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場由美國起初的次貸危機、后來的金融危機所引發(fā)——正在引發(fā)、或者說是已經(jīng)引發(fā)——的全球經(jīng)濟危機，正在迅速地蔓延開來。若干企業(yè)的相繼破產(chǎn)倒閉，就是這場危機到來的一種強烈信號。與此同時，一種猶如世界末日一般的悲恐情緒也在迅速地彌漫開來。全球股市的一再暴跌，就是這種普遍的悲觀情緒的一種心理證據(jù)。

　　這場危機也正在向中國蔓延；
這種情緒也正在向中國彌漫。

　　確實，這場經(jīng)濟危機有其可怕的一面。但另一面，歷史告訴我們：這種全球經(jīng)濟危機的結(jié)果，總是在若干舊的世界大國遭到重創(chuàng)、元氣大傷的同時，一個或者一些新的世界大國崛起，一種新的世界格局取代舊的世界格局而誕生。

　　于是，我們所關(guān)注的是：這次危機之后，世界將會怎樣？中國將會怎樣？

　　顯然，這取決于我們?nèi)绾螒?yīng)對這次危機。對于中國來說，結(jié)果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中國同樣被卷入長期的衰退，那么這就真的是一場“危機”了，它對于中國未來的不僅經(jīng)濟、而且政治的深遠影響可能將是非常可怕的。在這種情勢下，中國的未來存在著兩種可能的極端結(jié)局：要么是當局否定三十年的改革路線，而退回到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
要么是自由主義道路乘虛而入，其結(jié)果極有可能是作為統(tǒng)一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而正在崛起的中國如前蘇聯(lián)那樣土崩瓦解地解體。無論哪種結(jié)局，中國都會喪失三十年改革的豐碩成果，乃至于中華民族發(fā)奮圖強的百年夢想將會再次落空。這決不是危言聳聽，“2008年是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個拐點”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對此，我們應(yīng)有充分的思想準備。我曾多次談到過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三9現(xiàn)象”，亦即曾有三個帶“9”的年頭（1919、1949、1989）都是歷史的拐點；
明年又是一個帶“9”的年頭，中國的情勢將會怎樣？或許，“中國向何處去”這個世紀之問又會赫然凸顯出來嗎？

　　另一種可能則是中國能穩(wěn)得住，那么這次危機對于我們來說就恰恰是一個難得的歷史“契機”。這是我們的祈愿，也是我們應(yīng)該為之傾力的方向。

　　關(guān)鍵在于我們?nèi)绾尾扇⌒袆印＿@取決于我們對這場危機之原因的準確把握。

　　為此，世界人士都在紛紛探究這次危機的根源所在。最膚淺的認識，莫過于將這次危機歸咎于現(xiàn)行的金融體制；
稍微深入一點、但也同屬膚淺的認識，則是開始反思并批判“里根—撒切爾主義”的自由資本主義的保守主義路線，由此而開始重溫凱恩斯主義的教義，甚至斷言“歷史的鐘擺”又會擺向“國家資本主義”之類的東西。還有一種人士，開始重溫馬克思關(guān)于資本主義經(jīng)濟危機“周期性”的教導(dǎo)，緬懷其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理念、“共產(chǎn)主義”理想。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實，如今某些人慶幸于資本主義的“破產(chǎn)”，與當年某些人因蘇聯(lián)東歐巨變而慶幸于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乃至宣告“歷史的終結(jié)”一樣，是同樣的天真爛漫的幼稚想法；
而且，這兩種想法存在著一個共同點：都是基于“社會主義vs資本主義”的對抗思維模式。殊不知，對于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本身究竟是什么，也都充滿著無休無止的爭議。

　　所以，我們所真正關(guān)心的不是、或者說不應(yīng)該是這樣的問題。我們所應(yīng)當注意到的乃是：不論資本主義體系內(nèi)部的“鐘擺”如何擺動，也不論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境況如何，其中有一個不變的問題，那就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發(fā)展問題。因此，我們應(yīng)該探詢的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崛起與發(fā)展，究竟依循著怎樣的“天命”？此“天命”是如何顯現(xiàn)為某種所謂“規(guī)律”的？它又是如何具體表現(xiàn)為經(jīng)濟危機的所謂“周期性”的？最終，我們所關(guān)心的是：在這場經(jīng)濟危機中，當今世界的這些民族國家的命運如何？作為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中國的命運如何？

