多家工廠的工人上街請愿，但隨后發(fā)生了超大規(guī)模的打擊“右派分子”、“反社會主義分子”運動，工會的職能就順理成章地轉變，由代表工人群眾的利益，變成代表管理工人群眾者的利益。

　　1958年的鞍山，曾經有勇敢的工人創(chuàng)造了帶著高壓電作業(yè)的人間奇跡，但不會再創(chuàng)造帶著高壓政治作業(yè)的人間奇跡。雷鋒帶著高昂的理想踏進鞍山不久，鞍鋼的生產開始顯現(xiàn)危機，原材料、電力嚴重緊張導致生產時斷時續(xù)。到了1959年2月，鞍鋼三個軋鋼廠被迫停工，其余幾個主要軋鋼廠也只能開兩班。更為嚴重的是：由于1958年一年大量的獻工、獻點，許多工人吃住在車間，已經疲憊不堪，很難再堅持下去了；
由于取消計件工資、津貼減少了工人收入，加之糧食和食品困難，工人體力急劇下降，生產事故接連發(fā)生。據(jù)說鞍鋼領導想出了一條妙計：每天向所有工人免費提供一頓大鍋飯，作為取消津貼和計件工資的一種補償。幾年前，我在一家小飯店里吃飯，鄰座是一位黑紅臉膛的老人。他指著面前的飯菜說，現(xiàn)在好哇，58年那年（鞍山的老工人常常把挨餓的1958—1960年統(tǒng)稱為58年那年），我在鞍鋼高爐干活吃不飽啊，廠子里給一頓飯，開始時候還挺好，后來就不行了。我就問怎么不行，他又說，一頓飯喝好幾大碗小米稀粥，肚子撐得溜鼓，兩潑尿就撒出去了，還餓。我又問，那怎么干活兒呢？他說，干啥活兒��？吃啥飯，干啥活兒；
小米飯，大仰殼兒。見我有些迷茫，他補充說道，大仰殼兒，就是躺在那塊兒歇著唄。按照老工人的說法，58年那年，還有不少新進廠的工人吃不了那份苦，更害怕出工傷事故，私自卷起鋪蓋卷兒，跑回農村老家了。

　　相比起來，那時候的雷鋒是最幸運的了。他是個孤兒，所有的工資一個人享用，不像同來的湖南老鄉(xiāng)要把大部分的工資寄回去養(yǎng)活老人孩子。特別是鞍鋼的一條土政策，把從技術熟練工人身上刮下來的錢補到非熟練工人身上，在全國首先大規(guī)模縮小了貢獻不同者之間的工資差距，讓雷鋒確實受益不小。轉到弓長嶺鐵礦后，他每個月能開到五十多元，能有錢買皮鞋、皮夾克、料子褲、進口表了。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別人都又累又餓，不能干也不想干活的時候，雷鋒又能干又想干，不一定就是和鞍鋼的工人階級唱反調兒對著干，而是他的幸福感和樂觀精神給他帶來了那么多榮譽。還有一條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南方人到北方來發(fā)展，吃苦耐勞又不計報酬，和到美國發(fā)展的墨西哥人有些相似，所以當年鞍鋼要不遠千里去湖南招工，看來是招對了，起碼招來了一個偉大的雷鋒。

　　雷鋒來鞍鋼的時候才18歲，個子矮矮的，身材瘦瘦的，一副娃娃臉，梳著劉海頭，很精神很聰明也很可愛。一次廠里的女青年演出高蹺秧歌，雷鋒混在其中扭啊，浪啊，把一些老工人看得迷迷糊糊。他的文藝和文化功底都不錯，寫過和發(fā)表過詩歌散文，在鞍鋼還兼任職工夜校的業(yè)余教員，教工人語文。還有就是他能熟練和標準地使用報紙上的官方語言，政治覺悟遠遠高于鞍鋼的普通工人。

　　那時候還是階級斗爭年代，政治決定一切。1958年的新觀點，是把過去留下的知識分子劃到資產階級一邊，再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劃到剝削階級一邊。鞍鋼的老技術人員多，對階級斗爭當然要重視。由于大躍進以后干活累、工時長、工資少，出身好的工人也紛紛出了問題，他們的工作熱情降低，還有說不完的牢騷怪話，前面提到的“吃啥飯，干啥活兒；
小米飯，大仰殼兒”，很多人都抑揚頓挫、理直氣壯地說過。據(jù)一篇資料說，那時候的鞍鋼采取了三種辦法：1.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大躍進的懷疑和動搖；
2.在所屬各廠礦設立肅反機構，開展肅清反革命的斗爭；
3.對一般工人根據(jù)思想和政治表現(xiàn)進行“排隊摸底”�，F(xiàn)在想來，如果我看到的資料基本準確的話，鞍鋼把中國1949年以后對社會知名人士、知識分子、民族工商業(yè)者摸底排隊的做法，拓展到一般工人那里去了，實在是我們城市的一大創(chuàng)舉，應該在新中國政治運動的“光榮榜”上留有顯赫的名字。

