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冷戰(zhàn)結束以后，由于非洲自身的變遷和國際社會大國之間利益關系的變化，非洲成為了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美國、歐盟和中國都在 2000年前后制定了各自新的對非政策。然而，由于利益差異，中美歐在非洲問題上日益存在沖突和矛盾，這集中反映在對非關系原則、在非利益和對中國的指責等幾個方面。顯然，持續(xù)的沖突和矛盾不符合彼此的利益，因此在非洲問題上尋求超越權力政治的合作空間就顯得相當?shù)闹匾��?/p>

　　[關鍵詞]非洲問題 中美歐 對非政策 超越權力政治

　　*此文得到陳志敏教授的指導，在此致謝。

　　前言

　　冷戰(zhàn)結束之后，非洲進入了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僅 1990 年代就發(fā)生了民主化浪潮、劇烈的社會變革及其所引發(fā)的地區(qū)沖突，以及加速的經濟進步等。由于冷戰(zhàn)的終結和新型工業(yè)化國家的興起，國際關系發(fā)生了深刻變化，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終于導致大國產生了對非洲日益強烈的興趣。

　　然而大國重新發(fā)現(xiàn)和進入這塊大陸的過程并非風平浪靜，它們之間的利益糾葛和價值沖突，以及非洲本地的利害取舍和對這些新老“朋友”的選擇成為新世紀國際舞臺上最為有趣的博弈之一。因此，冷戰(zhàn)后的非洲成了影響大國關系和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也因此，非洲繼 1950-1960 年代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之后，再次成為一個國際關系中的而不只是非洲內部的“問題”，它反映了冷戰(zhàn)結束后由于非洲自身地位的變遷和大國在非洲利益的重新調整，引發(fā)了大國之間以及大國與非洲之間的諸多利害沖突與矛盾。

　　本文將闡述冷戰(zhàn)后非洲的主要變遷，并在此基礎上，評析美國、歐盟和中國的對非政策與對非關系的變化，以及這些國家在非洲問題上的矛盾，文章最終致力于在理論上尋找緩和大國在非洲問題上的沖突和開展合作的基礎與途徑。

　　一、冷戰(zhàn)后非洲的變遷

　　二戰(zhàn)之后，以聯(lián)合國為象征的現(xiàn)代國際體系的建構為非洲國家的國際平等地位注入了合法性，與此同時，由于冷戰(zhàn)時期美蘇兩國爭奪勢力范圍的需要，非洲作為被爭奪的對象而顯示出地緣政治的重要性。然而冷戰(zhàn)的結束改變了這一切。

　　1、地緣政治地位的下降

　　冷戰(zhàn)時代，美蘇為爭奪全球勢力范圍，都極力拉攏和分化對方的勢力范圍，在非洲也不例外。因此，受冷戰(zhàn)影響，除少數(shù)中立國家外，非洲大部分國家都被迫加入兩大集團之一，成為美蘇兩國爭奪霸權的代理國，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極為顯著。然而冷戰(zhàn)終結之后，某種程度上，非洲陷入被“拋棄”的命運。一位美國學者這樣寫道：“當東歐國家政治制度劇變開始主導美國決策機構的議事日程時，非洲問題的地位逐漸下降�！盵1] 冷戰(zhàn)后較長時間以來，歐洲也只是和非洲保持長期的但并非足夠緊密的關系。除了法國、英國和德國這些過去的宗主國之外，歐共體（歐盟）在 2000 年代之前并沒有發(fā)展出系統(tǒng)的對非政策。

　　2、民主化浪潮

　　1990 年代，非洲突然遭遇了一股民主化浪潮的沖擊。由于歷史原因，非洲大部分國家并沒有西方民主政治的傳統(tǒng)，基本上說，從 1960 年代去殖民化運動之后到 20 世紀晚期民主化浪潮之前，非洲各國基本上處于一黨獨大或一黨執(zhí)政的局面，這種政體被冠之以“新祖?zhèn)髦髁x”（neo-patrimonialist）的標簽，它意味著在 1990 年代的民主化之前，非洲國家的政治權力經常集中在獲得軍隊支持的行政機關之下，這些行政機關“是國家首腦、政府首腦和執(zhí)政黨的首腦”。[2]然而“新祖?zhèn)髦髁x”政權在冷戰(zhàn)終結之后迅速被民主化浪潮所吞沒，在黑非洲地區(qū)，大部分國家快速轉入民主體制，在不到 5 年時間之內完成了民主轉型。

　　非洲所發(fā)生的民主化浪潮并非偶然所致。就內部因素而言，由于長期沿襲“新祖?zhèn)髦髁x”政制，大部分非洲國家腐敗盛行，社會貧困有增無減，百姓生活水平下降，內部民主改革要求呼聲很高。就外部因素而言，則主要源于冷戰(zhàn)的終結。冷戰(zhàn)時代，為了爭奪勢力范圍，美國和西方國家不太計較非洲國家領導人的腐敗行為和政治獨裁，但冷戰(zhàn)之后，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價值的雄心影響到它對非洲國家的態(tài)度，例如在對非援助上開始強調改善人權和推行政治民主為受援條件，為穩(wěn)定國內局勢和維持經濟發(fā)展，非洲國家不得不接受這些條件。[3]

