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國公共電視臺PBS在舊金山灣區(qū)播放由伯恩斯（Ken Burns）導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戰(zhàn)紀錄片《戰(zhàn)爭》(The War)。開始播放當天,《舊金山紀事報》在頭版上刊登了諾爾特（Carl Nolte）介紹此紀錄片的文章,題目是《老兵說,沒有紀錄片能捕捉經驗》。［注１］這個看起來象是反宣傳的題目,連同一整版對許多二戰(zhàn)老兵的采訪,提出了一個與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話語密切有關的問題,那就是,當今最重要的電視媒介,它的圖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么樣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導對重大歷史事件的討論?

　　在美國,PBS是不插廣告的公共電視臺,以深入報道時事,討論公共問題著稱,許多國家的人都羨慕這樣一個公共討論空間。然而,美國論者對這樣的媒介能否發(fā)揮公共作用仍然有所疑問。這種疑問是針對什么而提出的呢？對PBS這樣的公共媒介，批評者提出疑問,針對的首先不是政治權力和統治意識形態(tài)的操控，也不是公共信息的虛假（假證據、假歷史、說假話）,而是作為傳媒手段的圖象或文字本身的媒介局限性。好的媒介工作者會時時察覺到自己的職業(yè)手段局限。他們知道，自己職業(yè)手段的局限會直接影響到媒介工作應當如何去實現它的基本價值目標，那就是真實。

　　在《戰(zhàn)爭》的第三集《死亡的職業(yè)》開始時有一個鏡頭,是三個戰(zhàn)死的美國士兵倒臥在新幾內亞的登陸海灘上。伴隨這個鏡頭的解說詞問道,“為什么要讓(美國)人看到這樣的景象呢?”鏡頭漸漸推遠,觀眾可以看到這是一張刊登在雜志上的照片。解說詞評論道,“文字永遠是不夠的,身體會感覺,頭腦會知道,眼睛會看到。但是,能夠讓我們感覺、知道和看到的文字卻并不存在�！彪S即,解說詞又補充道,“這是一張刊登在1943年9月號《生活》雜志上的照片。在珍珠港事件發(fā)生后的21個月里,這是美國(媒介)刊登的第一張陣亡美軍照片�！蹦且黄凇渡�活》雜志為了刊登這張照片所附的部分說明文字是,“這三位美國兵是為自由倒下的,我們的責任是讓自由重新站立起來�！�

　　無論是當年《生活》雜志的照片和說明文字結合,還是今天《戰(zhàn)爭》的電視圖象和解說文字結合,都為我們提供了媒介同時運用圖象和文字的實例。不僅如此,它們也讓我們看到好的媒介工作者如何對自己職業(yè)手段特征保持應有的覺察和謹慎。《生活》這個圖象雜志能在照片之外添加關于“自由”的文字,而《戰(zhàn)爭》電視解說則能坦然承認, “文字永遠是不夠的”。媒介批評是否總能對這兩種傳媒特征和手段保持應有的覺察和謹慎呢?媒介研究者對這兩種傳媒手段的相互關系又有一些怎樣的論述?從關心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立場出發(fā),可以從這些論述獲得怎樣的借鑒或進行何種取舍?本文擬就這些問題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圖象媒介和公共話語危機感

　　照相術發(fā)明于1839年, 在1840到1850年代照相已經風靡歐美,但報紙刊登照片一直要到十九世紀末美國人豪根（Stephen H. Horgan）發(fā)明半色調網點照片印刷技術后才出現。1880年美國出現第一家刊登照片的報紙,極受公眾歡迎。不久其它報紙、雜志紛紛跟進。攝影進入新聞業(yè),形成了“攝影新聞”。希克斯（Wilson Hicks）從1937年到1950年擔任《生活》雜志攝影部主任（刊登三個戰(zhàn)死的美國士兵照片就是在他任職期間)，他把攝影新聞定義為“文字和圖象交際傳媒的結合”。

