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我們從理性與情感、思想與行為前后變化的路徑考量了紳士/知識階層面對制度結(jié)構變革所產(chǎn)生的群體性的社會文化心理的危機。選取了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等人作為案例作分析，他們要么是維新變法的主將，要么是思想界的巨擘。他們屬于紳士/知識階層中的上層精英分子，在思想和行動等諸多方面推動了包括科舉制度在內(nèi)的一系列制度變革。比如，嚴復認為當時的中國不變法則亡，而變法的當務之急就是先廢科舉，因為科舉與新學不能并存。嚴復在《救亡決論》一文中對八股進行了批評，指出了八股對社會的危害。他說，八股之害在于使天下無人才，并從知識、道德、社會后果等方面指出其危害如下：一曰錮智慧；
二曰壞心術；
三曰滋游手。而梁啟超更是歷陳科舉制度的流弊與危害，并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聯(lián)絡在京參加會試的舉人，公車上書，請求變通科舉。[1]同時，梁啟超、嚴復和王國維也是全面向國內(nèi)介紹西方思想的先驅(qū)。

　　本項個案研究則試圖將著眼點轉(zhuǎn)移到較為邊緣性的紳士群體，主要根據(jù)晚清時期山西省太原縣舉人劉大鵬所著的《退想齋日記》[2]作為背景文獻，來考察分析科舉制廢除對一個身處內(nèi)地并基本以耕讀為業(yè)的鄉(xiāng)紳個人生活的直接影響，通過這位鄉(xiāng)紳之眼之口透視科舉制廢除及四民社會解體所引起的社會結(jié)構變遷給傳統(tǒng)士人帶來的心理沖擊，力圖從個體層面、感性層面來印證我們前面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和論證。

　　這兩類個案所代表的是紳士/知識階層中不同類型的人，嚴復、康、梁等人和劉大鵬雖然有著不同的人生經(jīng)歷，但是面對外力沖擊下的社會結(jié)構變遷，他們也具有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如角色困惑和其他心理矛盾，所不同的是前者更能順應時代的發(fā)展，不斷進行自我調(diào)適，心理承受能力與時俱進地增強；
而后者“目之所見，耳之所聞，種種事件，無一不違本心”[3]，始終不能適應社會的變遷。

　　一、劉大鵬及其日記的研究價值

　　1�！锻讼臊S日記》的研究價值

　　選取劉大鵬及其《退想齋日記》做這項個案研究，是由于其所具有的獨特的研究價值：

　　第一，作為長期深受儒家學說影響的傳統(tǒng)士人，劉大鵬在科舉制度廢除前后的價值觀念、人格特點、社會態(tài)度及行為模式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與代表性，能夠體現(xiàn)出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居住在鄉(xiāng)村、已經(jīng)從事舉業(yè)，而且年齡較大、家境較貧、不懂新學、不易改業(yè)的士人面對制度變遷而產(chǎn)生的社會心理變化。

　　《退想齋日記》的作者劉大鵬（字友鳳，1857—1942年），是山西省太原縣（現(xiàn)為太原市郊區(qū)）赤橋村人，他幼年從師受業(yè)，立志讀四書五經(jīng)求取功名，1878年考中秀才，1881年進太原縣桐封書院，，第二年又進省城太原的崇修書院讀書，1894年中舉人，以后三次參加會試（1895、1898、1903年），均未中，科舉制度即被廢除。從1886年起劉大鵬在山西省太谷縣一富商家塾中任塾師近二十年，這正好是科舉制廢除前后的一二十年間。劉大鵬1914年后回到家鄉(xiāng)太原縣，他當過縣立小學校長，經(jīng)營過小煤窯，并種有少量土地。劉氏一生居住在鄉(xiāng)間，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名望，但其生活空間并沒囿于狹小的鄉(xiāng)村，他曾在省內(nèi)游歷，包括省城太原，也到過河南開封（汴梁），并兩次赴京參加會試；
他曾任省諮議局議員，民國以后擔任過縣議會議長、縣教育會副會長等職。[4]作為下層士紳或“邊緣士紳”[5]的劉大鵬所記錄下來的與耕讀生涯相關的社會心理及心態(tài)變化，能夠給予我們許多從上層精英人物記錄中所難見到的啟示。

