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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濤: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與孟子性善論

發(fā)布時間:2020-06-11 來源: 日記大全 點擊:

  

  即生言性乃古代人性論的大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常常被概括為“生之謂性”。由于受牟宗三、徐復(fù)觀等港臺新儒家的影響,學(xué)術(shù)界往往認為即生言性是自生理欲望以言性,是一個舊傳統(tǒng),而孔子之后,子思、孟子所開啟的則是自德或理以言性,是超越之性、義理之性,是一個新傳統(tǒng);
前者“是儒家人性論之消極面,不是儒家所特有”,后者則“是儒家人性論之積極面,亦是儒家所特有之人性論”[①]。這樣,孟子的性善論與其之前的即生言性便是新與舊、積極與消極的對立關(guān)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同樣是屬于新儒家陣營的唐君毅先生,其對即生言性的理解卻與牟、徐二先生有所不同,他不僅注意到孟子性善論與其以前即生言性傳統(tǒng)的“異”,同時也觀察到二者之間的“續(xù)”,相比較而言,其立論更為公允。本文即在唐君毅先生研究的基礎(chǔ)之上,結(jié)合近年新出土的竹簡材料,對即生言性傳統(tǒng)及由這一傳統(tǒng)衍生出的不同命題表述,特別是孟子、告子關(guān)于“生之謂性”辯論中所糾纏的種種問題做一分析、梳理,并進而探求孟子性善論與即生言性傳統(tǒng)的復(fù)雜關(guān)系。

  

  一、即生言性的意蘊及其不同命題表述

  

  在古漢語中,“生”、“性”乃同源字。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中,只有“生”字而無“性”字,“性”字是從“生”字派生而來。徐灝《說文解字箋》:“生,古性字,書傳往往互用!吨芏Y》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杜子春讀為性!蹲笫稀氛寻四陚,‘民力雕盡,怨讟并作,莫保其性!阅F渖!惫使盼闹邢扔小吧弊,后有加心旁的“性”字,“生”、“性”二字的含義,存在密切的聯(lián)系。所以即生言性從字源的角度看,乃表示“性”字源自于“生”字;
從思想的角度看,則表示古人是從“生”來理解“性”。由于“生”、“性”的這種密切聯(lián)系,古代思想家往往通過“生”來理解“性”,如告子的“生之謂性”。

  不過,告子雖提出“生之謂性”,卻沒有對其內(nèi)涵做具體說明。從字面看,“生之謂性”乃是以上之“生”解下之“性”,換一種句式,也可以表述為:性,生也。而“生”字在古語中的含義十分豐富,作為動詞,它可指出生、生長,作為名詞,可指出生以后的生命,以及生命所表現(xiàn)的生理欲望等,[②]而如何理解“生”或在何種意義上理解“生”,往往又會影響到如何理解“性”。所以,“生之謂性”實際只是一個形式的命題,它只是表明“性”就是“生”,但“性”何以是“生”,或在何種意義上是“生”,還需要做進一步說明。根據(jù)《孟子·告子上》,告子關(guān)于人性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幾點:

  告子曰:“生之謂性!

  告子曰:“食色,性也。”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東西也!

  從告子的論述來看,他是從“食色”等自然生理欲望來理解性的,故他所謂“生之謂性”的“生”,應(yīng)是指天生、出生,同時也指生理欲望。徐復(fù)觀先生分析說:“告子的人性論,是以‘生之謂性’為出發(fā)點。生之謂性,即是說凡生而即有的欲望,便是性。生而即有的欲望中最顯著的莫如食與色,所以他便說‘食色性也’。食色的本身,既不可稱之為善,亦不可稱之為惡,所以公都子引他的話說‘性無善無不善也’。因為性無善無不善,所以他便說‘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于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東西也’!盵③]如果具體一下,告子的“生之謂性”可以表述為“生之然之謂性”。而告子提出“生之謂性”,顯然是源于古代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

  由于“生”、“性”具有密切聯(lián)系,而“生之謂性”又只是一個形式命題,所以古代思想家往往通過對“生”、“性”的關(guān)系做進一步說明,以表達其對“性”的理解。如《荀子·正名篇》云:

  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yīng),不事而自然謂之性。

  這里,荀子對于“性”下了兩個定義:一是“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一是“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yīng),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其中前一個定義顯然是對“生”、“性”關(guān)系的進一步解釋和說明,所以學(xué)術(shù)界往往認為,荀子對性的理解與告子的“生之謂性”是一脈相承的。不過,荀子與告子的思想雖有一致之處,但其“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的定義,與告子對“性”的理解卻并非屬于同一個層面。有學(xué)者將“生之所以然”改為“生之所已然”,認為“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就是說“生來就是這樣的叫做性”。

