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夏秋之交，八年抗戰(zhàn)勝利在即，地處昆明的西南聯(lián)大原北大、清華、南開三校正在積極籌謀北返復校之際，北京大學內部突然發(fā)生“易長風波”：主持該校近二十年之久的蔣夢麟校長應允擔任行政院秘書長，遭到諸多教授的質疑和追究，經教育行政高層緊急協(xié)商，蔣辭去北大校長一職，由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繼任，胡返國前暫由傅斯年代理校務�！邦嵏病笔Y校長的關鍵人物，是他多年來的幾個合作伙伴——周炳琳、傅斯年以及朱家驊等人。他們援引1929年蔣夢麟任教育部長期間頒行的《大學組織法》中“大學校長不得兼為官吏”的條款，于法于理堂堂正正地堅持“依法行事”，而幾乎置彼此間的朋友關系于不顧，終于促成了北大歷史上“蔣、胡交接”的一幕。表面上看來，這是一次事出偶然、為時短暫，甚至還略顯溫婉的“權力轉移”，實則內中卻隱藏著不易為外界所覺察的涉及北大在西南聯(lián)大合校體制下的艱窘處境、復校企望中對北大校長重新選擇的潛在訴求等深層原因。

　　一

　　近代以來的大學校長中，蔣夢麟堪稱難得的“干才”。他身為留美教育學博士，師承杜威的民主教育理念，又深得蔡元培、黃炎培等海內大家的器重，在“五四”風潮懸疑重重的敏感時刻，竟以三十四歲的“學界新銳”身份代表蔡校長進入北大重整校政，迅速穩(wěn)定住局面，為最高學府的增高繼長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由此，他也就成為北大“后蔡元培時代”的核心人物。1930年冬，蔣氏相繼卸去浙江大學校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等職務，挾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一筆數目可觀的“贊助金”重返北大，正式出任校長一職，與胡適等人開始了“振興北大”的頑強努力。他針對性地提出“校長治校，教授治學，學生求學”的主張，力圖使名實難符的最高學府漸次步入“現(xiàn)代大學的正軌”。即使在日寇進逼、華北騷然的危難時局中，他仍能鎮(zhèn)定自若地恪盡職守，贏得包括外敵人士在內的舉世尊敬。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干才”，在抗戰(zhàn)階段的西南聯(lián)大后期竟然投閑置散，一無所為，漸漸走上大學校長的“末路”，卻是世人所始料未及的。

　　當初，決定將北方三所學校南遷長沙組成聯(lián)合大學的創(chuàng)意，主要是由胡適、傅斯年和時任教育部長的王世杰等人在南京發(fā)起和啟動，作為北大校長的蔣夢麟大體屬于“事后跟從”。他在后來寫成的《西潮》一書里憶述：“與北方三個大學有關的人士正在南京商議學校內遷的計劃。大家有意把北平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天津的南開大學從北方撤退而在長沙成立聯(lián)合大學。胡適之從南京打電話給我，要我回到南京商量實施這個計劃的辦法。我經過考慮，勉強同意了這個計劃�！贝颂幨Y氏的“勉強同意”，顯然是基于如下的隱憂：“在動亂時期主持一個大學本來就是頭痛的事，在戰(zhàn)時主持大學校務自然更難，尤其是要三個個性不同歷史各異的大學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們，各人有各人的意見。”富于辦學經驗的蔣夢麟無疑深悉此中的繁難和不易協(xié)調。但國難當頭，并無多少選擇余地。他回憶道：此時“雖然胃病時發(fā)，我仍勉強打起精神和梅（貽琦）校長共同負起責任來，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濟，我們才把這條由混雜水手操縱的危舟渡過驚濤駭浪�！盵1]