　　第二，劉氏從34歲（1891年）起開始寫日記，直至1942年逝世連續(xù)記了51年，現(xiàn)存41年（其間缺1899年、1900年、1909年、1910年、1911年、1912年、1920年、1924年、1925年、1935年）。從時間上看，日記記錄的這一段時期恰好與我所要研究的歷史時期（1890—1920年）相契合。由于劉大鵬記日記是從個人目的出發(fā)，自覺自愿寫下的，即“積憤積恨，無處發(fā)泄，惟藉吟詠以瀉一時之感慨，然雖筆之以冊，不敢為外人道也”[6]。因此，其內(nèi)容是他內(nèi)心真情實感的自然流露，不僅有對所經(jīng)歷的種種事件的描述，而且有作者個人的認知評價，表達了作者的社會態(tài)度。這一原始的個人文獻對于研究劉大鵬個人及其這個時代的人們的思想、情感，理解人們的性格、行為，無疑具有很高的價值。

　　第三，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經(jīng)過喬志強先生的選輯、標注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日記中，記載了許多有價值的史料，從作者的視野和角度反映了晚清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由于自己的親身經(jīng)歷，在廢除科舉前后20年間的記述中關于科舉考試的內(nèi)容比較詳盡。作者不但錄存了考題，描述了試場的情況，而且對于書院及后來的學堂狀況都有記述和議論，字里行間顯現(xiàn)了劉氏對科舉制度的眷戀不舍，表達了他強烈的今不如惜、生不逢時之感。羅志田、何懷宏等學者已經(jīng)注意到了劉氏日記對于研究科舉制度及近代社會變遷的獨特歷史價值，但更多的內(nèi)容還沒有挖掘出來，沒有從制度變革導致社會結(jié)構變化，從而引發(fā)社會心理變遷的角度，對日記進行社會學及社會心理學的分析。因此，選取劉大鵬及其日記作為個案也符合本論文的研究視角。

　　所不足的是整理出版的日記缺少連續(xù)記錄的10年，同時由于劉大鵬所具有的價值取向及所處的社會地位，日記中帶有他個人的主觀偏見，不乏情緒化的言辭，從而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了該文獻資料的準確性、全面性和客觀性，這是我們在研究過程中應該加以注意的問題。

　　2．本個案研究方法的思考

　　社會學研究中的個案研究有若干種，本個案研究有其特定的方式，采取文獻研究法中的個案研究，而且用的是第一手文獻——一個人的日記。首先要澄清的是文獻法并不是一種資料收集方法，而是一種研究方式。即包括資料的收集方法和包括對這些資料的分析方法。與其他研究方法不同的是所研究的資料來源不同。所謂文獻，指的是包含我們希望加以研究的現(xiàn)象的任何信息形式。因其來源不同，通常把文獻分為個人文獻、官方文獻和大眾傳播媒介三種。從另一方面，又把文獻分為原始文獻（或稱第一手文獻）和第二手文獻（二次文獻）兩種。原始文獻指的是由親身經(jīng)歷某一事件或行為的人所寫的材料。第二手文獻是利用別人的原始文獻所編寫或產(chǎn)生的新的文獻資料。本研究的文獻來源是第一手材料，是由當事人所寫的第一手文獻。

　　人們記日記的原因多種多樣，但對于大多數(shù)人來講，記日記主要是把每天所發(fā)生的、自己認為有興趣的、有意義的事記錄下來，一是抒發(fā)當時的感情，或是將來回憶過去的時光往事又會歷歷在目。或者通過記日記，達到自己跟自己進行交流、交談的目的。還有人則是將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觸發(fā)的思想記錄下來。由于日記是人們從純粹的個人目的的出發(fā)，自覺自愿寫下來的，其內(nèi)容常常是人們內(nèi)心思想的自然流露，而且它常常會按時間順序持續(xù)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因此，日記對于研究人們的思想、感情，理解人們的行為、性格，無疑具有很高的價值。[7]