[④]改字解經(jīng),并不可取。蓋荀子對“性”的定義是“生之所以然”,而非“生之然”或“生之所然”,更非“生之所已然”!吧弧被颉吧弧笔蔷蜕憩F(xiàn)、現(xiàn)象言,而“生之所以然”是就生之現(xiàn)象、表現(xiàn)更進一步求生之原因、根據(jù);
“生之然”或“生之所然”是情、是欲,而“生之所以然”則是理。所以黃彰健先生認為,“《荀子》所言‘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也只是說‘生之所然的那個道理’,或者是‘所以生之理’謂之性而已。”[⑤]徐復(fù)觀先生更進一步,認為“此處‘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的‘生之所以然’,乃是求生的根據(jù),這是從生理現(xiàn)象推進一層的說法。此一說法,與孔子的‘性與天道’及孟子‘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的性,在同一個層次,這是孔子以來,新傳統(tǒng)的最根本地說法。”[⑥]徐先生認為“生之所以然”是從生理現(xiàn)象推進一層的說法,是正確的。但他將其等同于孟子的道德義理之性,則不正確,蓋混淆了兩種不同理的緣故。廖名春先生根據(jù)對語義的分析,認為“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即“生之所以生者謂之性”,“生之所以生者謂之性”,變換一下句式,可作“性者,生之所以生也”(按,嚴格說來,應(yīng)表述為“性者,生之所以為生也”),無疑對理解荀子的定義很有啟發(fā)。但他認為“生之所以為生”的“性”是指人的形體器官,包括目、耳、口、鼻、身等等,則失之偏頗。[⑦]

  按,蓋古人意識到不同生命物皆有其生,如草木有草木之生,禽獸有禽獸之生,人亦有人之生。草木之下,花草有花草之生,樹木有樹木之生;
禽獸之下,犬有犬之生,牛有牛之生等等。并進一步由不同生命物的生,聯(lián)想到其有不同的性。郭店竹簡《性自命出》云:

  牛生而長,雁生而伸,其性使然;
人而學(xué)或使之也。

  長,同“脹”。牛生體形龐大,雁生脖子長,即是它們的性使然。正是即生言性。故唐君毅先生說:“一具體之生命在生長變化發(fā)展中,而其生長變化發(fā)展,必有所向。此所向之所在,即其生命之性之所在。此蓋即中國古代之生字所以能涵具性之義,而進一步更有單獨之性字之原始。既有性字,而中國后之學(xué)者,乃多喜即生以言性!盵⑧]生乃一具體生命之存在,而此生命之所以如此生,即是其性。即生言性之涵義,包括有生即有性,性由生見之意。所以古人言性,不是通過概括、抽象,以求客觀存在之性質(zhì)、性相,如圓性、方性等等,而是重生命物之生,并從其生來理解其性。如草木之生長可開花結(jié)果,即可說草木有開花結(jié)果之性,當(dāng)草木未開花結(jié)果時,可說其有開花結(jié)果之性向;
當(dāng)草木開花結(jié)果時,則可說其實現(xiàn)了性。所以古人所言之性,不是抽象的本質(zhì)、定義,不是“屬加種差”,而是傾向、趨勢、活動、過程,是動態(tài)的,而非靜止的。用今天的話說,性不是一事物之所以為該事物的內(nèi)在本質(zhì),而是一生命物之所以生長為該生命物的內(nèi)在傾向、趨勢、活動和規(guī)定。

  由于性是一生命物之所以如此生長的內(nèi)在規(guī)定,而生命物的生長也往往體現(xiàn)在其形色、形體中,所以性也可以兼指形色、形體。如孟子所謂“形色,天性也”(《孟子·盡心上》),即是說“我固有之”的仁義禮智之性“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體現(xiàn)于形色之中,故形色也可以被看作是性。又如,《呂氏春秋·壅塞》:“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备哒T注:“性猶體也。”牛生體大,羊生體小,其性使然。故“牛之性”、“羊之性”即“牛之體”、“羊之體”,這是以“性”為“形體”的例子!痘茨献印ば迍(wù)訓(xùn)》:“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备哒T注:“性猶姿也!弊松Q于性之生,故性也可作姿色講,這是以“性”為“姿色”的例子。《孔叢子·居衛(wèi)》:“人之賢圣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須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注:子思)徒患德之不邵,不病毛鬢之不茂也!薄靶詿o須眉”即“身無須眉”,這是以“性”為“身體”的例子。廖名春先生認為形體是生之所以生的物質(zhì)載體,所以荀子的性是指形體,乃是倒因為果,顛倒了性與形體的關(guān)系。了解了古代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荀子關(guān)于性的第一個定義便容易理解了!吧匀徽咧^之性”,翻譯過來就是:“(一生命物)之所以生長為這樣的原因就是性!边@里的“生”主要是生長、成長之意。

