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前后，中國爆發(fā)了一場震撼世界的政治運動，這場被冠之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當時被看作是拯救了中國共產黨、拯救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拯救了中華民族的“偉大”運動在十五年之后被當初發(fā)動它的中國共產黨徹底否定。1981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fā)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決議》認為，“文化大革命”是當時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一手發(fā)動和親自領導的，因此，毛澤東應該對“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負主要責任。（參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24條。）

　　毛澤東為什麼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決議》對此也進行了分析�！稕Q議》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會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由于他對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的發(fā)展規(guī)律以及對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等等問題產生了錯誤認識，這些錯誤歸結起來，形成了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集中體現了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考。（參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19條。）

　　《決議》的分析從思想和理論角度揭示了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這當然是主要的方面，不過，要全面分析和認識毛澤東為什麼要發(fā)動“文化大革命”，還應該看到問題的另一個層面——毛澤東的個人特點與“文化大革命”的聯系。

　　毛澤東本人身上有許多與眾不同的特質，分析起來，在這些特質中至少有兩點與“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有著直接的聯系。

　　一是毛澤東對待理論的態(tài)度。在對待馬列主義基本理論方面，毛澤東固然有著理解方面的某些片面性和運用方面的一定程度的教條主義的傾向。但在對待馬列主義理論上，毛澤東所持的最基本的態(tài)度是他的實踐性，即實踐第一的立場。毛澤東從來就不拘泥和屈從于任何理論教條，他對待理論的基本態(tài)度是要求理論為實踐服務。他從馬克思主義中總結和提煉出的精髓集中為一點，那就是實事求是。毛澤東認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最終歸結為“實事求是”，除了實事求是這一基本原則之外，其余一切都是發(fā)展的、變化的。實事求是也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待世界、對待實踐的最基本的原則。在對待理論的態(tài)度上，毛澤東在自己對實事求是原則的特有理解的基礎上提出的基本觀點是：現有的理論是從客觀實際中來的，但客觀實際是多樣的（同一性是相對的，差異是絕對的），也是不斷發(fā)展變化的（靜止是相對的，運動是絕對的），所以，一種理論不可能適應所有的實際，并且隨著時過境遷，一個時期是真理的理論，在新的時期也會變得因陳舊而失去意義。因此，每一種具體的實際情況、每一個具體的歷史時期，都必須要有與自身相適應的新的理論，新的理論也要從客觀實際中發(fā)現和總結出來。因為理論是人創(chuàng)造并且是人可以改變的，而客觀實際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因而是人無法改變的，所以，只能是理論接受客觀實際的檢驗、適應并順應客觀實際而不是相反。用毛澤東的話，這叫“理論聯系實際”，或者叫“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理論要與實踐結合，理論就必須有一定的“適應性改變”，這樣的“適應性改變”本質上是對理論的發(fā)展。這之后，原有的理論“母體”上，就長出了一個新的“分枝”。這個新的“分枝”一般只適用于一個特定對象，而不具備“母體”那種普適性�，F實中，這樣的“理論聯系實際”工作非常有必要，如果沒有“理論聯系實際”，就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強迫現實去適應理論，強迫“腳”去適應“鞋”，結果是什麼事也辦不好。毛澤東認為，如果按教條主義的搞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毛澤東在這里出現了一個明顯的疏忽，就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度”——至少在現有的文獻中我們很難見到毛澤東有這方面的強調�！袄碚撀撓祵嶋H”一定要把握好“度”，一過“度”，就成了實用主義，甚至是機會主義。那麼，什麼是“理論聯系實際”的“度”？怎樣才能把握好這個“度”呢？

　　首先，就理論方面來講，這個“度”就是構成一種理論的那些最基本的原理，一種理論的最基本原理指的是能夠把一種理論從本質上與其他理論區(qū)別開來的一系列獨有的基本觀點，以及得出這些觀點的獨有的推理過程。顯然，“實事求是”并不是這樣的能夠區(qū)別馬克思主義與其他社會理論的結論性觀點。首先，“實事求是”只是一種方法；
其次，從“存在決定意識”這一唯物主義觀點來看，所有的理論其實都是在“事實”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因而都可以說是“實事求是”的。因此，“實事求是”這種方法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獨有的，以此作為標準，并不能把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理論區(qū)別開來。理論之所以最終出現差別，是因為“實事”是復雜的，是多元的，在不同的“實事”中去“求是”，最終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即使是相同的事實，人們也可以在其上加之于不同的認知。再說徹底一點，即使認知相同，語言表現和稱謂即“文本”也可以不同。比如，“太陽從東邊升起”，只是因為你把太陽出來的那個方向“稱之為”“東”，你當然也可以把那個方向稱之為“南”，你其實甚至可以將其冠之以“廁所”這個稱謂，你也可以把“升起”稱為“跳舞”——這不過是約定俗成的語言習慣而已。這樣，“太陽從東邊升起”就成了“太陽在廁所中跳舞”。此外，你當然還可以把“太陽”不稱作“太陽”，而稱作比如“蛋糕”……如此等等。）