　　對劉大鵬日記的研究，除了文獻分析的通常方法外，筆者還把劉氏的日記從第一篇開始通通閱讀，直到最后一篇，分析他的內(nèi)容、思想感受和深層心理結(jié)構的情感狀況。尤其對其情緒變化給予了特別關注，因為在反復閱讀中發(fā)現(xiàn)，劉氏日記中的情感表露自然、真切，喜怒哀樂盡躍然紙上，浸染在日記的文字符號中。并且，尤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的情感流露狀況與當時世上時事往往直接相關。比如在科舉廢除之時和之后他的情緒變化特別顯著，甚至少有高興、愉悅心態(tài)。由此筆者想到通過劉氏日記中情感曲線來說明一個傳統(tǒng)紳士對科舉前后社會變遷的心理反應，進而揭示這一時代更多的人對社會動蕩、變化的心理態(tài)勢。在具體方法上，筆者把劉氏日記的每一篇所表露的情感狀況分析后記錄下來，如果這一天他日記流露好的心情就用3.0表示；
如果這一天日記無論如何也看不出情緒狀況是高興還是生氣，就是說沒什么情感反應就認為他處在心情平和狀態(tài)，用2.0標識；
如果這一天日記中流露出生氣、怨恨、憤怒等，就認為他心情不好用1.0標識。然后編碼輸入電腦中的SPSS軟件中，進行數(shù)據(jù)分析并繪圖顯示。

　　二、劉大鵬眼中科舉廢除前后的社會變遷

　　劉氏自1890年開始記日記 ，此時的中國隨著中西交流的增多和工商業(yè)的發(fā)展，西方的器物和觀念開始在內(nèi)地出現(xiàn)和傳播，作為立國之本的儒家思想及其他社會秩序受到懷疑，以士農(nóng)工商四大群體為基本社會構成的傳統(tǒng)社會結(jié)構，在自身演變的過程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危機，在西潮的沖擊下拉開了變遷的序幕。

　　而此時的劉氏已在山西太谷縣南席村一票號商人家任塾師。但他“初志本不愿教書”，因為其家“貧窮，只有薄田十數(shù)畝，不足養(yǎng)十口之家”，[8]全仗劉父在外經(jīng)商的收入（劉父在太谷縣經(jīng)營木材生意）。劉氏自稱“余家以耕讀為業(yè)，不耕則糊口不足，不讀則禮儀不知……�！盵9]因此，對身居相對富庶的內(nèi)地，已經(jīng)走上科舉入仕之路，并視耕讀傳家為正途的劉大鵬在社會轉(zhuǎn)型時心理特性的探討，只能從他日記中所描述的與其安身立命息息相關的科舉制度的變革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社會結(jié)構的種種變化來分析說明。

　　1．從“創(chuàng)辦學堂，變通科舉”到“立�？婆e，推廣學堂”

　　始于19世紀60年代的近代教育改革,以其核心內(nèi)容科舉制度的廢除來劃分，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從1862年洋務派創(chuàng)辦第一個新式學堂——京師同文館，派遣留學生到外國留學，到維新變法時期廣設學堂，提倡西學，廢除八股取士的標準，變通科舉；
后期從1905年9月（光緒三十一年八月）“諭立�？婆e以廣學�！盵10]，到建立新學制，厘定教育宗旨，改革教育行政機構。對這一系列力度不斷加大的制度變革，劉大鵬在日記中將自己的經(jīng)歷及所見所聞做了記述。