�？怂拐J為圖象比文字更能傳遞真實。他說,“在新聞出版中,最能再現實際事件的第一手報道是照片故事，好的標題加上好的照片,再加上好的解說�！保圩ⅲ玻�

　　隨著電視時代的到來,照片加文字的攝影新聞已經遠遠不能與電視圖象新聞爭鋒。在電視剛剛成為大眾媒介不久的1950年代,象朗格（Susan K. Langer）這樣的理論家還在懷疑圖象和文字到底有沒有相互配合的可能�！沧ⅲ场钞敃r的電視不過是廣播的插圖版,連當時的電視主持人都不清楚他們正在開創(chuàng)的是怎樣一個嶄新的大眾媒介和大眾文化時代。有人記錄過這樣一個歷史場面,1951年CBS(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新聞組人員在電視上作年終回顧,參加者都是CBS著名的電臺主持人。那些實地采訪過二戰(zhàn)和朝鮮戰(zhàn)爭、親身參與創(chuàng)造“廣播新聞”形式的新聞老將,卻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電視鏡頭。穆羅（Edward R. Murrow）滿臉是汗,塞弗里德（Eric Sevaried）臉色煞白、手指神經質地敲擊桌子,匈博倫（David Schoenbrun）為了顯得高一些,在座位上墊了一個枕頭,將要開播前,說是要上廁所�？粗�這些人,另一個參加者彼埃品特(Robert Pierpoint) 覺得他們一定是病了,自己更加緊張。［注４］對于今天的電視觀眾來說,這簡直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不管誰上電視都能大方自如,更何況新聞主持人?對于今天電視媒介的圖象和文字關系,研究者關注的問題也早已不再是這二者是否可能結合,而是更加關心這種結合可能對公共話語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媒介研究者對文字和圖像關系的討論,有的涉及電視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圖象關系,有的則涉及電視圖象媒介對其它傳統文字媒介的影響�！沧ⅲ怠吃缭谏蟼�世紀六十年代初,波爾丁(D. Boortin)在《圖象:假事件的引導》一書中就已經開始了對電視圖象的詰難。［注６］從那以后,便不斷有論者重申褒文字、貶圖象的媒介批判立場。許多論者認為,電視圖象根本不適合嚴肅話語,唯有文字才是討論公共政治、政策、公共價值和公民事務的必要話語。他們批評電視敗壞了公共討論的形式,危害了公共話語的理性�！沧ⅲ贰�

　　電視媒介影響遍及人們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許多媒體論者在其中察覺到公共話語面臨的深刻危機。批評電視圖像媒體妨礙和危害公共話語，一般有兩個批判著眼點或論述途徑。第一是批評電視傳媒把公共話語變成消遣;第二是強調電視傳媒信息的傳遞特征會限制和淺化人的認知和思維，不利于獨立思想、多元開放的公共討論,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傾向。這兩種批評都把文字的萎縮與公共話語的萎縮聯系在一起。

　　第一種批評以波茲曼(Neil Postman)在《娛樂至死》中的論述最為著名。波茲曼認為,“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品都已經變成為與娛樂行業(yè)同類的附屬品,……結果是,我們成為已經處在娛樂至死邊緣的民族�！保圩ⅲ福蓦娨曈绊懥罟�共話語陷入了非常令人擔憂的境地,“我們的文化,它的信息、思想和知識特征都來自電視,而不再是印刷文字�！保圩ⅲ梗蓦娨晜髅綖槲覀兲峁�“傳媒喻說”(media metaphors),我們就用這些喻說來辨認世界，并將之感知為文化。［注10］由于電視傳媒如此深刻地在影響人們對現實的辨認和感知,它已經事實上左右了“我們的意識和社會制度”。［注11］幾十年以前,電視剛出現的時候,不過是前一代現代技術傳媒無線電廣播話語的插圖。但今天電視的作用已非同尋常，“公眾所關心的每一種問題--政治、新聞、教育、宗教、科學、體育--沒有不被放進電視的。這就意味著,對這些問題的公共理解,沒有一個不帶有電視的偏見�！保圩�12］

　　波茲曼是在美國特定的歷史傳統中猛烈批評電視的。他認為,美國共和民主制度的基礎是公開辯論和公眾對這種公開辯論的普遍興趣。十九世紀林肯和道各拉斯間的公開辯論（Lincoln-Douglas debate）可以連續(xù)幾個小時,普通民眾都能全神貫注地傾聽他們的辯論,并隨后在他們自己中間展開辯論和演說。公開辯論和演說是民主政治的要素之一。在二千多年前，古代希臘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斯(Thucydides)在其所著《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就已經顯現出演說和辯論的公共作用。這部歷史著作中包括了許多以影響他人和公眾為目的的演說。波茲曼認為,電視時代的美國人比起十九世紀來,積極思考公共問題的能力退化了,電視只適宜于表述一些容易表述的想法,而這樣的想法逐漸竟然變成了公眾全部想要和以為值得表述的思想。圖像令人的思維幼稚化，波茲曼特別擔憂的就是這種電視圖象代替文字所造成的公共思想退化。

　　波茲曼認為,以十九世紀的美國報紙為代表的文字是一種比二十世紀電視為代表的圖象優(yōu)越許多的公共交際媒介。只有文字傳媒才能充分為公眾提供他們處理日常事務的信息。［注13］與此相比,今天的電視讓觀眾對什么都只有一些淺嘗輒止的了解,各種各樣的世界吉尼斯紀錄、稀奇古怪的事情,這種所謂知識對公眾處理自己的日常問題并無幫助,美其名為“知識”,其實就是純粹的消遣娛樂。這種信息相互之間沒有聯系,既不能幫助人們了解現實問題的本質,也不能形成持續(xù)的理性話語。［注14］波茲曼認為,公共生活的話語必須借助文字形成具有“建議”(proposition)的內容, ［注15］也必須由此而具備公共話語“說明”(exposition)的形式。［注16］只有公共話語越多地運用語言文字,公眾才越有能力作概括而抽象的思考。

　　第二種對電視妨礙公共話語的批評集中在電視表現的不同方面，大都與電視限制和淺化人的認知和思維有關。阿爾西特(D. C. Altheide)和斯諾(R. P. Snow)非常重視以電視為代表的電子傳媒對普通人思維方式的影響,“當今(電視)傳媒的宰制是通過這樣一個過程來實現的,媒介的一般方式和特殊形式已被社會(民眾)所接受,媒介的邏輯基本上已經組織和界定了文化的內容。”［注17］一旦公眾將電視媒介的邏輯內化和自然化為公共“常識”,“媒介和觀眾就會用同一邏輯去理解社會現象。”［注18］阿爾西特和斯諾認為,電視媒介的視覺邏輯限制了人們對社會現象的認識,因此在政治上是保守的。