　　西南聯(lián)大文學院長馮友蘭晚年所撰《三松堂自序》記述當時校內的領導體制：“在長沙臨時大學時期，沒有校長，由三個學校的校長組成常務委員會，共同主持校務。到了昆明以后，這個制度繼續(xù)下去。常務委員會開會的時候，教務長、總務長和各學院院長列席。南開的校長張伯苓不常在昆明，實際上只有兩個校長在校。北大校長蔣夢麟負責對外，清華校長梅貽琦負責對內，處理日常事務。辦事的職員也以清華的為多。梅貽琦說過，好比一個戲班，有一個班底子，聯(lián)合大學的班底子是清華，北大、南開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2]聯(lián)合大學的體制之所以以清華為班底，顯然是由于清華的師生總數、學科規(guī)模、經費份額等綜合實力相對占先，客觀上居于某種主導態(tài)勢。由三校的校長組成常委會，在形式上構成了集體領導局面，不過，南開校長張伯苓基本常住重慶，傾力于南渝中學和國民參政會事務，南開大學的校務則委諸黃鈺生教授負責。張伯苓曾用幽默的口吻對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意即你做我的代表，而蔣夢麟則托付三位校長中年齡最輕的梅貽琦：“聯(lián)大事務還要月涵先生多負責”。這大概就是1939年春蔣夢麟致胡適信中所說的“三校以互讓為風，三位已成一體”的合作氛圍。

　　蔣夢麟負責對外，應是借重他的社會聲望、人際網絡以及卓越的辦事和活動能力。長沙暴露在正面戰(zhàn)場以后，聯(lián)合大學面臨再次西遷，遷往何處？蔣夢麟權衡利弊，果斷決定西遷昆明。進入春城后，由于校舍逼仄無法安頓，蔣提議將文、法兩個學院另行安置在云南第二大城蒙自，從而建立起蒙自分校。隨后而來的日軍的猛烈空襲和滇越戰(zhàn)線的緊張形勢，又促使西南聯(lián)大的決策者們一度預備再次西遷。為此，蔣夢麟深入四川境內，尋覓合適地點，確定在敘永建立分校，一度將一年級新生集中于此。應當說，在西南聯(lián)大建立最初的兩三年間，蔣夢麟在一系列“大關節(jié)處”相當程度上起到了主導作用。及至1941年以后，云南周邊戰(zhàn)事趨于穩(wěn)定，西南聯(lián)大開始收縮集中在昆明一地，師生們歷經數載驚擾之后迎來了一個相對安定的時期。此前，蔣夢麟在距昆明城區(qū)數里外的鄉(xiāng)間購得茅屋二十余間，舉家移居到此，并為校內同人遇到空襲時疏散鄉(xiāng)下留足了備用的房間，以至“每逢警報，高朋滿座”。

　　二

　　西南聯(lián)大的前期籌建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以后，蔣夢麟在校內便進入“賦閑”狀態(tài)，對日常校務少有過問。政治學教授錢端升對此曾有所描述：“同事逃警報不一其道，梅月涵有報始走，夢麟住鄉(xiāng)下，除開會應酬外不進城，其別之大者也。”[3]蔣、梅兩位校長一閑一忙，似乎也是勢所必然。蔣氏曾說過這樣的話：“在聯(lián)大，我不管就是管”。乍一聽來，令人費解，然確乎意味深長。與西南聯(lián)大幾乎同時建立的西北聯(lián)合大學（地處陜南）亦是由平津另外三所高校組成，由于各自爭持不下，矛盾重重，難以安心辦學。蔣夢麟評論說：“他們好比三個人穿兩條褲子，互相牽扯，誰也走不動。”他在1939年4月21日致胡適的信里談的更明白：“西北聯(lián)大彼此鬧意見，鬧得一塌糊涂。西南聯(lián)大，彼此客客氣氣，但是因為客氣，不免有‘綱紀廢弛’的壞結果�；プ屖敲赖拢�但是過了度，就會變成互棄職守。這界限是很難劃。我是不怕負責任的，但是見了西北的互爭之弊，就忍受下去了�！盵4]因此，他審慎處理聯(lián)大內部的相互關系，采取超然大度的“低調”行事方略，有時不惜忍讓以維持大局。從最終結果而言，西南聯(lián)大在八年抗戰(zhàn)的艱難歲月里，團結合作，克服各種消極因素，創(chuàng)獲了戰(zhàn)時高等教育的奇跡，值得后人大書特書。然而，知悉歷史的細節(jié)和過程，較之一般的“浮泛褒揚”，似更能深度體味歷史的深邃和前人的智慧。應當說，蔣夢麟在處理聯(lián)大內部關系時感受到的內心苦澀，恐非外人所能窺知。