  荀子關(guān)于性的第二個定義,也頗有費解之處,主要在于“性之和所生”一句。對于該句,楊倞的注釋是:“和,陰陽沖和氣也!匀酥院蜌馑!蹦壳暗摹盾髯印纷⒈竞蜕婕暗杰髯尤诵哉摰恼撝,一般將該句理解為:“本性是由陰陽二氣相和產(chǎn)生的”,或“本性的陰陽二氣相和所產(chǎn)生的”。按前一種理解,該句實際應(yīng)為“性,和之所生也”,而不是“性之和所生”。后一種理解,則頗有增字解經(jīng)之嫌,亦不可取。按,該句的“和”應(yīng)是對“性”的限制、修訂,“性之和所生”就是性在和諧狀態(tài)下產(chǎn)生的,和下一句“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是一致的。這樣,荀子關(guān)于性的第二個定義是說,性在和諧狀態(tài)下,精神與外物相合感應(yīng),不經(jīng)過人為努力或后天教化,自然產(chǎn)生出來的就是性。這一定義下的性,與前一定義下的性顯然有所不同,二者屬于兩個不同的層面。前一定義下的性,前面已說過,是從生理現(xiàn)象推進一層,是求“生之所以然”的根據(jù),實際是理。不過它不是道德仁義之理,而是自然之理,是事物的型構(gòu)之理。后一定義下的性,則是前一種性的作用和表現(xiàn),是從生理現(xiàn)象以言性。故“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yīng),不事而自然謂之性”中的前一個性,是“生之所以然謂之性”的性,是作為生之根據(jù)和原因的性;
后一個性則是前一個性“所生”,也就是前一個性的作用和表現(xiàn)。荀子在一個定義中,前后使用了兩個性字,其內(nèi)涵實際是不一樣的。嚴格說來,告子“食色,性也”的性,只能算是荀子第二個定義下的性,而不是第一個定義下的性。

  不過仔細推敲,即使在第二個定義下,荀子對性的理解仍與告子有所不同。荀子強調(diào)“性之和所生”、“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把性限定在先天的自然狀態(tài),認為未經(jīng)后天努力或社會教化的才能算是性,后天對性的塑造和培養(yǎng)則是偽,已不能算是性。告子則認為“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這里的“決諸東方”、“決諸西方”便意味著后天的加工和改造,根據(jù)告子的比喻,水“決諸東方”、“決諸西方”后仍是水,那么,性經(jīng)過后天的塑造、培養(yǎng)也仍然算是性。荀子把性限定在未經(jīng)人為的自然狀態(tài),與他天人之分或性偽之分的哲學(xué)主張有關(guān),可能只是他個人的見解。從當(dāng)時情況看,多數(shù)學(xué)者未必都對性做出先天、后天的嚴格區(qū)分!睹献印じ孀由稀访献拥茏庸甲右卯(dāng)時一種流行的人性論觀點說:“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
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
幽厲興,則民好暴!边@里的“文武興”、“幽厲興”即表示一種客觀的社會環(huán)境,“民好善”、“民好暴”則是受此環(huán)境影響的結(jié)果。按荀子的看法,這只能算是偽,而不能算是性;
但在當(dāng)時人們看來,它們依然是性。所以雖然荀子對“生”、“性”關(guān)系的理解更為全面、更為合理,但在性綜合了先天、后天因素這一點上,倒是告子的看法更接近古代人性論的一般看法,也更符合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這表明,即生言性或“生之謂性”雖然為當(dāng)時多數(shù)學(xué)者所接受,但在對這一問題的理解上,不同學(xué)者則可能由于其思想主張的不同而存在著一定的差別。

  漢代大儒董仲舒對即生言性的理解,也反應(yīng)了這一點。其云:“性之名,非生與?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性者,質(zhì)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董子將性理解為質(zhì),認為若其天生而具有的自然之資質(zhì)便是性。質(zhì)是材質(zhì)、質(zhì)地之意,故說“性者,天質(zhì)之樸也!保ā秾嵭浴罚百|(zhì)樸之謂性!保ā抖游募べt良策三》)此“質(zhì)”構(gòu)成事物的內(nèi)在規(guī)定,同時也決定其以后的生長、發(fā)展。從這一點看,其對性的理解與荀子關(guān)于性的第一個定義有相近之處,二者屬于同一個層面。不過其所謂“自然之資”卻是包括善端和仁性的,如,“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yǎng)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春秋繁露·玉杯》)“人之誠有貪有仁,仁貪之氣兩在于身。……天兩,有陰陽之施;
身亦兩,有貪仁之性。”(《深察明號》)這點與告子、荀子不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反倒更接近孟子。故其“自然”主要是指“不事而自然”,是未加人為的意思,而不是指生理自然。另外,董子所說的“生”是指上天所生,實際是蘊涵了一個有目的、有意志的神學(xué)天,如,“天生民性,有善質(zhì)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保ㄍ希┻@與告子、孟子、荀子均有所不同。這些都說明,不同學(xué)者對“生”、“性”關(guān)系的理解,會受到其學(xué)說思想的影響,因而呈現(xiàn)復(fù)雜的情況。