　　其他媒介批評者也提出過類似的看法。例如，庫倫（J. Curran）提出,由于傳媒只是展示社會制度,這種單純的展示很容易就此顯得象是自然的發(fā)生。［注19］凱爾勒(D. Kellner)也指出,一般民眾會以為“既然都上了電視,那一定是真的。”［注20］梅羅維奇 (J. Meyrowitz)稱這是電視的假現實性效果。［注21］克內爾(I. Connell)說,電視上對公共事件的解釋都只是某些人的解釋,但又“總是說成是‘許多人’和‘大多數人’的看法�！保圩�22］伯蒂肯（B. H. Bogdikian）指出，在美國，媒體壟斷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在世界的一些其它地區(qū)，國家權力更是公然以壟斷媒體來控制新聞。看起來有許多電視頻道、電臺、報紙，其實都是發(fā)出同一個聲音。［注23］

　　許多媒體研究者和批評家都特別關注那些阻礙公共問題思考的媒體邏輯或認知思維方式。他們認為,電視里的“商品化”、“說故事”、“看圖”、“個人化”等等特征都是特別有害的。“商品化”讓人覺得人的所有需要和欲望都是物質性的,只要有錢,沒有不能解決和滿足的。“說故事”總是運用程式化的老套子，盡量把人物和情節(jié)化簡,以敘述代替分析和評價�！翱磮D”則是把注意力放到眼前,社會問題再大、危機再深,只要沒圖象,皆可眼不見、心不煩�！皞�人化”把一切化為可敘述的個人故事,去除掉一切“引導人們公共思考的概念,如階級、制度、結構、權力分配、社會公正,等等。”［注24］

　　在所有這些被視為阻礙公眾思考的媒介特征中,又以思維的圖象化最遭詬病。圖象時代的公眾對政治現實的認識已遠不如文字時代的公眾。格拉博（Doris A Graber）寫道,“在許多方面,電視時代已經反撥了人類學習知識的時鐘,回到了只能眼見為實時代的學習。電視讓人們即刻或稍后就能看到事件的發(fā)生,無須再依靠文字的描述。自從有了文字印刷的新聞,即使運用照片和圖解,也不可能全然捕捉事件的發(fā)生。人們原本指望電視時代的公眾能夠比以前更好地把握現實,包括政治現實世界。這個指望已經顯然落空。目前的研究者大多數都指出,盡管電視新聞的政治內容多多,但大多數美國人認識政治的水平卻是令人失望�！保圩�25］

　　二. 重新認識圖象傳媒和公共話語

　　社會公眾認識和了解政治現實,為什么電視的圖象不如報紙的文字呢?大致有四種說法。第一種說法是,某些政治信息一經圖象處理就會被排除或流失。第二種說法是,圖象本身所能包含的政治信息十分有限。這兩種說法針對的都是圖象不能表述概念和分析,短于建議,而且拙于說明。第三種說法是,問題出在觀眾,即使圖象提供者確有提供政治信息之意,不把意思用話說明,許多觀眾也還是看不出來,有的甚至更是以圖滿足視覺好奇心。第四種說法是,許多觀眾也許都能從圖象中獲得政治信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只是觀察者和媒體研究者還不知道如何確定這種圖象信息認識的特征和作用。波茲曼、阿爾西特、斯諾和許多其他論者所采用得著大致是第一、第二和第三種說法。而對這些說法提出不同意見的，往往則會以第四種說法為出發(fā)點。為了重新認識圖象傳媒和公共話語的性質和關系，布魯麥特(B. Brummett)在《大眾文化的修辭特征》一書中提出的正是第四種說法。

　　布魯麥特把圖像媒介稱作為“大眾文化的修辭”，他提出，在任何社會的公共話語中，修辭都極為重要。但是，修辭是一種社會“作用”,并不只是一個“文本”。不能把言辭僅僅“當作一種說理辯論”,也不能僅僅把在正常有序的過程中的辯論才當作“言辭”。否則就會把極端情況下的“抗議示威當作一種粗野的個人發(fā)泄或脅迫�！豹氉稹把赞o”在公共生活和公共話語中的理性價值,就會貶低那些非語言性行為的理性抗爭意義。［注26］2007年9月底發(fā)生在緬甸的僧侶上街,群眾支持的抗爭就是一個最近的例子。他們的抗爭行為本身就是一種言辭,一種反對政治專制的話語。和尚走上街頭,并沒有發(fā)表演說,也沒有“公共辯論”。但他們冒死抗爭,這本身就是一種參與、一種反對、一種辯論。許多其它國家的群體性事件也是一樣。媒介工作者報道這樣的事件，也因此成為一種特殊的公共行為,不僅提供了真實的信息,而且也表示了道義立場。

