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是邊緣中的邊緣，弱者中的弱者，時刻被危險包圍，遭受暴力襲擊后極少報警，破案困難重重。

　　“色字頭上一把刀”

　　自2007年年初，南方周末記者對性工作者生存安全狀態(tài)的調(diào)查，在遼寧、湖北、廣東等地陸續(xù)展開。此間，各地“小姐”被殺、被強奸的消息以每周1—2次的頻率繼續(xù)見諸媒體，鮮有中斷。

　　來自多個研究者和NGO的調(diào)查同樣證明：性工作者的生命安全正在受到暴力威脅。比如紅塵網(wǎng)——一個專門關(guān)注邊緣女性的網(wǎng)站，2005年，網(wǎng)站管理員、妓女瑤瑤在深圳遇害。從2007年1月至今，該網(wǎng)收集到的性工作者被殺死、強奸的案例約200起。

　　幾乎與此同時，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后趙軍開始了一項新的調(diào)研——在一個中部中等城市，和一個沿海大型城市，針對以性工作者為侵害對象的刑事案件，進行犯罪學、刑法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

　　“對于她們，首先是謀生、吃飯，然后才是小心不要被打被殺；
預(yù)防艾滋病性病，那都是更靠后的事情�！毙詫W家、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說。潘綏銘介紹，近年北京未破命案中，40%的被害者是性工作者。

　　在公安部門正式的案件統(tǒng)計中，還不曾有“性工作者被害案”這樣一個專門的類別。無論對于南方周末，還是其他研究者，對這個隱蔽的灰色人群的調(diào)查，都是一項艱難的工作。

　　數(shù)十名性工作者的直接訪談、上百個公開報道案例的統(tǒng)計分析之后，“小姐”安全狀況的一副概貌展現(xiàn)出來——

　　被殺害、被強奸、被搶劫，是底層小姐們隨時面臨的危險。

　　時間——80%以上的案件發(fā)生在凌晨，這是她們“交易”最活躍的“工作時間”。

　　地點——最多見的是城市出租屋、小旅社，和碰巧人去屋空的發(fā)廊。而城中村則是最危險的地方。在中國的大型城市，釘子一樣的城中村不少于5000個。

　　在華南某市的一個城中村，本報記者曾目擊上千警察拉成三層大網(wǎng)、打擊賣淫嫖娼的壯觀景象。行動結(jié)束不到3天，一切照舊。在廣州市的楊箕村，警方一度懸掛著這樣的標語：“色字頭上一把刀，小心被騙入出租房劫財！”

　　這是“樹葉”的另一面——“小姐”伙同他人有預(yù)謀地對“客人”實施犯罪侵害，同樣不絕于耳。地下性交易，對于小姐和客人雙方來說，都可能意味著謀財甚至害命的陷阱。

　　“窮殺窮”與“黑吃黃”

　　趙軍的研究正在開始系統(tǒng)呈現(xiàn)此類犯罪的特征。他的調(diào)查不但包括案卷分析，更是從和警察們一起吃火鍋、喝啤酒、看球賽開始的。他將此種方法概括為“入圈式調(diào)查”。他的調(diào)查顯示：越是低端的、不斷流動的站街女或發(fā)廊女，受到暴力侵害的幾率越高。

　　警察們向趙軍慨嘆：為了保證服務(wù)業(yè)發(fā)展，警員要進賓館或大型娛樂場所，需要得到分局領(lǐng)導的批準。而高檔一點的桑拿，幾乎可以“規(guī)范經(jīng)營”，明碼標價、前臺結(jié)賬。警員們的處境是：星級酒店不可隨便進入，罰款的壓力卻并未減輕。到舊民房和建筑工地去查外來工，雖然沒有限制，可“除了解放鞋，他們什么都沒有”。所以，那些最底層的性工作者，更容易成為查處目標。

　　得不到警方的保護，也就意味著更容易受到犯罪分子的侵害。用趙軍的話來概括，“越是地下化，就越容易受侵害。”

　　底層的性工作者生活艱難，青島醫(yī)學院教授張北川在防艾工作中接觸的最貧窮的性工作者，一次交易僅收費5元。而在武漢洪山廣場，本報記者取得了前文所言“兒子上大一”的“黃阿姨”的信任，去她家里看看。這個個多次遭劫的女人自認最安全的工作地點，除了一床，惟一的家具就是一張二手桌子上面還刻著“辦公室”，寒酸壓抑令記者有一種逃跑的沖動。

