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中西是近代以來中國學人治學的重要途徑和革新思想的重要源泉，但其間格義附會的流弊甚多。1932年陳寅恪與劉文典論國文試題書關于比較研究的大段議論，切中學術思想界的時弊，指示法國學派以事實聯系為基礎的影響研究的一般法則。后來雖有美國學派的平行比較日趨完善，似與陳寅恪所說不盡相符，實則學人如果不經系統(tǒng)訓練達到高度自律，對所涉及的社會文化具有歷史研究和系統(tǒng)異同之觀念，仍然難免重蹈清代經學和近代古史研究穿鑿附會的覆轍。

　　關鍵詞 比較研究 陳寅恪 格義附會

　　作者桑兵，1956年生，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廣州5l2075)。

　　近二十年來，中國人文社會學科的比較研究復趨時興。在整體進展的同時，難免魚龍混雜，令前賢批評的清代經學、近代古史研究的種種流弊，再度浮現。前輩學人所議雖系當年情形，時過境遷，不能一概而論，畢竟可以借鑒。尤其是高明者的真知灼見，不受時空限制。后來人慕其聲名顯赫，對所指示的學術路徑卻莫名所以，并不遵循，甚至有意無意與之相悖。1932年陳寅恪與劉文典論國文試題書關于比較研究的大段議論，至今看來不僅依然恰當，而且切中時弊，令人不禁有時光倒流之感。是函主要討論比較語言學問題，兼及比較文學乃至一般比較研究的法則。關于前者，《馬氏文通》的利弊得失在語言學界見仁見智；
關于后者，雖不過附帶論及，但牽扯廣泛，歧異明顯。陳寅恪與比較文學，已有學人討論①，對于本事的解讀及相關問題的探討，仍有較大空間�！�由文本以明語境，可以體察前賢的苦心孤詣，與時勢做一對照，從而領會其治學的途則。

　　一、對對子

　　1932年夏考，陳寅恪受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劉文典委托為國文科目命題，因“連歲校閱清華大學入學國文試卷，感觸至多。據積年經驗所得，以為今后國文試題，應與前此異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簡單而涵義豐富，又與華夏民族語言文學之特性有密切關系者”②。鑒于藏

　�、僭�荻涌：《陳寅恪與比較文學》，《文史雜志》1990年第1期；
錢文忠：《略論寅恪先生之比較觀及其在文學研究中之運用》，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②《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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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緬語系比較研究之學未發(fā)展，真正中國語文文法尚未成立，退而求其次，用對對子形式命題。當年所出題目，一為作文“夢游清華園記”，一為對子“孫行者”1：后一題周祖謨答為“胡適之”。他后來回憶應考時想到答案有二：一王引之，一胡適之，“二者自以對‘胡適之’為好。因為‘適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據說陳寅恪對此頗為贊賞。②

　　陳寅恪30余年后回憶：“所以以‘孫行者’為對子之題者，實欲應試者以‘胡適之’對‘孫行者’。蓋猢猻乃猿猴，而‘行者’與‘適之’意義音韻皆可相對，此不過一時故作狡猾耳�！雹鄱鴧切∪鐒t稱：“胡適之”為考生所對，非陳所擬答案。后來盛傳陳的答案是“祖沖之”，亦未確�！皳�老友卞僧慧先生親自見告，陳先生自己的答案是‘王引之’�！�行’與‘引’屬對自然極工，而“王’亦有‘祖’之義，故昔人祖父為‘王父’。至于‘孫’、‘胡’相對，則做為‘猢猻’字耳�！雹軆烧f相較，當事人雖有誤記或受后來語境誤導的可能，可信度畢竟較高。陳寅恪痛批《馬氏文通》，指為“何其不通如是”，矛頭其實是針對胡適以此為作文通達的標準。在此前后，他有數篇文字相當直白地嚴厲批評胡適，這在以不議論時賢自律的陳寅恪極為罕見(另文詳論)。卞僧慧所記，或許是陳寅恪不便直言。因為陳想到此題，是見蘇東坡詩“前生恐是盧行者，后學過呼韓退之”一聯。“‘韓盧’為犬名，‘行’與‘退’皆步履進退之動詞，‘者’搿*之’俱為虛字。東坡此聯可稱極中國對仗文學之能事。”⑤若舉胡適之，則“猢猻”戲謔稍過。連周祖謨也覺得，胡是社會名流和著名學者，以其名對孫行者，“未免對長者有不恭之嫌”，后來入北京大學中文系聽胡講課，仍感內疚⑥。則出題者的存心，更加不便公之于眾了。

　　陳寅恪此番出題，在南北學界引起一陣風波，“以此招致紛紛非議”。首先是考生極不適應題型，“試事終，下第者大噪�！雹咂浯蝿t新舊兩派學人均不諒解。如陳所說：“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譏笑。然彼等既昧于世界學術之現狀，復不識漢族語文之特性，挾其十九世紀下半世紀‘格義’之學，以相非難，正可譬諸白發(fā)盈顛之上陽宮女，自矜其天寶末年之時世妝束，而不知天地間別有元和新樣者在�！雹嘀赂邓鼓旰�又說：“總之，今日之議論我者，皆癡人說夢、不學無術之徒，未曾夢見世界上有藏緬系比較文法學，及印歐系文法不能適用于中國語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種語言統(tǒng)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遺傳習慣不合于論理，非中國文法之所應取法者也�！雹峥梢姺磻�之強烈。

　　面對壓力，本來不愿牽扯是非的陳寅恪不得不起而辯駁，他先在《清華暑期周刊》第6期發(fā)表“答記者問”，繼而致函劉文典，詳述出題理由。其間傅斯年風聞此事，特致函詢問。陳寅恪復函堅持己見：“清華對子問題乃弟最有深意之處，因考國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國文法在緬藏語系比較研究未發(fā)展前，不能不就與中國語言特點最有關之對子以代替文法，蓋借此可以知聲

　�、贀�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一年級試題除“孫行者”外，還有“少小離家老大回”，另外二三年級轉學生有“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等(《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21 頁)。

　　②周祖謨：《陳寅恪先生論對對子》，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147頁。

　�、邸杜c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附記》，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7頁。

　�、軈切∪纾骸蛾P于陳寅恪先生的聯語》，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第290頁。

　�、荨杜c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附記》，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7頁。

　�、拗茏嬷儯骸蛾愐�恪先生論對對子》，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第147頁。

　�、哧愋竦�：《國蠹》，《國學論衡》第1期(1933年l2月1日)。

　�、唷杜c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附記》，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56頁。