　　長久以來，人們只是把文字和修辭聯系在一起。人們重視文字修辭，是因為它能夠影響公眾，至于是何種性質的影響，那倒反在其次。古代的詭辯家（Sophists）把言辭當作一種在公共論壇上爭取個人或政治利益的工具。十六世紀的教育改革家拉姆斯（Petrus Ramus，1515-1572)把言辭只當作一種花言巧語的口頭功夫。［注27］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修辭學家則認為,言辭是一種能夠幫助人們發(fā)現和辨明人間事務的工具。［注28］到了二十世紀,人們對言辭有了更多樣和更實際的期待,理查茲（I. A. Richards）認為,研究修辭可以幫助人們了解因文字使用造成的“誤解”,并找到克服這種誤解的“治療方法”。布拉揚 (D. C. Bryant)認為,言辭的作用在于能向人傳遞意思,又能讓人傳遞意思。伯克 (K. Burke) 則認為,人天生就是一種能對符號(symbols)作出反應的動物,而言辭的作用正在于運用語言符號,引導人與人之間的配合。［注29］然而，有許多人對言辭抱完全不信任的犬儒態(tài)度,認為言辭無非不過是一種蠱惑、欺騙和操縱人的工具。勒龐（G.. Le Bon）《烏合之眾》一書的群眾之所以被洗腦、被蠱惑,除了是因為本身的智力低下,易于沖動,還因為成功的政治家沒有一個不是極擅長“語言藝術”的。［注30］

　　文字在圖像媒介中淡出，并不意味著圖像媒介與修辭無關。恰恰相反，圖像媒介本身就是一種以“提喻”為特征的修辭。提喻可以是提示，也可以是暗示。布魯麥特提出，大眾文化圖像的基本特征就是這種提示或暗示。提示是一種“象征”手法,但又與人們一般所說的象征有所不同。象征是一種“代表”,而提喻則是一種“聯想”。例如,花可以代表“愛情”,這是象征�；�可以引起美麗、諧和、平安的感覺，這是提示。提示”之所以成為大眾文化的基本認知特征，那是因為大眾文化認知有“約簡”(reduction)的特點,“約簡是一種修辭策略,一種象征運作。將復雜而抽象的問題約簡為容易把握的簡單圖象(形象),靠的就是提喻�！保圩�31］正如修辭學家伯克所說,提喻是一種化繁為簡的轉義方法。［注32］例如,皇室在英國政治中的權利和義務可以約簡為一些簡單的形象,某一位坐在王座上的英王,皇家的儀式和活動等等。對許多人來說,他們的宗教信仰亦可約簡為一些具體的日常物件、行為或圖象,如十字或廟宇、上教堂或燒香拜佛、領圣餐或守齋吃素、圣象或者平安符等等。

　　對今天大眾認識和了解公共事務,電視媒介起著一種特別重要的圖解約簡作用。官方媒體宣傳運用的就是這種提示性引導。例如,電視播放的經過精心設計的官員形象,一個個紅光滿面、頭發(fā)烏黑、衣著體面、精神抖擻。這是一種國家政治穩(wěn)定、目標明確的提示。相反,那些可能提示社會不公正、權力腐敗、民心渙散的圖象,如貧困者的日常生活、官員的作威作福和聲色犬馬、民眾上訪訴冤、警民對抗等等,即使不能完全刪除,也必須放在正面的敘述情境中作特殊處理,如官員訪貧問苦、執(zhí)政黨反腐肅貪、正確化解社會矛盾實現和諧社會,等等。許多媒體批評者抨擊電視的愚民作用，往往就是針對這種不實誘導。許多論者批評電視圖象不利于公共話語,也是出于類似的理由。他們認為，電視傳媒的圖像限制了展示不同的觀點角度,這種限制具有政治保守性。尤其是電視傳媒控制在政治和經濟利益集團手里的時候,社會中的多元立場和要求很難通過它發(fā)出聲音。電視媒介的獨大,它本身就不利于公共社會中的多元討論,限制了非顯見意見與顯見意見爭奪公共輿論的可能。

　　布魯麥特認為，電視傳媒的這種官方宣傳作用，問題不是出在圖像本身，而是出在誰用圖像提示，圖像提示的目的是什么。布魯麥特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電視圖象媒介對復雜問題的約簡真的會使非顯見意見不再能與顯見意見爭奪輿論了嗎?僅就電視媒介來說,也許確實是這樣,因為電視可以完全被權力所控制。但是,圖象傳媒和約簡式話語卻不可能完全被權力所控制和壟斷。在電視之外的其它傳媒空間里，圖象或其它約簡式話語完全可以用作反抗權力意識形態(tài)的手段。既然統治權力可以利用圖象和別的約簡手段來影響和控制公眾想法,批判型的媒體知識分子為什么不可以用同樣的手段來對抗這種影響和打破這種控制呢？

　　布魯麥特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國家慶典時,電視向公眾展示神情堅毅、掛滿勛章的將軍,提示歷史的光榮和軍事機器的強大。而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普通士兵圖象則可能在作另外一種提示,提示戰(zhàn)爭的人性代價和暴力鐵血機器對人的敗壞。［注33］圖象完全可以成為社會爭論的一個公共論壇,在多媒體時代的今天,圖象不只是在電視中展現,而且還在網絡和其它空間中展現和傳遞。在網絡傳媒的各種信息中,圖片的點擊率往往是最高的。當然,網絡上大量的圖象僅僅是消遣性的,并沒有公共信息的價值。然而,也正因為如此,那些遭到政治強權敵視和壓制的嚴肅公共信息圖象,才有了避免被立刻審查刪除的藏身之地。