　　一方面，是最底層的性工作者最容易受侵害；
另一方面，對這個最底層的人群實施侵害的，同樣多是底層人群。

　　嫖資糾紛，是最常見的血案導火索。在深圳，一個發(fā)廊妹的死帶給“客人”的收益，是13元現(xiàn)金；
在廣東河源，一個老翁要將事先商定的50元嫖資“砍”到20元，最終讓小姐喪命；
在內(nèi)蒙古某地，“客人”拿不出事先商定的100元，“小姐”提出用3件衣服折抵，爭吵最終導致小姐被分尸后棄于水溝。

　　而來自警方的案卷顯示，針對小姐群體的綁架搶劫，越來越呈現(xiàn)“專門化”特點。

　　2006年，湖北某地警方破獲了一起集團系列搶劫案，主犯經(jīng)歷是：先開發(fā)廊“經(jīng)營”她們，后來索性直接搶劫她們。此人退伍回原籍后沒有工作，開設(shè)了一個小休閑店，但生意不太好。在平時的閑聊中，他從自己店里小姐口中得知，有些姐妹做生意時遭到過客人的綁架和搶劫，但不敢報案，被劫財劫色，也只能吃啞巴虧。他由此受到啟發(fā)，開始在網(wǎng)上瀏覽相關(guān)信息。后來在網(wǎng)上找到了一個叫“黑吃黃”的網(wǎng)站，上面詳細介紹了綁架小姐的各種方法、技巧和注意事項，并宣稱：采用該網(wǎng)站推薦的方法作案，至少要做50至70件才可能因疏忽被查獲。

　　于是，他聯(lián)絡(luò)幾個無業(yè)人員，給他們介紹相關(guān)作案方法，實施針對小姐的犯罪活動。

　　“殺了她有什么了不起的？”

　　嫖資糾紛引發(fā)爭執(zhí)，爭執(zhí)中動起手來，小姐如果大聲叫喊，客人往往更加慌亂而采取過激行為——本報統(tǒng)計的百余案例中，絕大部分顯示出這樣的事實邏輯。其中七成以上的作案工具是，隨手拿起的磚頭、水果刀、椅子，包括死者的胸罩。趙軍搜集到的案例中，就地取材找東西往嘴里一堵、導致窒息死亡的就有好幾例。

　　悲劇往往埋在“小姐”們的出身和性格里。站街女是一些什么樣的女人？家庭卑微，小學畢業(yè)，“常年東躲西藏的，還要陪笑臉，有時候心里悶得要死�！北緢笥浾咴诤樯綇V場訪問的站街女曉華說，“有些姐妹認死理，喜歡和人吵�！倍�她至今安然無虞的原因，很大程度是因為上過高中，“對事情看得比較開”。

　　與嫖資糾紛引發(fā)的大量過失傷害夾雜在一起的，是報復這群“賤人”的心理。嫖客們購買服務(wù)，同時鄙夷服務(wù)者的人格。一些人強暴、搶劫這樣的女孩，雖然不至于以為在伸張社會正義，但多半沒有負疚感和犯罪感。無論是社會文化——道德，還是社會制度——法律，都把她們置于被告席上。令她們成為邊緣中的邊緣，弱者中的弱者。

　　在湖北某市，一個綁架小姐的團伙先后作案二十余起，后期開始對受害人實施額外性暴力——比如用牙刷、用打火機。這是超出了綁架、威脅、人身控制的必要性。事后證實：主犯全身長滿牛皮癬，年近三十交不到女友，嚴重自卑。辦案警員回憶說：他的供述顯示，“自卑心理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平衡”。

　　廣西的一宗個案中，殺人動機是“小姐”舉止放蕩，嫖客要為社會鏟除殘渣；
“不就是賣淫的婊子嗎？殺了她有什么了不起的？”另一個摩托車行老板基于對“小姐”的極端仇視，先后在麗江殺死5人。

　　2005年8月，發(fā)生在深圳的一起慘案更令人側(cè)目。兩名“發(fā)廊妹”被兇手帶到出租屋，案犯向她們的家人勒索錢財，并施以各種凌辱——毆打、輪奸、強迫吸毒、用打火機燒乳房和下體。他們用針蘸上墨汁在她們的額頭、乳房、后背上刺下“妓女一號”、“騷貨”。

　　在個別地方，記者看到，有的“治安仔”也在對底層性工作者實施搶劫傷害。4月初，記者在華南某省采訪，看到如此情景：幾個治安隊員提著警棍排成一排，像戰(zhàn)士沖鋒陷陣一般向站街女沖去，不時用鐵棍擊打地面，口中罵著極其難聽的臟話，讓記者都感到膽戰(zhàn)心驚。連續(xù)幾個晚上，每當治安隊員的車燈閃爍，就會傳來幾個站街女凄厲的慘叫。有的治安隊員將黑墨水或者油漆灌進10毫升的大號針筒，開著面包車來到運河旁邊，對著她們的頭發(fā)和臉部噴射，然后吹著口哨離開。一個站街女告訴記者，去年年底，她的一個同居姐妹在橋頭被治安隊員追打，被過路的一輛小車當場碾死，治安隊員沒有承擔任何責任。