　�、帷吨赂邓鼓辍范�十二，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三聯書店，2001年，第42—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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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平仄、語辭、單復詞藏貧富，為國文程度測驗最簡之法......若馬眉叔之謬種尚在中國文法界有勢力，正須摧陷廓清，代以藏緬比較之學。中國對子與中國語之特點最有關，蓋所謂文法者，即就其語言之特點歸納一通則之謂，今印歐系格義式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舍與中國語特點最有關之對子，而更用何最簡之法以測驗學生國文文法乎?”他還特意表示：“以公當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與之言比較語言文法學者，故亦暫不談也。此說甚長，弟擬清華開學時演說，其詞另載于報紙......弟意本欲藉此以說明此意于中國學界，使人略明中國語言地位，將馬氏文通之謬說一掃，而改良中學之課程。明年若清華仍由弟出試題，則不但仍出對子，且只出對子一種，蓋即以對子作國文文法測驗也。”①陳的開學演說未見，另載于報紙之詞，只有致劉文典函，先于1932年9月5日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發(fā)表，繼而又刊登于1933年7月《學衡》第79期。

　　陳寅恪“只得任彼等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吾輩固不必，且無從與之校量也”的態(tài)度，以及與劉文典書闡述周詳深入，平息了大部分議論，但仍有異調。1933年底，蘇州國學會《國學論衡》第1期刊登陳旭旦的《國蠹》一文，對此事不無微詞，譏諷考生為“曠代才”，而陳的答辭是自我解嘲，所說“對偶者，獨體文字之所特具，亦即國學精神所寓也，旁征博引，累數干言，辭甚辯。人以其名震一時，夙為故都人士尊信，故難者無以難而難自解。”其實此類言行均為“國學之蠹”，非“國家所以養(yǎng)士之旨”。

　　與劉文典書除回應詰難外，更重要的是闡述了陳寅恪對比較研究方法的意見。不僅用比較語言學否定馬氏文通，還對附會中外學說的格義式比較提出批評：“西晉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內典外書以相擬配，名日‘格義’，實為赤縣神州附會中西學說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國文學系之中外文學比較一類之課程言，亦只能就白樂天等在中國及Et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等問題，互相比較研究，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tǒng)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

　　“格義”說詳見陳寅恪《支愍度學說考》：“‘格義’之名，雖罕見載記，然曾盛行一時，影響于當Et之思想者甚深......嘗謂自北宋以后援儒人釋之理學，皆‘格義’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謂融通一類者，亦莫非‘格義’之流也。即華嚴宗如圭峰大師宗密之疏盂蘭盆經，以闡揚行孝之義，作原人論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說，恐又‘格義’之變相也�！迸c此相對，“我民族與他民族二種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還有“合本”�！吧w取別本之義同文異者，列入小注中，與大字正文互相配擬。即所謂‘以子從母’，‘事類相對’者也�！薄啊�合本’與‘格義’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經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較擬配，頗有近似之處，實則性質迥異”�！胺颉�格義’之比較，乃以內典與外書相配擬�！�合本’之比較，乃以同本異譯之經典相參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結果迥異。故一則成為附會中西之學說，如心無義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釋之理論，皆其支流演變之余也。一則與今Et語言學者之比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員珂之楞伽經會譯者，可稱獨得‘合本’之遺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覯之作也。”陳寅恪還引敏度法師合維摩詰經序，認為“即今日歷史語言學者之佛典比較方法，亦何以遠過......以見吾國晉代僧徒當時研究佛典，已能精審若是，為不可及也�！雹�

　�、佟吨赂邓鼓辍范�十二，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第42—43頁。

　�、凇蛾愐�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7一ll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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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寅恪推崇合本子注而批評格義，意在譏諷晚清以來附會中西學說的猖獗。所舉當下要例為中國文學系中外文學比較一類課程。此事不無蹊蹺。其時中國各大學開設中外文學比較課程者極少，且不在中文系，而在外文系。據樂黛云教授主編《中西比較文學教程》：吳宓1924年在東南大學開設的“中西詩之比較”，是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性質的講座。而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進入大學課堂是在(20世紀)20、30年代之交。1929年12月，英國劍橋大學文學系主任、語義派創(chuàng)始人瑞恰慈(I．A．Riehards)應邀到清華外文系任教，開設“比較文學”和“文學批評”兩門課程，是為中國大學第一個以“比較文學”為名的正式課程。清華中文系則在朱自清、楊振聲的主持下，提出要“注意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結合”，在高年級學生中分別開設中外文學專家研究課程，同時增開“當代比較小說”、“佛教翻譯文學”等選修課及“中國文學中印度故事研究”等專題課。中文系教師還在外文系開設“近代中國文學之西洋背景”等選修課。此外，北京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公學、嶺南大學等校也開設過類似課程。①

　　上述細節(jié)有小誤，“佛教翻譯文學”應為陳寅恪的“佛經翻譯文學”，“中國文學中印度故事研究”應為“中國文學中佛教故事之研究”，而開設“近代中國文學之西洋背景”的葉崇圣，即葉公超，1929年至1935年一直任教于清華大學外文系。瑞恰慈任教清華期間所開課程為：“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說”、“文學批評”、“現代西洋文學(一)詩(二)戲劇(三)小說”等②，并無“比較文學”課的記錄。直到1934-1935年度，才有翟孟生(R．D．Jamesan，(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原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的“比較文學研究”作為外文系研究部的暫設課程。或謂翟氏曾據瑞恰慈的觀點和講稿寫成《比較文學》著作，對英、法、德三國文學進行比較研究。⑧這大概指1934年4月翟孟生發(fā)表于《清華學報》第9卷第2期的“On the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這些描述，令人以為翟孟生的著述及講學，是受瑞恰慈影響的結果。其實二者之間有無直接聯系，以及究竟怎樣聯系，仍需進一步考察。有學人稱在清華外文系講比較文學的，先是翟孟生，后為瑞恰慈④，順序剛好相反。

　　至于清華中文系，自1928年楊振聲被聘為教授兼主任后，對于各校的國學系、國文學系或中國文學系“所要造成的是國學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國文學的人才......要學生做的是舊文學研究考證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學的創(chuàng)進”的狀況深為不滿，認為更重大的使命是創(chuàng)造新文學，提出要以“創(chuàng)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為目的。其重要途徑之一，“便是參考外國文學”。⑤這段話出自1931年朱自清代理系主任時寫的《中國文學系概況》，在彌漫著“非考據不足以言學術”氣氛的北平學術界，多少有些隱晦。據楊振聲后來回憶，當時面對的主要問題是，“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在大學中新舊文學應該如何接流，中外文學應該如何接流......可是中國文學系一直在板著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許多先生在徘徊中，大部學生在困惑中。這不止是文言與語體的問題，而實是新舊文化的沖突，中外思潮的激蕩。大學恰巧是人文薈萃，來協(xié)調這些沖突，綜合這些思潮所在的”，所以文法兩院的哲學、歷史、經濟、政治、法律各系“都是治古今中外