　　圖像對公共問題的提示可以成為文字公共話語的一種“轉化”,而不單純是一種“退化”�；�于這樣的轉化，圖像的“約簡”也可以成為電視傳媒時代形成的一種新形式公共話語。以文字為公共話語的優(yōu)先方式,或者唯一正當方式,把分析性說明當作為唯一不二的說理方式,都可能忽略媒介知識分子的根本社會作用，這個作用是伸張社會正義，而不僅是運用文字。運用文字的能力再好，也未必就能起到媒介知識分子應該起到的社會作用。媒介知識分子公共話語作用不體現在為“理”論而理論,“公共話語的真正要點在于在公共討論中要有明確的(價值)意義判斷和立場選擇�！边@樣的價值判斷和立場選擇并不需要“一定由長篇大論來表述�！保圩�34］

　　媒介知識分子向公眾提供他們的價值判斷和立場,運用文字還是圖象(或其它提示方式),區(qū)別其實不在于一個批判,另一個保守,而在于一個已經有了傳統和先例,而另一個還有待于形成傳統和創(chuàng)造先例。當然,象電視圖象這樣的媒介手段,它本身就是一種體制結構,個體知識分子與之對抗,就象徒手的面對持槍的,首先面臨的就是力量不對等的形勢。正因為如此,掌握電視媒介機器的權力可以從從容容地運作一種有權者對無權者的“軟性統治”,“電視用挑選讓觀眾看到什么(來統治他們),這個過程不是以強迫的形式來完成的,而是利用電視新聞敘述故事誘導解讀的辦法,誘導觀眾的積極贊同�！保圩�35］布魯麥特指出,不管電視制作如何處心積慮,總有的觀眾會反過來看,倒過來聽。［注36］

　　類似的見解別的媒體研究者也曾提出來過，例如費斯克（John Fiske）就認為,看電視的觀眾不是就此被剝奪了對意義解釋“討價還價”的自由。［注37］在與他人合著《閱讀電視》中, 費斯克更是強調,觀眾不按照電視制作原意圖的閱讀，這事實上是根本不可避免的。［注38］還有論者提出,媒體所提供的那個真實,觀眾未必就把它當作真實,統治權力的誠信問題越嚴重,它掌控的媒介就越是被公眾看作是在說謊,或至少不是在說真話的工具。［注39］媒介的官腔語言在無數的順口溜和民間笑話段子里成為正話反說的材料,就是一種反著看、倒著聽的例子。

　　三．媒介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

　　美國媒體理論界關于圖象對公共話語造成“危機”還是形成“轉機”的爭論是在特定的國情條件下進行的,對不同制度的其它國家充其量只是一種參考,而不是一種普遍定論。盡管批評者從文字使用情況看到美國公共話語的危機,但在美國現實生活中,文字的作用仍然顯而可見，非常重要。政治家們在競選期間都會作無數次的演講,與本黨的和反對黨的對手作許多辯論,向選民陳述自己的政治主張,爭取他們的支持。國會的辯論普通公民都可以旁聽。報紙和電視上也有經常性的關于國家政策、政黨政治、以及制度問題的公共討論和爭論。盡管如此，美國社會中提醒公共討論和公民介入危機的聲音仍然此起彼落,相信今后還會不斷出現。這種提醒本身就是公共討論傳統深入人心,成為社會制度傳統的證明。在缺乏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傳統的社會里反倒較少會聽到這樣的提醒。

　　文字或圖象在公共話語中的作用,不僅僅是媒介工具的問題,而更是公民政治的問題。公民政治制度是公共話語正常運作的根本條件。貝耐特（W. L. Bennett）在討論新聞這一公共話語時指出,公共媒介涉及的不只是媒介工作者和公眾,而且還有政府。只有這三方面都共同努力,公共話語的信息和意義傳媒才能起到好的公民政治效果。貝耐特對“公民”、“記者”(或傳媒工作者)和“政治家和政府”分別提出了五條保證公共話語真實、有效傳遞公共信息的具體建議。在貝耐特的這個三元關系中,公民最為優(yōu)先，公民不應該是,也不只是消極被動的媒體受眾。

　　貝耐特對公民受眾建議的原則是公民應當堅持自己獲得公共信息的基本權利，公民還應當對利益勢力影響媒介有充分的察覺,“應當破除新聞已經自由、人民已經自由的神話，并以此為出發(fā)點,參與公共辯論�！保圩�40］貝耐特對公民提出了五條具體的建議。第一,辨認并懷疑媒體語言中的陳腔濫調、刻板套話、僵化印象和固定情節(jié)(如“一小撮人反華”)。第二,要察覺那些看上去是事實,但卻是回避本質問題的事實(stray facts),例如，以動機論代替理性的理解，追究言論者的“賣國”動機。第三,要察覺媒體信息明里或暗里受到的控制（審查和自我審查）。第四,要察覺那些用來支持和迎合統治權力的所謂“事實”報道。第五,要主動積極地通過多種信息渠道核證信息的可信度、真實性和復雜性。［注41］