　　3、地區(qū)沖突和社會矛盾

　　非洲歷來是多事之地，社會沖突不斷，國內矛盾重重。根據(jù)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估計，2005 年之前的 6 年沖突里，僅剛果就有 380 萬人罹難。[4]處于和曾經處于嚴重沖突的國家主要包括利比亞、盧旺達、索馬里、塞拉利昂、扎伊爾等，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沖突又往往會外溢到周邊鄰國，導致鄰國的動蕩。[5]

　　這些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咎于西方殖民主義的歷史遺產。西方殖民者在匆忙離開黑非洲之際，僅根據(jù)自己的勢力范圍“創(chuàng)建”了許多新型國家，但這些國家內部族性和文化的多元化并不能在短期內成功整合，因此依照領土邊界而不顧文化和部族傳統(tǒng)疆域的草率行為成為非洲內部沖突的禍源。冷戰(zhàn)時期，這些矛盾在兩極體系的大環(huán)境下受超級大國的壓制，但冷戰(zhàn)結束以后，內部矛盾在民主政治的鼓勵下獲得迅速釋放，那些自認受壓制的部族常常反抗占統(tǒng)治地位的部族，從而引發(fā)地區(qū)沖突。

　　在社會矛盾方面，冷戰(zhàn)后非洲國家內部依然存在嚴重的腐敗行為，許多國家的政府領導人和高官常常私吞國外的資金援助。[6]這主要是由于缺乏對政府官員的有效監(jiān)管，以及脆弱的公共機構、軟弱無能的市民社會組織、缺乏獨立性的司法機構和公務員不足等眾多原因所造成的。

　　4、加速的一體化進程

　　冷戰(zhàn)后非洲加速了內部一體化進程。從表現(xiàn)形式來看，非洲一體化包含兩種類型：激進主義的一體化和漸進主義的一體化。激進主義一體化主要是早期由恩克魯瑪（Kwame Nkrumah）等非洲國家領導人所主導的、受到美國等海外黑人群體支持的泛非主義運動；
而漸進主義一體化則是通常所見的地區(qū)經濟整合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其他領域的合作進程�；�于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的限制，泛非主義作為思潮雖然依舊存在，但作為運動已基本消散，或已經逐漸被漸進主義一體化所吸收，因此冷戰(zhàn)后的非洲一體化進程主要表現(xiàn)為漸進主義。

　　非洲漸進主義的一體化進程其實有著悠久的歷史。1910年就曾建立過南部非洲關稅同盟，及至2007年，非洲成立了13個次地區(qū)貿易協(xié)定。[7]不過冷戰(zhàn)后最重要的一體化事件是2003年非洲聯(lián)盟（the African Union）的成立。作為整合非洲地區(qū)經濟和政治關系的最重要國際機構，它具有比較宏偉的一體化構想和目標，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非洲的一體化還僅僅是形式上的。

　　二、冷戰(zhàn)后中美歐對非政策與對非關系

　　1、美國對非政策與對非關系

　　冷戰(zhàn)之后，老布什政府對非政策的重點是填補前蘇聯(lián)遺留下來的勢力范圍并推行民主化，及至克林頓政府時期，則重點強調美非間經貿關系。1995 年，美國國務院安全事務辦公室發(fā)表了一份針對非洲的報告，聲稱美國在非洲的安全利益、經濟利益和國家間聯(lián)系太稀薄了，因此“與非洲保持經濟聯(lián)系符合美國的利益。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已形成一個新興市場”。[8]

　　小布什上臺之初，也只是沿襲了克林頓的對非政策，但是“9·11”事件之后，迅即調整了對非政策，增大了對非關注。2006 年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NSS）這樣寫道：“對本屆政府而言，非洲具有日益重要的地緣戰(zhàn)略上的重要性和高度的優(yōu)先性”。當時非洲事務代理副國務卿舍勒薩·維蘭（TheresaWhelan）也坦承：“在美國的日程表里，非洲比過去的 10－15 年里顯得更為重要了�！盵9]

　　可以看出，從克林頓政府到小布什政府，對非政策都表現(xiàn)出與非洲發(fā)展更積極雙邊關系的愿望，其中發(fā)展經貿關系（并非傳統(tǒng)上的單向對非援助）是兩屆政府的共同立場，它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系列美國的對非經貿法案上，其中最重要的法案是 2000 年生效的《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The African Growthand Opportunity Act, AGOA），該法案對提升美非經貿關系發(fā)揮了重要作用。2007 年，美國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Susan C. Schwab）指出，“自從 2000 年啟動AGOA以來，美國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雙邊貿易提升了143%”。[10]在《非洲增長與機遇法案》奠定的基礎上，美國成為現(xiàn)今非洲最大的貿易伙伴。