　　但那段歷史已經封存起來，不會輕易向我們打開。好在還有一些意外的線索，比如鞍山出過共產主義名人雷鋒，他在1960年11月的一次憶苦思甜報告里，說起了在鞍山時候的一件事，為當時的鞍山留下了一段嚴酷的記憶：

　　廠里開展社教以后，一次工會副主席對我說：“工廠是集體的，你不要那么認真，要注意身體。”那天我睡不著覺想不通，他是工會主席為什么這樣？又過了幾天，他又找我談：“小雷，工廠大鳴大放，叫大家提意見，你要放就放幾條，過去舊社會什么東西都有賣的，有魚肉，現(xiàn)在什么也買不到�！蔽蚁朐谂f社會吃魚肉的是地主，窮人哪吃得起呢！心里對他有意見，但是不敢對他提意見，他是工會副主席。李書記說大鳴大放要站穩(wěn)階級立場，聽黨聽毛主席的話，我看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我就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工會副主席進行了分析，看到他不是我們的人，我就將情況向李書記反映了，李書記要我以后注意他的言行。有一次在廁所，他又對一個新工人說過類似的話，我聽了很氣憤，又馬上報告了黨委。后來經過調查才知道，他是一個混進黨內的異己分子，當過土匪。后來（他）被開除了黨籍，進行勞動改造。這件事對我教育很深。

　　大食堂?搖共產風

　　上一個周末，好像是進入這個冬季最冷的一天，我正走在撫順這個據(jù)說遼寧省最冷的城市。前面不遠就是一家小旅店，住宿的客人幾乎都是我認識或不認識的親屬。說來他們都是我的姻親，再準確一點說來，是我孩子姥姥家的親屬。

　　每隔三兩年，他們總會從各地趕來，相聚在一個特別的日子。每次相聚的內容雖然不同，或者新生，或者婚嫁，或者壽宴，或者葬禮，但結束的方式從來不變，都是幾十個人開一個家族會議，重復和提倡他們的傳統(tǒng)：對老人要孝敬，對孩子要關心，對知識要尊重，對工作要認真。

　　那天吃奶的時候——對不起，敲錯了鍵盤，應該是吃飯的時候，他們其樂融融地說著說著，就說起以前的事情來了。年齡最小的姨說，早先的時候，一個大家庭生活在一起，28個人同吃一鍋飯一鍋菜，是1958年分的家。

　　為什么是1958年分的家？我問。

　　分家以前是什么樣子呢？我又問。

　　分家以后的生活好過了么？我又追問。

　　其實，他們生活經歷我已經知道了一些，但由于我的《自傳與公傳》剛剛寫到1958年，就對他們在1958年分家的事格外關心，想訪問到更多的細節(jié)。

　　東邊是丘陵，西邊是平原。那個村莊離太子河很近，站在稍高一點的地方，甚至可以看見河水在太陽底下的反光。進了村子不遠，就有一個很寬闊的四合院落里面，大大小小12間房子，住著他們一家大大小小28口人。

　　小姨那一輩兒人兄弟5個，姊妹10個，總共15個兄弟姊妹，他們不是同一個父親的后代，是同一個爺爺?shù)暮蟠�。特別有意思的，是其中的5個叔伯兄弟，各自成家后生育的子女總數(shù)，不多不少也是15個，可見整個家族有一種遺傳復制的本能。如果我們放大了說，具有這種堅定不移的遺傳復制的本能的，可能是整個民族，也可能是整個人類，還可能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種群。

　　就說這個叫做中華的民族吧，很早以前是個以農耕社會為主體的封閉結構，最重要的事情是在祖輩居住的土地上種植糧食，并且認真地守護它們，不被那些揮舞馬刀的游牧民族掠奪。這件事情持續(xù)了幾千年之久，構成了一個民族的歷史和性格。從另外的視角來看，這個民族又細分成一個一個的家族，組織生產，抵御災害，在平原、丘陵、高山，以及各種嚴酷的條件下都能生存。還有，他們一般不反對京城里的皇帝，那個從沒見過面卻把他們打下的糧食拿走十分之一左右的人，就像現(xiàn)代的小商小販不反對黑社會一樣，以為交一些保護費十分正常。