　　大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利益的摩擦和追逐，越是程度高的群體，其摩擦和追逐的形態(tài)就越顯復雜，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清華外文系教授葉公超在一篇記述蔣夢麟的文章中直言不諱地披露：“在長沙臨時大學的時候，三校之間的矛盾就已相當突出”，當籌建聯(lián)合大學一度毫無進展的時候，有人勸說蔣校長干脆“散伙”，蔣隨即正色說道：“你們這種主張要不得，政府決定辦一個臨時大學，是要把平津幾個重要學府在后方繼續(xù)下去。我們既然來了，不管有什么困難，一定要辦起來，這樣一點決心沒有，還談什么長期抗戰(zhàn)！”[5]北大史學系教授錢穆所撰《師友雜憶》一書亦有一段記述：“一日，北大校長蔣夢麟自昆明來。入夜，北大師生集會歡迎……諸教授方連續(xù)登臺競言聯(lián)大種種不公平。其時南開校長張伯苓及北大校長均留重慶，惟清華校長梅貽琦常川駐昆明。所派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皆有偏。如文學院長由清華馮芝生（馮友蘭）連任，何不輪及北大，如湯錫予（湯用彤），豈不堪當一上選。其他率如此，列舉不已。一時師生群議分校，爭主獨立。余聞之，不禁起坐求發(fā)言。余言，此乃何時，他日勝利還歸，豈不各校仍自獨立。今乃在蒙自爭獨立，不知夢麟校長返重慶將從何發(fā)言。余言至此，夢麟校長即起立插言，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不再在此題上起爭議，當另商他事。群無言。不久會亦散�！盵6]上述這些當事人的回憶，反映出當時西南聯(lián)大校內的某種情緒和不協(xié)調傾向，亦足見處在蔣氏的地位刻意維持大局的苦心。

　　不過，蔣夢麟私下里也不免感到苦悶，甚至抱怨當初的合校體制束縛了北大的自由伸展。1943年初，他致函胡適剖白心跡：“聯(lián)大苦撐五載，一切緣軌而行，吾輩自覺不滿，而國中青年仍視為學府北辰，盛名之下，難副其實。圖書缺乏，生活困苦（物價較戰(zhàn)前漲百倍以上），在此情形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則欲求聯(lián)大之成功，故不惜犧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總覺難免，有時不免痛責兄與雪艇、孟真之創(chuàng)聯(lián)大之議。數月前在渝，孟真責我不管聯(lián)大事。我說，不管者所以管也。我發(fā)恨時很想把你們三人，一人一棍打死�！盵7]看來，蔣氏在朋友中間乃是一個性情中人，同時更反襯出在“公眾”面前他的責任心和涵養(yǎng)。就是在這段“賦閑”的時日里，多年來一直因忙于公務而自感“學問荒廢得可以”的蔣夢麟，竟難得地有余暇余力作起個人的學問來了。他閉門研究書法藝術，寫成《書法之原理與技藝》書稿，并與沈尹默交流切磋，頗有心得。他自抗戰(zhàn)爆發(fā)的次年即發(fā)愿用英文撰寫自傳性質的《西潮》一書，但因為英文表達的障礙，不得不暫時中斷寫作，補習英文。在兩年半的時間里，他堅持“早晨六時起讀英文用苦功”，終于利用包括躲空襲警報時間在內的一切余暇，于1943年底完成了這部后來在英語和華語世界均受到“好評如潮”的書稿。可是，他與朋友談及此事，卻是既幽默又率真：“我這本書也不過是玩意兒，覺得有趣得很。所以黎明到深夜不斷地好象人家喜打麻將的一樣著迷。如能摸幾文錢，使我全家的靈魂不與體魄分離，已是意外的收獲了。”

