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義論與目的論，是西方倫理思想中貫穿始終的兩個基本派別，它們之間的對立構成西方倫理學爭論的主流。在古典希臘時代，目的論倫理學更為發(fā)達，至善論和快樂論為其兩個流派。古希臘思想家皆思考人生的目的、社會的目的這類問題，在他們看來，道德是為人而設的，而不是人為道德而設的。直到城邦政治解體、社會動蕩的古希臘晚期，道義論倫理學才最終形成。西方歷史上第一個道義論思想體系是借助自然法理論而誕生的，這就是斯多葛學派。一旦自然法或理性法則獲得絕對權威性，那么服從它們就會成為人們的道德義務。到了近代，當自然法從意味著自然義務轉化為意味著自然權利時，道義論所蘊含的革命性便發(fā)生了。自然權利構成一種國家行為的界限，對國家形成一種絕對命令，同時，對自然權利的訴求成為思想家們的道義承擔，成為堅持道德神圣性的象征。

　　與此同時，古典目的論倫理學到了近代演化為功利主義，功利主義幾乎成為目的論的唯一形態(tài)。古代目的論那種活潑的特征消失了，人生和至善的思索被以功利原則對行為的理性推論所取代。這與近代社會的世俗化及資本主義的興起有關，人際倫理取代人生倫理成為人們主要思考的對象，對規(guī)則的需求超過了對美德的需求，我們應該做什么的問題壓倒了我們應該成為什么樣的人的問題，行為正當和制度正義的問題突顯出來，而對內(nèi)在心性品德和完善的思索相形之下不那么重要了。社會急需建立規(guī)范原則以調節(jié)日益增加的人們行為上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而功利主義正是以建立一個最高的道德原則用以規(guī)范我們的全部義務和權利，并從它出發(fā)派生出我們的全部道德標準為己任的一種倫理學。

　　功利主義以最大化的利益作為道德標準，認為人們的行為本身并無對錯之分，只有行為所導致的價值才使行為具有道德性，如果不借助于行為外在效果，我們就無法斷定某種行為是否應該去做。功利主義使權利和義務概念從屬于最大利益概念，使行為正當性由最大利益來決定，其結果必然是，它容許侵犯一些人的自由或權利，只要這一侵犯能給大多數(shù)人帶來更大的利益。功利主義不僅把道德而且把人當作手段，使之服從于最大化的利益追求，它使道德學成為謀利之學。

　　當自然法理論經(jīng)功利主義的抨擊而衰弱之時，康德挽救了道義論。愛爾維修曾說：“如果說自然界是服從運動的規(guī)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從利益的規(guī)律的”，此類觀點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幾乎成為不可爭論的，然而，康德卻從根本上抵制了這種觀點。他認為，雖然，人的一切行為的自然趨向是利益，這源自于人首先是動物這一事實。但是，正因為人有自然的動物沖動，才需要有道德并將道德系于神圣性來源上，而不是系于任何感性沖動上。道德的功能正在于克制利益沖動，使行為遵循一定的道義之規(guī)。道德的意義不在于做感性的工具，幫助感性達到目標，而在于服從自身的理性命令。行為正當性不在于對行為效益的計算，而在于對理性法則的遵守，那怕一無所獲。

　　康德對道義論的論證成為當代西方權利道義論的理論根據(jù)。康德關于“人是目的，而不僅是手段”的原則成為當代道義論抵制功利主義所內(nèi)含的允許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去侵犯少數(shù)人的中流砥柱。但是，康德道義論與當代道義論尚有某些區(qū)別，康德道義論所發(fā)出的服從道義規(guī)則的命令主要是針對個人的，它要求個人嚴格克制自己的感性欲望而遵守義務規(guī)則，不得傷害他人。而當代道義論所發(fā)出的服從道義規(guī)則的命令主要是針對國家或其他共同體的，它要求國家或其他共同體嚴格遵守正義規(guī)則，不得侵犯個人。當代道義論認為，制度倫理原則先于個人道德原則，或者說，社會正義原則先于個人行為正當原則，只有國家符合正義，個人才能行為正當，遵守義務。