　　不過兩屆政府的對非政策也有所不同。對克林頓政府而言，對非政策重心從過去與蘇聯(lián)爭奪地緣政治勢力轉變?yōu)閷で蠡セ莸纳藤Q利益。雖然克林頓政府也曾基于價值觀追求而關注過非洲，但在索馬里的軍事行動失敗之后，它對非洲內部安全問題（如盧旺達部族屠殺）基本上開始采取消極態(tài)度。但小布什政府除了重視美非經貿利益之外，同樣關注安全利益�！�9·11”事件之后，非洲成了美國進行反恐的重要伙伴。

　　小布什政府對非政策還體現(xiàn)為“轉移外交”（ Transformationaldiplomacy）在非洲的運用和非洲司令部的成立，其中“轉移外交”為國務卿賴斯所提出，稱它“尋求使用美國的外交力量以幫助外國的公民過上更好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民族、以及改變他們自己的未來”。這明顯意味著美國有意愿干預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

　　此外，小布什政府還致力于建立非洲司令部和在非洲建立軍事?lián)�點。不過這種意圖并不太為非洲國家所接受，它們擔心美國的軍事存在會招引不必要的恐怖主義者對非洲的注意，從而增添新的非洲動蕩的因素。2008 年 2 月，布什總統(tǒng)在訪問非洲時宣稱成立非洲司令部是為了幫助非洲國家加強在維和、打擊走私和反恐作戰(zhàn)等領域的能力，但是受訪國如加納、利比里亞等都沒有表態(tài)接受這個司令部，坦桑尼亞則表示不具備接納這個司令部的能力。

　　2．歐盟對非政策與對非關系

　　基于歷史與地理原因，歐洲與非洲有著特殊關系。很長時間以來，歐洲人在非洲進行殖民主義活動，控制了非洲大部分地區(qū)，而地理上，非洲又與地中海國家很接近，歷史上也一直保持著緊密的商貿和政治關系。在1950－1960年代的反殖民主義運動之后，非洲大部分國家雖然保持名義上的政治獨立，但西方國家依然在非洲保持強大的影響力�；�于這些歷史原因，歐洲在發(fā)展和非洲的關系時往往會強調它們之間所存在的這些特殊性，比如在2005年，歐盟在發(fā)表一份對非戰(zhàn)略伙伴關系文件時強調說，“歐洲與非洲基于歷史、地理和給所有人帶來和平、民主和繁榮的未來這一共享愿景而聯(lián)系在一起”。[11]2007年，在里斯本歐非峰會上達成的共同文件中同樣寫道：“歐洲與非洲基于以下因素而聯(lián)系在一起，即歷史、文化、地理、共同的未來價值共同體”。[12]總之，歐洲人強調歐非關系有著歷史上的特殊性。

　　長期以來，歐非關系通過建立一系列文件得以鞏固，包括1975年開始簽訂的第一份洛美協(xié)定（The Lomé Agreement）。之后，《洛美協(xié)定》成為聯(lián)系歐非關系的主要國際條約，直到2000年歐盟與撒哈拉以南48個國家簽訂了有效期為20年《科托努協(xié)定》（The Cotonou Agreement）。2005年，重新修訂的《科托努協(xié)定》加入了政治條款，使該條約成為歐盟與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全面的（政治、貿易與社會發(fā)展）的單一關系框架。而歐盟與北非國家的關系則主要建立在《歐洲—地中海伙伴關系與聯(lián)系協(xié)定》（ TheEuro-Mediterranean Partnership and Association Agreements）、《歐洲鄰國政策》（The European Neighborhood Policy）以及《鄰國政策行動計劃》之上。

　　盡管歐非之間一直保持相對緊密的關系，但是基于歐非自身的變化和世界情勢的變遷，冷戰(zhàn)后的歐非關系發(fā)生了一些改變。冷戰(zhàn)以后，全球化的迅猛發(fā)展使得國家間經濟和相互依賴的程度比以前更高，而它所帶來的危機也不斷威脅欠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經濟增長，以及日益增多的國際問題對全球都產生消極后果；
當兩極體系下超級大國的勢力爭奪讓位于不斷增長的地區(qū)沖突時，尤其是“9·11”事件之后，恐怖主義的現(xiàn)實威脅和美國對這種威脅的鼓吹提高了國際安全環(huán)境的危險程度；
與此同時，歐洲與非洲各自的一體化進程也加速了。這些新的情勢的出現(xiàn)，要求歐洲對原有的歐非關系進行調整。