  綜上所論,即生言性乃古代人性論的大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又可概括為“生之謂性”。它既表示“性”字是源自“生”字,也說明古人是從“生”來理解“性”,而如何從“生”來理解“性”,不同思想家的見解與看法則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別。所以,“生之謂性”只是一形式命題,要使其成為一個有效命題,還需對“生”、“性”關(guān)系做進一步限定和說明,這樣,由即生言性或“生之謂性”便衍生出以下命題形式:一,“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或“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指生命物之所以如此生長的根據(jù)、原因或生而所具的自然本質(zhì)為性,這是對性的實質(zhì)規(guī)定,惟有具有了此規(guī)定,以上命題才能成為一個有效命題,才能對不同事物做出區(qū)分與規(guī)定。二,“生之然之謂性”,或“性,生而然者也”(《論衡·本性》),指生而所具的生理欲望或生理現(xiàn)象為性,也就是前一種性的作用、表現(xiàn)為性,這是對性的形式規(guī)定。告子雖提出“生之謂性”,但其具體所要表達的卻是這一層含義。而“生之謂性”之所以可以包涵這一層含義,是因為當(dāng)時人們主要是從自然生命來理解性的,而談自然生命不能不談其具體表現(xiàn),故“食色,性也”便成為“生之謂性”的當(dāng)有之意。至于董子將善端、仁性也包括在“生之自然之資”中,則可能是一種后起的看法,是對孟子性善論的一種回應(yīng),而在孟子之前,“生之謂性”主要是針對自然生命而言的。由此可見,由古代即生言性傳統(tǒng)引伸出的以上兩種不同命題表述,前一種更為根本、重要,后一命題則相對次要。而告子的“生之謂性”實際表達的只是后一命題的含義,而不具有前一命題的含義,其對性的理解是不夠全面、準(zhǔn)確的。相比較而言,荀子對性的理解則更為全面,雖然他對“性”、“偽”做出嚴格區(qū)分,未必符合當(dāng)時學(xué)者的一般看法,但他將性區(qū)分為“生之所以然”和“性之和所生”,從生理現(xiàn)象背后的根據(jù)及生理現(xiàn)象兩個層面來理解“性”,確實符合古代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其觀點更值得關(guān)注與重視。

  

  二、孟、告“生之謂性”之辯疏解

  

  了解了“生之謂性”的命題形式及其復(fù)雜的思想內(nèi)涵,可對孟子、告子“生之謂性”的辯論做出分析和檢討。因該辯論實反應(yīng)了孟子對“生之謂性”的態(tài)度和理解,而以往學(xué)者的解讀往往有不準(zhǔn)確之處,并未真正理解孟子的用意。根據(jù)《孟子·告子上》,孟、告辯論的具體內(nèi)容是: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

  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歷史上,學(xué)者對于這段文字存在思想和邏輯的不同理解。從思想出發(fā),往往將孟、告之辯與其各自的人性論主張聯(lián)系在一起,以論證孟子性善論之是,告子性無善無不善說之非。如東漢趙岐在“生之謂性”一句下注曰:“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在“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一段下,趙岐注曰:“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子以三白之性同邪?”在最后一句下注曰:“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所欲乎?”并總結(jié)該章章旨曰:“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赤子入井以發(fā)其誠。告子一之,知其粗矣。孟子精之,是在其中。”焦循亦曰:“孟子此章,明辨人物之性不同,人之性善,物之性不善。蓋渾人物而言,則性有善有不善;
專以人言,則無不善!保ā睹献诱x·告子章句上》)理學(xué)興起后,由于提出氣質(zhì)之性與義理之性,對性做形上、形下的區(qū)分,對該段文字的解釋更為清楚明白。如朱熹在“生之謂性”一句下注曰:“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告子論性前后四章,語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痹凇吧^性,猶白之謂白”至“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一段后注曰:“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別也。白羽以下,孟子再問,而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于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辈⒓影凑Z曰:“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
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
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
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
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保ā睹献蛹ⅰ肪砹