　　說到農耕社會，就必然說到農民群體。他們只想安守本分，自食其力，很少關心更重要的事情。1949年改朝換代，一個熟悉又陌生的年代開始了。1952年底以前，農村的土地重新分配，對于農民群體來說，這是他們聽說過的事情，歷史上許多次改朝換代之后都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再分配，可是用不了很多年，零散的土地又會集中到能吃苦、有經驗、會管理的那部分農民手里，失去土地的人再次成為那部分農民的雇工。但時代不同了，意外的事情在1954年以后陸續(xù)發(fā)生，首先是通過成立初級社和高級社，分給農民的土地以及農民原有的土地，全都歸了集體。從有些學者關心的角度來看，這樣一來，所有農民的身份都成了集體的雇工，所有農民的勞力都成了集體的財產。

　　我關心的角度與他們不同。在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化之后，占這個民族九成左右的農民群體，與他們祖祖輩輩的生活聯(lián)系被生生切斷。那么，這個民族是否可以說被徹底顛覆？他們的道德，他們的思想，他們的情感，他們的經驗，必然像煎魚一樣，發(fā)生翻覆的變化。怎樣變化，我很關心。

　　如果不是1958年秋天發(fā)生的事情，小姨的一大家人就不會分開，還會繼續(xù)那種已經習慣了的和睦的生活。那年秋天玉米上場之后，應該分給各家各戶的口糧不分了，全都集中在一個新成立的組織那里，那個組織叫人民公社，是一種軍事、政治、經濟、生活合一的體制。我考慮之后覺得，在這種體制里面，排在前面的還是軍事化的組織方式。那時候的執(zhí)政領袖，是依靠軍事得到全國政權的，還想繼續(xù)使用軍事的方式治理百姓。

　　比如，軍事化的組織之內，沒有私有財產，都在一個食堂吃飯，男女分開睡覺，人民公社就取消了私有化，建立了大食堂，甚至在一些地區(qū)還拆掉百姓住屋，老人住進養(yǎng)老院，孩子住進幼兒園，青年和中年男女住在各自編成的民兵隊伍，中小學的學生干脆實行統(tǒng)一的軍事化組織，設立營、連、排、班的編制集中住宿。這種指導思想和組織方式看起來很有創(chuàng)意，但不知不覺地，就與此前一百年的洪秀全太平天國比較相似。

　　在我看來，所有的革命中最為相似的，還是對于革命的宣傳。1958年的宣傳工具，曾經將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優(yōu)越性總結為十個方面，如打破了幾千年的私有觀念，集體主義思想大大增長，等等。當然對農民群體的宣傳，還要采用他們喜聞樂見的形式，比如當時的一首“新民歌”：

　　公共食堂真是好，省勞力來節(jié)約糧；
廚房飯廳寬又大，男女老少喜洋洋。老人吃飯桌上請，小孩有饃又有湯；
老少照顧都周到，個個吃得飽又好。吃起飯來人人喜，內心感謝毛主席；
只要苦戰(zhàn)再苦戰(zhàn)，幸福生活樂無疆。

　　農民的私有觀念確實被打破了，因為那是軍事化的年代。建立大食堂的年月，只要干部（相當于軍事首長）在大會發(fā)了號召，不論你是否同意，家家都要把糧食交出來，家家的雞、豬等家禽家畜抓去“共產”，家家的鐵鍋全部上交砸碎，家家的大醬要連缸一起搬走。還有，每家的房子已經失去私有的意義，由干部統(tǒng)一安排，可能被當作養(yǎng)老院、幼兒園、縫紉組等公用設施。這種情況在全國都很普遍，太子河邊的村莊不會不受到影響，小姨的大家庭不會不受到影響。按她的說法是分家，實際上，很可能連家的概念都不存在了。

　　那時候沒有電視機、收音機，但家家的屋門里面一人多高的地方，掛著一只電喇叭，神圣地傳達干部們的指示和命令。很多年以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那個年月的一首民歌，既是寫電喇叭的，也是寫大食堂的：