　　或者說，這種變化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深與非洲的全面關系而不只是過去以經濟為主的聯(lián)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005年10月，歐盟委員會在提交給理事會和議會的對非戰(zhàn)略文件中提到，歐盟發(fā)展與非洲伙伴關系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所有非洲人的和平與繁榮，促進《聯(lián)合國千年發(fā)展目標》（The 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Goals）在非洲的實現(xiàn)。[13]在同年12月由歐盟理事會發(fā)表的最終對非政策文件則明確表示，歐非戰(zhàn)略關系的主要目標是促進《聯(lián)合國千年發(fā)展目標》與非洲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安全與善治，[14]其具體目標包括：歐盟機構經常討論歐非關系并提出報告；
與非洲主要國際組織如非洲聯(lián)盟進行合作，參與非洲的多邊論壇；
與非洲進行政治對話。[15]

　　2007 年 12 月，歐盟理事會發(fā)表了新的歐盟對非戰(zhàn)略，這是歐洲首份將非洲視為一個整體的正式政治框架文件，以此為平臺，以保障歐盟對非政策的協(xié)調性和連貫性。這份新的對非政策文件提出了構建歐非戰(zhàn)略伙伴關系所要達到的四大目標，其中包括提升雙方的政治關系。[16]

　　可以看出，歐洲對非洲政策的目的在于深化全面伙伴關系而非只是以往的經濟關系，其中促進非洲政治民主和人權等政治發(fā)展的目的十分明顯。歐盟設想在殖民主義時代所建立起來的傳統(tǒng)的緊密聯(lián)系得以延續(xù)，并試圖按照歐盟自身的社會發(fā)展標準推進非洲的進步，如果獲得成功，歐洲無疑將會成為非洲在文化、價值觀、社會發(fā)展模式和政治生活領域的教師爺，也因此重新成為在非洲最重要的外部力量。

　　3、中國對非政策與對非關系

　　長期以來，由于共同的被殖民的歷史和在當時國際形勢下反帝反殖斗爭的需要，中國和非洲在國際社會相互支持和幫助。但冷戰(zhàn)終結之后，中非關系開始出現(xiàn)一些變化。整體而言，中國對非關系經歷了從 195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對非經濟援助，到 1980 年代的相對冷淡，再到 1990 年代之后的重新熱絡的曲折歷程。簡而言之，冷戰(zhàn)之后中國對非洲政策從過去中國向非洲的單向無償援助和雙方政治上的相互支持，調整為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相互合作、互利和雙贏。

　　1990 年代之后，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和全球化的迅猛發(fā)展，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yè)走進非洲，參與非洲當?shù)氐慕洕�建設，尤其是資源開發(fā)與基礎設施建設，中非經濟交流日益活躍。在此背景下，2000 年 10 月，中非召開了首屆中非合作論壇部長級會議，為中國與非洲發(fā)展長期穩(wěn)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關系確定了方向。2006 年 1 月，中國政府發(fā)表了首份《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這是指導中國對非關系政策的首份單一文件，宣示了中國對非政策的目標及措施。2006 年 11 月，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發(fā)表了《北京宣言》，主張根據(jù)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依據(jù)多邊主義和國際關系民主化準則發(fā)展中非友好合作關系。

　　概而言之，中國對非政策發(fā)展至今，既延續(xù)了長期以來所遵循的不干涉非洲內政的原則，也堅持了經濟上互利互惠的原則，但同時創(chuàng)造了不少新的方式來促進和深化中非之間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包括論壇峰會的形式。隨著中非交往的深化，中非之間的經貿關系取得了顯著成長。統(tǒng)計數(shù)據(jù)顯示，2004 年，中非貿易額達到 29.5 億美元，2005 年，則上升到 40 億美元，2007 年又達致74 億美元之多。

　　三、中美歐對非關系中的政策分歧與現(xiàn)實沖突

　　總體看來，千禧年前后，中美歐都調整了各自的對非政策。然而在各自發(fā)展對非關系時，三方彼此遇到了分歧和異議，其中最主要的矛盾發(fā)生在中美和中歐之間。這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對非政策中應堅持讓非洲接受西方自由主義觀念并融入到其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還是嚴格尊重其內政；
中國的非洲政策是否損害了歐美的經濟利益；
以及中國在非洲是否在走一條殖民主義或新殖民主義道路。

　　1、“華盛頓共識”與“北京共識”之爭

　　在非洲問題上，理論上存在一個爭議，即“華盛頓共識”還是“北京共識”更能促進非洲的發(fā)展？一般而言，“華盛頓共識”代表了美國人乃至歐洲人試圖運用自由主義理念和對非洲主權的貶抑來促使非洲國家改變其政治和社會體制，從而促進其經濟發(fā)展的理念；
但“北京共識”的存在表明中國并不打算像西方那樣做。

