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思想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其巨著《西方的沒落》中表達了這樣一個基本思想：“政治是一種可能性”。這一基本思想傳達出了豐富的政治內涵：政治是一個過程，并且是一個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斷去完成的過程。在這個不斷生成塑造的過程中，政治也可能把自己成就為文明，也可能把自己墮落為野蠻；
也可能不斷進步與前進，也可能一直停滯或倒退。這些不同的可能性均來源于人對它的定位與經營。定位和經營政治，當然屬于實踐活動，但卻更需要理論上的引導和規(guī)訓，由是產生政治學。

　　政治學是一門古老而年青的科學，它萌生于柏拉圖，通過亞里士多德的努力而獨立誕生，并由此確立起它的努力方向；
政治學，是引導和規(guī)訓政治成為善業(yè)、建立優(yōu)良政體和良序社會的一門實踐科學，其前提是把公民培養(yǎng)成既有治理（包括治理城邦和人）能力又有接受治理的能力的政治主體、政治主人。這是政治學得以存在的一般理由和根本前提。

　　然而，由于其深厚的專制政治傳統(tǒng)的生命頑強桎酷，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起步很晚，而且一直停滯于權力（即階級主義、黨派主義）政治層面做文章，政治理論研究幾乎是忽視、淡忘了政治學存在的一般理由和根本目標。所幸的是，政治作為一種可能性，始終為政治學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社會的存在發(fā)展必然要求政治朝著善業(yè)的方向前進，因而它也必然鼓動政治學突破權力政治學的模式而朝著一般政治學的方向開辟回歸自己的道路。只有在這種視域下，我們才能真正感受和體悟到劉吉發(fā)教授所著的《政治學新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3月出版）之特殊價值與實在的意義。

　　一

　　劉吉發(fā)教授將自己的政治學新著名之為對政治學的“新論”，這標明此著的全部特點均出在這個“新”字上。然而，在閱讀此著的時候，對其“新”的期望定位，必須建立在與《政治學新論》（簡稱《新論》）出版之前的那些政治學理論相比較而論這一基礎上。如前所述，在此之前的政治學理論，都屬于權力政治學范疇，因為這些政治學理論的基本思路，大都沿著“（階級與革命）――國家――政權――政府――政黨――政治管理（決策）――政治參與――政治文化――政治發(fā)展――國際政治”模式而展開，即或有出新，也是大同小異。而劉吉發(fā)教授所著之《新論》，卻是從一般政治學入手，對政治的一般問題予以理性考察。因而《新論》展開了一條新路，即沿著“政治定位――政治存在――政治意識――政治制度――政治行為”方向展開。這一思路展開所遵循的是人類政治生成及其發(fā)展的自身邏輯，對此廉永杰先生的評價至為中肯：“該書在宏觀分析‘政治定位’的基礎上，以‘政治存在’為切入點，經過‘政治意識’、‘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邏輯推演，最后歸結于‘政治發(fā)展’的理性形態(tài)，打破了以往政治學研究注重以階級為中心進行謀篇布局的歷史局限，從而使該書形成了體系新穎、邏輯嚴謹的理論特色�！保ㄒ姟缎抡摗贰靶颉保琍3。以下凡引此書內容均只標明頁碼）