　　那么，就馬克思主義來說，哪些是它的基本原理呢？從社會發(fā)展理論來看，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是兩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馬克思在這方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經典語言。馬克思寫道：“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fā)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fā)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fā)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qū)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fā)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tài)的形式。我們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看法為根據，同樣，我們判斷這樣一個變革時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
相反，這個意識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保�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按照這兩個基本原理，社會發(fā)展（社會革命）的前提是生產力即經濟的發(fā)展；
人類社會在發(fā)展方面的順序是：現有生產力的發(fā)展，然后是上層建筑的變革，最后是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變化。在社會發(fā)展方面，生產力的發(fā)展是一切發(fā)展的基礎——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聯系實際的“度”�！按筌S進”時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搞“窮過渡”，完全拋開了生產力的發(fā)展這一前提和基礎，更有甚者，在一定的意義上還把生產力的一定發(fā)展看作社會發(fā)展的阻礙，宣揚“越窮”反而“越革命”（“窮則革命”），“一張白紙”才“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并且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已經喪失了革命性，因為他們的生活太富裕了（越富越不“革命”——“富則修”�。┻@些“理論”給人以這樣的印象：似乎生產力越不發(fā)展，社會進步反而可以越快！那些在經濟發(fā)展方面落后的國家，反而可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毛澤東說這就是“辯證法”�。┻@些觀點顯然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在社會發(fā)展方面的基本原理，這樣的“辯證法”顯然也違背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這樣的“理論聯系實際”就過了“度”，陷入了荒誕——（當然，荒誕也是一種美。人們在欣賞畢加索和波洛克的作品時往往就會有這樣的感覺：荒誕有時甚至非常美�。┢渌�如對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國內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的認定、“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的提出、關于“資產階級法權”問題的論述、“斗私批修”的方針以及“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論斷等等，在這一系列基本的、重大的理論問題上，都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這種做法當然不能說是“理論聯系實際”，更不能說是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

　　其次，就實踐方面來說，所謂“理論聯系實際”的“度”就是提出一種理論，確定一個目標，制定一套方針政策，要充分考慮其現實可能性，要考慮現實的承受力和多數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低于這樣的可能性和能力以及超出這樣的可能性與能力，都不叫“理論聯系實際”。這方面主要是要防“左”，即防止所提出和制定的理論、目標和方針政策超越了現實可能性、超出了現實的承受力和多數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執(zhí)政的共產黨在其執(zhí)政的初期，由于維持執(zhí)政地位的制度機制尚未建立，最容易犯的是“左”的錯誤！因為共產黨是一黨執(zhí)政，需要不斷地解決執(zhí)政的合法性問題，在多黨制國家，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是定期的大選，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合法性來自從得票率中反映出的民眾的支持率。得票率說明了一切，也解決了一切。而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一黨制，不搞“競爭上崗”，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合法性必須從另外的途徑產生。其實雖然不搞競選，但證明問題的方式與競選并無二致：執(zhí)政的共產黨宣布自己忠實地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得到了最廣大人民的真心擁護。也就是說，自己還是得到了“多數票”。但是僅僅這樣，其執(zhí)政地位的合法性在說服力方面還是有所欠缺，因為這個結果畢竟沒有得到真正的競選“實踐”的檢驗，執(zhí)政者自己公布的支持率不是出自最有說服力的測量方法。特別是在長期的執(zhí)政過程中，共產黨也難免出一些問題，犯一些錯誤，為了避免出現“信任危機”，就需要不斷地對自己的執(zhí)政合法性進行“強化”，以保持住人民對自己的擁護。執(zhí)政的共產黨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方法有兩個，一種是消極的方法，就是不斷地發(fā)動政治運動，用非常的手段和超強的行政高壓壓制住那些反對共產黨的聲音和行為（類似于“反右運動”）；
另一種是“積極”的方法，主要就是頻繁地、變幻無窮地提出一些誘人的目標和描繪出一些令人頭暈目眩的美好的前景，不斷地激勵人民群眾對共產黨的熱情與期望，一般來說，這種熱情與期望會很自然地轉化為欽佩與擁戴。而對“中國人民”這樣的曾經更多地注重的是“心之幸�！�，而相對不太在意“身之幸�！薄�—（這是梁漱溟先生的看法。梁先生曾經對人說，他看到很多有錢的人其實并不快樂，而很多窮人卻很快樂，可見“幸福在心之內，而不在身之外”。梁先生的看法在中國老百姓中很有代表性。而我則認為這種價值取向其實是一個特殊時代的特殊現象，在那個時代，張揚和提倡的是禁欲主義，而這實質上是由于匱乏，匱乏則是發(fā)展政策的結果。而今天人們看到的是普遍的金錢至上，令人瞠目結舌的奢侈享樂之風，以及泛濫成災的極度縱欲。梁先生所說的和我們今天看到的哪一種更代表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價值觀呢？）——的特殊人群來說，提出的目標和繪出的前景越是超越現實，其激勵作用就越強。并且這些東西僅僅是停留在觀念和文本形態(tài)其激勵作用顯然是不夠的，還必須付諸相應的實踐行動，才能將人民群眾內心深處的熱情真正“激活”，并使其持續(xù)不斷地“揮發(fā)”。這就是為什麼在共產黨領導下容易出現各式各樣的“左”的思想與運動的重要原因。因為運動使人民總是處于一種“熱血沸騰”的“亢奮”狀態(tài)，他們根本沒有時間靜下來思考自己到底在干什麼。

