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紓（字琴南）作為一個文人，終生以教書鬻文為業(yè)，雖六十歲以前屬大清子民，且有舉人身份，但政治上與清廷并無瓜葛，直至宣統(tǒng)退位，他仍保持著清純的“處士”之身。可是，民國以后的十余年里，這位林老夫子竟以遺老孤臣自居，眷懷光緒，屢謁崇陵，進而與遜帝溥儀相通問，儼然成為清皇室的“忠貞義士”。

　　事實上，林紓三十一歲中舉以后，求仕之心頗切。他先后七次千里迢迢自閩鄉(xiāng)趕赴京城參加會試，沉浸于此近二十年，卻均遭落第。戊戌變法失敗，林紓悲憤之余，益感官場貪鄙，加之《茶花女遺事》大獲成功，寄情譯述亦可聞達，故從此絕意仕途。此一逆轉，意志甚堅。其后，盡管禮部侍郎郭曾忻、郵傳部尚書陳璧因推重林的才學而先后向清廷鄭重推薦，卻皆被林紓極力辭卻。此時林氏自謂：“生平冷癖，提起做官二字，如同惡病來侵”。正是這副傲骨，使他對執(zhí)意出仕的長子林圭也期期勸以不可。不過，斬絕宦情并非等于漠然時事。庚子以后，國事日非，林紓常懷“望闕心酸，效忠無地”的情緒，對光緒深致同情，期待這位明君有朝一日重操權柄，起振國運。因此，他對于“吳越楚粵之士至有倡為革命之論，聞之心痛”，曾“痛苦與言尊王”，以挽世道人心。當然，林紓常年譯述西洋小說，間接受到西方社會觀念影響，對民權之說亦有深刻體認。及至宣統(tǒng)元年，面對“吾國當樞，皆乃庸才”，且一味拒絕立憲請愿的現(xiàn)實，也不禁慨然長嘆：“清廷將失人心”。辛亥前夕，他致書好友，抒發(fā)憂懷：“今日之中國如沉瘵之夫，深諱其疾，陽歡詭笑以自鎮(zhèn)”。顯然，此時的林紓對病入膏肓的清廷已不存什么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林紓的交游中頗有些清政府的高官顯宦，像早年被西太后罷斥、復出后榮任宣統(tǒng)帝師傅的陳寶琛，以及官至巡撫的張曾剔、沈瑜慶等人。然而林氏與之更為投契的卻是一些憤世嫉俗、敢于直言進諫而郁郁不得志的言官，諸如高鳳歧、江春霖之輩。林紓與他們在“時局破碎，士心日渙”的王朝末世，顯然具有更多共同語言和情愫。不難想象，倘使林紓步入仕途，以其特有的狷介性情行事，必不見容于昏聵至極的清朝廷，難保不落得個斥逐山野的命運。就此而言，林紓中途放棄仕途欲念而折入賣文生涯，焉知不是“塞翁之�！�?

　　故而，武昌起義硝煙散去，大局明朗之后，林紓從迷離的思想狀態(tài)中掙脫出來，也頓覺暢快和輕松：“仆生平弗仕，不算為滿洲遺民，將來自食其力，扶杖為共和之老民足矣”。宣統(tǒng)退位詔書頒布，京內慶賀“光復”，林氏更從中悟識到“人心之向背”，于是向老友表示“新正當易洋裝”，全然一派“咸與維新”的氣象。民國成立后，一向蟄居書室著文作畫的林紓居然也作起書生議政的時評文章，對南北議和、政治統(tǒng)一等焦點問題大發(fā)議論。甚而出任傾向袁氏政府的《平報》編撰，亦不辭“為機關報作說客以取媚于政府”之譏，因為他自持：“仆既不仕于前清，于新政府之民一也”。此時的林老夫子，尚無任何以前清遺老自命的跡象。此時他天真地以為，弊政已除，新制伊始，國人戮力同心，“興實業(yè)，振軍旅，廣教育”，則中華有望矣。當然，在這“萬物更始”的亢奮和希冀中，他沒有忘記當年奮力變革的光緒帝，因而提示國人：“奉勸共和五族賢，回頭須憫奈何帝”。民國二年(1913年)春，他獨自趕往河北易縣憑吊崇陵，借以發(fā)抒戀念故主之情。這種眷懷光緒的情緒，隨著他對民國政治的極度失望而大大延展，終致成為其自甘遺老且頗顯乖張的基因。

　　其實，清末以來對光緒帝寄予同情的大有人在，林紓并非政治中人，不存在利害關系，他的崇尚光緒，純屬一般士人的價值判斷所致，這與他立意做共和國民似乎也并無捍格。然而，民國以后種種傷心慘目的現(xiàn)實促使林紓的社會政治傾向急劇折返。他為《平報》所撰百余篇《諷諭新樂府》集中表現(xiàn)了其對共和制下一幕幕政治丑劇的厭惡，其中相當部分反映了當時的客觀實態(tài)。依他所見：共和之后，天下紛爭，全不以國家民族為念，政客們只知黨派，只顧個人勢利，陷國家于“渾天黑地無是非”之境，社會的實際情形甚至還不如前清。這樣，他便愈加感懷光緒帝，思慕那已成前塵往事的清季風光。其實際舉動，便是愈加虔誠地頻繁哭謁崇陵。林紓晚年，先后十一次謁崇陵，并撰文作詩繪畫，志念謁拜感受。到第五次謁陵歸來，他便吟出“老來早備遺民傳，分定寧為感遇詩”了。