　　電喇叭，電喇叭，你成天瞎哇哇。雞被抓，豬被殺，倉里沒有米，鐵鍋也被砸，半碗稀粥照影影兒，你還哇哇個啥？

　　其中的“半碗稀粥照影影兒”，寫的是大食堂辦了幾個月以后，糧食沒有了的情景。

　　外國的衛(wèi)星和中國的衛(wèi)星

　　想起了一個聽來的笑話。

　　說是1958年，中國吉林，有人在深山老林挖了一棵人參，比以前挖到的都大，趕緊向國家報告�？偫碚f送到北京來吧，于是送到北京。總理看了，確實是個寶貝，第二天就向領導匯報，說是要搞個展覽，讓全國人民都來參觀。領導拍拍肚子說，不用了，昨天晚上，叫我吃了。

　　見我沒有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講笑話的人也收起笑容說，那是真的，當時全國各行各業(yè)都在放衛(wèi)星，吉林也要放，還是敲鑼打鼓送到北京的呢。這時我就笑了，因為我想起了大躍進時候各色各樣的衛(wèi)星，每一個都比這棵人參衛(wèi)星的笑話更有趣。

　　比如創(chuàng)造一個新動物的衛(wèi)星。某大學費了很大力氣，才把一頭牛和一口豬交配成功，然后眼巴巴地等了很久，一直等到那個不豬不牛的東西生下來。他們是準備放衛(wèi)星的，還想等它再長大一些，好看一些或者結實一些，再拿出去展覽。但這個歪歪扭扭的怪物就是不爭氣，時間不長就一命嗚呼了。

　　生產新的動物不容易，生產新的人物很容易。1958年冬天，河南省某縣的一個鄉(xiāng)，本來地處半文盲的山區(qū)，本來只有3萬人左右，忽然放出來三千多個人才衛(wèi)星，共有科學家、發(fā)明家、學術家、畫家、音樂家、歌唱家、文學家、說唱家等十二類，占了鄉(xiāng)里人口的十分之一。

　　在當年各地的人才里面，文學家是最容易涌現(xiàn)的，激情一上來，誰都擋不住。在安徽省一個以花鼓聞名的縣里，1958年總人口40萬，不知道出了多少文學家，竟然寫作了200萬首詩歌。其后的兩年沒有飯吃，還餓死了好幾萬人，但詩歌衛(wèi)星仍然沖上天去，1959年的產量是300萬首。

　　更為成功也更為傳奇的衛(wèi)星，應該是各種農作物的衛(wèi)星，從1958年就接連不斷升上天空。

　　這一年的１月和２月，廣東省和貴州省分別放出了晚稻畝產3000斤、早稻畝產3025斤的高產紀錄。

　　到了6月7日的《人民日報》，第一版最醒目的文章標題是寫河南省的：《衛(wèi)星社坐上了衛(wèi)星 五畝小麥畝產2105斤——在過去畝產一百多斤的低產區(qū)創(chuàng)造了高產新紀錄》。開始的時候農村的干部還算老實，才把幾畝地或十幾畝地的莊稼悄悄遷移一塊地里計算畝產，后來一看挺好，還受到鼓勵，還可以升官，那賊膽子越來越大，就逐漸把畝產擴大到幾十倍、幾百倍。不信你就翻開1959年8月——9月的《人民日報》，那些高產衛(wèi)星的報道越來越密集，越來越離譜，越來越驚人。

　　8月13日：湖北麻城早稻畝產36958斤；

　　8月22日：安徽繁昌中稻畝產43075斤；

　　9月1日：湖北谷城中稻畝產52658斤；

　　9月9日：云南紅河中稻畝產60479斤6兩3錢；

　　9月18日：廣西環(huán)江中稻畝產140217斤4兩。

　　畝是什么，畝是中國的面積單位。在中國農村有一種簡單的估算土地方式，讓一個人邁著大步向前跑，然后數(shù)著他的步數(shù)，“長十六，寬十五，不多不少整一畝”。如果說得標準一點，一畝地折合的面積為666平方米；
如果說得直觀一點，大約是一個籃球場再加上半個籃球場的面積。這樣一個面積生產14萬斤稻子，或生產8萬多斤小麥，無異于天方夜譚，如果用一句中國土話說，簡直就是“糊弄洋鬼子”了。