　　毛澤東本人與“文化大革命”的發(fā)生有直接聯系的第二方面的原因，是毛澤東的歷史局限性。任何歷史人物都有其歷史局限性。人是時代的產物，他不可能超越自己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局限性也可以稱作時代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個人講，毛澤東由于其成長的環(huán)境和所受的教育，使得他身上必不可免地還留有傳統(tǒng)的封建文化的影響。這種傳統(tǒng)的封建文化的影響和作用在毛澤東晚年的時候非常充分地表現了出來。

　　比如毛澤東在晚年對社會主義社會以至共產主義社會的理解，就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和很濃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所描繪的那種“大同社會”的含義。這種在農業(yè)文明的基礎上生成的“理想社會”與馬克思論述的共產主義完全是兩回事，它與現代社會的發(fā)展方向是根本背離的，勉強實行，必然對社會生產力造成破壞，并對社會的發(fā)展造成阻礙。毛澤東晚年致力于建設的就是這種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理想社會”有著許多共同之處的“共產主義”社會。這種“共產主義”社會的建設高潮是在1958年前后，這一時間，毛澤東領導了一次向著這種“共產主義”社會的“沖刺”，結果極大地延緩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還對后來的發(fā)展留下了種種隱患。

　　另外如毛澤東對窮與富的理解，如我在以上說過的，他的基本思想是“窮則革命富則修”——窮是好事，富是壞事。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他有一種“仇富心態(tài)”，這種仇富心態(tài)固然與他的出身和他早年的一些尷尬境遇和經歷有關，但更主要的還是出自中國下層社會自古以來就有的那種“為仁不富，為富不仁”的傳統(tǒng)看法，這種說法集中地反映了下層人民和普通老百姓對金錢造成的許多差別和由這種差別帶來的許多權利方面的不平等的憤慨，這種憤慨最終凝聚為對財富的仇視。封建時代的統(tǒng)治者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現實的基礎上總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政治訓誡，一旦“均貧富、等貴賤”之后，社會就安寧了。當然，毛澤東的貧富觀中也有東方文化傳統(tǒng)中那種特有的對財富的鄙視，對道德的崇尚，對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超越對世俗享樂的追求的傳統(tǒng)價值觀，和中國封建時代知識份子那種清高與潔身自好的處世遺風。毛澤東的出生與經歷決定了他的平民意識，這種平民意識又決定了他對財富的那種極不容易改變的見解。毛澤東后來又成了中國共產黨這個代表廣大底層民眾的政治黨派的領袖，他就更有必要保持一種視金錢如糞土的“貧民”政治家形象。這里要指出的是，財富本身并不是罪過，敵視財富，于社會發(fā)展極其不利。未來社會（包括“共產主義”社會）首先是富裕社會，既要向富裕社會發(fā)展，又仇視財富，這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矛盾，而處在這樣矛盾的思想籠罩下的中國社會，前行的步履竟是如此的沉重！

　　再如，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的偏好與迷信，簡直到了如醉如癡的地步。毛澤東是那種典型的卡里斯瑪型領袖（這是韋伯使用的概念，特指那種人格魅力極強和極具煽動性的政治家），如果要給他冠以種種頭銜的話，第一個頭銜應該是“群眾運動的大師”。群眾運動的根基是無政府主義與民粹主義，而這兩種思想的最好土壤，就是小農經濟形態(tài)和以小農為主的民眾群。群眾運動是無序運動，無序運動是不講什麼規(guī)則的。而反傳統(tǒng)、反規(guī)則、甚至反規(guī)律，是一身浸透了革命的浪漫主義的毛澤東身上最鮮明的特征。