　　1989 年，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倡導了“華盛頓共識”，并將此概括為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私有產權的法制體系、預算約束和削減財政赤字等。1990 年，他對“華盛頓共識”進行了進一步歸納和總結。[17]學者芬尼根（William Finnegan）對此評價說，“華盛頓共識”有時僅僅指“自由貿易”，它直接通過美國的外交政策，或間接地通過多邊組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貿組織來傳播，其核心原則就是解除控制、私有化、“開放”、不受限制的資本流動以及更低的稅收；
他還批評小布什政府在對外大肆宣揚“華盛頓共識”時“并不是自由或民主的一種理想主義，而是一個控制系統(tǒng)，一種帝國經濟”。[18]由于“華盛頓共識”在實踐層面并沒有取得預想的成功，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 E. Stiglitz）提出了“后華盛頓共識”的概念，這一概念要求關注社會公正、經濟可持續(xù)性和民主發(fā)展。[19]

　　“北京共識”代表了另一種經濟增長模式乃至社會發(fā)展途徑，這一概念的含義包括：堅決進行創(chuàng)新和試驗（如經濟特區(qū)）、積極維護國家邊境和利益（如臺灣問題）、以及不斷精心積累具有不對稱力量的工具（如龐大的外匯儲備），其目標是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實現(xiàn)增長。[20]總之，“北京共識”是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模式的經驗總結，它強調主權獨立、謹慎地實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和保持快速的經濟增長。

　　對非洲問題而言，“華盛頓共識”（或“后華盛頓共識”）意味著歐美將它們的社會價值觀念即經濟和政治上的自由主義推廣到這個大陸，而這種推廣尤其體現(xiàn)為雙方經濟關系中的強制性政治條款。例如，在美國的對非政策中明確提出要將民主和人權發(fā)展作為美非關系發(fā)展的重要目的；
而歐盟在最近 10 年來的對非政策文件中日益強調歐非“政治”上的聯(lián)系和人權、良治、民主發(fā)展和社會自由對非洲的激勵作用。然而，中國的對非政策反映了另一種態(tài)度。盡管中國政府并不正式承認“北京共識”，但對非關系事實上遵循了對非洲國家的主權尊重，包括不干涉內政原則（實現(xiàn)國家獨立前提下的發(fā)展）。這一純粹通過吸引力、以互惠為目的的自由貿易關系而非強制力發(fā)展雙方關系的方式，成為和美國與歐盟在發(fā)展對非關系時的一個矛盾焦點，它反映了在非洲問題上，中國與歐美在理念和行動上存在巨大差異。

　　2、利益之爭

　　在利益問題上，歐美對中國的指責包括：中國無視非洲內部的腐敗和極權主義而只發(fā)展與他們的貿易關系，使西方世界對非洲的政治投資受到嚴重削弱；
中國以誘惑性條款對非洲的資源開發(fā)既損害了歐美的資源占有優(yōu)勢，也提升了非洲資源價格；
尤其重要的是，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的增長正改變西方世界與非洲固有的傳統(tǒng)聯(lián)系。

　　前世界銀行行長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曾批評中國在貸款給發(fā)展中國家時忽略人權和環(huán)境標準，警告中國的這種軟貸款和赤裸裸的重商主義行為加劇了非洲的腐敗。西方的大量批評家也附和說中國在向非洲貸款時并不堅持西方銀行所注重的所謂“赤道原則”（Equator Principles），以及西方所堅持的要求非洲政府在處置貸款時的透明性。[21]此外，歐美還認為中國通過外交和金融、軍事援助，損害了非洲的民主事業(yè)，宣稱非洲獨裁政府是中國武器和軍事裝備的買主，這些武器通常被用來鎮(zhèn)壓非洲國內的少數(shù)派、實施嚴厲的政治統(tǒng)治、對鄰國采取強硬政策和消滅任何民主的苗頭。[22]

　　除了對它們與非洲的政治關系造成沖擊之外，歐美也認為中國在經濟上在搶奪他們的市場，[23]歐美尤其關注中國從非洲的石油進口的增長（譬如，中國有 25％以上的原油來自從幾內亞灣和蘇丹，而且其石油消費增長速度達到每年 10％。盡管事實表明，中國快速增長的原油需要只占到非洲出口原油的 10％，相反，歐洲和美國卻分別占到 36％和 33％），并抱怨中國的大量進口需求抬升了原油和原料產品的國際價格�？傊�，隨著中國力量和影響力在非洲的增長，美國和歐洲感到了中國對它們在非洲利益所構成的挑戰(zhàn)，認為中國抵消了西方在非洲的政治影響力和經濟市場。

　　3、中國是否是非洲的新殖民主義者

　　2006 年 2 月，英國外交大臣曾評價現(xiàn)今中國在非洲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西方人 150 年前在非洲行為的翻版。這意味著他將中國人看作非洲的新殖民主義者，而且這種批評在西方比較普遍。誠然，中國企業(yè)在非洲確實存在不光彩的行為，彼得·波斯哈德（Peter Bosshard）曾這樣描述過中國對非洲的生態(tài)影響和對其自身形象的破壞：