　　“偵破難度最大的刑事案件”

　　2007年6月，中國婦女網(wǎng)絡(luò)培訓中心在北京和山東膠州地區(qū)做了一次“小姐”受暴力侵害情況的問卷調(diào)查�！罢J倒霉”，是調(diào)查員們聽到最多的一句話。

　　調(diào)查中有一個問題：遇到警察，是否會告訴他你遇到了不好的客人？山東膠州的“小姐”中，不到1/3表示肯定；
在北京，只有1/20。

　　四川女孩阿玉是接受本報記者訪問的一個發(fā)廊小姐。4年前，阿玉來到廣東東莞，她的夢想很快被流水線上每月400元的工資打破。和多數(shù)性工作者一樣，她的背后是一個渴望她帶來改變的農(nóng)村家庭。她委身深圳一家發(fā)廊，開始了“小姐”的生涯。此后的1年多里，阿玉幾次遭到過敲詐、綁架和搶劫�！拔乙恢痹谌讨�，”她說，“如果報警，就算抓到人，我損失更大�！敝伟补芾硖幜P法第60條規(guī)定，對賣淫嫖娼可處以10—15日拘留，并處5000元以下罰款�！斑@個數(shù)字夠我做幾個月的�！�

　　研究者趙軍還發(fā)現(xiàn)：“媽咪”、“雞頭”、老板，常常勸阻甚至禁止小姐報警——刑法第359條規(guī)定：引誘、容留、介紹他人賣淫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情節(jié)嚴重的，將獲刑5年以上。

　　即使是報警，她們也常常提供虛假信息。前文提到的“主犯牛皮癬”案，第3名被搶劫的小姐當即向公安機關(guān)報了案，卻說是遭人飛車搶奪。警方據(jù)此偵查，顯然無法及時破案。待到該團伙搶劫、綁架至第23名小姐、并向小姐的老板勒索巨款時，老板怕事情鬧大，不得不向警方如實報案，這才導致案件的最終破獲。

　　報案難，破案更難。畢業(yè)于武漢大學法學院刑法學專業(yè)的趙軍曾經(jīng)從警，特別能夠理解其中的難度和刑警們的苦衷�！翱梢钥隙ǖ氖�，殺害‘小姐’的案件幾乎成了偵破難度最大的刑事案件類型之一。”

　　一切都是假的——假名字、假身份證，籍貫、背景也是編的。從刑事偵查學角度說，偵查對象難以從被害人的利害關(guān)系人中確定，串案、并案工作比較困難，偵查效率難以提高，幾乎沒有實質(zhì)性線索。加害方和被害方都是流動的、不確定的。

　　在北京市豐臺區(qū)發(fā)生的一起兇案中，19歲的死者曾在當?shù)囟嗉野l(fā)廊工作，但沒有一個老板能說得出她的真實姓名�！罢f實話，我們招人從不問對方從哪里來�！币晃焕习逭f。

　　部分僥幸逃脫的被害者，甚至不愿意承認自己曾經(jīng)被侵害。在趙軍的調(diào)查中，一個刑警告訴他，為了找到一個當事“小姐”，他從廣州到了武漢，然后又去了深圳……而在另一宗連環(huán)綁架案中，為了說服一個小姐承認被搶，一位刑警5次趕往她位于深山的家中，每次都走超過兩個小時的山路。

　　“有時候找一個受害的小姐，比找一個犯罪分子還難。讓一個小姐承認被害，比讓犯罪分子開口還難�！边@是一個刑警的切身體會。

　　“‘小姐’的錢來得容易，交際范圍很復雜，即使把她們殺了，一時也破不了案�！倍�一名罪犯曾這樣說。

　　如果求助于警察可能招致更大麻煩，老板可能息事寧人，親友也不會對這些“傷風敗俗”者伸手——她們能到哪里求助？

　　色情業(yè)與黑社會的勾結(jié)淵源流長。從本報記者暗訪的多處黑道管理者的情況來看，有的公司從小姐的“交易”中抽取高達30%-50%的保護費，有的直接扣押她們的證件，要求定期往特定的賬戶打錢，有的甚至要求上繳全部賣淫所得，只給她們固定的吃飯、化妝費用。用毒品來控制小姐是黑道的常用手段。

　　趙軍認為，非法化、犯罪化的身份，使得她們尋求國家公權(quán)救濟的動力很弱。從犯罪學的角度來說，這進一步加重了其被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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