　　貝耐特對新聞從業(yè)者也有五條建議，總的原則是要有公共社會問題意識, 不要把注意力只是放在政要、名流或娛樂性的消息上面。第一,要就問題談問題,不要把公共問題個人化，不要把官員個人的日�；顒赢斪髯钪匾�新聞來報道。第二,要關注并幫助形成公共議題,在客觀報道之外,還應該有自己的觀點。第三,避免使用陳腔濫調、口號式的語言,更不要粉飾太平、阿諛權勢。第四,要為普通受眾著想,使用清晰明了的術語,說清事情的前因后果,幫助受眾避免因一知半解、以偏概全而簡化事實。第五,在敘述故事時,應該點明故事背后的社會問題,并提供解釋，作出應有的價值判斷。［注42］

　　貝耐特還對政府和官員提出了五條建議,其基本出發(fā)點是,政府應當對媒介起到中立而公正的協調和監(jiān)督作用,而不是把媒體據為己有。第一,政府有責任限制個別政治家憑借權勢或金錢(競選募集的經費)過度占有媒體,獲得壓倒競爭對手的發(fā)言優(yōu)勢。第二,要對政黨如何在媒介上發(fā)表政見作出制度性規(guī)定,以確保公共辯論的公正程序、內容和倫理,防止言論壓制、個人攻擊、誣蔑中傷等等。第三,要鼓勵不同媒體間的多元競爭, 防止媒體的壟斷。第四,在鼓勵多元競爭的同時,還要幫助非主流的、代表弱群體的媒體,讓它們在不對等的競爭中有存在和起作用的機會。第五, 要維護媒體作為公共服務機制的作用, 防止媒體惡質化為商業(yè)或黨派利益的工具。［注43］

　　貝耐特的這些建議都是例舉性質的,不是教規(guī)條例。這些建議涉及了批評者在電視媒介中所看到的一些問題(商業(yè)化、說故事、圖象化、個人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同時也就如何克服這些問題提出了積極可行的正面建議。這種建議本身就是一種媒介批評和公民參與行為。一味的懷疑和揭露會把人變成“犬儒主義者,而不是批評者�！保圩�44］在信息控制實際存在的情況下,公民們應該利用國際社會多元媒體所提供的機會, 積極主動地尋找自己需要的真實信息。

　　公民通過多元媒體渠道，克服電視的局限，積極主動了解事實真相，不久前就有一個實際的例子。那就是2007年9月緬甸政府對民眾運動的軍事鎮(zhèn)壓。在美國,關于這個事件新聞報道的高潮是9月26日軍警向群眾開槍的那一天。9月26日之前,美國電視新聞就已經有關于僧侶和群眾上街游行要求政治自由和民主的報道。報道具有電視媒體批評者所列舉的“說故事”、“圖象處理”和“個體化敘述”等特征。

　　首先，報道套用了“民主”和“專制”對抗的現成故事情節(jié)。對于想詳細了解緬甸政治現實和歷史背景的觀眾來說,這是一種過于簡約的媒體信息。其次，電視圖象以成隊成隊,穿著紅色僧袍的人群造成了強烈的視覺形象,提示民眾抗議的如火如荼。對于想要全面了解緬甸社會各階層、利益集團的觀眾,這種“圖象”當然也是過于簡約。再者，電視采訪游行參與者,他們的面孔讓觀眾對個別群眾抗爭有了充分“個人化”的可能。9月26日,軍警對僧侶和民眾開槍鎮(zhèn)壓。媒體在對緬甸事件的報道之外,添加了這樣一條報道:聯合國開會商討如何對緬甸政府傳達國際社會的震驚和憤怒,但由于中、俄的反對,聯合國無法通過譴責緬甸政府鎮(zhèn)壓民眾的提案。這一報道又是十分簡約,它并沒有告訴觀眾,中、俄兩國為什么不贊成這樣的提案。

　　9月28日緬甸統治者切斷了網絡這個最后還能向外部世界傳遞信息的渠道, 軍警在旅館里搜查外國記者,沒收一切照片、錄像。美國媒體電視媒體更是只能用零碎的圖象來提示專制政權的暴力和恐怖,如散落在大街上的帶有血跡的拖鞋,被打得頭破血流的僧侶,俯臥在水塘里的和尚尸體。美國電視還播放了緬甸新聞的畫面，官方電視播音員正襟危坐,指控暴民打傷維持秩序的軍警。然而，電視并不是緬甸事件的唯一信息來源。沒有新的圖像畫面，緬甸事件并沒有就此從美國公眾的視線里消失。10月3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關于緬甸問題的聽證會，向公眾提供更深入全面的信息。關心此事件的公眾還可以從網絡上獲得其它有關信息。

　　說電視媒介報道過于簡約,那只是比較公眾可以通過其它媒介渠道獲取更詳盡信息而言的。比起完全不報道, 簡約的報道所起的公共信息作用畢竟要大得多。電視媒介雖然具有批評者所說的“故事”、“圖象”和“個人”特征,但這些特征并不具有必然“保守”的本質。這是因為媒體工作者完全可以在運用這些傳媒手段時，對報道的事件做出了符合人類尊嚴和人權普遍道義準則的價值判斷。