　　重慶方面顯然注意到這位北大校長投閑置散的狀態(tài)，相繼安排他擔任一些社會“閑職”。其中，較為顯要者，乃中國紅十字會會長。1941年7月間，蔣夢麟上任伊始，即與一學生攜帶藥品驅車視察各地紅十字會工作，先后經滇、黔、湘、桂、川等數省，行程數千里之遙。沿途所見各地壯丁收容所實況，竟是慘不忍睹，令他“心悸神傷”，大為震撼。在貴陽一收容所遇到來自廣東曲江的壯丁，出發(fā)時有七百人之眾，而此時只剩下寥寥十七人，大部分人于步行途中病餓勞累而死，尸體或草草掩埋，或棄置山野途中，任野狗撕食，而“一班辦軍役的人”對征來的壯丁打罵苛待，毫無人性。試想這樣的壯丁充軍作戰(zhàn)又有何戰(zhàn)斗力可言？回到重慶，蔣夢麟直接向最高當局投交報告，內稱“所見所聞，若隱蔽而不言，實有負鈞座之知遇”。據蔣夢麟回憶：“最高當局看來信以后，就帶一位極親信的人，跑到重慶某壯丁營里，親自去調查，想不到調查的結果，完全證實了我的報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員，交付軍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條和煙土，于是依法把他判處死刑而槍斃了�！盵8]這一事件，震動了軍界高層，也引發(fā)了當時兵役制度的若干變革，在大后方傳揚一時。此外，這個時期，蔣夢麟還兼任太平洋國際學會的中國分會會長，不時迎來送往地參與一些民間外交活動。此類事務雖不無意義，卻與他北大校長的本職工作漸行漸遠，以至當時擔任美國情報協(xié)調局中國代表的費正清也誤以為：“蔣先生早已不在北大工作”。

　　三

　　事實上，此時蔣夢麟與北大教授們的關系，就整體而言，也越來越疏離。據數學系教授江澤涵當年的觀察：“校長避免與教授接談，當然與學生更無關系。蔣校長絕對不看教授，教授也只極少數去看他。只有一個校務會議，起初不選舉代表，被教授逼迫多時，選出代表，但不肯開會。好象每年有兩次會，就算稀有的事。開會時總設法阻止多談。校長從遠處回來，有時有個茶會，或校慶時有茶會，但在這種會中，毅生（鄭天挺，北大總務長）兄總做出難堪的樣子，叫人唱戲或想別種辦法鬧一陣而散。這種情形過去特別顯著，近一兩年好些。所以有人說蔣校長當紅十字會長后，精神好多了。盼望他做更大的官，精神可以更好些”。[9]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北大教師對西南聯(lián)大時期北大的處境和現(xiàn)況甚不滿意，其評價也以負面的居多。哲學系的湯用彤指出：“北大南遷以來，其固有之精神雖仍未衰，而為時勢所迫，學校內部不免日嫌空虛”，“北大教務方面，人員零落，即留在校中者，亦因流離轉徙之折磨，英氣大遜于往昔”。(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中文系的羅常培認為：“政府太不同情我們了，過去幾年，北大簡直沒辦法發(fā)展，不單比不上清華，連浙大、武大都抵不住”。生物系的年輕學者牛滿江也認為：“抗戰(zhàn)期間，為北大黑暗期，蔣（夢麟）先生于每周紀念會上說‘現(xiàn)在北大有如佛前微光，抗戰(zhàn)過后必會發(fā)揚光大’”。自稱熟知學校情形的“昆明通”、數學系教授許寶祿說的隱晦卻更尖銳：“過去五六年太黑了，個把好人廁身其中，連輪廓都看不見……”。而與北大淵源深厚、作用特殊的傅斯年私下里則說的十分直白：“我們這些年與清華合作，清華得到安定，我們得到卑視”，“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沒有希望’”。這些均發(fā)自1945年或稍后的議論[10]，明白無誤地反映出，教師內部的不滿正在積蓄，一場變革似也正在醞釀之中。

　　就在蔣夢麟“再上層樓”，決計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而仍想兼領北大校長的意向明朗以后，不滿和求變的火焰瞬時噴發(fā)了。且看當時實際管理北大校務的鄭天挺教授的追述：“北大校長蔣夢麟在這年（1945年）上半年曾到美國考察教育，北大教授們曾希望他到美國能采購洽商一些儀器、圖書，并物色新教授，以為勝利復員后的北大建設有所裨益。不料，他這時卻被行政院長宋子文找去做行政院秘書長，并于6月就職。此事蔣事前未與同仁商量，事后又不來信與教授們解釋，而且自美國回國經過昆明也未下機而徑飛重慶。到6月末給我來信說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長。西南聯(lián)大常委事擬請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務擬請你偏勞’等語。因而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滿。法學院長周炳琳對此事尤為憤慨，感情異常激動。月底教授會討論，多數教授主張，既然做官就不能兼任大學校長，應由在美國的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但胡適一時也不可能回國，必須有個代理校長。9月初，教育部正式發(fā)表胡適為北大校長，傅斯年為代理校長�！盵11]鄭先生的回憶平實而淡然，而當年北大內部“倒蔣迎胡”的氣氛實則頗為激憤。正如江澤涵所述：“夢麟先生做官而兼校長，幾乎全體不贊成。有些人以為他將來會回來，暫時北大敷衍過去，也未嘗不可，但這只是與他最接近的少數人，多數人很痛恨戰(zhàn)時北大敷衍的不當”。法學院長周炳琳指斥道：“蔣校長的興趣不在大學教育，戰(zhàn)時他對北大的事不問，但他每日忙著招待無關重要的外國人和云南的顯要，可見他的興趣所在”。哲學系教授賀麟也認為“夢麟官興正濃”，許寶祿甚至說“夢麟先生無論多理想，有了中委的頭銜（國民黨七全大會蔣夢麟當選為中央監(jiān)察委員），就不免是自由之累了”�？磥�，當年的北大教授們在官與學之間，有著判然分明的選擇。