　　中國公司正在贊比亞的喀輔埃河（Kafue River）修筑一座大型水壩，這使重要的濕地包括兩座國家公園遭受威脅。水壩可以為附近的礦產地發(fā)電，那里為中國工業(yè)生產銅和鈷。當西方金融機構還在為喀輔埃河工程貸不貸款而猶豫不決時，中國的開發(fā)商已經迅速擠了進來，使得贊比亞當局對環(huán)境問題的關注降低了。

　　對因中國投資而造成社會和軍警沖擊的反抗陣線已然出現(xiàn)，有工人抗議贊比亞的中國礦區(qū)低劣的勞工條件。在尼日利亞和埃塞俄比亞，反抗群體盯住了中國人的石油設備。緬甸和蘇丹的環(huán)保群體已要求中國水壩建設者滾出這些流域。由于中國亂砍亂伐的沖擊，塞拉利昂政府宣布木材出口是非法的。[24]此外，中國對非洲國家民族產業(y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影響。在南非，“貿易聯(lián)盟”抱怨中國的紡織品進口在吞噬其國內產業(yè)，其總統(tǒng)姆貝基（ThaboMbek）就明確警告非洲要防止與中國的關系發(fā)展成“殖民關系”。[25]贊比亞商工會長柯林斯—沃納尼也曾表示“中國正在橫掃（非洲的）天然資源，帶進廉價的商品。這不是發(fā)展，而是殖民主義”。

　　然而以殖民主義標簽對中國所進行的系列指責遭到了中國政府的強烈反對。2006 年溫家寶總理訪問埃及時表示，新殖民主義不是中國的標簽，中國人深知殖民主義曾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也深知必須反抗殖民主義。此外，西方人的指責也遭到一些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反駁。贊比亞總統(tǒng)雷維·穆瓦納瓦薩（Levy Mwanawasa）贊賞中國在贊比亞獨立前后就幫助贊比亞反抗過殖民主義和無私援助過大量經濟和社會發(fā)展方案�？�麥隆民族陣線主席卡瓦耶·迪布利（Cavaye Yequie Djibril）認為喀麥隆完全不同意說中國在非洲是一個“新殖民主義者”。[26]

　　顯然，這些爭議反映了歐美對中國在非洲日益增多的存在的憂慮，以及試圖引發(fā)非洲人應對中國保持警惕的意圖。至少，西方人在日益引用非洲本地的公民社會團體對中國的批評來作為他們指責中國為新殖民主義者的證據(jù)，以離間中非之間的友好關系。

　　四、在非洲問題上超越權力政治的基礎與途徑

　　不言而喻，中美歐三方都不應持續(xù)激發(fā)上述分歧和矛盾。尋求超越權力政治的合作與共贏途徑是明智的選擇，其中首要的任務是找到三方超越權力政治的現(xiàn)實基礎。

　　1、超越權力政治的基礎

　　懷特在《權力政治》一書中描述了權力在國際關系具有關鍵作用。這種迷戀權力甚于道德的觀念在國際關系現(xiàn)實主義理論中成為一種核心觀點，那些現(xiàn)實主義大師無一例外地吹捧權力政治決定國際關系的重要性。因而總的來看，國際關系的趨勢——當前國際體系通向終極狀態(tài)的趨勢——似乎總會以某場劇烈的國際戰(zhàn)爭收場，之后便是通向另一場新的戰(zhàn)爭的趨勢，人類社會就是在兩場不可預料的戰(zhàn)爭的間歇期間茍延殘喘。

　　無疑，現(xiàn)實主義對未來社會的悲觀預測和對國際社會本質的深刻揭示為世人提供了持久和深沉的警訊。然而，即使這一哲學命題的基礎——國際社會的行為原則主要依賴于權力而非道德——并不存在致命的假設錯誤，它也難以斷定權力政治的最終結果一定是戰(zhàn)爭。理論上而言，人類社會可以延長，甚至無限期延長兩場戰(zhàn)爭的間歇期；
而從歷史經驗來看，大規(guī)模的和頻繁的戰(zhàn)爭已非國際社會的常態(tài)，人類已經積累了許多避免戰(zhàn)爭爆發(fā)的途徑。因此即使承認權力政治是國際關系的本質所在，也不能說明它一定會導致國家之間的暴力沖突�；�于自由主義的觀點，國際機制和相互依賴狀態(tài)可以對權力政治形成有效的制約。

　　在非洲，中歐之間已經存在溝通管道，這包括中歐戰(zhàn)略對話機制和亞歐會議，盡管這些機制的作用還需要得到更廣泛和深入地發(fā)揮，但至少提供了可能的途徑以解決本應由權力政治來解決的具體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許中美之間缺乏有效的多邊主義場所來解決中美在非洲問題上的沖突，但兩國也存在雙邊對話機制。中美歐在非洲問題上的三角關系之所以能超越權力政治的主要基礎在于，三者各自的全球利益已形成相互依賴狀態(tài)。這表現(xiàn)為，如果歐美過分排擠中國在非洲的利益，則由此受到傷害的中國經濟將對美國和歐洲的消費者產生沖擊，也對他們的在華投資者產生不利后果；
此外，如果歐美排擠中國在非洲地區(qū)的自然資源，尤其是石油，那么中國將會和歐美在中東地區(qū)展開更劇烈的競爭，這只能加劇本來就動蕩不安的中東地區(qū)的國際局勢，這不符合歐美的利益。這些利害關系成為權力政治的制約力量，而在國際機制的框架下，利害關系又可以通過有效卻溫和的方式而非脅迫的方式加以化解。