　　由于家境“不甚寬綽有余”，劉氏在中舉以前，即已出任塾師。但他對塾師這一社會身份始終不能認同，多次聲明這只是“糊口”的生計而已。在他看來，“讀書之士不能奮志青云，身登仕版，到后來入于教學一途，而以多得幾修金為事，此亦可謂齷齪之極矣�！盵11] 因而他雖然深知科舉仕進，“若登天然”，但仍汲汲于功名。1895年到京第一次參加會試，名落孫山之后他自我安慰說：“科名有定，豈在人謀，況吾省只取十名，下場者二百七、八十人乎�！盵12]不過，這一次他發(fā)現(xiàn)“京都習尚寫字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邈視，故為學之士，寫字為第一要緊事，其次則讀詩文，及詩賦，至于翻經(jīng)閱史，則為余事也�！盵13]

　　這一發(fā)現(xiàn)給劉大鵬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一年半以后，他還在慨嘆“京都凡取士，總以字為先，以詩賦為次，文藝又次之”，社會風氣使“用功之士，寫字為要務，一日之中寫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終日寫字者”。[14]這也說明劉氏本人對于晚清八股試帖、尤重小楷的取士制度不甚了解，盡管這在當時的士人中應該是常識，由此可見劉氏家鄉(xiāng)因“僻處偏隅”，信息之閉塞了。

　　導致劉大鵬在科舉仕進的競爭中處于劣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像劉大鵬這樣從中國腹地山西出來的讀書人，……因買不到‘新學’書籍，或買到而熟悉程度不夠而競爭不過久讀新學書籍的口岸士子�！盵15]東南沿海與內(nèi)陸地區(qū)發(fā)展的不同步性由此可見一斑。

　　劉氏于1895年到京應試后，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讀的是什么書。第二年10月他請人從京城代買回一箱新學書籍，其中有賀長齡編的《皇朝經(jīng)世文編》和葛子源編的《皇朝經(jīng)世文續(xù)編》。劉大鵬用半年多的時間讀了買回的“經(jīng)世”文章之后，終于認識到“當此之時，中國之人竟以洋務為先，士子學西學以求勝人，此亦時勢之使然也”（1897年5月18日）[16]�？婆e不第的教訓，京城應試時的耳聞目睹使劉氏明白：不學西學，很難“勝人”。而隨后他就聽說“京師設算學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凡天下之習算學者，許到京應試。此新例也”（1897年5月30日）[17]。到1901年10月，劉氏發(fā)現(xiàn)“國家取士以通洋務、西學者為超特科，而孔孟之學不聞鄭重焉”。[18]

　　實際上，晚清從變通科舉到廢除科舉，取士的標準有一個變化的過程。上文已述，清代科舉以儒家學說為基本內(nèi)容，題目大多出自《四書》《五經(jīng)》，同時重視楷法試帖。這種考試方法自19世紀60年代以后不斷遭到社會的批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光緒元年（1875年）二月，禮部奏請開“藝學科”，“凡精工制造、通知算學、熟悉輿圖者，均準予考”[19]。因而科舉廢除前的十余年間，考試內(nèi)容已經(jīng)是新學舊學兼而有之了。甲午戰(zhàn)爭以后，改良派對科舉制度、尤其是八股取士進行激烈的批評�？涤袨橹赋�，八股無用，改科舉莫急于廢八股。梁啟超等人則要求立即“停止八股試帖，推行經(jīng)濟六科”[20]。維新變法時期曾下詔廢除八股取士制度，凡鄉(xiāng)會試和童生考試一律改試策論。1901年清廷第二次詔令廢除八股，改試策論。[21]

　　取士標準的變化是自上而下逐步實行的。1898年夏天，劉氏就注意到府學的試題已改考策論，而縣學的試題卻“仍是文詩，并無策論題”。劉大鵬對此的判斷是：“府學業(yè)已改試策論題，縣學仍舊，則風氣尚未全變矣�？梢娨埔罪L氣非能旦夕也�！保�1898年8月7日）[22]