  另有學(xué)者則提出孟子的推理是否合理的問題,如北宋司馬光曾做《疑孟》,對孟子多所駁難、質(zhì)疑,其“疑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dāng)應(yīng)之云:色則同矣,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辨勝人矣!保ā兑擅舷隆罚┱J為孟子實際是“以辨勝人”,其推理在邏輯上未必成立。近代以來,由于學(xué)者受到形式邏輯的訓(xùn)練,其分析更為細致、嚴密。如牟宗三先生認為,孟子的推理實際存在“兩步跳躍或滑轉(zhuǎn)”,蓋因為“‘生之謂性’并不同于‘白之謂白’,告子辨別不清而答曰‘是’(即認為生之謂性同于白之謂白),實則非是。這是孟子的誤解(想得太快),把‘生之謂性’(性者生也)誤解為像‘白之謂白’(白說為是白,白者白也)一樣。這是第一步錯誤。至于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這是無問題的,……但由此亦推不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這是孟子的第二步錯誤。”[⑨]楊祖漢先生也認為:“告子提出‘生之謂性’此說性之原則以之規(guī)定人性的意義,孟子即加以詰問之,曰‘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與?’告子曰:‘然!讼碌耐普摬⒉粐乐。‘生之謂性’是就生命存在的自然之質(zhì)說性,這并非是說生等于性,生與性仍可有不同的意義。而白之謂白,是白即是白,那是同語重復(fù)。而生之謂性并非同語重復(fù),故不同于白之謂白,孟子之問與告子之答都是不恰當(dāng)?shù)模麄兌紱]有分辨出二句并不是同類型之句子。后文孟子問‘白羽之白也……猶白玉之白與’,告子答曰‘然’,這回答則是恰當(dāng)?shù)!詈竺献訂枺骸粍t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便不恰當(dāng)。白是一個體之一普遍之屬性、共相,而‘生之謂性’中之‘生’字是就個體生命或個體存在說,這不是一屬性,‘性’字是‘如其生之自然之質(zhì)謂之性’中的‘性’,是就個體之種種自然之質(zhì)而總說,此亦不是一屬性!献舆@最后的反詰是不對的,就告子生之謂性之立場,仍可說犬、牛、人之性不同,因事實上不同類之生命自然之種種征象并不同故也。只是告子對于名理分辨不清,故到最后而詞窮!献硬荒芤蚋孀又鲝埳^性,便推論到告子會混同犬性、牛性、人性!辈贿^楊先生又認為,“雖則孟子在此處推論不當(dāng),但孟子的含義亦是很合理的。縱使你說就生命之自然之質(zhì)處說性,仍可有類之不同,但這并不能顯出人之所以為人的價值。” [⑩]牟宗三先生也認為,“孟子之推論雖不合邏輯,然而其心中所想人之所以與牛犬異者仍然對;
依其所想之異而斷‘性者生也’之說之不足以表示出此‘異’,這亦依然成立!盵⑪]這樣便出現(xiàn)一個奇怪的現(xiàn)象:孟子的推理雖不合邏輯,但其結(jié)論卻是正確的。

  按,以上思想、邏輯兩種分析,其實都強調(diào)孟子性善論與告子“生之謂性”說的差異,并肯定性善論凸顯“人之異于禽獸者”的積極意義。只不過邏輯的分析提出了孟子的推理是否合理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顯然較之前者有所深入,其觀點也被學(xué)術(shù)界廣泛接受,幾乎成為一種定論。[⑫]不過上引牟、楊二先生的分析,是否符合孟、告之辯的具體語境,是否揭示了“生之謂性”的復(fù)雜含義,仍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根據(jù)前面的分析,“生之謂性”其實只是一個形式命題,要確定其含義還需對其做進一步解釋、說明,故典籍中關(guān)于“生”、“性”關(guān)系的論述常常也是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如,“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荀子·正名》)“性者,生之質(zhì)也!保ā肚f子·庚桑楚》)“性,生而然者也!保ā墩摵狻け拘浴罚┻@里“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與“性,生而然者也”顯然不屬于同一層次的內(nèi)容,后者是就生而所具的生理現(xiàn)象(主要表現(xiàn)為自然本能、生理欲望等)而言,前者則是從生理現(xiàn)象推進一層,求“生之所以然”的根據(jù)。所以孟子對告子的駁難,實際是針對其對“生之謂性”具體理解的駁難,其發(fā)問、推論方式也是針對這種具體理解提出的,這一點,卻恰恰被牟、楊二先生所忽略。