　　《新論》之所以不以“階級”為中心，而是以人類政治的發(fā)生為起步，以政治存在和政治意識的互動為軸線，以政治制度的演變和政治行為的向前為敞開之兩翼形態(tài)，以政治的時代性發(fā)展為主導方向，其目的是努力探討人類政治的一般規(guī)律。《新論》之所以要突破權力政治的框架，另辟新路探究人類政治的一般規(guī)律，在于作者對政治本身秉持這樣一個樸素的人本理念：從發(fā)生學角度講，“政治”這個概念的原初含義，不是經濟，也不是斗爭和階級關系，更不是指涉權力與暴力，而是人生而俱有的求群、適群、合群的生命本性的生存論釋放；
“政治”概念的首要含義是平等存在中的生存論協(xié)作、合作、互助。因而，“政治”概念是關于組織與結構的概念，是關于契約與整體的概念，也是關于共生與互生的概念。政治所追求的目標不是滋生斗爭與暴力，也不是強化階級和政黨，而是追求自由：政治就是為自由而產生而存在，因為當個人在其生存進程中遭遇到種種負累不能完全地由個人承擔而必須求助于他者之力才能消解時，政治就產生了。政治產生于個人存在之向生存領域展開的無能為力，并努力為消解其無能為力而開辟新的存在之境的行動需要與借助方式。這種借助方式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的愿望，而是所有個體的生存需要對行動的展開式。根本上講，政治就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的意愿、需要與渴望的表達式，也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給予力量的實現式：政治是所有個體的人向他者借力而求生、謀生和創(chuàng)生的基本手段，是人與人從個體走向整體、從自助走向互助、從孤立勞動走向群體工作的必然方式，它是平等的、整體的、契約的，是（其生存力量相）共生的和互生的；
政治的自身目標，就是幫助個體的人在群體的協(xié)作、合作與互助中實現平等之自由。因而，政治的主體只能是人，是公民；
國家、政府、政黨，僅僅是政治的載體，亦是政治實現自身存在價值與意義的展開手段和服務工具。

　　二

　　對于一門學科來講，其理論構建所能夠實現的新穎而嚴謹的邏輯進路與整體框架之深層表達，恰恰是深邃的學科理念和獨特的思想智慧。從這個角度看，《新論》之“新”，主要還不在于它的形式結構新、邏輯框架新，以及由此所組織起來的內容新；
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作者對人類政治規(guī)律探索所表現出來的具有創(chuàng)發(fā)性的慎思獨見。

　　這種慎思獨見首先表現在《新論》把政治理論納入政治學視野，使其構成政治學學科理論體系的前提性條件。將政治理論納入“政治定位”的范疇予以理性的審查，其意非常明朗：政治作為一種可能性，要能夠成為“幫助個體的人在群體的協(xié)作、合作與互助中實現平等之自由”，則需要理性智慧的指導與規(guī)訓；
而要實現此，只有借助于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發(fā)展。費爾巴哈曾經說過：作為起源，實踐優(yōu)先于理論，但當實踐發(fā)展到理論的水平時，理論就優(yōu)先于實踐。所以，從根本上講，沒有理論指導與規(guī)訓的實踐，始終是盲目的；
沒有理論指導和規(guī)訓的政治，只能是野性的甚至是野蠻的政治。這是《新論》之把政治理論納入“政治定位”之構成內容而予以率先考察的深層考慮。

　　《新論》的這種慎思獨見，還體現在它第一個把“政治思維”納入政治學視野，并使之構成“政治定位”的又一具體內容。更重要的是，《新論》對政治思維的獨特審查。它認為，政治思維的本質規(guī)定是利益思維，政治思維的展開形態(tài)是戰(zhàn)略思維。僅前者論，政治思維本質的利益化，恰恰在于人是生命存在者，生命的存在和繼續(xù)存在，必須資源的滋養(yǎng)。人的這一存在現實表明人是需要的存在者，人類社會的一切利益形態(tài)都起源于人的需要：利益生發(fā)出人求群、適群、合群的要求，利益也產生了政治。政治是利益需要的產物，政治本身是人類利益、人生利益的具體形式。所以，“利益思維是利益活動的邏輯內化。在利益思維中，利益既是思維的起點，又是思維的歸宿，它表征了利益是推動政治主體進行政治實踐活動的根本動力。”（P43）由此利益思維，最為真實地表征出利益與政治之間的本質關聯：利益，既是政治生活的基礎，也是政治關系的核心，更是政治實踐的最終原因和終極動力。所以，“政治主體的政治思維必然以利益為思維的邏輯指向，利益思維成為政治思維的邏輯起點�！保≒46）