　　如果我們把堅持人類尊嚴和普遍人權道義準則作為衡量媒介工作的基本尺度,那么堅持這些原則的媒介知識分子便可以說是一種社會作用,而不僅僅是一種媒體工作職業(yè)。一個媒介工作者能否稱得上是“知識分子”,看的不是學歷,也不是單純的“專業(yè)水準”,更不是他究竟在使用文字還是圖像，而是他的社會關懷和價值立場。無論是使用文字還是圖像，知識分子發(fā)表言論，行使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不是知識分子的特權。所以媒體知識分子一定同時也是公民知識分子。

　　文字可以辨明事理,呈現真實,也可以混淆視聽,弄虛作假。言辭可以使人思想清晰、獨立思考、冷靜決斷,也可以使人頭腦麻痹、人云亦云、狂熱盲從。這兩種文字和言辭的不同影響(當然還包括種種處在這二者之間的灰色地帶混合影響),都直接與文字使用者的價值立場用關,也都屢屢發(fā)生在我們現實的社會生活之中。圖像的使用也同樣具有兩面性和曖昧性。

　　無論是文字還是圖像，在大眾媒介中都會比許多知識分子所希望的要簡單。但這并不妨礙人們從其它信息渠道（國內的和國際的）去獲得更多的信息。音象兼?zhèn)涞碾娨曅畔⒁�求簡潔明�?事件敘述盡量簡約,不能涉及太多的人物和復雜的人際關系,也不能包含那些普通觀眾需要費時間去想的問題。這是由于電視觀眾眾多,文化思考程度參差不齊,所以不可能太深入涉及的緣故。不能單單憑此貶低電視媒介的公共話語作用。它完全不一定要為統治意識形態(tài)的愚民政策服務，它也完全可以成為提供真實信息的公共服務。

　　對于媒介知識分子來說,明了誰是基本受眾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受眾意識直接關系到媒體知識分子對自己公共話語工具作用的評估。文字是媒介知識分子的傳統話語工具,也是他們的主要工具。在電視和電子多媒體時代不應該棄置這個工具，博客就是一個例子。然而，在電子媒介的新時代里，媒介知識分子有必要重新檢視自己的話語工具箱,也有必要為新的工作需要而添置新的工具。而這些新工具中就有圖象和提示。

　　正如布魯麥特所說,圖象是一種提示性的傳媒手段,越是在民眾反抗受到壓制的情況下,表示不同意見就越是不能不依靠提示手段。［注45］這不僅是出于避免與統治意識和權力發(fā)生正面沖突的需要,而且也是因為說“理”的論壇資源對于統治者和反對者是完全不對等的。［注46］在公共言論缺乏自由、公共信息不能暢通的國家社會里,即使文字也經常不得不采用暗示和提示的方法。這不僅可見于民間文字中的反話正說、調侃、玩笑和惡搞,而且也可見于學術文字中的借題發(fā)揮、旁敲側擊和顧左右而言它。

　　討論文字和圖象的傳媒作用以及媒介知識分子應當如何運用這些傳媒手段,都不能脫離具體的制度環(huán)境和國情。不同的具體新聞事件報道肯定會對媒介知識分子運用文字和圖象有不同的條件限制和提出不同的取舍要求，但這些差別后面還有一個共同的，更為關鍵的問題，那就是新聞事件本身能否公開而自由地報道。在公民政治的環(huán)境中，新聞事件的意義是通過民主而多元討論來獲得的。只有在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時侯,文字和圖像的力量才會充分顯示出來。新聞言論越自由,傳媒的公共話語作用就越明顯，對文字和對圖象都是一樣。

　　注釋：

　�。圩�1］ Carl Nolte, “No Documentary Can Capture the Experience, Veterans Say.”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Sunday, September 23, 2007. A1, A7. 這個七集紀錄片《戰(zhàn)爭》長達14個多小時，不僅貫徹歷史紀錄片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價值觀(如真實、公開、獨立、批判),而且還非常重視文字和圖像的互補作用。紀錄片其實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文字和圖像結合。文字的補充借助圖象,如戰(zhàn)斗場面、回憶往事的見證者、戰(zhàn)爭時期生活場面,等等。但是,無論圖象多么豐富,它們都是零碎的。它們可以讓觀眾看到一個個與戰(zhàn)爭有關的景象,但卻無法傳遞“戰(zhàn)爭”這個總體概念�！稇�(zhàn)爭》回顧和討論的不只是二戰(zhàn)中與美國有關的種種戰(zhàn)役和戰(zhàn)斗,而且還有戰(zhàn)爭所促使的美國社會變化，例如種族歧視漸漸受到重視、婦女社會作用得到加強。這個紀錄片也有許多對過去國家行為和國民文化傳統的反思，如自大的美國人、無能而好大喜功的美國將軍、戰(zhàn)爭決策的失誤、在普遍民族主義情緒的壓力下把日裔美國公民當作替罪羊、戰(zhàn)爭時期的黑市經濟，等等。

　�。圩�2］Wilson Hicks, Words and Pictures: An Introduction to Photojournalism. NY: Harper & Brothers, 1952, p.3.