　　據(jù)說，當時還真騙到了外國人，比如捷克斯洛伐克、蘇聯(lián)等一些國家，紛紛聯(lián)系中國政府，要求派人前來學習糧食高產技術，解決他們的糧食緊缺難題。假如，中國政府真的不知道這些糧食衛(wèi)星都是謊言，真的允許外國人參觀學習，那玩笑可就開大了。關于1958年與以后相繼發(fā)生的事情，我讀過一些公開出版的專著，幾天前在網上搜索一下，挑剔以后粘貼復制的就有四百多頁，幾乎不能停手，幾乎讓我失眠。我說的挑剔，是選擇那些經過論證的、趨向一致的、非情緒化的、立場寬泛的材料�？粗至挚偪偟乃夭模矣X得奇怪，極少有人分析過一個很明顯的問題，這些漫天飛舞的衛(wèi)星謊言，究竟對誰有利？現(xiàn)象背后的實質又是什么？

　　以前，我看到有人回憶偽滿洲國的文字，說到那個由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和管理的地方，每個縣只有一個日本人擔任副縣長，縣長和其他領導還都是中國人。有的縣長樹立個人政績，多報糧食產量，以至于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把百姓的糧食搜刮一空。我沒想到這種丑陋的現(xiàn)象，20年后幾乎中國所有的縣都在泛濫。

　　從這件事情來看，1958年的政府，如果不知道中國已經全面進入丑陋的謊言時代，那將是嚴重的糊涂和失職。實際上中國政府還是十分清醒和盡職的，那一年各地上報的糧食產量之和，超過了一萬億噸，政府覺得其中有很大的虛報成分，對外公布的只有７０００萬噸（再去掉一半就與實際產量接近了）。但作為當時的政府，不去制止全國范圍的謊言泛濫，相反卻用盡所有的媒體和宣傳力量，傳播、推廣、鼓勵這種謊言，如果不是這謊言的最大受益者，還有什么更好的解釋呢？

　　對此，一般的看法停留在比較淺近的程度，覺得放那些謊言衛(wèi)星，自然是對那些放衛(wèi)星的干部有利，因為一些說真話的官員被批為右傾然后撤職嚴辦，一些說假話的官員可以保住職位然后繼續(xù)爬升。當然，中國在許多年前就在施行這種道德逆淘汰（我新搭建的詞語，以后會細一些描述）的潛規(guī)則，一直到現(xiàn)在也沒有絕跡。但這種看法實在是忽略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中國文化的大范圍之中，有一類文化幾千年來一直蓬勃發(fā)展，這就是治國文化（這個詞語看起來有點陌生，但是容易理解）。

　　我們先來舉一個相同類型的例子，比如謊言與欺騙，看一下外國與中國在治國文化上的差異。

　　在《皇帝的新衣》這篇外國故事里面，那件不存在的新衣是謊言與欺騙，由此受害的是統(tǒng)治者個人。官員們面臨著一種測試，如果看不見新衣就意味著對國王的不忠，可能會被撤職。在這種壓力之下，他們容易產生看見新衣的幻覺，或者把沒看見新衣當作幻覺加以否認。其中也有另一種情況，有些官員和國王的關系挺隨和，知道了也不說，看看他的笑話。不管怎樣，似乎并不深刻關系到高尚勇敢還是卑鄙怯懦的道德問題，即使錯了以后還有改正的機會。

　　在中國有一個“指鹿為馬”的故事，幾千年前，有個當權者把一頭鹿說成一匹馬，同樣是謊言與欺騙，但由此受害的是整個社會。那個當權者是執(zhí)政集團的首領，生殺大權在握。卑鄙怯懦的官員們說馬，就繼續(xù)升官繼續(xù)發(fā)財；
高尚勇敢的官員說鹿，就丟掉官職丟掉性命。升官和被殺之后，他們再也沒有改正的機會，還要引起社會的道德指數(shù)全面下跌和崩盤。如果把敢于說真話的人清除干凈，如果讓懦于說真話的人追隨左右，當權者的統(tǒng)治再怎樣糟糕，也變得容易多了。

　　凡是懂得中國歷史的人都會向你指出，其實中國的謊言，不是從1958開始的，已經在幾千年的血淚歷史里一次次復制粘貼，只是在1958年形成了橫掃到全國、普及到全民的一次高潮。

　　咚咚鏘，咚咚鏘，咚咚鏘鏘，咚咚鏘。

　　1958年夏天開始，鑼鼓的聲音一次次在我耳邊響起。城里也在放各種各樣的衛(wèi)星。每隔三天五天，就有抬著很大衛(wèi)星模型的人們，高聲大氣地唱著歌曲，從我家的門前走過。他們的衛(wèi)星模型是一個圓球，有四條很長的腿，像一種我家里就有的長腿蜘蛛。我一直當作條腿，直到那一年秋天才知道衛(wèi)星是不用走路的，那幾條像腿的長東西是天線。那一天，大哥從信封上剪下一塊來，連同上面的郵票泡在水里，還告訴我水里的郵票叫做“蘇聯(lián)人造地球衛(wèi)星”。我湊過去仔細看看，說我認識那幾條腿，大哥就笑了，說那是天線。