　　2、觀念和行動的改變

　　為了緩解中美歐三方在非洲的沖突和矛盾，既要有超越權力政治的觀念，也要在行動上體現(xiàn)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

　　首先，無論是美國或者歐洲，都應平等看待非洲，將與非洲的經貿關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經濟自由主義基礎之上，而不是政治自由主義基礎上之上。歐美對非經濟政策都會附加相應政治條件，這種方式在名義上堅持了普適的道義原則（如要求非洲國家尊重人權、法治和民主自由），但是它沒有放棄“脅迫”方式——當西方人認定非洲國家沒有遵守附加政治條款時，會采用禁運、武力威脅甚至直接干涉的方式去促成所謂的政治自由主義標準。因此西方在非洲問題上表現(xiàn)偽善，一方面強調與非洲的平等與伙伴關系，一方面卻自認為保有高傲的政治上的道義優(yōu)勢，這一優(yōu)勢在實際操作中不會將非洲平等看待。

　　其次，中國應誠實地改善自己在非洲的形象。中國并非完美無暇，如果只注重與非洲的經貿關系而忽視非洲內部政治的糟糕現(xiàn)狀，它會日益遭遇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事實上，中國在非洲較多關注經濟利益而忽視非洲內部情勢的行為已引發(fā)了日益眾多的非洲人的抗議，這些抗議不僅來自民間社會（諸如環(huán)保組織和勞工群體），也來自一些政治團體。由于非洲 1990 年代后的迅速民主化培育出了許多市民社會，民主政治的形式又使得一些政治團體在迎合特定選民的時候會成為指責中國的政治代表。這在 2007 年贊比亞的總統(tǒng)選舉中可見一斑，當時反對黨領袖、總統(tǒng)候選人麥克爾·薩塔對中國沖擊其民族產業(yè)、忽視環(huán)保、勞工條件和資源的可持續(xù)性利用發(fā)出了強烈警告。[27]因此，在面對非洲伙伴國家內部嚴重的政治危機時，中國應積極承擔自己的國際責任以維護國際道義的尊嚴和幫助非洲國家度過難關。因此，中國既不應對非洲國家糟糕的政治事務充耳不聞，也不能無視其主權而進行單邊主義干涉，而應以建設性的積極的方式尋求多邊主義的解決途徑。

　　第三，中美歐都應有針對性地積極改變生產或生活方式。對中國而言，作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國，應加速產業(yè)結構升級，提升資源和能源利用率，開發(fā)出更多替代能源產品，以減少對非洲資源的依賴度，至少放慢資源需求的增長速度。對美國和歐洲而言，重點應改變其國內的消費方式。歐美家庭所消耗的人均能量數(shù)倍于中國，這反映了西方的高額資源消耗在摧毀世界（包括非洲）的可持續(xù)性發(fā)展前景，這無異于對他國的剝削。

　　總而言之，在非洲問題上，中美歐三方都不具有相互指責對方并實施報復的必要，為了共同的利益，彼此應在非洲問題上相互尊重，更重要的是，應通過多邊主義的、和解的方式達成利益的分享而不是沖突的持續(xù)。

　　結語

　　顯然，本文還沒有足夠關注非洲人自身的態(tài)度和反應。在中美歐三邊關系上，非洲并非任意主宰的對象而應是大國平等相待的伙伴和利益相關方。無論是美國、歐盟還是中國，都應該傾聽非洲的聲音，并在中美歐三方尋求合作的過程中充分討論非洲的利益和優(yōu)勢，而不只是關注自身利益和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無論如何，在一個全球化和經濟利益相互依存的時代里，中美歐的經濟發(fā)展不能以犧牲非洲利益為代價，這一殖民主義似的方式既不道德，也不符合各自的利益。

　　為此，在非洲問題上，中美歐在進行三邊討論與合作時應對非洲采取恰當?shù)膽B(tài)度，這包括：第一，尊重非洲經濟和政治主權，使他們能夠對自身的資源和能源享有完全充分的支配權利，以阻止國外資本對它們的掠奪式開采，保障非洲的可持續(xù)性經濟增長的條件；
第二，以公平貿易的方式與非洲交往。這意味著中美歐在非洲進行經貿往來時應盡量遵循世界貿易組織的規(guī)則和平等原則；
第三，也許更重要的是，中美歐非應該實行靈活多樣的四邊合作，彼此充分了解對方的意愿和國家情況，在尊重事實的基礎上制定多贏的非洲政策。

　　注釋：

　　[1][美]彼得·施雷德：“冷戰(zhàn)結束后的美國對非政策”，《西亞非洲》，1997年第5期。

　　[2]Goran Hyden and 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Press, 1991, pp.2-3.