　�。圩�3］Susan K. Langer 1957 “Deceptive Analogies: Specious and Re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Art.” In Problems of Art. New York: Scribners, 1957.

　�。圩�4］Stanley Cloud and Lynne Olson, The Murrow Boys: Pioneers on the Front Lines of Broadcast Journal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96, pp. 260- 63.

　　［注5］Martin Jay, Downcast Ey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W. J. Thomas Michell, 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Wendy Steiner, The Colors of Rhetoric.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圩�6］Daniel Boorstin, Th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1.

　�。圩�7］ 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3rd ed. New York: Longman, 1988. Lloyd Bitzer, Carter vs. Ford: The Counterfeit Debates of 1976.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Murray Edelman, Constructing the Political Spectac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Robert M. Entman, Democracy without Citize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il Postman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New York: Penguin. 1985.

　�。圩�8］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3-4.

　�。圩�9］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28.

　�。圩�10］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10.

　�。圩�11］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18.

　　［注12］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78.

　　［注12］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66.

　�。圩�14］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p. 70, 76-77.

　　［注15］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49-50.

　�。圩�16］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63.

　�。圩�17］David Altheide and Robert P. Snow,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9, p. 15.

　�。圩�18］Robert P. Snow, “Interaction with Mass Media: The Importance of Rhythm and Tempo.”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35 (1987): 225-37, p. 227.

　�。圩�19］J. Curran, “Communications, Power and Social Order.” In Michael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New York: Methuen, 1982, p.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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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圩�20］Douglas Kellner, “TV, Ideology, and Emancipatory Popular Culture.” In Horace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99.

　�。圩�21］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p. 89.

　　［注22］I. Connell, “Television News and the Social Contract.” In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London: Hutchinson, 1980, p. 14.

　�。圩�23］Ben H. Bagdikian, The Media Monopoly, 4th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2, p. 4.

　�。圩�24］參見Barry Brummett,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91, pp. 12-15.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很多，在此僅舉幾個例子。“商品化”問題參見，Paul M. Hirsch 1982, “The Role of Television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 Horace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92. Neil Postman,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 130. “說故事” 問題參見 Richard Corliss, “Happy Days Are Here Again.” In H.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p. 70. Horace Newcomb, “Toward a Television Aesthetic.” In H.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p. 486. Roger Rosenblatt, “Growing up on Television.” In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pp. 373-374. “看圖” 問題參見，J. W. Chesebro, “The Media Reality: Epistemological Functions of Media in Cultural Systems.” Critical Studies in Mss Communication, 1 (1984), p. 120. John Fiske and J. Hartley. Reading Television. New York: Methuen, 1978, p. 39. “個人化” 問題參見，Dennis Porter, “Soap Time: Thoughts on a Commodity Art Form.” In H. Newcomb, ed. 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 p. 123. David L. Altheide, Media Power.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5, p. 32.

　　 Horace Newcomb所編的Television: The Critical View于2000年出到第六版，篇目相對于1982年版有了很多變動，顯示了這段期間電視批評的變化。

　　［注25］Doris A. Graber, 1990, “Seeing is Remembering: How Visuals Contribute to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0 (1990): 134-155, p. 134.

　　［注26］Barry Brummett,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p. xiii.

　�。圩�27］Walter J. Ong, Ramus, Method and the Decay of Dialogue: From the Art of Discourse to the Art of Reas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注28］Paul Goring, The Rhetoric of Sensibil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圩�29］I. A. Richards, The Philosophy of Rhetori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D. C. Bryant, “Rhetoric: Its Function and Its Scope.”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39 (1953): 401-24. Kenneth Burke, A Rhetoric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圩�30］古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 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圩�31］Barry Brummett,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p. 27.

　�。圩�32］Kenneth Burk, A Grammar of Mo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5] 1969, p. 506-507.

　�。圩�33］Barry Brummett,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p. 27.

　�。圩�34］Barry Brummett,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p. 28.

　　［注35］D. Mumby and C. Spitzack, “Ideology and Television News: A Metaphoric Analysis of Political Stories.”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4 (1983): 162-171, p. 162.

　�。圩�36］Barry Brummett,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p. 28.

　　［注37］John Fiske, “The Discourses of TV Quiz Shows or, School + Luck = Success + Sex.” Centr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3 (1983): 139-150, p. 148.

　�。圩�38］John Fiske and John Hartley. Reading Television. New York: Methuen, 1978, p. 105.

　　［注39］ T. Bennett, “Media, ‘Reality,’ Signification.” In M. Gurevitch, et al.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New York: Methuen, 1982, pp. 297-298. David Morley, The “Nationwide” Audience: Structure and Decoding. 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1980.

　�。圩�40］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p. 200.

　　［注41］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pp. 201-206.

　�。圩�42］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pp. 207-211.

　�。圩�43］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pp. 211-214.

　　［注44］W. Lance Bennett,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p. 206.

　�。圩�45］Barry Brummett,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p. 34.

　�。圩�46］Barry Brummett,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p. 28.

　　原刊《中國傳媒報告》2007年第4期，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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