　�、贅拂煸浦骶帯吨形鞅容^文學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65—66頁。

　�、邶R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清華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89頁；
參見1931年《清華大學本科學程一覽》，該學程自1928年以來一直實行。

　�、蹣拂煸疲骸侗容^文學原理》。湖南文藝出版社，1988年，第33頁。

　　④黃延復：《吳宓先生與清華》。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追憶吳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94 頁。

　　⑤朱自清：《中國文學系概況》，《清華周刊·向導專號》第514、5l5期合刊(19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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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一爐而求其融合貫通的，獨有中國文學與外國語文二系深溝高壘，旗幟分明。這原因只為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歸自國外；
而中國文學系的教授深于國學，對新文學及外國文學少有接觸，外國語文系的教授又多類似外國人的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及文學�？嘞率譄o從，因此便劃成二系的鴻溝了�！敝熳郧遄钤缱⒁膺@一問題，“系中一切計劃，朱先生與我商量規(guī)定者多。那時清華國文系與其他大學最不同的一點，是我們注意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會�！薄霸诋敃r的各大學中，清華實在是第一個把新舊文學、中外文學聯合在一起的�！雹�

　　楊振聲的回憶，因語境大變，也不免夸張。當時改造課程的原則是：“一方面注重研究我們自己的舊文學，一方面參考外國的新文學�！雹谒�開課程舊的仍占多數，“新的只有當代比較文學、中國新文學研究、新文學習作三種。”③朱自清所說“當代比較文學”，應為楊振聲自1929 年度開設的選修課“當代比較小說”之誤。而參考外國文學的具體措施，是增加外文系教師開的西洋文學概要和西洋文學專集研究兩門必修課。不過楊、朱二人確有進行中外比較文學研究及教學的設想，據楊振聲《中國文學系的目的與課程的組織》，該系自1928年l0月改訂課程后，目的就是要注意研究中、外各體文學并重，霸俟嶂*以中國文學批評史。對于中外文學都造成相當的概念了，再證之以中外比較文學。對于某家或某體文學養(yǎng)成相當的傾向了，再繼之以文學專家研究�！雹�

　　1930年暑假后，楊振聲就任青島大學校長，由朱自清代理系主任。1931年8月，朱自清休假游歐，由劉文典繼任。到1932年9月朱自清歸國，再接任主任。從時間上看，劉文典任內的對對子風波，應由朱自清來善后。目前未見朱自清對于此事的直接表態(tài)，值得注意的是，1932 年l0月3日，任教于清華中文系的浦江清來訪，談及兩大問題，“一、中國語言文字之特點，中國語乃孤立語，與暹羅、西藏同系，異于印歐之屈折語及日本、土耳其之粘著語，以位置定效用。又為分析的，非綜合的，乃語言之最進化者。中國字為象形，形一而聲可各從其鄉(xiāng)，所謂書同文，象形字不足用，幸有諧聲等五書輔之，乃可久存，見于記載，以省文故，另成一體與語言離，如今之拍電報然，又如數學公式然。故中國文開始即與語離。中國文學當以文言為正宗。至《尚書》之文難讀者，蓋雜白話分子多。又謂以后文體變易，大抵以雜入白話分子故......二、比較文學史方法：中國中古文學多受印度影響，小說話與詩雜，繼乃移詩于前，話漸多。此種詩至宋變?yōu)榇笄�，又變�(yōu)橹T宮調，為戲曲之原。至唐七言詩則受波斯跋歟*日本、朝鮮則被中國影響。又謂人類學有所謂傳布說，為文化大抵由傳布，異地各自獨立發(fā)展同樣文化者，絕鮮其例。因思希臘無小說，印度無戲劇，至亞歷山大東征后乃相交易而有。故元曲實間接受希臘影響，其具悲劇味蓋非無因�！睂Υ酥熳郧鍑@道：“浦君可謂能思想者，自愧弗如遠甚�！雹萜鋵嵠纸�清曾任陳寅恪的助手，所說往往可見陳的影子。此番到訪及議論，與對對子一事時間如此巧合，話題又復切近，而且相關各人與此事多有關聯，或是傳達陳寅恪之意。

　　是年底，該系教授會通過《改定必修選修科目案》，除保留新文學和外文課程外，開始偏重于古典文學，新設“國學要籍”一類課程，并將全部課程分為中國文學與中國語言文字兩類，以培養(yǎng)古典文學和中國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人才⑥。這一變動或許是妥協(xié)，但并不意味著朱自清減

　�、贄钫衤暎骸稙樽返恐熳郧逑壬�講到中國文學系》，《文學雜志》第3卷第5期(1948年lO月)。

　�、凇肚迦A大學一覽·大學本科學程一覽》(1929-1930年度)，齊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第84頁。

　　③朱自清：《中國文學系概況》，《清華周刊·向導專號》第514、515期合刊。

　�、堋肚迦A周刊·向導專號》第514、515期合刊。

　�、葜靻躺�編《朱自清全集·日記編》第9卷，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l63一l64頁。

　　⑥齊家瑩：《清華人文學科年譜》，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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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對比較文學的重視。他于1934年寫的《中國文學系概況》仍然堅持：“本系必修課程，以基本科目及足資比較研究之科目為限......所謂足資比較研究之科目，指西洋文學概要及英文文字學入門兩科而言。比較研究不獨供給新方法，且可供給新眼光，使學者不致抱殘守缺，也不致局促一隅。”①

　　二、影響研究與平行比較

　　針對中文系比較文學一類課程的批評，即使陳寅恪主觀不指外文系，實際影響也必然波及。較早將比較文學引進中國、又任教于清華外文系的吳宓于1934年說：陳寅恪“《與劉文典教授論國文試題書》及近作《四聲三問》一文，似為治中國文學者所不可不讀者也。”②而清華外文系選修他系課程，認為“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關系至密”，無論是創(chuàng)造新文學，還是將中西文明精神及文藝思想互為傳播，中國文學史學之知識修養(yǎng)均不可不豐厚，因此特別“注重與中國文學系聯絡共濟”3。

　　吳宓是比較文學科班出身，與半路出家者的野狐禪不可同日而語。他留學哈佛時，在比較文學系師從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教授白璧德(I．Babbitt)，選修過后者的比較文學課。20世紀前半葉，法國學派的影響研究占據主導地位，后半葉則有美國的平行研究異軍突起。白璧德的正式講授，仍以影響研究為正鵠。l9l8一l9l9年度吳宓所選比較文學課即為“盧梭及其影響”，他為該課程及“近世文學批評”課合撰的論文，題為“Shelley as a Disciple of Rousseau”，自譯為“論雪萊之生活及思想，所受盧梭之影響甚大”。l9l9一l920年度選修的比較文學課為白璧德的《十九世紀浪漫主義運動》、珀瑞(Bliss Perry)的《十八、十九世紀小說類型》，所撰論文則為《盧梭與羅拔士比》(Rousseau and Robespierre)，吳宓自注為：“即是：盧梭對羅拔士比之影響”④。1920年吳宓應同學力邀，撰寫《論新文化運動》投登《留美學生季報》，談及“文學之變遷，多由作者不摹此人而轉彼人，舍本國之作者，而取異國為模范，或舍近代而返求之于古代，于是異采新出......近者比較文學興，取各國之文章，而研其每篇每章每字之來源，今古及并世作者互受之影響，考據日以精詳�！雹菘梢娖鋵W術訓練之所在。