　　雖然劉大鵬心存僥幸，但制度變革的步伐卻在加快。1896年5月劉大鵬的家鄉(xiāng)就已有“廢學校，裁科考之謠”，立即引起士子“人心搖動，率皆惶惶”。一些士人“欲廢讀書而就他業(yè)”，首先考慮的是一旦這個上升性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被堵塞后自己的出路問題。而更多的像劉大鵬般的讀書人“習業(yè)已久，一旦置舊法而立新功令，自有不知適從之勢”，[23]心里充斥著緊張和不安感。很快，這一謠傳就與當時發(fā)生在省城晉陽書院裁減諸生膏火一事連在一起，“令人悵悵然不堪設想”。據(jù)說，下一步就要“全裁各省書院，停鄉(xiāng)、會試十科，新立同文館、博致書院，請洋工師主教”[24]等，外省已經(jīng)在照此辦理，山西因為撫憲“不肯驟然改換面目”，仍在抵制拖延當中（1896年6月8日）。雖然后來證實，裁減膏火是用來給書院山長加束修。（1897年5月27日）[25]但這一時期劉大鵬聽到的傳聞很多至少說明這樣幾個問題：第一，為數(shù)相當多的像劉大鵬這樣的下層士人對當時以科舉存廢為核心的教育變革非常關心，因為這個敏感問題關系到他們的前途和命運，可以想見應該是眾人經(jīng)常議論的話題。第二，種種傳聞產(chǎn)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劉大鵬所在地區(qū)信息缺乏，傳播渠道不暢。在這種情況下，劉大鵬們急于要了解真相，處于一種恍惚不定、緊張憂慮的情緒狀態(tài)中。因此，一些街談巷議、“小道消息”就會乘虛而入，填補由于信息不明造成的空白。在這個意義上說，諸多傳聞滿足了劉大鵬們的心理需求。第三，盡管一系列的制度變革是自上而下逐步實行的，但由于近代中國社會在西潮的沖擊下，歷經(jīng)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已經(jīng)多多少少為制度變革創(chuàng)造了一種大眾心理氛圍。而且，歷史事實證明，這些傳聞后來大致以不同的形式逐漸變?yōu)楝F(xiàn)實。

　　1902年，山西“省城將一切書院改為大學堂，選才華秀美者入堂肄業(yè)，每月給薪水，所學以西法為要，有主教，有助教，以通西法者為之，此外又延洋夷為師……”[26]同時還有一個重要趨勢，就是“出洋游學者紛紛，畢業(yè)而歸即授職為官”[27]，其中，“留學日本者至數(shù)萬人之多，赴西洋各國之學生數(shù)亦不少，均系官費，其自費者不過百分之一”[28]。但是要興辦學堂造就人才，必須先廢科舉以斷絕傳統(tǒng)功名之心，此時已不僅是新學之士的呼吁，統(tǒng)治階層內(nèi)部的務實派也已達成共識。袁世凱等人認為：“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學堂決無大興之望”。[29]到1905年10月，劉氏已得知朝廷“下詔停止科考”[30]�！爸�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xiāng)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31]。至此，在中國社會運行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壽終正寢。對劉大鵬個人來說，這個他一生寄予厚望的上升性社會流動途徑突然斷絕了�！翱婆e制本是集文化、社會、教育、政治等多功能于一身的體制，它的廢除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的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zhuǎn)的句號�！盵32]

　　2．四民社會結(jié)構的解體

　　“如果說，嚴格的等級身份結(jié)構是封建社會中人們社會關系地位的政治、法律表現(xiàn)；
那末‘四民之分’就是一般社會成員社會關系地位的社會表現(xiàn)。”[33]

　　“凡民有四，一曰士，二曰農(nóng)，三曰工，四曰商。論民之行，以士為尊，農(nóng)工商為卑。論民之業(yè)，以農(nóng)為本，工商為末�！盵34]在這種傳統(tǒng)的“士農(nóng)工商”社會結(jié)構中，“士首”、“商末”等級秩序的排列具有三個層次的內(nèi)涵：一是展示了歷史時代社會職業(yè)分工的基本特征；
二是確定了士、農(nóng)、工、商四大社會群體的社會地位；
三是體現(xiàn)了傳統(tǒng)社會文化的價值取向。