　　毛澤東早年可以說是一個充滿著叛逆精神的無政府主義者，年齡很小的時候他就表現出對壓制和約束的極強的反抗性（這在他少年時對父親的反抗和他后來在學校屢屢發(fā)生的“不守規(guī)矩”的行為中已經很清楚地表現出來），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出，他對那些據稱不得違背的“傳統(tǒng)”和各式各樣的“規(guī)矩”非常反感，挑戰(zhàn)這些“傳統(tǒng)”和“規(guī)矩”是他的一大“樂趣”。革命戰(zhàn)爭年代，毛澤東是一個游擊戰(zhàn)專家，他似乎天生就對那種毫無規(guī)律，也不講章法的游擊戰(zhàn)十分精通，“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這其中，自由、瀟灑、浪漫與無拘無束、騎驢看唱本、一切走著瞧的“山大王”情懷，和“腦袋掉了不過碗口大個疤”那種帶有幾分玩世不恭的犧牲精神結合得是如此和諧與精妙，毛澤東的游擊戰(zhàn)學說同時也可以說是一部無可挑剔的“游擊戰(zhàn)爭美學”。毛澤東不信邪，也不信命，甚至不敬鬼神，這在充斥著各種忌諱的中國社會中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但是不相信科學，不尊重知識，也不遵從客觀規(guī)律，這就不好了。這方面，他使他自己和整個國家都吃盡了苦頭。（比如大躍進時在糧食產量上表現出來的反科學態(tài)度，和他晚年時諱疾忌醫(yī)，患了病也不相信醫(yī)生、不吃藥等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的同時，也成為國家的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即使在這時，他那種反權威、反專業(yè)化、厭惡循規(guī)蹈矩和按部就班、對種種行為規(guī)范甚至對法律的反感、對程序和形式的嘲諷、在各種禮儀和儀式面前的“不恭敬”與“灑脫”，都無時無刻不在鮮明地表現出來。在各種文學形象中，毛澤東最有好感的是“孫猴子”，其次是梁山泊英雄，再就是賈寶玉。他津津樂道的是孫悟空大鬧天宮、李逵的“殺到東京，奪了鳥位”和賈寶玉不讀書、不想當官這一類無政府主義、浪漫主義、反制度化、反權威、反傳統(tǒng)行徑。他主張打破常規(guī)，提倡“敢想、敢說、敢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要怕權威；
他支持“小人物”“犯上”，號召老百姓“造反”，甚至“造中央的反”……

　　毛澤東身上的這些特質、他的思想與風格使他在破壞舊世界的過程中游刃有余、所向披靡，但是在建設新世界的過程中卻不得要領、力不從心。革命與建設完全是兩回事，“破”與“立”之間也并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系。毛澤東以為“破字當頭，立也就在其中了�！比欢�事情卻遠不是這樣。

　　就像浪漫主義與理性主義早晚會發(fā)生沖突一樣，毛澤東的思想方法和處事方式決定了他遲早要與那些在建設新國家和新社會中實在而“平庸”、冷靜而缺乏激情、“死板”而沒有“想象力”、“循規(guī)蹈矩”而缺乏開拓進取精神、按部就班而不能打破常規(guī)的領導人發(fā)生分歧。毛澤東認為按照這些領導人的搞法，國家的發(fā)展就太慢了，而當時的中國，無論從國際環(huán)境和國內政治、從鞏固共產黨執(zhí)政地位以及改善人民生活……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考慮，需要的都是快。

　　在“速度”問題上毛澤東與其他中共領導人屢屢發(fā)生分歧，他總是嫌這些領導人在主觀上就不去追求快，而現實情況表明是可以快一些的。所以，他也屢屢發(fā)出對“慢”的批評，比較早的是1955年在農業(yè)合作化的發(fā)展速度方面他批評當時具體領導這項工作的領導人是“小腳女人”，接下來就是下文將要給大家介紹的1957年下半年以來對“反冒進”的批評。

　　毛澤東從1957年9、10月間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開始批評“反冒進”，批評逐步升級。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南寧召開了有部分中央領導人和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工作會議。這次會議對1956年的反冒進，進行了更為嚴厲的批評。毛澤東說，反冒進使六億人民泄了氣，是方針性錯誤，是政治問題，今后不要再提反冒進的口號了。毛澤東在會議的講話中對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大加贊賞。他一再提到柯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上所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返膱蟾�。他在1月15日的會上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用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羅列事實。

還說，“大家都要學習柯老”。16日，毛澤東在大會上再次拿出柯文，當眾對周總理說，“恩來同志，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當即回答：我寫不出來。毛主席接著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澳悴皇欠疵斑M嗎？我是反反冒進的！”（參見馬齊彬、陳文斌等主編：《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四十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頁；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實踐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下卷，第639頁。）

　　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又對反冒進進行了批評。在這同時，他還著重講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說反冒進是“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冒進則是“轟轟烈烈、 高高興興”，“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要和反冒進對起來, 反對慢的路線。（同上薄一波書，第640頁。）

　　4月8日毛主席在聽葉飛匯報又對反冒進行了批評。他認為，強調的穩(wěn)妥可靠是既不穩(wěn)妥又不可靠。并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wěn)、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會好些�！懊斑M”是“穩(wěn)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替“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同上薄一波書，第641頁。）

　　在這些批評中，毛澤東表露出對那種穩(wěn)妥可靠地建設，循序漸進地發(fā)展，按部就班地工作，辦事依照規(guī)律的方針、作風和理念的強烈不滿與反對。他一再強調的是“熱情”、“干勁”、“氣”。他的思想是要打破常規(guī)，超常發(fā)展，躍進、再躍進、大躍進！

　　這里，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客觀距離演變成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主觀沖突，而必要性是政治，是“大道理”，“小道理”必須服從“大道理”。于是毛澤東勝利了，于是就有了緊接而來的“大躍進”。

　　毛澤東還對葉飛說，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后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要刮臺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湖”。（宋之問《靈隱寺》詩句）（同上薄一波書，第641頁。）請注意這里的“有些人”和“刮臺風”！彭德懷等人后來就成了“有些人”，而“臺風”也就是后來的“黑暗風”。毛澤東當然無論如何都不能允許這樣的人和事得逞！