　　而這也正是儒家的群體生存關(guān)懷，正如孔子所說：“博施于民而能濟眾”；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然而眾所周知，儒家的仁愛同時包含著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一體之仁”，這也就是儒家本來意義上的“博愛”（韓愈《原道》），據(jù)此，我們應(yīng)當普遍關(guān)注當今世界所有一切民族國家在這場危機中的生存發(fā)展問題；
另一方面則是“差等之愛”，這也就是儒家的“家—國—天下”（《大學(xué)》）和“親親—仁民—愛物”（《孟子·盡心上》）的關(guān)懷序列，據(jù)此，我們理所當然地應(yīng)該首先關(guān)注我們中華民族自己在這場危機中的生存發(fā)展問題。危機之后中國將會怎樣？這是我們的最為切己的問題。

　　然而不論“一體之仁”、還是“差等之愛”，為群體生存計，所有一切制度、體制、戰(zhàn)略、策略等都不是目的，而不過是手段而已�！百Y本主義道路”、“社會主義道路”及其內(nèi)部的種種差異，都不過是具體的“道路”，然而并不是根本的“道”。什么是道？在社會生活的層級上，道乃是這樣一條“路”：“夫義，路也”（《孟子·萬章下》）；
“仁，人心也；
義，人路也”（《孟子·告子上》）；
“仁，人之安宅也；
義，人之正路也”（《孟子·離婁上》）；
“居惡在？仁是也；
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保ā睹献印けM心上》）

　　那么，究竟什么是義？義就是儒家所倡導(dǎo)的正義原則（早在荀子那里，“義”就已多次表述為“正義”了）：

　　義者，宜也。（《中庸》）

　　這個正義原則是說：所謂“正義”的，就是適宜的、適當?shù)�、恰當�(shù)模�因此就是正當�(shù)�、公正的、公平的。這其實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保ā墩撜Z·里仁》）所謂“無適無莫”，就是無所“專主”、無所“不肯”、無所“不可”（朱熹《論語集注》），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毋固”（《子罕》）、“不器”（《為政》），亦即不拘泥于任何現(xiàn)成既有的諸如“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者其他什么“主義”、包括任何“原教旨”式的“規(guī)則”；
所謂“義之與比”，就是唯義是從（《論語集注》）。例如對于“言必信，行必果”的言行“規(guī)則”，孟子就說：“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保ā睹献印るx婁下》）簡而言之，一切皆以義為轉(zhuǎn)移。

　　但這并不是說我們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不擇手段、怎樣都行，因為這里的“居仁由義”給出了兩個條件：第一乃是“居仁”，在這里也就是對于群體生存的關(guān)懷；
第二才是“由義”，也就是適宜于我們的當下的生活情境。

　　所以，我們認為，儒家的一般正義原則，就是這樣兩條，缺一不可：

　　1、出于仁愛情感；

　　2、合于生活情境。

　　所謂“生活情境”，包含兩個方面：（1）共時性的地域特點，這通常表現(xiàn)為不同民族國家的不同生活方式；
（2）歷時性的時代特點，這通常表現(xiàn)為不同民族國家的不同發(fā)展階段。

　　當前最大的生活實情，就是這場正在、或者已經(jīng)襲來的危機；
這場危機的情勢之中，既存在著全球性的共通情境，又存在著不同民族國家間的特殊情境。因此，具體到這場經(jīng)濟危機中，儒家一般正義原則就體現(xiàn)為：

　　1、出于對于民族國家的仁愛的群體生存關(guān)懷；

　　2、合于目前世界、眼下中國的生活情境之（1）民族國家的生活方式與（2）民族國家的歷史境遇。

　　這正如孟子所說：“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至于這場危機的根本原因究竟何在？面對這場危機，我們到底該怎么辦？世界到底該怎么辦？中國到底該怎么辦？我個人當然并沒有什么具體的治國安民的“法寶”。然而，儒者同仁，群賢俱在。因此，我想說的僅僅是：值此危難之際，儒者不應(yīng)該麻木不仁，而應(yīng)該積極行動起來，探尋危機的原因，商討應(yīng)對的策略，慎思明辨，獻言獻策，群策群力，共渡時艱，努力讓危機轉(zhuǎn)化為契機。

　　借用鄧小平的說法，那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總之，在當前的情勢下，我們唯一應(yīng)當遵循的，就是儒家的正義原則，為此，我們應(yīng)該牢記孔子的教誨：“唯義是從”而“無可無不可”。

　　愿中國康寧！愿世界康寧！

　　2008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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