　　林紓暮年自甘遺老，除不滿現(xiàn)實的原因之外，還與他以古文自負，刻意追求傳統(tǒng)倫理價值的文化特性有關。林氏以譯書得著名聲，說來也是大器晚成：林紓之名風行南北之際，這位“冷紅生”已屆知天命之年。既然“不審西文”，卻能以古文功力轉譯西書，那么受世人歡迎的與其說是異國風情，莫如說是自家那冠絕一時的桐城古文(雖多少已有變異)。無怪乎，林老夫子越是名聲遠播，他便越加嗜古如命，而自甘酸腐。非但如此，由于對現(xiàn)實政治的某種幻滅心理，使得他不自覺地將道統(tǒng)、政統(tǒng)合二為一，從而在內心聚集起一個日漸牢固的“遺老情結”。

　　林紓以古稀之年不辭遠途屢謁崇陵，迭發(fā)悲聲，雖不曾感動上蒼，起到挽回世道沉淪的功效，卻使蝸居紫禁皇城的遜帝溥儀從中看到些微希望，亦頗為感動。林紓二次謁陵不久，溥儀便書寫“四季平安”春條一幅相贈，從而使林紓與清皇室有了直接關涉。這其中的牽線人顯系陳寶琛。陳備受遜帝崇信，言聽計從自不必說，林與陳則為同鄉(xiāng)，彼此交往頗契。陳師傅教讀溥儀，林氏著、譯亦在推薦讀物之列。溥儀自述十三、四歲時所讀書中，即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說部叢書》，而內中林譯小說占相當比重。至于古書，這位少年廢帝則“讀的不少，時間也不短”。林紓編撰《左傳擷華》一書甫竣，陳寶琛便將之進呈溥儀，溥儀讀罷全書頗滿意。陳轉述于林，林又呈送自繪扇面，溥儀覽之不禁深深嘆服林的才華，遂手書“煙云供養(yǎng)”春條相贈，并允許陳寶琛將內府名畫帶出任林紓鑒賞。對此，林紓視為“三公不與易”的恩典，特將京寓春覺齋改名為“煙云樓”。正是由于與小朝廷的這番關聯(lián)，當1918年春一些議員憤于“丁巳復辟”提出削減優(yōu)待清室條件時，林紓即以“六十七歲老民”名義投書參、眾兩院，曲意為“少帝”開脫，力爭仍如其舊，一切從優(yōu)。這一“忠義之舉”，博得溥儀第三次向其頒賜春條曰：“有秩斯祜”。

　　不過，林紓對清皇室的忠誠并未僅僅表現(xiàn)于“外爭”，還進而發(fā)展到“內勸’。1919年冬，他寫信給陳寶琛，請陳和另幾位“帝傅”奏請溥儀節(jié)省宮中用度，遣散太監(jiān)，以免皇室“墜人窘鄉(xiāng)”。此番“憂上”之心，頗有犯顏進諫之概，溥儀作何反應不得而知，但在正牌遺臣們看來，林氏此舉不免越俎代庖，違禮太過，不知身份。此前，林紓以布衣之身頻謁崇陵，業(yè)已招致“沽名作偽”的譏諷，而今竟然對內府事務指手畫腳，遂使一些皇親近臣大感不快。鄭孝胥甚而致函林紓，對這位鄉(xiāng)試同年的若干言動不無微詞。然而，林紓卻我行我素，不為所動，明確自認：“謂為中落之家奴，念念不忘故主，則吾心也”。擺出一副愚忠不畏笑罵的姿態(tài)。1922年底，溥儀大婚，七十一歲的林紓不顧病后體乏，特繪四鏡屏呈進。溥儀感其誠，親書“貞不絕俗”匾額賜贈。林大為感激，撰成《御書記》，內云：“嗚呼！布衣之榮，至此云極。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處士林紓墓’，示臣之死生，固與吾清相終始也”。至此，林紓的遺老情結已達極致。林紓病逝后不足一個月，馮玉祥的國民軍便將溥儀逐出禁宮，結束了北京小朝廷的歷史。看來林老夫子死得其時，不然或會以命相拼亦未可知……

　　社會大變動之際，思想文化的總體變更往往滯后。變動所帶來的諸多混雜現(xiàn)象，也易于使人不如意。當人們尚難清晰矚望未來前景之時，有些人往往不自覺地將已逝歲月中的溫馨記憶主觀擴大為一片夢幻般的盛景，去摩挲，去展玩，追戀那往日的“好時光”。這種社會心理現(xiàn)象通常屬于非理性的，但也相當真實地折射出社會步履求新不明、求舊不能的矛盾境況。這正像陰霾躁悶的空氣有待陽光的出現(xiàn)或暴雨的洗滌一樣需予厘清。林紓的“遺老癖”，雖然今人看來多少帶些喜劇的滑稽色彩，卻從一個特別的側面顯現(xiàn)出清末民國之際某種迷離乖張的人情世態(tài)，而其中所包容的社會內涵，卻是值得探究，不應輕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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