  在孟、告的辯論中,關(guān)鍵的是“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一句,這句既是孟子的設(shè)問,又是以下推論的前提,后面的結(jié)論便是由此推導(dǎo)出來的。若將該句看作是類推,確實如牟、楊二先生所言,是把兩種不同類型的句子放在一起,存在著推理的錯誤。不過在原文的語境中,孟子并不是要作一類推判斷,而是提出一設(shè)問,孟子之所以有此設(shè)問,又與告子對“生之謂性”的理解密切相關(guān)。蓋因為告子是從“生之然之謂性”,而不是從“生之所以然者之謂性”來理解“生之謂性”,“生之然”或生而即有的生理欲望只是生命物的生理現(xiàn)象、外在表現(xiàn),并不足以概括其全部的特質(zhì)、特征,所以還需要由“生之然”進一步推論其“所以然”,由生理現(xiàn)象推論其背后的原因、根據(jù),這便是“生之所以然者之謂性”命題的含義所在,告子的思想缺乏這一層面,其對“性”的理解顯然是不夠全面的。孟子曾與其就人性善惡進行辯論,對這一點顯然有所了解。所以孟子可能已注意到“生之謂性”只是一形式的命題,并不能反應(yīng)一個人的完整觀點,還需做進一步的說明,所以要問:你是在什么意義下來理解“生之謂性”的?“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一句的“猶”,是“好比”的意思,它表示一種比喻,而不是類推。它是說,你所說的“生之謂性”好比“白之謂白”嗎?因告子主張“食色,性也”,從自然欲望、生理現(xiàn)象來理解性,凡生而所具的“食色”等生理欲望表現(xiàn)都可稱為性,正好比凡具有白色外表或?qū)傩缘亩伎煞Q為白一樣。孟子的這個比喻式判斷本身并沒有什么問題,只不過它不是孟子個人的主張,而是對告子觀點的比喻式說明,意在使其觀點明確起來。所以孟子的這一設(shè)問并不是其“想得太快”,是一種“誤解”,告子答曰“然”,也不是其“辨別不清”,而是題中應(yīng)有之意。因若是在以上第一個命題即“生之所以然者之謂性”的意義上,“生之謂性”確實與“白之謂白”不等值,二者的確不可以進行類推;
但若是在以上第二個命題即“生之然之謂性”的意義上,“生之謂性”與“白之謂白”又是等值的,二者可以進行類推,孟子的設(shè)問與告子答曰“然”皆由此來。

  下一句“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中的“猶”,是“如同”的意思,表示類推。該句中的兩個類推是由“白之謂白”而來,而不是由“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而來。再下一句“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雖是由上一句“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順帶而出,但其推理的根據(jù)則是“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告子既承認這一根據(jù),則必然推出“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的結(jié)論。所以孟子這里實際使用的是歸謬法,是從告子自己認可的主張推出告子自己也無法接受的結(jié)論,以批駁其僅僅從“生之然”、從生理欲望來理解性。焦循在“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一句下注曰:“趙氏蓋探孟子之旨而言之,非告子意也!闭J為“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實際是孟子的主張,告子的“生之謂性”反倒不包涵這一層含義,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以往學(xué)者在論及孟、告之辨時,往往要聯(lián)系孟子的性善論,認為孟子是從性善論來批駁告子的性無善惡論。不過,從當(dāng)時的具體語境來看,孟、告之辨的焦點并不在于人性善惡的問題,而在于如何看待、理解“生之謂性”。孟子強調(diào)的是,不能從“白之謂白”的意義上理解“生之謂性”,即不能僅僅從生理欲望來理解性,認為這樣勢必會混同犬性、牛性與人性,因犬、牛、人均有“食色”等生理欲望,但卻不意味著他們有相同的性。而且即使從犬、牛、羊的生理欲望有表現(xiàn)之不同,來區(qū)分其有不同的性,也依然不能成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這種不同是量上的,而不是質(zhì)上的,不影響其同為性,正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白玉之白可能有量上的差別(別白),但不影響其同為白一樣。所以,還要從“生之然”進一步推求其“生之所以然”,以確立人之為人的獨特性及價值和尊嚴。至于人之為人的獨特性在于其有善性,雖可能已蘊涵在孟子的思想中,但卻并不是其駁倒告子的必要條件。

  

  三、孟子性善論與即生言性傳統(tǒng)

  

  從孟、告之辯來看,孟子對于即生言性傳統(tǒng)并非一概否定,而只是對告子關(guān)于“生之謂性”的具體理解提出批評。在儒學(xué)史上,即生言性亦不是儒家人性論的消極面,而是后者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內(nèi)容。由于即生言性是從“生”來理解“性”,“性”指生之所以生,此“性”非抽象的本質(zhì),而是動態(tài)的活動和過程,即生言性即包含有“性”有生長、成長之意。故“性”具體表現(xiàn)為生命物的材質(zhì)、質(zhì)地,此質(zhì)既非材料之材質(zhì),亦非抽象之形式,而毋寧是有形式的材質(zhì),它非靜態(tài)的質(zhì)地義,而是動態(tài)的活動義,生長義。所以古人談“性”,不是將本質(zhì)、現(xiàn)象,形式、質(zhì)料截然區(qū)分開來,而是將二者聯(lián)系在一起,蓋因為其重“生”也。由于“性”有“生”,其在“生”的過程中必然產(chǎn)生種種需要、種種表現(xiàn),由于這些需要是“性之和所生”,是“性”在自身和諧生長中產(chǎn)生的,故滿足這些需要乃是“天之經(jīng),地之義”也,是天所賦予人的權(quán)利。如“性”有“食色”之表現(xiàn)和需要,便應(yīng)“制民之產(chǎn)”、設(shè)媒妁之言,以滿足其生理欲望之需要;
“性”有“喜怒哀樂”之表現(xiàn)和需要,便應(yīng)使民交往,制禮作樂,以滿足其情感表達之需要,“重生”、“養(yǎng)性”乃早期儒學(xué)的重要特征。郭店竹簡《唐虞之道》云:“禹治水,益治火,后稷治土,足民養(yǎng)生。夫 唯順乎肌膚血氣之情,養(yǎng)性命之正。安命而弗夭,養(yǎng)生而弗傷。”“養(yǎng)生”也就是“養(yǎng)性”,因為有生即有性,性規(guī)定了生之所以生,“生”的過程也就是性的實現(xiàn)過程。而性需要養(yǎng),恰恰是因為其有“生”,正如樹木需要培養(yǎng),是因為其有生長一樣。若性是抽象的本質(zhì),是脫離內(nèi)容的形式,養(yǎng)性便不好理解,因為性改變,事物的性質(zhì)也發(fā)生改變。