　　由于在治國理念以及治國方式諸方面的這些分歧長期存在并且找不到解決的辦法，為中國后來的動亂埋下了伏筆。

　　除此之外，在毛澤東身上，我們還可以看到“天下為公”的理想主義，“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義，以及封建時代特有的那種注重人治、擯棄法制的政治傾向。比如，他提倡大家學習海瑞，當清官，為民請命，嚴格說來，這些都是封建政治的道德、價值觀念，清官的實質還是人治，寄希望的還是人而不是制度，與法制、民主的基本精神是根本違背的。（在探討政制設計時，大衛(wèi)·休漠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性預設——“無賴原則”。即在設計制度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的原則，這種人除了私利沒有其他目的，而且不論他多么利欲熏心，我們也必須讓他來為公益服務。休漠說：“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一一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薄�—[美]斯蒂芬·L·埃爾金等：《新憲政論》第27-28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不相信有什麼“君子”，更不寄希望于什麼“清官”，這是民主制度的一條制度設計的政治準則。其目的在于確保理性的制度安排在設計時盡可能減少發(fā)生無賴行徑的機會。而且，這樣的制度設計還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可以防止“無賴”的沖動產生惡果，而且可以對“無賴”之徒的行徑加以有效的控制并使得他服務于公益。）

　　需要說明的是，正如我在上面提到過的那樣，毛澤東身上的這些特點是由他所處的時代決定的。毛澤東和他的一代人處在中國由傳統(tǒng)社會向現代社會交替的時代，他們既受到封建文化的影響，又接受了現代文明，所以，他們身上體現著鮮明的兩重性，這種兩重性共居于“社會主義”這個軀殼中。

　　曾經的蘇聯式社會主義與封建主義至少在技術方面有著許多共同的特征，比如權力的集中，封建專制自不必說，在社會主義這里就是政治上的一黨制、黨的“一元化”領導并且“全黨服從中央”，以及經濟方面中央集權性質的“計劃經濟”；
又比如對個體的壓制和忽略，封建時代對個性的打壓自不必說，社會主義則是提倡集體主義，反對“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狠斗私心”（有人說真正的社會主義并不反對個人主義，其實并不是這樣，現時社會主義雖然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出與理論社會主義的不一致，但在對待個人這一點上卻并沒有篡改馬克思的原意。馬克思主張消滅私有制，并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還說工人只有團結起來，匯合為階級，并使自己的斗爭匯合為階級斗爭，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還認為，單個工人不僅失去了個性，而且沒有祖國，也失去了民族性；
馬克思還表示出了這樣的意思，即：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無產階級自己。這大概是“集體主義”的最高境界了）；
又比如對人的基本權利的理解，封建文化認為“食、色，性也”，即只要能吃飽飯（活命），能延續(xù)后代（傳宗接代），人就具備了基本的權力，人生也就應該基本滿足了，社會主義講的最基本的人權是“生存權”（活命）和“發(fā)展權”（種的延續(xù)即傳宗接代），與封建人權觀念如出一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樣的人權觀基本上還停留在最基本的物質層面（甚至可以說還停留在“器官”這一層面），所以，封建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都推行愚民政策；
又比如對民主的態(tài)度，封建文化講皇帝是“天子”，“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還講官員即是父親，人民皆是“子民”，只有官員才能“為民作主”，又提倡“尊尊、長長”，社會主義則是“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是人民的好領導”，共產黨既代表了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又代表了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還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只要跟著共產黨就“無往而不勝”！……總而言之，在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經濟觀點和經濟制度、甚至人生哲學和人生態(tài)度上，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都非常相像，很多東西除了冠名、稱謂和語言表述的不同外，往往很難將它們作本質上的區(qū)分。特別是它們還有著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所以它們能共處、共生、共長，并且還能聯合起來共同對敵！

　　毛澤東及其一代人身上留存的一定程度的封建影響，在共產黨成為執(zhí)政黨后，其負面作用就越來越顯現出來。這一點，鄧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發(fā)表的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講得非常清楚。鄧小平在講話中指出，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是我國現行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這些弊端多少都帶有某些封建主義的色彩，因此必須重提在思想政治路線方面肅清封建主義殘余的任務。鄧小平指出：“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的偉大人物，也會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贝_實是這樣，綜觀建國后黨和國家的遭遇的種種“不幸”，背后總能看到封建主義的“鬼影”。

　　“上層的危機”是總爆發(fā)的“導火索”。而上層之所以爆發(fā)危機，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最高領導層中的一些成員（或者說是核心圈子中的幾個主要成員，更具體地說主要就是劉少奇）對毛澤東越來越無法忍受。這種不滿終于在1964年底的時候公開爆發(fā)出來。分歧和矛盾一旦明朗化，事情的發(fā)展就遠非人所能控制的了。