　　其實，民國時期的大學校長有時兼為政府官員并非沒有先例。即以蔣夢麟自身來說，他出任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長的同時仍兼任浙江大學校長很長一段時間。后來蔣介石一再勸說北大校長胡適出任國府委員等職時也應允仍可兼作校長。就在蔣夢麟此次出任行政院公職之初，傅斯年的最初反映也是與教育部長朱家驊商量請周炳琳“代理一時”�？墒潜贝蠼淌谙Ｍ�“易人”的訴求以及朱家驊的態(tài)度改變了局面。他們均屬意于胡適。周炳琳就認為，蔣去做官，中央研究院又有代理院長，此乃胡適任北大校長的最好機會。然而，最高當局的蔣介石卻有意讓傅斯年接任北大。傅氏急忙呈上一函敬謝不敏，稱：“北京大學之教授全體及一切有關之人，皆盼胡適之先生為校長，為日有年矣，……適之先生之見解，容與政府未能盡同，然其愛國之勇氣，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觀感，并世稀遇”云云[12]。大有非胡適不可之勢。而蔣夢麟此時在朱家驊、傅斯年的勸說之下，并無“戀�！敝�意，竟亦慨然“讓賢”。8月7日他回到昆明召集教師茶會，坦誠地言稱：他欲兼任北大校長卻違反了自己手訂的大學組織法，最初未想及此點，經朋友們的提示和勸告，決計辭去校長職務。據與會的人士觀察，“他講話的態(tài)度極好，得著大家的同情”。蔣氏在北大的“謝幕”，未失他一貫的風度。哲學系主任湯用彤、生物系主任張景鉞等此前曾誠懇地勸留，然而抗戰(zhàn)結束之際北大的“蔣、胡交替”已是勢所必至，無可挽回了。

　　四

　　胡適的態(tài)度又如何呢？自三年前胡適卸去駐美大使職務，表示將仍回北大教書以來，人們對他即寄予了莫大的希望。蔣夢麟致胡適信中說：“兄回北大之電到昆，不特北大同人的一大鼓勵，而聯(lián)大同人亦頗覺興奮，弟則氣更為之壯。蓋弟常與同人言，兄將來必回北大也”。[13]蔣氏顯然想望與胡仍像三十年代前期那樣聯(lián)手復興北大。但前引傅斯年致蔣介石函中有北大同人“皆盼胡適之先生為校長，為日有年矣”的說法，顯示人們對胡適的期待已非比從前。在“蔣辭胡繼”的局面剛剛露出端倪時，與北大關系深厚、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周鯁生即告知胡適：“此間北大朋友以為復興北大，非兄莫屬”。丁聲樹甚至認為，胡適的學風與襟度“只有蔡（元培）先生可以比擬，而治學方法的感人之深，我敢說是三百年來沒有人能趕得上的”。在北大頗有影響力的周炳琳態(tài)度更為明確：如今處在最重要時期，“只有適之先生能來改善北大，并影響全國大學，這就像以前蔡先生的時候一樣，別人不能當此任”。基于這樣的認知，當胡適繼任北大校長的消息傳來，時人使用最多的形容詞句是“眾望所歸，群情歡悅”�？梢姾�適當年在知識界的地位之高，在蔡元培故去后已不作第二人想。胡適雖遠在美國，但透過多條渠道清楚地了解國內動態(tài)。對于眾人要他“出山”的勸請，最初推辭，政府的任命正式發(fā)表后一個月，他致電朱家驊、蔣夢麟、傅斯年三人，內稱：“民國二十年以后，北大復興，夢麟兄領導之苦心偉績，弟所深知。北大復員，仍不可無夢麟兄之領導�！�…夢麟兄為政府征調，只是暫局，孟真兄肯扶病暫代，最可感幸。將來弟歸國，若不得已，亦愿與孟真分勞，暫代一時，以待夢麟兄之歸”。這個“詞意誠懇”的電報，意在化解朋友們間的誤解和緊張，同時也以半推半就的姿態(tài)回應了眾人“非爾莫屬”的盛意，可謂高明之至。