　　白璧德和吳宓并不排斥平行比較。照吳宓所說，白璧德主張“博采東西，并覽古今，然后折衷而歸一之。夫西方有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東方有釋迦及孔子，皆最精于為人之正道，而其說又在在不謀而合�！雹迏清捣�譯了白璧德1924年出版的《民治與領袖》一書的第五章《論歐亞兩尬幕*》，后者認為新古學派著書比較歐亞大陸禮義之異同，“此類之說，驟觀之似若謬妄，而其實不然。蓋亞西亞人與歐羅巴人之性行，根本不同。其不同之處，不但可以審知，抑且可以言說而論定之也。惟所謂歐洲云云，非指歐洲之全體，乃指其一部分而言。而于亞洲亦然”。如“亞里士多德與孔子，雖皆以中庸為教，然究其人生觀之全體，則截然不同，而足以顯示歐洲人與亞洲人習性之殊異焉......西方有蘇格拉底，其專務道德，與孔子同，故舍亞里士多德，

　�、佟肚迦A周刊》第588、589期合刊(1934年6月1日)。

　�、凇秴清翟娂�·空軒詩話》十二，引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8O頁。

　�、蹍清担骸锻鈬�文學系課程編制大旨》，《國立清華大學�？�》第398號(1932年4月27日)。

　�、軈清抵�、吳學昭整理《吳宓自編年譜》，三聯書店，1995年，第l78—179、197頁。

　�、菀�自《學衡》第4期(1922年4月)。

　�、蕖栋阻档轮形魅宋慕逃�說》(胡先輔譯)吳宓附識之按語，《學衡》第3期(192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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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取蘇格拉底與孑L子比較，則不復見東西人習性之不同矣�！雹偎�用顯然不是以事實聯系為依據的影響法，而類似平行法。

　　吳宓留學期間，也自覺或不自覺地使用平行法比較西。1920—1921年度他選修政治學課程《歐洲政治學說史》，寫了長達4J0頁的論文《孑L子、孟子之政治思想與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比較論》，并提出擬將孑L、孟之全部思想學說與柏氏、亞氏之全部思想學說做比較研究②。照陳寅恪的觀念，此類比較，與以荷馬比屈原、孔子比歌德，相去不會太遠。吳宓被譽為中國比較文學之父，最早所講《中西詩之比較》，大體也非影響法的路徑③。因此有人提出，“如今談比較文學，不僅要追溯到吳宓，而且有必要研究一下吳宓當年怎樣對中西文學進行過平行比較�！雹�

　　有學人以為，陳寅恪與劉文典書表明，他“只認可有事實聯系的影響研究的方法，而對無事實聯系的平行研究頗不以為然。”“在今天看來，陳先生的這種觀點未免失之偏頗。注重實證的影響研究固然重要，必不可少；
但如果比較文學只囿于此種研究方法，那么比較文學的天地將大為縮小，因為能夠找到事實聯系的國與國之間的文學影響畢竟是有限的......如果陳先生能活到今天，相信他會愉快地修正自己的觀點的，事實上，在解放后寫的《論再生緣》等文章中，陳先生已開始運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以考察中西文學的異同�！雹荽苏撆c今人對中國比較文學發(fā)展史的看法大致吻合，但回到歷史現場，放眼于比較研究的全體以及陳寅恪對于比較研究的系統(tǒng)觀念，則頗有可議之處。

　　比較研究進入中國相當早，只是開始不在文學。與近代許多觀念一樣，比較研究出現于中國，日本的影響至關重要，而法學領域較早使用。以康有為的名義1897年編就的《日本書目志》，在“法律門”的“外國憲法”項下列有辰己小二郎著的《萬國現行憲法比較》，在“法理學”項下列有松野貞一郎、伊藤悌治譯的《羅英佛蘇各國比較法理論》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以日本學制為藍本編制的《奏定學堂章程》，理學門科目有“比較法制史”，政治學門和法律學門均有“東西各國法制比較”⑦。此后這一精神一直貫徹，進入民國，北洋大學和山西大學法律學門設有“比較法制史”、“比較法審判實習”⑧。

　　依據《奏定學堂章程》，中國史學門科目雖然沒有課程直接冠名比較，但在“中國史學研究法”一科解釋“研究史學之要義”時注明：要注意“外國史可證中國史之處”⑨。不過，與明治后日本教育的規(guī)章及實踐相比，《奏定學堂章程》顯然有所取舍。王國維對此提出尖銳批評，除要求合經科于文科、增加哲學課程外，還規(guī)劃了各學科應設科目，其中史學科增設“比較言語學”和“比較神話學”。王國維以歐洲各國大學為參照，批評《奏定學堂章程》“但襲日本大學之舊”⑩，實則比較語言學早已在東京大學的規(guī)程之內，其言語學科及英、法、德等文學科均設

　�、佟栋阻档抡摎W亞兩洲文化》，吳宓譯，《學衡》第38期(1925年2月)。

　�、凇秴清底跃幠曜V》，第207頁。

　�、蹍⒁娳w連元《吳宓——中國比較文學之父》，《四川I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

　�、荞T至：《略說吳宓》，李繼凱、劉瑞春選編《解析吳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5頁。

　　⑤袁荻涌：《陳寅恪與比較文學》，《文史雜志》1990年第l期。

　�、藿�義華編校《康有為全集》第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81、783頁。

　�、咧煊秀熤骶帯吨袊�近代學制史料》第2輯上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第775—78l頁。

　　⑧《北洋大學校周年概況報告》，《教育公報》第ll冊(1915年4月)；
《山西大學校報告五周年概況報告書》，《教育公報》第5年第4期(1918年4月)。均見潘懋元、劉海峰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10、4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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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孟斯語及綽托奴語比較文法”和“印度歐羅巴語比較文法”課程①。王國維結合歐日的設想，要落實于中國的教育及學術實踐，還有漫長道路。直到2O世紀20年代初，北京大學開始研究國學，在鋼和泰等人的影響下，將比較言語學列為“與國學相關之各種科學”，要“與以相當之地位”②。受此影響，1926年廈門大學國文系改革課程，選修他系科目也有“比較語言學”③。而在北大，1931-1932年度文學院中文系有金九經的“中日韓字音沿革比較研究”，史學系有陳受頤的“近代中歐文化接觸研究”④。清華改制后，西洋哲學組課程有“比較哲學思想”和“比較宗教”兩門。后來社會學系有“比較宗教學”。