　　我們已經說過，毛澤東是一個不拘小節(jié)的大家，他身上所具有的特質，使他比較適宜做一個破壞者。在艱苦的戰(zhàn)爭年代，周圍（內部也好，外部也好）都是敵人，這時的他謹小慎微，自律嚴格，勤奮學習，積極向上，并且能夠接受新事物，也能夠虛懷若谷、聽得進不同意見。所以，他能夠得到眾人的擁戴，事業(yè)也能成功。建國后，毛澤東也漸漸進入了晚年，這時他的敵人幾乎全都被他打敗了，他的地位非常穩(wěn)固，威望也高得難以想象，更加上即便是從延安整風算起，到此時他已經在“英明”、“偉大”、“天才”、“大救星”這幾味“大補”的“藥材”釀出的醇酒中浸泡了十多二十年，他是“人民領袖”，是“偉大的政治家”、“卓越的軍事家”、“天才的理論家”，他甚至還是“紅太陽”！他的思想成了全黨、全國的指導思想，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開始的這個嶄新的時代也以他的名字冠名。在老百姓眼中，毛澤東已經不是人，而是神。毛澤東本人也對自己越來越迷信。他的話幾乎都成了“警句”，他的言行漾溢著一股“仙”氣，人們一見到他情緒就會出現異常的激動與興奮，有的人甚至會因此昏厥。這時的毛澤東與以前的毛澤東也完全判若兩人，他“敢想、敢說、敢干”，他已不屑于干任何實實在在的“瑣事”而只熱衷于“出思想”——這些思想大都大膽、張狂，其“奇”與“妙”，令人驚嘆不已。他終年云游于華中、華東和華南，行蹤飄忽不定；
他隨時都可能陷入“哲學的冥思”中，思想仿佛已經游離了“塵世”；
他總是帶著幾分譏誚，幾分嘲諷；
他可以隨意否定任何個人、任何集體（包括政治局）、任何事物與任何行為；
他講的話莫測高深，充滿哲理，充滿典故，寬泛而不著邊際，使人聽了更多的是感嘆而不是明了、醒悟；
他的思維活潑而又跳躍，他會突然向你提出一個意想不到的問題，當你正在琢磨這個問題該怎樣回答時，他已經對這個問題失去興趣而轉向了別的問題，人們因此總覺得跟不上他；
他閱讀，思考，創(chuàng)造著自己的體系。他還一首接一首地寫出氣勢宏大、充滿浪漫氣息而又語言詼諧、筆鋒犀利的詩和詞。他隨心所欲地駕馭著自己的黨、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人民。人們在他面前能做的除了服從，還是服從！他對那些在一線的領導人總是有著幾分不滿，老是覺得他們跟不上自己。他們之間越來越無法溝通，隔閡漸漸加深。經濟建設方面的事情，毛澤東一插手就要搞糟，于是他干脆就撒手不管了。但就在這時，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結果出現了：他顯得多余起來！其余的人對他也由開始的敬而遠之，到敷衍，到回避，最后干脆發(fā)出要他不要指手劃腳和再管事的明確表示（至少毛澤東自己是這樣認為的，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要“架空”他）。

　　這種情況使毛澤東感到失落，也使毛澤東感到擔心。一個老人，當什麼忙也幫不上了，好像“沒有用了”的時候，自然會產生失落感（如莎士比亞筆下的李爾王），這是人之常情。毛澤東的擔心則更多地出自于他的超常自信。毛澤東認為，一旦黨、國家失去了他的指導，就一定會“出問題”， “出問題”就是“出修正主義”，搞不好一切就都會“倒退回去”！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誡大家，經濟建設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關鍵是路線，否則即使“衛(wèi)星上天”，也會“紅旗落地”。紅旗一旦落地，人民就會重新陷入水深火熱之中，千百萬人就會人頭落地，衛(wèi)星上天也就失去了任何意義。而要紅旗不落地，根本保證還是在于階級斗爭。因此，“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

　　現在看來，毛澤東之所以宣揚階級斗爭，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想以階級斗爭作為武器，來防止“黨變修、國變色”；
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在階級斗爭中打倒那些“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人物，并奪回那些已經失去或正在失去的權力和權威，要大家重新承認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之所以采用“文化大革命”這樣非正常的、激烈的方式來實現自己的目的，是由于他當時的信心并不是很充分。很顯然，他對在黨的正式會議上自己的主張是否能得到多數人的同意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通過正常途徑和合法手段來爭取實現自己的目的，毛澤東不愿冒這個風險。比如，如果在黨的代表大會上自己的意見一旦被否決，其結果就只能是下臺，而且是不光彩的下臺。（要是按中共的慣例再算一算歷史舊賬的話，說不定還有更嚴重的后果。）毛澤東不能冒此風險，至少在把那些他沒有絕對把握會站在自己一邊的人搞下去之前，他不會使用正常途徑和合法手段來謀求自己目標的實現。當然，毛澤東當時對自己的處境并不樂觀，他對即將采取的行動會產生的結果所作的判斷也帶有幾分險惡。就現有的資料來看，完全不能排除毛澤東當時確實有這樣的擔心：自己可能被推翻、甚至有可能發(fā)生武裝政變。從當時的情況看，如果毛澤東是一個謹慎小心的領導人，他就應該產生這樣的擔心。因為當時確有一些可能導致毛澤東產生這種擔心的事情：比如劉少奇與他的交惡；
比如暢觀樓會議；
比如赫魯曉夫的下臺；
比如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說的那番“策反”的話……這一切，使得“他不可能不加以防范”（參見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 ，第51頁）。