　　胡適成名于“新文化運動”，其在思想學術領域的聲威似無人能出其右�？墒俏逅倪\動當中，蔣夢麟“意外”涉足北大，此后即高居主導位置幾十年不墮，胡適竟也心悅誠服。這樣的事情之成為可能，除了蔣氏自身實力不凡以外，還與蔡元培的傾力倚重有關�！傲舴ㄅ伞钡睦钍�曾等人視蔣為蔡特別提攜之人，自不無道理。蔣乃蔡的同鄉(xiāng)和早年學生，蔣留學歸來主撰《新教育》雜志，頗得蔡的賞識和推重，同時蔣與孫中山多有來往，也得到中山先生的特別器重。蔡當年出長北大，在國民黨內又甚得孫中山的首肯和支持。這些因素匯集起來，構成了蔡、蔣之間的特殊關系。三十年代，蔣夢麟重返北大，提出“校長治校”，力矯校內教師校外多處兼課等痼疾，甚至不惜解聘“某籍某系”資深教員以刷新校政，其背后的支撐力量既有南京政府最高當局，也有教育界元老蔡元培先生�？墒�，蔣夢麟作為干練的管理高手，雖能肆應復雜局面，然在學術界畢竟無相應地位。所以羅常培認為，抗戰(zhàn)之初“胡（適）先生去國后，北大事實上已失去學術重心”。此后，蔣夢麟在昆明辦學的“意興闌珊”，不惜“犧牲”，在某種意義上固然成全了西南聯(lián)大的善始善終，卻不可避免地難以見容于北大�，F(xiàn)代教育史上的一個悖論現(xiàn)象產生了。隨著蔡元培等元老的辭世，時移勢易，蔣的昔日靈光不再，他的北大同人們紛紛吁求戰(zhàn)后北大“更需要對于教育有眼光有見解的人來領導”，借了“校長不可兼官職”的契機，夢麟先生是到了該“體面退場”的時候了。故此有人說：“蔣校長這次離開北大，也許反能使他在北大的地位增高。這確是北大之�！�。

　　五

　　北大的這場“易長風波”雖然波瀾不驚，但現(xiàn)場的核心人物如傅斯年、周炳琳等卻也經歷了一番“心理搏弈”。按傅氏的說法：“枚孫（周炳琳）做的太過火，連累及我，我做得太直爽，累及騮先（朱家驊）。夢麟先生最初態(tài)度甚好，近反若有所芥蒂”，“我這些天精神在極度的不安與緊張之下”，“只有先生（胡適）回來，才可替我們解釋清楚”。勇猛如傅斯年，似也在經受著愧對朋友交誼的內心拷問。有一個細節(jié)似不應忽視，即蔣夢麟的夫人陶曾谷與一些北大教授相處不睦對此次“風波”的作用。陶乃原北大教員高仁山之妻，高遇難后轉嫁于蔣，這個經歷有些特殊。在大學的“校園政治”中，校長夫人的作用有時顯得非常微妙。前述錢穆在蒙自分校歡迎蔣校長會上作深明大義的發(fā)言后，次日即受邀出席校長夫人陶曾谷主持的餐談會；
1939年12月，北大四十一周年校慶亦即胡適生日之際，蔣夢麟、梅貽琦及聯(lián)大主要教授致函胡適慶賀，內中赫然列有陶曾谷夫人的簽名。胡適的妻（族）弟江澤涵及傅斯年在致胡適的長函中均提及“蔣的夫人與多位談不來”，“蔣這幾年與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總是陶曾谷女士的貢獻”。似乎顯示這也是促發(fā)蔣氏去職的一個側面因素。不過，周炳琳曾正色申明：“當時同人有主張夢麟先生應即辭去北大職務者，此純?yōu)楣�，某種讕言不值一辯”。