　　研究方面，無論中國學人還是外國來華學者，都好比較中外。僅以與清華有關者為例，1924 年3月，為紀念戴震誕辰200周年，尉禮賢(R．Wilheim)到清華演講“中國之戴東原與德國之康德”⑤。1928年3月，吳宓應該校終南社之邀，演講“中國文學與西洋文學之比較”，要點為：“中國文學之優(yōu)點有三。(一)以人為中心Humanistic。(二)有限的形式之完美Limited Perfection of Form。(三)文字兼具形聲之美。中國文學之缺點亦有三。(一)無高遠之感情No Religious，or Tn~ie Experience or Feeling。(二)無深邃之哲理。(三)無宏大之著作�！迸c吳同系的溫特(Win．ter)稍后在科學館演講《中畫與西畫之比較》。⑥到1934年，馮友蘭在國際哲學會議演講“現代中國哲學”，分為三期，首期以舊說舊，即以老的思想方法闡述過去的哲理；
二期為說明東西方哲理的差別；
三期則“使用類比的方法使東西方的哲碭*為人所了解。最后一個時期的學者樂于對東西方哲理作相互解釋”，并以為“我們不久將會看到，中國的哲學思想將用歐洲的邏輯和明確的思維加以闡明”。⑦抗戰(zhàn)以后，清華大學為促進文法各系同人的研究，設立社區(qū)比較和文化比較等三個研究室，前者要將所得與其他國家之社區(qū)比較，后者更著重于中西文化比較，自人文學科以至文化人類學，均包括在內，具體計劃有潘光旦的“先秦及希臘哲學之比較研究”，政治、經濟、社會三系教授思想史之諸同人的“西方思想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系”等。次年又設立了社區(qū)比較研究、文化比較研究委員會，分別由吳景超、馮友蘭任主席。

　　晚清以降，“西學”由卑而尊，學貫中西變成中國學術的至高境界，溝通中西自然成為學人普遍追求的目標，而留學生首當其沖。與吳宓一樣，留學歐美的中國學人好以中西比較為題，或包含此項內容。清末蔡元培留學德國，在萊比錫大學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較文明史⑧。馮友蘭留學期間，即有意將西方哲學史與中國哲學史相比較，并以經院學派、近代哲學、近代科學三期與中國對應，又作專文《論“比較中西”》，批評“空口談論文明及民族性之優(yōu)劣”。其博士論文《天人損益論》(The Way of Decrease and Increase with Interpretations and Illustrations from the Philosophies of the East and the West)，比較東西方哲學家關于天然與人為的觀念。照馮友蘭自己的看法，“這實際上是一種中西哲學史比較研究的工作”⑨，所以后來英文版改名為《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A Comparative Study ofLife Ideals)。1922年許仕廉在美國愛荷華大學做博士論文《孔孟

　　①關庚麟：<日本學校圖論》，王寶平主編、呂長順編著《晚清中國人日本考察記集成·教育考察記》，杭州大學出版社，l999年，第l8l—l82頁。

　　②《國立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編輯略例》，《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1923年1月)。

　�、邸秶�文系課程草案》，《廈大周刊》第157期(1926年l0月2日)。

　�、堋侗本┐髮W法、文、理學院各系課程大綱》，《北京大學日刊》第2682號(1931年9月14日)。

　�、荨兑�聞》，<清華周刊》第305期(1924年3月14日)。

　�、迏清抵�、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第4冊，三聯書店，1998年。第35、4l頁。

　　⑦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日記編》第9卷，第322-323頁。

　　⑧《傳略》，高平叔編《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327頁。

　�、狁T友蘭：<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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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哲理》，其中第二部分為“孔孟政治哲理與西洋學者的政理比較的研究”①。陳受頤1928年在芝加哥大學以rI1he Influence of China on English Culture during the 18 Century一文獲博士學位②。

　　隨著思想文化日益以西為新，學人著書立說，鮮有不以西洋為參照者。只是做法各異，簡單附會而外，或以本土資料填充外來框架，或以外來理論解釋固有知識，或做超越時空的系統(tǒng)對應，或探索接觸影響的脈絡變化。對近代新學的形成起過至關重要作用的梁啟超，1902年撰寫《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就以專節(jié)比較先秦與希臘、印度的學派。1904年編輯《子墨子學說》，又以專節(jié)比較中西宗教家哲學家之愛說。胡適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聲明：“我所用的比較參證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學......故本書的主張，但以為我們若想貫通整理中國哲學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別系的哲學，作一種解釋演述的工具�！辈淘�培為之作序，也肯定“我們要編成系統(tǒng)，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⑧任教于北京大學的劉文典寫了《怎樣叫做中西學術之溝通》的長文，一面批評好以“古已有之”附會中西學說的所謂“溝通家”，一面肯定“各系文明的發(fā)達，時間上雖難免有些參差，那路徑卻都是一致的”，希望“有那好 釧賈*士，具有綜觀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去了這虛體面的客氣，曉得了近世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明白了學術之歷史的發(fā)達路徑，把中西學術作個比較的研究，求兩系文明的化合，這倒是學界一種絕大的勝業(yè)。要照這樣的溝通，中國的玄學、心學、政治哲學、人生哲學，可以和西洋學術溝通的處所多著呢�！辈�對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所表明的對待東西學術思想的識見與胸襟大加贊賞，勸其“再用幾年心力，做一部需要最切的、西洋學者都還想不到、做不出的《比較哲學史》，把世界各系的古文明，做個大大的比較研究�！倍�且斷言：“我以為除了這種研究之外再沒有什么中西學術的溝通了�！雹�

　　運用比較研究法解釋、建立或重構中國的哲學體系，是胡適留學時確立的自覺。他在博士論文導論中明確表示：“更重要的還是我希望因這種比較的研究可以使中國的哲學研究者能夠按照吏現代的和更完全的發(fā)展成果批判那些前導的理論和方法，并了解古代的中國人為什么沒有因而獲得現代人所獲得的偉大成果�！睔w國途中他又重申：“我比過去的�？闭吆陀栣屨咻^為幸運，因為我從歐洲哲學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許多有益的啟示。只有那些在比較研究中(例如在比較語言學中)有類似經驗的人，才能真正領會西方哲學在幫助我解釋中國古*思想體系時的價值�！雹莺�適對學院派的比較研究多少有所了解，留美期間，他參加過康乃爾大學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宗教之比較研究”演講活動⑥。1922年，他撰文介紹用比較研究法研究歌謠的“母題”，頗為地道，表明他至少看過有關的西書⑦。在1923年的《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中，胡適提出研究國學要注意“博采參考比較的材料”，“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并批評“向來的學者誤認‘國學’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不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