　　這里，我們把暢觀樓會議（或稱事件）和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的“策反”稍作介紹。

　　關于暢觀樓會議，1967年8月7日《北京日報》刊登的《篡黨篡國陰謀的大暴露》一文對這次曾經被康生、陳伯達等人大做文章、引起過毛澤東震怒、并且為劉少奇、彭真等人的“罪行”抹上了重重一筆的會議有比較詳細的記述。事情大概是這樣：七千人大會前夕，當時中央主持一線工作的劉少奇與鄧小平考慮到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將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進行總結，并且主要是檢查缺點和和吸取教訓，便責成彭真組織一個班子，集中住在北京動物園暢觀樓，查閱大躍進以來中央下發(fā)的文件，看其中提出過哪些不切實際的“左”傾口號，提出過哪些不切實際的根本無法完成的高指標，制定過哪些不切實際的損害群眾利益的極左政策。彭真說：要冷靜地研究“三面紅旗究竟是紅旗？還是灰旗？白旗？”這次研究的結果為七千人大會的主題和指導思想提供了基本依據�！皶秤^樓事件”成為彭真“反毛澤東思想”的主要罪行，也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轟動一時的要案（參見辛子陵著《毛澤東全傳·文革悲劇》，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393頁）。

　　很多書都記述了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的“策反”，但說清楚的不多。事情經過大概是這樣：1964年10月16日赫魯曉夫被蘇共中央趕下臺。這一年的十月革命節(jié)，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來為團長、賀龍為副團長，武修權、劉曉、喬冠華為團員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慶祝活動，并同蘇聯新領導人探討改善兩黨兩國關系的可能性。在11月7日閱兵之后的國慶宴會上發(fā)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賀龍元帥正同崔可夫元帥交談，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帶著翻譯走過來，二人握手為禮。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說：“不要讓毛澤東、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趕下臺去。這樣我們就能和解�！辟R龍當場提出抗議，并馬上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當即向勃列日涅夫、蘇斯洛夫、米高揚指出：“這是嚴重的挑釁。中國代表團提出嚴正抗議。”勃列日涅夫了解情況后解釋說：“馬林利夫斯基今天喝醉了，是酒后失言�！辈⒋�表蘇方表示道歉。周恩來說：“恐怕不是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保▍⒁娦磷恿曛�《毛澤東全傳·文革悲劇》，香港利文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19-420頁。）周恩來回國后立即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報告了這件事。

　　毛澤東是否把此事往心里去，這不好講，但從這件事中他至少可以得到兩點醒悟：第一，打天下靠槍桿子，坐天下也主要靠槍桿子（聯系當初在搞掉貝利亞的行動中，朱可夫等將領的作為，這一“真理”就更為“顛撲不破”），所以，“槍桿子”一定要抓��；
第二，在中國如果發(fā)生推翻他的政變，得到蘇聯的支持是沒有問題的（美國恐怕更不在話下）。謹慎起見還是寧信其有。何況從許多跡象看來，“軍對也不是沒有問題”。所以，他才在“1965年12月解決了羅（瑞卿）”，并且在改組北京市委的時候，“增加了衛(wèi)戍師”（見穆欣：《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來龍去脈》，載《黨的文獻》1999年第6期）。接著，又揪出了賀龍（賀龍很快就被迫害致死）。看來，1966年5月5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時說，要把兩個可能放在心里，頭一個可能就是反革命政變，反革命復辟（參見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949-1976）》下卷，第881-883頁），并不是空穴來風。林彪也認為有人要搞政變。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其中就講到中共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他煞有介事地說：“可能發(fā)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拔ｋU就出在上層”。林彪講：“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混到我們黨內，混到黨的領導機關，成為當權派，掌握了國家機器，掌握了政權，掌握了思想戰(zhàn)線的司令部。他們聯合起來，鬧大亂子”。“文武相配合，抓輿論，又抓槍桿子，他們就能搞反革命政變”。“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zhèn)壓他們”（參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央黨史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95頁）。林彪講：“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八麄儸F在已經在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于9月22日印發(fā)了林彪的講話，并予以高度評價（參見《中國共產黨執(zhí)政四十年》，第271頁）。