　　四民社會的劃分以及“士首”、“商末”社會地位確立的根本標準，就是士“上者致君為堯舜之君，下則使民為堯舜之民”[35]。韋伯說：“12個世紀以來，社會地位在中國主要是由任官的資格，而不是由財富所決定的。此項資格本身又為教育，特別是考試所決定�！盵36] 以科舉為核心的教育制度，既是維系傳統(tǒng)四民社會結(jié)構穩(wěn)定性的紐帶，也是整合社會各個階層對儒家意識形態(tài)和國家權威效忠的基礎。由于科舉制度的廢除，切斷了產(chǎn)生紳士群體的制度性來源，使其社會繼替中斷，同時又引起現(xiàn)存的紳士階層向其他階層的大規(guī)模分化與流動，直接導致近代社會結(jié)構歷史性的解體與重構。鄉(xiāng)紳劉大鵬對此就有著深深的憂慮：“新學既興之后，凡藉舌為生者多失其業(yè)，現(xiàn)在后生小子誦讀數(shù)年，既棄詩書而學商賈，再閱十年八載，則讀書之士難望接踵而繼起也。”（1908年3月27日）[37]

　　這種社會結(jié)構的分化與解體有一個歷史的過程。在科舉廢除之前，社會職業(yè)結(jié)構、社會階層的構成就已經(jīng)有了潛移默化的量變過程。在劉大鵬的家鄉(xiāng)，或許是由于該地區(qū)務農(nóng)者十之一二，造紙者十之八九，故“視農(nóng)事甚輕”[38]，商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明顯上升。劉氏在1893年就發(fā)現(xiàn)“近來吾鄉(xiāng)風氣大壞，視讀書甚輕、視為商甚重，才華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門為商，而讀書者寥寥無幾，甚且有既游庠序，競棄儒而就商者�！� 其原因就在于“讀書之士，多受饑寒，曷若為商之多得銀錢，俾家道之豐裕也”[39]。此后，這種輕學重商、棄儒就商的取向蔚然成風�！胺灿凶拥苷撸�不令讀書，往往俾學商賈，謂讀書而多困窮，不若商賈之能致富也�！� （1898年1月17日）[40]產(chǎn)生這種社會現(xiàn)象的原因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分析。

　　首先，在追逐社會稀缺資源（財富、地位、權力與名望等）的過程中，人們由于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便形成了與社會資源的不同關系，具有了各自不同的需要，或者說具有各不相同的利益要求，因而就會有不同的心理感受與態(tài)度，在行為上也表現(xiàn)出不同的取向。長期以來，被視為正途的、傳統(tǒng)的價值與行為取向是“學而優(yōu)則仕”，由科舉入仕獲得功名成為各級官僚，再通過手中掌握的權力，攫取或擴充個人及家族的財富。但是太平天國運動以后，通過捐納獲得功名已成為一種慣例，仕進之途逐漸多元化。同時，由于社會內(nèi)部權力資源的稀缺性，先前各科已得功名卻未能遞補為官的士人人滿為患，遠遠超過了社會的需求，入仕之路比從前要困難得多了。相對而言，經(jīng)商獲得財富比科舉仕進要容易一些，而且有了財富以后還可以通過捐納獲得功名，這也算是殊途同歸�？梢哉f，在這種利益結(jié)構的驅(qū)動下，人們的成就目標發(fā)生了轉(zhuǎn)換。

　　其次，商人社會地位的上升，同晚清政府在西潮的沖擊下對中國傳統(tǒng)社會長期以來所實行的“重農(nóng)抑商”政策的調(diào)整有直接的關系。對此，劉大鵬在日記中寫到：“國家鄭重商務，京都設立商部，總理天下商務，各行省設立商務會，以期商業(yè)之振興。”[41]而劉大鵬自己雖然對商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鄙視心理，但他卻遇到幾位“深于學問”的商人，感到“漁鹽中有大隱，貨殖內(nèi)有高賢”[42] 。