  需要說明的是,作為古代人性論的傳統(tǒng),即生言性主要是從自然生命來理解生和性的,上引竹簡稱“順乎肌膚血氣之情”,便是認為生命的本質(zhì)在于血氣的運行,血氣乃自然生命的內(nèi)在基礎(chǔ)與動力。所以古人提出,要從“生之然”(主要表現(xiàn)為“食色”等生理欲望)進一步推求“生之所以然”,從生命物不同的“生”來理解其有不同的“性”,如牛之性在于其生而體型龐大,燕之性在于其生而脖子長等等。順此思路,亦可以說,人之性在于其生而兩足直立。不過,雖然從人與禽獸有不同的“生”,也可以區(qū)別其有不同的“性”,但這種區(qū)別乃是形式、外在的,是純粹生理、型構(gòu)上的,還不足以真正反映出人之為人之所在,不足以真正對人與禽獸做出區(qū)別。故人之為人的特殊性在哪里?人與禽獸的真正區(qū)別在哪里?便成為古代哲人不斷思考的問題,“人禽之辨”成為早期儒學(xué)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前引竹簡《性自命出》在談到“牛生而長,雁生而伸,其性使然”后,接著說“人而學(xué)或使之也”,便是認為人與禽獸的區(qū)別在于前者自覺,后者不自覺。所以人與禽獸雖然都有“生”,但禽獸之“生”只是一種自然本能,而人之“生”則是一種自覺的選擇和創(chuàng)造,故人之特殊性在于其能自覺地塑造、完成、實現(xiàn)其性,能“動性”、“逆性”、“實性”、“厲性”、“出性”、“養(yǎng)性”、“長性”(《性自命出》),正因為如此,人有自由,而禽獸沒有自由。

  作為儒學(xué)的創(chuàng)立者,孔子對人禽之別也做出了思考,在他看來,人之為人就在于其有道德意識、道德自覺!白釉唬航裰⒄撸侵^能養(yǎng)。至于犬馬,皆能有養(yǎng),不敬,何以別乎?”(《論語·為政》)孔子提出“仁”也是要揭示人的道德意識與道德生命,故“仁”也成為人之為人之所在。自稱“乃所愿,則學(xué)孔子”(《孟子·公孫丑上》)的孟子,其談“性”自然不限于自然人性,不限于人的自然生命,而是直接承繼孔子所開啟的仁性、德性,更關(guān)注于人的道德生命。但在對人性的理解上,又不能不受到古代即生言性傳統(tǒng)的影響,所以孟子一方面超越了即生言性的傳統(tǒng),另一方面又襲取即生言性的思維方式,故是從道德生命的“生”而不僅僅是從自然生命的“生”來理解人的“性”。孟子性善論及作為性善論核心的“四端”說,即來自于此。在孟子看來,“仁,人心也。”(《告子上》)仁的道德意識體現(xiàn)于心之中,是通過心表現(xiàn)出來的,所以人之為人之所在,不僅在于其有四體之“生”,同時還在于其有心之“生”!叭酥援愑谇莴F者幾希!保ā峨x婁下》)從生而所具的稟賦來看,人與禽獸是相差不遠的,雖然人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心,而禽獸沒有四端之心,但差別其實只有那么一點點。人之為人之所在,人與禽獸的真正區(qū)別,只有在四端之心的生長、擴充、實現(xiàn)中,才能充分顯現(xiàn)出來。

  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游,其所以異于深山之野人者幾希;
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保ā侗M心上》)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說明作為道德稟賦的四端之心其實是自生、自成,具有內(nèi)在的需要和動力。所以四端之心雖然只是道德意識、道德生命的根芽、幼苗,但卻蘊含著道德生命生長、發(fā)展的全部可能性,正如樹木的根苗蘊含著成長為參天大樹的可能性一樣。自然,這種可能性是要在后天的擴充、培養(yǎng)中才能真正實現(xiàn)、完成。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
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

  這是說擴充、培養(yǎng)四端之心,實現(xiàn)其“生”,才可以“事父母”、“保四!保┤收诩彝ァ⑻煜。其中“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形象地說明四端之心有一個“生”的過程。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盡心上》)