　�、�(1922年6月7日許仕廉致胡適》，杜春和等編《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上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485頁。

　�、谠�同禮編A Guide to Doctoral Dissertations by Chinese Students in America J9 一1960．Published Under the Au~ic．es of the Sino-American Culture Society，Inc．Washington，D．C．，1961，P．11。

　�、蹥W陽哲生編《胡適文集》(6)，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82、155頁。

　　④《北京大學日刊》第469、470、471號(1919年lO月25、27、28日)。

　　⑤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6)，第l2、4頁。

　�、薏懿�言整理《胡適日記全集》(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4-225頁。

　　⑦《歌謠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個例》，《努力周報》第3l期(1922年l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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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附會是我們應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是我們應該提倡的。有許多現象，孤立的說來說去，總說不通，總說不明白；
一有了比較，竟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庇峙e了語言學、制度史、音韻學、哲學史、政治思想史、文學史的眾多實例，還附帶提及宗教、民俗、美術等研究，也須利用參考比較的材料。①這幾乎是用比較法研究中國學問的宣言。

　　不過，胡適雖然摒棄簡單附會，所列舉的比較范式依然相當混雜。音韻學方面因為有鋼和泰等人的影響，用方言、藏文及日、朝、安南語為對象，合乎比較語言學的規(guī)則，但以西洋文法比文言詞性，以西洋議會制度史理解中國御史制度的性質與價值，以社會主義等西洋近世思想理解韓非、王莽、王安石等中國古代政治家的思想和政策，以柏拉圖的法象論比較易象，以亞里士多德的類不變論解釋茍子，其系統(tǒng)異同的可比性如何確定和把握，不無可疑。如胡適以為用印度因明學和歐洲哲學作參考，解讀《墨子·經上下》諸篇頗見成效，陳寅恪則批評整理國故者談墨學，仍是附會而非了解之同情，所著中國哲學史，依其自身所遭際之時代，所居處之環(huán)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熏染之學說，以推測解釋古人之意志，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則胡適所謂“自然明白”，還是格義。

　　在中國比較研究史上，陳寅恪占有重要位置。歸國之始，他在清華研究院擔任的指導學科，就包括古代碑志與外族有關系者之比較研究、佛教經典各種文字譯本之比較研究。其運用比較語言學和比較宗教學的方法，研治中國文史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發(fā)覆格義及合本子注，對于認識中國歷史上輸入融合外來文化的進程樣態(tài)，尋求理解比較研究的傳統(tǒng)資源，具有重要意義。《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可謂陳寅恪關于比較研究的宣言。他堅持“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tǒng)異同之觀念”，所批評的種種現象，以今日的觀念看，似乎平行比較，而在陳寅恪本人，是否完全否定平行研究的可能，則大有疑問。

　　陳寅恪以理學為格義，而評價甚高，認為朱熹在中國，“猶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托馬斯·阿奎那斯，1225-1274，意大利神學家兼哲學家)，其功至不可沒�！彼稳濉敖陨钔ǚ鸾陶�。既喜其義理之高明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變夏也。乃求得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聲言尊孔辟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儒教之宗傳，合而為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模*至可尊敬而曲諒之者也。”②這也是他推崇宋代學術文化的原因之一。后來更加斷言：“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雹�

　　陳寅恪總結王國維的治學內容及方法，舉三目以概括之，除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互相釋證外，異族故書與吾國舊籍互相補正、外來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均與比較研究關系密切。尤其是后一條，“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照今人的眼光，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正在比較文學的先驅者之列，其所用方法，明顯不是影響研究。陳寅恪認為：“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范圍縱廣，

　�、佟秶鴮W季刊》第l期(1923年1月)。

　　②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第2冊。第lo2一lO3頁。

　�、邸恶T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第5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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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雹僬庵遼儔礱鰨*他在觀念上并不絕對排斥平行比較。1933 年4月，浦江清與朱自清談“今日治中國學問皆用外國模型，此事無所謂優(yōu)劣，惟如講中國文學史，必須用中國間架，不然則古人之苦心俱抹殺矣�！雹谶@間接可以反映陳寅恪的看法。早在1919年，陳寅恪就贈詩記吳宓“以西洋小說法程來衡量《紅樓夢》”的《紅樓夢新談》③，此文被譽為繼王國維用美學觀念分析解釋《紅樓夢》之后，用西方文學觀念評論《紅樓夢》的又一先驅之作。1923年，吳宓在《學衡》連載《希臘文學史》，用荷馬史詩比中國彈詞，并列舉12 點相似之處。后來陳寅恪也以彈詞與印度希臘的史詩名著相比，《論再生緣》問世雖晚。機緣卻甚早。所謂“寅恪少喜讀小說，雖至鄙陋者亦取寓目。獨彈詞七字唱之體則略知其內容大意后，輒棄去不復觀覽，蓋厭惡其繁復冗長也。及長游學四方，從師受天竺希臘之文，讀其史詩名著。始知所言宗教哲理，固有遠勝吾國彈詞七字唱者，然其構章遣詞，繁復冗長，實與彈詞七字唱無甚差異，絕不可以桐城古文義法及江西詩派句律繩之者，而少時厭惡此體小說之意，遂漸減損改易矣�！雹苤皇顷愐�恪推測彈詞與佛曲相關，仍屬于影響研究的文類學范疇。

　　日常言談思考中，陳寅恪更常用平行比較觀察中外社會生活與精神文化的異同。留美期間，他與吳宓談法國大革命事，吳認為“與吾國之革命前后情形相類”。陳寅恪謂：“西洋各國中，以法人與吾國人，性習為最相近。其政治風俗之陳跡，亦多與我同者。美人則與吾國人，相去最遠，境勢歷史使然也。然西洋最與吾國相類似者，當首推古羅馬，其家族之制度尤同。稍讀歷史，則知古今東西，所有盛衰興亡之故，成敗利鈍之數，皆處處符合；
同一因果，同一跡象。惟枝節(jié)瑣屑，有殊異耳。蓋天理人情，有一無二，有同無異。下至文章藝術，其中細微曲折之處，高下優(yōu)劣、是非邪正之判，則吾國舊說與西儒之說，亦處處吻合而不相抵觸�！眳清蹬c之交談，覺得“中西實可古今而下，兩兩比例。中國之儒，即西國之希臘哲學。中國之佛，即西國之耶教......中國史事，與西洋史事，可比較者尚多”。他在日記中記道：“自受學于巴師。飫聞梅、陳諸良友之緒論，更略識西國賢哲之學說，與吾國古圣之立教，以及師承庭訓之所得，比較參證，處處符合，于是所見乃略進�！雹�

　　三、附會與研究

　　盡管平行比較法后來日趨完善，與影響研究相比，畢竟規(guī)則較寬，學人如果沒有系統(tǒng)訓練達到嚴格自律，容易流于格義附會。正如陳寅恪評論清代經學極盛而史學不振的原因時所說，二者同為考據，號稱樸學，“所差異者，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zhí)一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以謹愿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各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一有系統(tǒng)之論述。以夸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一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后，故不能犁然有當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譬諸圖畫鬼物，茍形態(tài)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后書，以求速效。聲譽既

　　①《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7—248頁。

　　②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日記編》第9卷，第213頁。

　�、蹍菍W昭：《吳宓與陳寅恪》，第4頁。

　�、堋墩撛偕�緣》，《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

　　⑤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第2冊，第58-59、68、100-10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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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致，而利祿亦隨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于經學之一途。”民國學人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夸誕經學家之所為者�！雹�

　　影響研究與平行比較，在比較文學領域是兩大流派學術觀念的體現，但如清代的史學與經學，或光緒朝的公羊春秋與西北史地之學，一則規(guī)則與得失較易把握判斷，一則不易到達既能各別解釋，又能綜合貫通的高度，而夸誕者似是而非的附會卻見效快得名易。今人多舍影響研究而趨于平行比較，與清代及民國學人的取向大體同因。其實平行比較要見功力卓識而不逾矩，確系比較而非附會，其難度不在影響研究之下，其自覺或許要求更高。

　　以影響法治比較研究，既要經過嚴格訓練掌握多種具有相關聯系的語言文字工具②，又需長期搜索積累各種史料，并具有高超的推理判斷能力和綜合貫通的眼界，未經訓練或不耐勞煩者自然難以下手而此洪因右所由演巒及系統(tǒng)異同的蹤可尋．判斷其當否反較可能平行比較則不同，若對所比較之對象沒有全面深入系統(tǒng)的了解認識，則格義附會，似是而非，主觀任恿，毫無約束。吳宓1931年留學歐洲，尚未遍覽，使“深覺不到歐洲，不知西洋文學歷史之真切。”③則前此比較中西，雖然鄙視競談新文學的國內人士，以為“真能確實講述西洋文學之內容與實質者則絕少”，并自詡所撰各國文學史，“述說荷馬至近二萬言，亦當時作者空疏膚淺，僅能標舉古今大作者之姓名者所不能為者矣”④，還是不免隔靴搔癢，不得要領。

　　近代中國被動進入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體系，無論肯定與否，參照比附西學為中土學人的一大共性。1937年陸志韋在清華做《中國人類比的思想方法及其對科學之阻礙作用》的演講，指出中國人喜歡平行推理，“它既非演繹的亦非歸納的，而是類比的�！边@是理解詩歌之最好方法，但對科學則大為不利。“為了取得科學精神，中國人必須擺脫這種思想方法�！雹菰诒容^研究范圍，陳寅恪雖也同意或不得不接受問架與術語使用舶來品的現實，還是有所保留。1933年初他審杏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對其“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此圃倿椤耙似涑上到y(tǒng)而多新解”，實則認為漢魏晉一段中國哲學史難治，尤其需要用影響研究法厘清儒釋道三教之淵源關系⑥。1937年陳寅恪與吳宓談及“熊十力之新唯識派，乃以Bergson(亨利·柏格森) 之創(chuàng)化論解佛學。歐陽竟無先生之唯識學，則以印度之煩瑣哲學解佛學，如歐洲中世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經院哲學)，似覺勞而少功，然比之熊君所說尤為正途確解也”⑦。所以他雖有平行比較的跟光意識，著述卻謹守歷史演變與系統(tǒng)異同的規(guī)則，或者說其平行比較須以聯系影響為根基。近代在比較研究方面確有貢獻的，主要也由影響研究而來。后來以“打通”法深究古今中外詩眼文心的錢鐘書，思維看似無拘無束，其實同樣經過影響研究的嚴格訓練，并且批評一般牽強附會者的所謂比較不是研究。中西兩面皆博大精深，能通一端已至為不易，所謂學貫中西，當之無愧者如鳳毛麟角。在輸入西學的同時要建立起合乎規(guī)矩的新學，對于近代讀西書乃至留西學的一般學人而言難免力

　　①《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第505-506頁。

　�、趽�說歐洲傳統(tǒng)要求比較文學者掌握1O種西、北歐語言(錢文忠：《略論寅恪先生之比較觀及其在文學研究中之運用》，王永興編《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論文集>，第494頁)。

　�、蹍菍W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第5冊，第170頁。

　�、堋秴清底跃幠曜V》，第222頁。

　　⑤朱喬森編《朱自清全集·日記編》第9卷，第456—457頁。

　�、蕖蛾愐�恪史學論文選集》，第5l 5l2頁。浦江清也不滿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時期劃分與西方哲學對應(朱喬森絹《朱目滑全集·日記絹) 第9卷，第330貞)。

　　⑦吳學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第6冊。第152一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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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從心。然而，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由中心而邊緣的后進國家，必須考慮如何在新的世界體系中求生存，所以近代中國的思想先驅天生具有比較中西的本能。而世界一體化的現實趨勢，令文化多元的歷史觀念⑸*動搖，與外部文化聯系逐步擴大的歷史進程，在空前強大的西方籠罩下顯得無足輕重。僅僅存在于東亞人觀念世界中的西方，盡管位置有所變化，一直是中國人心中的主要參照。無論是西學中源，還是中體西用，所用觀念，大體為平行類比，格義附會者比比皆是。最為典型的當屬東西文化論戰(zhàn)，交戰(zhàn)雙方的認識尖銳對立，但無論以為系統(tǒng)同或異，看問題的態(tài)度和方法如出一轍，都是將東西方平行類比，求其異同①。對于這類比較，略知規(guī)則的胡適指為“攏統(tǒng)”。他以為：“至于‘此刻’的問題，更只有研究雙方文化的具體特點的問題，和用歷史的精神與方法尋求雙方文化接觸的時代如何選擇去取的問題，而不是東方文化能否翻身為世界文化的問題�！绷菏�溟的分析辨別看似仔細精微，實則“想把每一大系的文化各包括在一個簡單的公式里，這便是攏統(tǒng)之至。公式越整齊，越簡單，他的攏統(tǒng)性也越大”②。尚在美國的馮友蘭也致函梁漱溟，指其“過于自恃直覺”，“抽象之論未足令人即信”③。