　　我看到人們抬的衛(wèi)星模型，原來是按照蘇聯(lián)的衛(wèi)星樣子制作的。他們唱的歌曲之一，很久以后我在某個歌本上看到了，是當年中蘇友好的熱門歌曲：“勝利的旗幟嘩啦啦地飄，千萬人的歌聲地動山搖。毛澤東、斯大林，毛澤東、斯大林，像太陽在天空照。紅旗在前面飄，全世界走向路一條……”其實1958年是赫魯曉夫執(zhí)政，斯大林個人崇拜和亂殺無辜的罪行已經被清算，他不能是蘇聯(lián)人的太陽了，只能是中國人的太陽。

　　就在1957年年底和1958年年初，蘇聯(lián)和美國的幾顆衛(wèi)星接連進入太空，把人類的千年夢想變成了美好現(xiàn)實，把人類的發(fā)展進程領進了太空時代。這是一件大事，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有關他們衛(wèi)星的事很多，只選擇幾件寫在下面：

　　世界第一顆人造衛(wèi)星叫“伴侶”號，球形，直徑55厘米�！暗厍蚴乔蛐危缘谝粋�衛(wèi)星也必須是球形。”有人說，它的誕生借了導彈項目的光。那時蘇聯(lián)工程師研制了可以攜帶氫彈的彈道導彈，由于未被告知攜帶彈頭的重量，造得推力極強，無意中成為發(fā)射一件物品進入太空的完美載體。

　　“伴侶”號發(fā)射成功，很多人都沒有立即感受到其中的巨大意義。包括蘇聯(lián)的工程師們，“當時我們無法充分理解我們創(chuàng)造了什么，直到整個世界都為之瘋狂的時候，我們才感到狂喜” 。也包括赫魯曉夫，“只是覺得蘇聯(lián)在技術領域又取得了一項成績，就像造出一架新客機或建成第一座核電廠”。還包括美國國務卿杜勒斯，面對新聞媒介一篇又一篇的贊美之辭，他不解地問報界人士赫斯勒：“為什么圍繞這個‘鐵塊’大做文章?”赫斯勒意味深長地回答：“因為這個‘鐵塊’使人類生活進步了幾個世紀�！�

　　赫魯曉夫找來導彈的設計師，對他說：直到現(xiàn)在我才相信，你不是幻想家。此次成功是史無前例的，但是為了慶祝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40周年，蘇聯(lián)人民期待著更好的禮物。坐在一旁的米高揚建議道，再搞一顆衛(wèi)星，要能在太空播放《國際歌》。赫魯曉夫很生氣：放什么《國際歌》，衛(wèi)星又不是手搖風琴。于是，一個月后發(fā)射的第二顆衛(wèi)星，沒有在天空播放的國際歌，只有被用作實驗的流浪狗。

　　在衛(wèi)星上天之前，蘇聯(lián)的赫魯曉夫確立了和西方國家和平共處的發(fā)展原則，而美國的艾森豪威爾日益意識到核戰(zhàn)爭的毀滅性，思考重心從如何贏得核戰(zhàn)爭轉向如何避免核戰(zhàn)爭，因為核軍備競賽繼續(xù)下去，會導致美國社會的軍事化。他知道，應該限制軍工業(yè)以減小政府的規(guī)模和國家軍事化以及核戰(zhàn)爭的危險。

　　衛(wèi)星上天之后，艾森豪威爾任命溫和派科學家擔任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專職的總統(tǒng)科學顧問，同時任命了一個溫和的總統(tǒng)科學顧問委員會，來幫助協(xié)調和統(tǒng)籌聯(lián)邦科技政策，控制軍備競賽。這種靈活的科學顧問制，既使得總統(tǒng)直接與科學界取得密切聯(lián)系，又避免建立一個龐大的科技官僚系統(tǒng)。

　　還有，衛(wèi)星上天之后，美國掀起了長達10年的科教興國運動，另外，現(xiàn)在的世界能夠成為比較和諧的“地球村”，與當時美蘇之間在太空和其它領域的和平競爭策略，可能有重要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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