  這是說“根于心”的仁義禮智有一個“生”的過程,并將其“生”體現(xiàn)于形色和行為之中。其中“根于心”、“生色也睟然”,形象地道出仁義禮智“生”的特點。

  孟子曰:五谷者,種之美者也;
茍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而已矣!保ā陡孀由稀罚

  這是以谷物的生長為例,說明仁也有一個“生”的過程,若沒有培養(yǎng)成熟,仁也不成其為德。所以孟子又有“糞心”之說:“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
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xué)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保ā墩f苑·建本》)而之所以要“糞心”,顯然是因為心中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有“生”,正如“糞田”是因為田中的禾苗有“生”一樣。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孟子何以常常將四端也稱為“才”。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保ā睹献印じ孀由稀罚案粴q,子弟多賴;
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保ㄍ希叭艘娖淝莴F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同上)這里的“才”均非才能之“才”,而是材質(zhì)、質(zhì)地之“才”,具體講,即是指四端或良知良能。“才”之本意是初生之幼苗,孟子用“才”表示天賦予人的材質(zhì)、質(zhì)地,此材質(zhì)非靜止的,而是動態(tài)的,有生意、能意,是有形式的材質(zhì)。從孟子以“才”稱四端或良知良能,仍可以看出其與即生言性傳統(tǒng)的復(fù)雜聯(lián)系。

  所以孟子并非一概地否定即生言性傳統(tǒng),而毋寧說是超越、發(fā)展了即生言性傳統(tǒng)。孟子雖然即心言性,從心之生來理解人之性,但在孟子那里,心與身并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大體”與“小體”的區(qū)別。孟子雖然也講“生”與“義”、自然生命與道德生命的沖突與對立,但那往往是在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境地,是“殺生成仁”,“舍生取義”的特殊選擇,這并不意味著他不重視“生”與“利”。孟子雖然重視良知良能,重視道德生命,但道德生命與自然生命并不是對立的關(guān)系,而毋寧是超越的關(guān)系,是低層次需要與高層次需要的關(guān)系。從自然生命的“生”固然可以引出財產(chǎn)的需要,交往的需要,健康快樂的需要,而從道德生命(四端之心)的“生”同樣可以引出不食嗟來之食,維護人格尊嚴的需要;
“處士衡議”,社會批判的需要;
乃至“盡心、知性、知天”,實現(xiàn)終極關(guān)懷的需要,它們共同構(gòu)成人格健全發(fā)展也就是人實現(xiàn)其“生”全部內(nèi)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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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牟宗三:《心體與性體》第一冊,正中書局1968年版,第216頁。亦可參見徐復(fù)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第三章第五節(jié)《性字之流行及向人性論的進展》,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版。

  [②] 《呂氏春秋·仲春紀第二·貴生》:“全生為上,虧生次之……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边@里的“生”即有“欲”之意。

  [③] 同上引徐著,第163頁。

  [④] 張岱年:《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頁。北京大學(xué)《荀子》注釋組:《荀子新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

  [⑤] 黃彰。骸睹献有哉撝芯俊罚ㄅ_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6本,1955年。

  [⑥] 同上引徐著,第203頁。

  [⑦] 廖名春:《荀子新探》,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98頁。

  [⑧] 唐君毅:《中國哲學(xué)原論·原性篇》,香港新亞研究所1974年版,第27~28頁。

  [⑨] 牟宗三:《圓善論》,收《牟宗三先生全集》22卷,臺灣經(jīng)聯(lián)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8頁。

  [⑩] 王邦雄、曾昭旭、楊祖漢:《孟子義理疏解》貳《心性論》,鵝湖出版社1982年版,第29~31頁。其“心性論”部分由楊祖漢先生撰寫。

  [⑪] 同上引牟文。

  [⑫] 就筆者所見,唯有岑溢成先生對這種觀點表示異議。按其理解,“‘生之謂性’的意思是:凡天生的就算是性。這論題只表達了區(qū)別是性不是性的形式標(biāo)準(zhǔn)。犬之性、牛之性、人之性都是符合這標(biāo)準(zhǔn)的事例。把這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用于這些事例上面,只可以形式地決定這三者之性‘同是’性,但無法說明這三者之性在實質(zhì)上是否相同以及有何相同不同之處。這正是孟子提出問題丙(注:指‘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來詰難告子所要揭露的‘生之謂性’的缺失。……也是孟子認為論‘性’不能單作形式的決定而必須作實質(zhì)的決定或說明的理由,也是孟子認為‘生之謂性’的缺失所在!币姟丁吧^性”釋論》,《鵝湖學(xué)志》第1期,1988年。岑先生把“生之謂性”理解為“凡天生的就算是性”,認為只是性的形式標(biāo)準(zhǔn),這是他個人的看法,與古人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這正說明,對于“生之謂性”,不同學(xué)者可作不同理解,古代如此,今日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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