　　簡單類比并非國人的專利，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建立在科學理性基礎上的歐洲中心論動搖，“一般學者頗厭棄西方物質文明，傾慕東方精神文明”④，德國的斯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著《西方的沒落》，以文化類型劃分對比東西，“最喜比較”，社會上轟動一時，但學術界評價甚低，認為“彼以體驗與認識等列，為不倫；
以民族之相異極大，為非實故也�！睔v史教授“皆謂Spen．gler不知歷史”。而中國留學生卻認為其書中“好思想頗多”，對于正在歐洲站在東方文化立場上到處演講、同樣好東西對比的泰戈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反而覺得“皆吾輩所常談，新意絕寡”。⑤

　　東西文化論戰(zhàn)后，融合中西文化一直是有志者的夢想，為此，比較二者的異同優(yōu)劣以便取舍，始終不曾離開近代中國思想史的主線。這種功利意向勢必影響學術研究。清華設立文化比較研究室的目的，就是“對于中西文化之異同，當有所發(fā)現；
對于中西文化之溝通，當有貢獻”⑥。而學人也一直試圖以比較研究所得影響社會，西化與否，便是斬不斷理還亂的重要情結。1930年1月，因胡適在美國大學婦女聯合會的演講，英文《中國評論周報》開始討論全盤西化還是重新復活中華文明的問題⑦。這是后來全盤西化及本位文化論戰(zhàn)的前奏，東西文化論戰(zhàn)的種種問題以新的形式再次被提出。同年胡適還寫了《東西文化之比較》一文，批評歐洲消極的學者和亞洲的東方文化夸耀者⑧。陳寅恪是否感覺到山雨欲來風滿樓，不得而知，以往他談中西社會文化比較，很大程度也是針對盲人摸象似地妄比中外誤導公眾遺患無窮的時弊而發(fā)。

　　此外，陳寅恪雖然文史兼治，仍以史學為重，而按照傅斯年的看法，史學便是史料學，“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然而如何才算是以“科學的比較為手段”，又怎樣去處理不同的記載⑨，依然分歧不小。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即偏向于綜合史觀，反對一味考據，治史書而忽略歷史。1932年，他聘請雷海宗回校任教，陳寅恪對于后者以文化形態(tài)史觀為依據的國史初步綜

　�、賲⒁婈愥戮帯段逅那昂髺|西文化問題論戰(zhàn)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凇蹲x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3)，第182一197頁。

　�、鄄讨俚拢骸恶T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8頁。

　�、芡豕馄恚骸堵脷W雜感》，《少年中國》第2卷第8期(1921年2月15日)。

　�、菸簳r珍：《旅德日記》，《少年中國》第3卷第4期(1921年11月1日)。

　　⑥齊家瑩：《清華人文科年譜》，第331頁。

　　⑦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5)，第613—631頁。

　　⑧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11)，第182一193頁。

　�、帷妒穼W方法導論》，岳玉璽、李泉、馬亮寬編選《傅斯年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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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不以為然。后來雷海宗等人發(fā)起戰(zhàn)國策派，用“文化統(tǒng)相法”和“形態(tài)歷史觀”，試圖在五四以來承受自歐西的“經驗事實”與“辯證革命”之外另辟蹊徑，雖然自稱“并不是主張回到中古的縹緲恍惚的‘玄學’辦法”①，學術上陳寅恪恐怕亦很難認可。

　　古今中外的天理人情大同小異，但異同之代表性及其適用之界限游移不定，難以把握。國人好比較中西，而異同之所在及優(yōu)劣之評判，則謹愿者亦不免見仁見智，夸誕者更跡近圖畫鬼物。陳寅恪口頭上時將中外社會文化平行比較，但因其對中外兩面的歷史演變及現實狀況有系統(tǒng)了解和深入體察，所見卻與時人大異。如他以為“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而中國古人惟重實用，不究虛理，“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雹谶@與東西文化論戰(zhàn)各派的觀點均不相類。有英國通之稱的陳源，1922年在柏林第一次聽到陳寅恪的妙論，“說平常人把歐亞做東西民族性的分界，是一種很大的錯誤。歐洲人的注重精神方面，與印度比較的相近些，只有中國人是頂注重物質，最講究實際的民族”，當時覺得是“聞所未聞的奇論，可是近幾年的觀察，都可以證實他的議論，不得不叫人驚嘆他的見解的透澈了�！雹鄱�這樣的洞察迥異俗流，難得公認。無獨有偶，胡適也將朱熹比作阿奎那斯，看法則與陳寅恪相去甚遠，認為朱熹集宋代新精神之大成，“不幸而后來朱學一尊，向之從疑古以求得光明的學者，后來皆被推崇到一個無人敢疑的高位!一線生機，幾乎因此斷絕......故朱熹本可以作中國的培根、笛卡爾，而不幸竟成了中國的圣湯姆!”④

　　指影響研究范圍稍窄，單就文學而言，不無道理，放大到歷史文化領域，則不盡然。即以陳寅恪本人而論，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大都涉及與外國、外族交接之事。尤其是唐代，因“與外國、外族之交接最為頻繁，不僅限于武力之征伐與宗教之傳播，唐代內政亦受外民族之決定性的影響。故須以現代國際觀念來看唐史”。近代史更不必言，“中國之內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為顯著。”⑤治近代史事，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學術、社會，不能溝通中外幾乎無法下手，即使勉強下手，也難以得其要領。而若不在大量影響研究的基礎上再做平行比較，則明比固然穿鑿附會，怪誕百出，無所謂研究之可言，暗比也難免用自身所熏染之學說與經驗，以推測解釋，妄斷是非異同。就此而論，近代史研究的空間極廣，范圍極大，對學人訓練與智慧的要求也極高⑥。那種缺乏必要的訓練，中外兩面均一知半解，僅憑雞零狗碎的個人體驗和問題甚多的幾本譯書，望文生義，格義附會式的所謂比較研究，雖然可以反映時代思想的潮流動向，在人類知識與學術積累上，其實并無貢獻。若進而影響社會，更有百弊而無一利。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立意縱高，也須循序漸進，否則，越是高明的方法，越要求舉重若輕，旁觀以為胸有成竹，臨場必然弄巧成拙，不得其利，反受其害了。

　　①林同濟：《形態(tài)歷史觀》，溫儒敏、丁曉萍編《時代之波——戰(zhàn)國策派文化論著輯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第6頁。

　�、趨菍W昭整理注釋《吳宓日記》第2冊，第101—102頁。

　�、畚鳛]：《閑話》，《現代評論》第3卷第65期(1926年3月6日)。

　　④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4)，第7頁。

　�、菔�泉、李涵：《聽寅恪師唐史課筆記一則》，張杰、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第270頁。

　�、藿�年來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關于梁啟超如何通過明治日本吸收西方思想的研究表明，以往中國近代史在影響研究方面的工作極不充分，而所牽涉的問題對于理解近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社會文化變遷乃至當代中國的走向，都相當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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