　　[3]就具體的原因而言，民主化得益于多方因素，諸如受過西方教育的領導人；
社會經濟和政治關系的日益緊密和1989年柏林墻倒塌所產生的世界性影響。參見Goran Hyden andMichael Bratton eds.,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4]Abraham McLaughlin, “Can Africa solve African problem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anuary 04, 2005.

　　[5]The Africa Conflict Prevention Pool: A Joint UK Government Approach to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Conflict in Sub-Saharan Africa,Published by the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Development September 2004.

　　[6] Susan Dicklitch, “African corruption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August 09, 2004.

　　[7]有學者將非洲經濟一體化分為兩大類型：符合1980年獲得接受的《拉格斯行動計劃》的經濟一體化；
外在于《拉格斯行動計劃》的經濟一體化。見Alan Matthew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frica,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Food Secur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AO2003；
同時參見Cynthia Ohajionu, “The need for African integration”, the Statesman, July 02,2007.

　　[8]U.S. Security Strategy for Sub-Saharan Africa, Report published by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Security Affair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the AssistantSecretary of Defense (Public Affairs), August 01, 1995

　　[9]“US Security Strategy: Spotlights African Partnerships”,Africa Research Bulleti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eries, Vol.43, No.3, 2006, pp. 16594A-16594C.

　　[10]2007 AGOA Report Shows Growth in U.S. – Africa Trade,參見http://www.ustr.gov/Document_Library/Press_Releases/2007/May/

　　2007_AGOA_Report_Shows_Growth_in_US_Africa_Trade.html。

　　[11]The EU and Africa: 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russels, 19 December 2005, 15961/05(Presse 367), p.1, http://ue.eu.int/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r/87673.pdf.

　　[12]The Afric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Joint Africa-EU Strategy, Lisbon, 9 December 2007,16344/07 (Presse 291), p.1, 參見http://www.reliefweb.int/rw/RWFiles2007.nsf/

　　FilesByRWDocUnidFilename/THOU-79R7YQ-full_report.pdf/$File/full_report.pdf。

　　[13]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Council,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the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EU Strategy for Africa: Towards a Euro-African pact to accelerate Africa’s development, Brussels, 12.10.2005,COM(2005) 489 final.

　　[14]The EU and Africa: Towards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Brussels, 19 December 2005, 15961/05 (Presse 367).

　　[15]Ibid.

　　[16]The Africa-EU Strategic Partnership: a Joint Africa-EU Strategy. Lisbon, 9 December 2007,16344/07 (Presse 291).

　　[17]平衡預算，嚴格控制預算赤字，優(yōu)化公共開支；
優(yōu)化國民收入的再分配；
提倡資本市場自由化；
建立可變動的有競爭力的匯率體系；
走貿易自由化之路；
吸引外國投資;推進國有部門的私有化；
政府放松管制；
明晰產權并保護私有產權。

　　[18][美]威廉·芬尼根：“帝國經濟學——評華盛頓共識（上）”，《國外社會科學文摘》，2003年第8期。

　　[19][美]斯蒂格利茨：“后華或頓共識（下）”，《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99年第2期。

　　[20]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004.

　　 [21]2003年6月4日，七個國家的10個主要銀行宣布實行“赤道原則”，即由這些銀行制定的、旨在管理與發(fā)展項目融資有關的社會和環(huán)境問題的一套自愿性原則，以保證在其項目融資業(yè)務中充分考慮到社會和環(huán)境問題。

　　[22]例如，有西方媒體宣稱，2004年，盡管美國和歐盟對津巴布韋實施武器禁運，但津巴布韋從中國獲得了價值2億美元的戰(zhàn)斗機和軍事直升機。

　　[23]比如，他們認為現(xiàn)在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消費國，僅次于美國，估計到2020年，中國油氣進口量將由目前的33％增長到60％。見Peter Brookes and Ji Hye Shin,China"s Influence in Africa: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ates,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AsiaandthePacific/upload/94305_1.pdf.

　　[24]Alex Pasternack,China and Africa and US, Treehugger, http://www.treehugger.com/files/2008/02/china_africa_us.php.

　　[25]“2008 China faces charges of colonialism in Africa”,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8, 2007.

　　[26]邵磌：Some responses to the China threat in Africa,見中國臺灣網(wǎng)：。http://www.chinataiwan.org/english/News/op/200711/t20071107_480470.htm

　　[27]在2007年秋天贊比亞的總統(tǒng)選舉上，反對黨“愛國陣線黨”主席邁克爾·薩塔喊出了“把中國人趕出去”的口號，并由此獲得28%的支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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