　　利益思維是政治思維的邏輯起點和本質規(guī)定，由此本質規(guī)定，政治作為任何一種可能性展開，都不可能是無私的。對政治來講，最根本的問題不是私與無私的問題，而是私的限度問題。在政治領域，對私的限度所涉及的根本問題，恰恰是權利與權力的對峙與統(tǒng)一問題。這是政治學的核心，而這個核心恰恰是以利益思維為基石的。

　　三

　　《新論》對人類政治的一般審查與檢討，其新穎的思想還體現在許多方面。比如對政治主體的考察，將公民納入其范疇，而構成其政治的“個體主體”。又比如把權力與權利納入政治關系之中來考察，并揭示出實際的政治關系構成，不過是權力與權利的對峙與統(tǒng)一：這種對峙源于權利的自我完整本性和權力的自我擴張本性之間的矛盾沖突；
這種統(tǒng)一又源于權利與權力的相互限度與監(jiān)約。再比如對民主的探討，指出民主之于人類政治文明來講是一個發(fā)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開創(chuàng)了一種政治民主形態(tài)，雖然它不是全面的、完整的民主形態(tài)，但它對人類民主朝著更高文明方向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一步現代階梯，且這步階梯是不可撤消的。

　　總之，《新論》有許多值得著我們借鑒的新穎思考和深邃的思想；
更重要的是，《新論》給我們展示了一種政治學探討的新視野、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但在吸收和借鑒這些新視野、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的同時，更不要忘了它還給予了我們許多新的思考空間。比如，政治民主的前提問題，以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最廣泛的政治民主”形態(tài)，它的可能性何在？它的依據何在？它的實質規(guī)定是什么？它的運作和保障機制是否已經具備等等，都將需要嚴肅地檢討，而不是輕率地作結論。理論探索，最重要的不是下結論，而是對這個結論如何得來的理性證實或證偽。再比如，《新論》認為政治主體之有群體與個體之分，這相對于過去的政治理論來講，是一大進步。然而，把階級、國家、政府、政治團體等納入政治主體的范疇，是在什么意義上立論的？這種立論的依據是什么？這種依據本身是否需要求證？并且，這種作為“群體主體”的階級、政府、政治團體與作為個體主體的個人、公民之間，應該是一種什么關系？是誰主體誰？是階級、政府、政黨主體個體、公民？還是個體、公民主體階級、政府、政黨？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它涉及到政治作為一種可能性，是走向文明還是走向墮落的真實分水嶺。

　　“政治的產生標志著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進入到文明時代。生產力的發(fā)展是政治產生的物質基礎，階級是政治現象產生的社會基礎，國家和法律的形成則是政治產生的基本標志。隨著階級和國家的產生，政治現象主要表現為與國家政權有關的活動，以及在這種活動中體現出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系�！保≒6）確實，政治表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政治也制造了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但這絕不是政治的本性。政治的本性是使人人成為人，是使人人平等、自由和生存幸福。政治的不平等，是政治的異化和倒退，是政治蛻化到專制狀態(tài)的表現。政治作為一種可能性，它的人性的、健康的方向恰恰是政治文明。而政治文明的社會平臺是普遍平等，政治文明的共守行為規(guī)范是全面的公正，政治文明的必須目標指向，是人人平等而自由的人道。然而，政治文明的根本的和整體的規(guī)訓方式，卻只能是憲政政體和憲政政體規(guī)訓下的憲政憲治與憲政法治；
政治文明的絕對前提，卻是以國家為單位的共同體內的每個人都成為真正意義的公民，每個公民都能夠以其平等的存在人權和生存權利為武器，對各種公共權力進行有效的限度與監(jiān)約-----這樣一種基本的能力，即每個公民都具有治理國家、治理權力的能力和接受合法權力（即有限絕對權力的政府）的治理的能力。惟有同時具備這個規(guī)訓方式和主體能力前提，政治才可能達向對良序社會的創(chuàng)建，成為促進人人自由和生存幸福的善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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