　　正是基于這樣的判斷，毛澤東采取了一些關鍵的防范措施。首先是調38軍入關。安全問題最終決定于軍隊。北京軍區(qū)擁有叁十余萬野戰(zhàn)部隊，司令員楊勇，原是彭德懷手下大將，政委廖漢生又是賀龍外甥，這種情況使毛澤東不放心，他開始考慮另外調部隊來保衛(wèi)北京。林彪舊部、沈陽軍區(qū)38軍成為首選。1966年2月，春節(jié)剛過，毛澤東在武昌東湖賓館召集各大軍區(qū)司令政委聯席會議，著重談了北方叁大軍區(qū)的戰(zhàn)略任務。在會上他大談與蘇修之戰(zhàn)遲早要打，要立足早打大打，打熱核戰(zhàn)爭，在中蘇近萬里的邊境上全面展開，要求與會各位多考慮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練好兵準備打仗。會后毛澤東以研究北方防線戰(zhàn)略戰(zhàn)術問題為由，將楊勇留了下來，實施監(jiān)控；
由廖漢生回去布置河北省境內部隊春季大練兵，千里野營，并組織軍區(qū)所屬正師級以上高級將領由廖漢生親自率領，赴中蒙中蘇邊境視察并檢閱部隊。這樣，北京軍區(qū)幾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就在此時，駐守在山海關外的機械化王牌軍38軍，正悄悄移師，穿越萬里長城進入河北地界。大軍沿人煙稀少的燕山山脈南下，一直行進到北京外圍的密云、昌平、延慶、房山一帶大山里扎下營帳，完成了對北京的包圍。其次，1966年3月中旬，毛澤東和林彪突然下令改組北京衛(wèi)戍區(qū)黨委及司令部、政治部。同時，派出多個軍事接菅小組，由師級干部任組長，各率領一個連，于同一晚上，分頭進駐人民日報社、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華社、北京日報社、北京人民廣播電臺、北京電報大樓等要害單位。第三，加強首都警衛(wèi)力量，“增加了衛(wèi)戍師”，即對北京衛(wèi)戍區(qū)進行擴編。５月２７日，軍委命令，將原屬公安部隊總部指揮的首都警衛(wèi)師、北京市公安總隊及陸軍第63軍所轄的第189師，調歸北京衛(wèi)戍區(qū)建制。首都警衛(wèi)師改稱警衛(wèi)第１師，北京市公安總隊改稱警衛(wèi)第２師，189師番號不變。６月１５日，軍委電示，將陸軍第24軍所轄的第70師，調歸北京衛(wèi)戍區(qū)建制，番號不變。擴編后的北京衛(wèi)戍區(qū)擁有了四個師的建制。這個措施是為了“防變”，對此毛澤東也并不諱言。1967年２月他在會見來訪的阿爾巴尼亞卡博、巴盧庫時就明明白白地說：“北京市委是水也潑不進，針也插不進。現在不是改組了嗎？還不行，還得改組。當發(fā)表改組市委時，我們增加了兩個衛(wèi)戍師，現在是四個衛(wèi)戍師。以前兩個師是好的，但太散了”。

　　以上這些，也就是林彪在上述“5·18”講話中所說：“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采取了很多措施。……調兵遣將，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他們占領我們的要害部位、電臺、廣播電臺。軍隊和公安系統(tǒng)都做了部署。毛主席這幾個月就是做這個文章�！绷直脒@篇講話，后來經毛澤東審閱，作為中共中央文件印發(fā)。毛澤東并沒有刪改這些話，表示了對其所述的默認。（參見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月，第51頁。）

　　在完成了這些準備以后，毛澤東才真正開始放手發(fā)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當時確實是有孤注一擲、背水一戰(zhàn)和拼個魚死網破的思想準備的，這里有一個例子很說明問題。1966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包括江青在內的一部分中央文革成員談話，說：“文化大革命是要搞到底，要槍斃，我和你們一起槍斃�！碑斨芏鱽磉M來時，江青立即向毛示意，毛澤東的談話就此停了下來（參見穆欣《批判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來龍去脈》，載《黨的文獻》1999年第2期）。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也說：“我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的。”（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見中共中央辦公廳一九七四年一月編發(fā)的《毛主席的重要文章和談話匯編》）。了解了毛澤東的這種思想，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會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系列舉動，這些舉動中，當然包括他以70多歲的高齡橫渡長江；
冒著嚴寒、不顧疲勞八次接見“紅衛(wèi)兵”；
以及他對把劉少奇誣陷為“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和把劉“永遠開除出黨”的認可。

　　“文化大革命”開創(chuàng)了一種“黨內斗爭”模式，這種模式把“黨內斗爭”的一切負面作用都推到了極致�！拔幕�大革命”的真正意義在于，人們一旦見識了這種斗爭模式的“殺傷力”，就會竭盡全力地去防止黨、國家和社會再陷入這樣的斗爭模式中。這方面有幾分像原子彈在廣島、長崎使用后，人們對原子彈和核戰(zhàn)爭的態(tài)度。迄今為止，原子彈沒有再被使用，我們祈禱它永遠不要再被使用，對“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

　　達爾說，專制者總是“運用國家獨有的強制力和暴力服務于個人的目的。”（[美]羅伯特·達爾：《論民主》，第53頁）“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fā)生，“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如此發(fā)生，原因即在于此。毛澤東當年也認識到，類似于斯大林那種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的現象，“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參見《鄧小平文選（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93頁），遺憾的是他卻沒能克服斯大林制度的弊端，反而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轍。有趣的倒是恰恰是毛澤東為怎樣徹底防止斯大林、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一類現象的發(fā)生指點了迷津：既然我們想要避免的那種情況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fā)生”，那就不妨學學“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

　　2008年4月

　�。�韓西林，中共四川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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