　　商人社會評價的增高，使中國傳統(tǒng)的士農(nóng)工商秩序被打亂了，商、工的地位有凌駕于士、農(nóng)之上的趨勢，傳統(tǒng)的四民社會架構已很難維持。作為四民之首的紳士地位明顯降低，生存狀況也日趨惡化。“當此之時，四民失業(yè)者多，士為四民之首，現(xiàn)在窮困者十之七、八，故凡聰慧子弟悉為商賈，不令讀書。古今來讀書為人生第一要務，乃視為畏途，人情風俗，不知遷流伊于胡底耳�！保�1904年1月8日）[43]在廢除科舉，廣立學堂以前，劉大鵬家鄉(xiāng)的“士人甚少”，像他這樣的下層士人如果不能由科舉入仕做官，謀生的手段大多有兩種：“非出門教書而塞責，即在家行醫(yī)而茍安”。[44]而“教書之人往往被人輕視，甚且被東家欺侮”，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劉氏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人請先生教子弟，“亦是作為浮事，何嘗鄭重其事，敬禮先生哉 ”。也就是說，此時商人從內(nèi)心到表面對讀書人都不太敬重了，他們也并不想真讓自己的子弟走讀書仕進的道路，請先生教書不過是裝裝門面而已。另一方面是讀書人自己沒有足夠的自尊和自重。這些人“以東家有錢，非惟不嫌東家不致敬，不有禮，而反諂媚東家”。[45] “寒酸之士”為了養(yǎng)家糊口，只能看人臉色，忍氣吞聲。問題是，一般塾師的工資（修金）并不高。劉氏就曾遇到一位因經(jīng)商失敗而去教書的人，“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修錢一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滿十千錢，糊口亦不夠，何能養(yǎng)家乎？”[46] 劉氏本人運氣還不錯，遇到一位好東家，“家資數(shù)十萬，家中并無一吸鴉片煙者，且極勤儉”，對劉氏也很好，除供給饌食外，還有修金一百兩銀錢。

　　就是這種“藉舌耕為生”的生存方式在廢除科舉以后也陷入了困境。1905年12月劉氏發(fā)現(xiàn)自己所認識的塾師中有很多人由于科舉廢除而失館了，“家有恒產(chǎn)尚不至于凍餒”，而有的人因“無他業(yè)可為，竟有仰屋而嘆無米為炊者”。劉氏不禁悲從中來：“嗟乎！士為四民之首，坐失其業(yè)，謀生無術，生當此時，將如之何？”（1906年3月19日）[47] 到1906年春夏之際，省城已“學堂紛如”，縣令傳諭各蒙館均“改名為學堂”，致使各蒙館“聞風而散”，學生全都不來讀書了。其結(jié)果是所有坐館的老師“俱坐困”。到第二年，形勢已經(jīng)是沒有改學堂的蒙館，“弟子來讀者無幾，藉事不來者有之，托病間曠者有之。”由于學堂的學生要“從事于科學”，故原來的舊塾師“多不能安其業(yè)”。只有懂得新學的讀書人或者像劉氏這樣有舉人功名的人才有機會被優(yōu)先選用為學堂教習，其他的“老師宿儒皆坐困于家”。[48] 劉氏本人在任塾師近二十年后，于1913年擔任晉祠蒙養(yǎng)小學校教員半年，因為工資（束修）一直未發(fā)，更由于“學堂之內(nèi)禁讀經(jīng)書，只令學生讀教科書”他內(nèi)心無法接受，辭職回家務農(nóng)，后來因“無一求食之處，不得已而就煤窯之生涯”。劉大鵬對此做了自我總結(jié)：“人之一生，皆有恒業(yè)以養(yǎng)身家，予藉舌耕為恒業(yè)垂二十年，乃因新學之興，予之恒業(yè)即莫能依靠，將有窮困不可支撐之勢，遂另圖生計，度此亂世�！盵49]