　　道義論和功利主義，是人們始終面臨的現(xiàn)實道德選擇在倫理學上的二種理論化形態(tài)，它們反映了人類的兩種基本價值選擇傾向。在我們中國的傳統(tǒng)儒家文化中，功利價值傾向幾乎未構成對道義論的挑戰(zhàn)，但是，由于我們的傳統(tǒng)道義論所承擔的道義內(nèi)容為體現(xiàn)血緣家族制的禮義（三綱五常）名教體系，根本開不出現(xiàn)代道義論來。盡管它在人格修養(yǎng)和性情陶冶上能夠為現(xiàn)代人提供某種道義論價值，但對于現(xiàn)代性正義制度建設基本上不能提供什么資源。因此，引介西方倫理理論資源，對于正面臨現(xiàn)代性困惑和抉擇的中國人來講，就有重大意義。遺憾的是，在我們當代的課題研究中，以前幾乎未見有對西方道義論和功利主義的綜合比較研究論著。

　　《當代西方道義論與功利主義研究》(龔群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書可以說是填補了這一空白，它是我國第一部全面而深入研究這一領域問題的前沿性專著。本書作者充分占有第一手材料，在對西方倫理思想的脈絡進行歷史追蹤研究的前提下，全面而綜合研究了當代西方道義論與功利主義的最新理論及其表現(xiàn)形態(tài)。

　　該書共分三編。第一編“當代道義論的理論淵源”，作者對古代自然法和近代契約論思想進行追溯研究，為當代道義論的復興提供一個歷史背景。發(fā)源于古代而在近代有力推動了現(xiàn)代政治制度形成的自然法和契約論思想，在功利主義顯盛時代幾乎消聲匿跡，而在戰(zhàn)后，尤其經(jīng)羅爾斯的發(fā)揚光大，才又重新出現(xiàn)在人們的思想視野內(nèi)。考慮到這一點，作者以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對這一思想淵源進行追蹤研究是很有意義的。第二編“當代西方道義論”，這是全書的重點部分。作者圍繞著三個代表人物（羅爾斯、諾齊克、哈貝馬斯）展開當代道義論的闡述。當代道義論并非某些個人的偶然思想創(chuàng)作，而是戰(zhàn)后歷史背景下人們共同面對的某些現(xiàn)代性事件的理論結晶，它之形成思潮并構成一個思想群體有其歷史的原因。從理論背景上看，上個世紀初開始，功利主義實際上已經(jīng)衰弱，功利主義在理論上缺乏論證，其衰微勢所必然。但是，其實踐上的影響仍具廣泛性。當某些保守自由主義者（主要在英國、西德）以法西斯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為批判對象時，象羅爾斯這樣的美國學者卻舉起批評功利主義的大旗。他們共同思考的核心是個人權利的維護問題，他們所批評的對象與意識形態(tài)及冷戰(zhàn)并無太大關系，因此，當冷戰(zhàn)結束后，這一執(zhí)守道義論的群體的意義便突顯出來。本書作者將德國的哈貝馬斯列入當代道義論群體中，這毫不奇怪，因為其理論視野內(nèi)的核心問題同樣是個人權利問題，并為此共同抵制來自共同體主義之目的論的批評。所謂個人權利，按諾齊克的定義，是指對他人、尤其對政府的行為所設定的道德邊際約束，它給他人或政府行為強加上不可逾越的道德限制。盡管在權利具有什么樣的內(nèi)容上，道義論群體內(nèi)有著尖銳的對立，但他們共同認為，一旦某項要求設定為權利，那么就神圣不可侵犯。在設定權利上，所要考慮的不是利益，也不是效率，而是人的尊嚴，正是人所具有的尊嚴，使道德權利具有神圣性。

　　該書第三篇“功利主義”，作者從古代快樂主義論及近代功利主義，爾后專辟最后一章討論當代功利主義的復興。作者指出，自元倫理學興起后，作為規(guī)范倫理學的功利主義就已衰弱下去。戰(zhàn)后，尤其60年代后的一系列事件，引發(fā)規(guī)范倫理學的回歸，其中，就有功利主義的復蘇。功利主義始終面對著它的功利原則與正義原則相沖突的指責，因此，當它復蘇時，就自然會向道義論妥協(xié)，吸收道義論的成分，以修正自己有可能違背公平和侵犯權利的傾向。但是，相較于當代道義論規(guī)范倫理學的復興，當代功利主義規(guī)范倫理學的復興顯然規(guī)模和影響要小的多，它的理論上缺乏力度和它對公平及權利忽略的指責都使它難以象在十九世紀那樣成為主流。

　　對當代道義論真正構成挑戰(zhàn)的是當代共同體主義對古代目的論的復興，兩者的對立同樣是我們應加以研究的重大課題，希望今后有這方面的專著問世，就如同這本當代道義論與功利主義研究的專著一樣。

　　寫于200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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