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的中國農村歷史也就是一部土地集體化的歷史。中國的所謂“三農”問題說到底也就是中國的土地問題。無論是農村、農業(yè)還是農民，他們的基礎都是土地。沒有了土地，農民還是農民嗎？既然農民都沒有了，那還會有農業(yè)或者農村嗎？因此，土地以及有關土地的制度是如何安排的問題是直接關系到所謂“三農”命運的。

　　建國后，中國農民只享受了短暫的“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時光，但他們對此的回報卻是一個嶄新的中國。然而，沒過多久，僅僅是出于對意識形態(tài)理想的一種追求，農民的土地被強制性地收歸集體所有了。不僅如此，我們的最富有勞動創(chuàng)造性的農民還被強迫去從事所謂的集體勞動。集體所有制和集體勞動成為支撐住人民公社這個意識形態(tài)烏托邦的兩條腿�？墒�，我們的決策者們此時以及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卻對什么是“集體”以及這個所謂“集體”的法律地位究竟是一種什么東西也始終語焉不詳，沒能搞個明白。

　　于是，在公權力的推動下，輝煌的理想是暫時實現了，但失去土地的農民卻遭到了大饑荒的襲擊而成批地餓死了。在后來的近二十年時間里，我們一直徘徊在是讓農民集體地勞動還是自由地勞動的兩難選擇過程中，甚至還把這當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階級斗爭，懲處了一大批支持后者的黨內干部，盡管這時提出大包干的農民絲毫也沒有提出要回自己的土地的要求。

　　最終，寄托了一代革命黨人崇高理想的人民公社還是瓦解了，也就瓦解在所謂集體勞動這條腿折斷后不復存在的時候。但是，作為支撐了人民公社的另一條腿的土地集體所有制卻沒有隨著前者的瓦解而一并廢止。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這條僅余的獨腿仍然像人民公社祭臺上遺留下來的一根刻上了崇高圖騰的石柱突兀地屹立在那里去頑強地顯示自己昔日的輝煌。如果說當年的土地集體化還打著起碼在口頭上還是所謂“自愿”的旗號的話，那么近些年來在將所謂集體所有的土地以“公共利益”的名義收歸國有時，這個“自愿”一詞卻始終沒有出現在農民甚至集體的身上。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此時不僅農民沒有了“自愿”權，甚至連那個幾乎被意識形態(tài)奉為神圣的所謂“集體”似乎也不再享有“自愿”的權力了。但這并不表示一切。因為與此同時，我國卻發(fā)生了每年數萬起的圍繞土地征用所激起的所謂“群體性抗爭”事件。

　　農民在土地問題上維權意識的覺醒必然預示著我國的土地制度面臨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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