　　羅志田指出：“舊有的士人謀生既難，新的士因科舉制的廢除已不能再生成，士的存在也就成為一個歷史范疇。其直接的社會后果，就是四民社會的難以為繼�！盵50]而劉大鵬在制度變革的陣痛中，“所聞所見無非困苦情形。農(nóng)曰歲欠饑餒，將如之何；
士曰學尚新學，遺棄孔孟，士皆坐困，將如之何；
工曰今有機器，廢置手工，無所覓食，將如之何；
商曰百物征稅，日重一日，商務利微，將如之何�！� （1906年11月25日）[51] 由于這種四民社會的解體與重構，使像劉大鵬這樣的士紳既無法通過科舉入仕，又由于年齡、知識結(jié)構和經(jīng)濟能力等種種原因而無法進入新式學堂，即這些社會成員從舊的生存結(jié)構中脫離出來，又無法被新的生存結(jié)構所吸納，因而產(chǎn)生群體性的對現(xiàn)實的疏離與不滿[52]，并進而引發(fā)重大的心理危機和心理嬗變。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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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見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66頁，中華書局，1984。

　　[2] 《退想齋日記》，劉大鵬著，喬志強標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以下凡引此書的，仍以腳注形式注出頁碼，行文中需要突出材料時代感的隨文標出日記的具體寫作時間。

　　[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43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參見《劉友鳳先生碑銘》，載《退想齋日記》，61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5] 孫立平將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的士紳分為“標準士紳”和“邊緣士紳”，(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根據(jù)他的分類標準，劉大鵬屬于邊緣士紳。參見孫立平：《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貴族與士紳力量的消長及其對社會結(jié)構的影響》，載《天津社會科學》，1992（4）。

　　[6]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931年9月25日），43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7] 但是由于日記屬于個人隱私的范圍，不經(jīng)主人允許，其他人不能隨意翻閱。所以這也給利用日記進行研究帶來很大困難。雖然在西方國家中，有過利用日記進行研究的例子，但在我國，日記這一文獻資料的利用所受的局限很大。本文所研究的日記已經(jīng)公開出版，所以不存在這個問題。

　　[8]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44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9] 同上書，45頁。

　　[10]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66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1]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7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2] 同上書，42～43頁。

　　[13] 同上書，40～41頁。

　　[14] 同上書，61頁。

　　[15] 羅志田：《權勢轉(zhuǎn)移》，171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6]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72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7]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7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18] 同上書，102頁。

　　[19]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30頁，人民教出版社，1961。

　　[20] 同上書，39頁。

　　[21] 參見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四卷，222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

　　21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8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3] 同上書，57頁。

　　[24] 同上書，58頁。

　　[25]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73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6]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11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7] 同上書，145頁。

　　[28] 同上書，227頁。

　　[29] 轉(zhuǎn)引自毛禮銳、沈灌群主編：《中國教育通史》第四卷，223頁，山東教育出版社，1988。

　　[30]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4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1] 舒新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66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32] 羅志田：《權勢轉(zhuǎn)移》，176～177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33] 王先明：《近代紳士》，41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31轉(zhuǎn)引自同上書，42頁。

　　[35]劉大鵬：《退想齋日記》，7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6] 韋伯：《儒教與道教》，12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

　　[37]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67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8]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2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9] 同上書，17頁。

　　[40]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7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1] 同上書，161頁。

　　[42]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48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3]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31～132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4]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20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5]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65～66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46] 同上書，20頁。

　　[47] 同上書，149頁。

　　[48] 同上書，151～153、159、169頁。

　　[49] 同上書，191、192頁。

　　[50] 羅志田：《權勢轉(zhuǎn)移》，180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51] 劉大鵬：《退想齋日記》，155頁，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52] 參見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232～233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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