　　不過，北大的這次重要人事更迭，產生了一個附帶的收獲，那就是對學校多年來辦學不足方面的思考。而這對復校時期的北大至為重要。大概是在西南聯(lián)大與清華等校近距離相處的緣故，客觀距離促使北大反省自身管理不嚴、學生外語程度不高等項缺欠。北大向有兼容并包的自由空氣，然亦不免學風疏闊、管理松弛的流弊，以至影響學生質量。蔣夢麟任職后期籌謀復校計劃時便提出：學生無論學習何科，必通一門外國語；
個性與群性應予平衡之訓練；
學科程度應嚴格要求，不及格者飭令留級或退學。顯然在與清華的對比中，他意識到了問題之所在。傅斯年的議論更為直率：我們不能老是坐而論道，我們學校最大的毛病是，學生一入學，便走大街，英文永遠學不好，我想大可把一年級搬到城外去受嚴格訓練。羅常培也注意到同一問題，他向胡適建議道：近二十年來北大考不上官費留學，實由我們與清華的教法不同。我們固然應該保持偏重文學的傳統(tǒng)，可是在一二年級非采取嚴格的美國式訓練不可，例如清華的陳福田根本談不上學問，可是他是好的外國語教員。歷來以老大自居的最高學府，能夠如此平心靜氣地面對問題謀求改進，蓋可視為戰(zhàn)時合校機制所獲得的意外收益。這些不錯的想法，看來要由新校長胡適細細加以實施了。可惜，胡適縱然匯集了那么多的期望于一身，卻不曾遇到蔣夢麟當年的辦學環(huán)境，空有一腔辦學熱望，竟也無從施展……

　　蔣夢麟離開了北大，從此也就脫離了他委身幾十年的教育界。后來他寫過許多回憶性文字，卻只字未提此次“易長”的經過。即使在《西潮》一書的續(xù)篇《新潮》中，詳盡記述狀告兵役黑幕一節(jié)，卻回避了稍后在北大的那段經歷。不過他在該書的“引言”寫道：“著者大半光陰在北京大學度過，在職之年，但知謹守蔡校長余緒，把學術自由的風氣維持不墮”。他稱該書的書名是受了五四時期北大那本著名雜志的啟示，顯現(xiàn)出晚年蔣夢麟對這所大學的特有情愫。1950年12月，傅斯年猝然去世，蔣夢麟于幾日后寫成《憶孟真》一文，追述數日前傅氏在北大五十二周年紀念會演說的情形道：他說夢麟先生學問不如蔡孑民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學問比不上胡適之先生，但他辦事卻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著批評蔡胡兩位先生說，這兩位先生的辦事，真不敢恭維。他走下講臺以后，我笑著對他說：“孟真你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14]如此妙喻，盡顯夢麟先生的性格，其中既有掩飾不住的自得，也有那么幾分苦澀的成分。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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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蔣夢麟：《西潮·新潮》第209—211頁，岳麓書社2000年。

　　[2]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第346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4年。

　　[3] 錢端升致胡適，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494頁，中華書局1979年。

　　[4] 蔣夢麟致胡適，見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胡適未刊書信日記》第158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

　　[5] 參見孫善根著《走出象牙塔——蔣夢麟傳》第216—217頁，杭州出版社2004年。

　　[6]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216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

　　[7] [13] 蔣夢麟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550、552頁，中華書局1979年。

　　[8] 蔣夢麟：《西潮·新潮》第297頁，岳麓書社2000年。

　　[9] 江澤涵致胡適，《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6頁，中華書局1980年。

　　[10] 湯用彤、羅常培、牛滿江、許寶祿、傅斯年等分別致胡適的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第34、106、57、44、51頁，中華書局1980年。以下征引北大諸位言論，除另行注出外，均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1945年部分，限于篇幅，恕不一一注出。

　　[11] 鄭天挺：《南遷歲月——我在聯(lián)大的八年》，載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編《聯(lián)大歲月與邊疆人文》第11—12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

　　[12] 傅斯年致蔣介石，見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286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4] 蔣夢麟：《憶孟真》，載《西潮·新潮》第332頁，岳麓書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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