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芝加哥學派的老掌門人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承認，很少有一種思想象它那樣徹底損害自由社會的根基，「這在基本上是一個顛覆性的說法�！�1

　　沈洪濤、沉藝峰的《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起源與演變》2（下文簡稱為《思想》）以翔實的文獻資料作為依托，其綜述和評論以一手原文資料為主──所引用的英文文獻近200篇，遍及經(jīng)濟學、社會學、法學、管理學、財務學、會計學等學科領域的主流學報。兩位作者試圖在這些龐雜繁多的文獻資料中做到融會貫通，以自己的思想去演繹，從而厘清這些理論的發(fā)展脈絡與承繼關系。

　　一　該書內容

　　為此，該書依據(jù)時序法將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發(fā)展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二十世紀40年代以前的公司慈善，二十世紀50年代出現(xiàn)的狹義公司社會責任概念，二十世紀70年代的公司社會響應，二十世紀80年代的公司社會表現(xiàn)，二十世紀80、90年代的利益相關者理論，以及二十一世紀初的公司公民概念。

　　二十世紀40年代以前基于宗教或社會理想的公司慈善，表現(xiàn)為對員工的福利施舍與關照行為，而二戰(zhàn)后出現(xiàn)的狹義公司社會責任概念就將公司對社會的外溢性貢獻定位為它不可推脫、必須盡到的責任，也就是「公司公共化」，公司已轉變?yōu)轶w現(xiàn)公眾利益的公共機構（《思想》，第52頁）。

　　鑒于狹義公司社會責任概念的抽象性與模糊性，缺乏實質性內容，沒能對企業(yè)社會活動應選擇的適當領域或特定領域內應設立的目標和評價標準提供清晰的指南，也就是缺乏對公司管理者責任范圍的界定和對管理者表現(xiàn)的評價標準（《思想》，第70頁）。二十世紀70年代的公司社會響應關注的問題較為具體、可衡量、可操作，也就是公司如何滿足社會需求和社會預期、應對社會壓力和進行社會問題管理（《思想》，第64頁）。根據(jù)William C. Frederick（1994）的經(jīng)典區(qū)分，公司社會責任主要回答的是「為甚么？是否？為了誰的利益？根據(jù)甚么道德原則？」等問題，而公司社會響應主要回答的是「如何？甚么方法？產生甚么效應？根據(jù)甚么操作指南？」等問題（《思想》，第73頁）。

　　由于提倡公司社會響應的學者熱衷于采用中性的、實證主義的姿態(tài)，通過「價值關無關」來規(guī)避規(guī)范性問題，偏離了公司與社會研究的規(guī)范性基礎，忽視了企業(yè)與社會互動間的規(guī)范問題，因此，公司社會響應理論無法實現(xiàn)取代公司社會責任概念的目的，而只能作為一個與之并列且互補的概念存在（《思想》，第81頁）。而二十世紀80年代出現(xiàn)的公司社會表現(xiàn)是描述、衡量和預測公司在同一個領域中受到其它社會因素的影響，以及公司如何作為或應如何作為，因此公司社會表現(xiàn)重新建立起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社會響應之間斷裂的聯(lián)系，公司社會表現(xiàn)主導了二十世紀80年代公司社會責任研究。

　　公司社會責任與財務業(yè)績之間關系的實證研究結果出現(xiàn)了眾說紛紜的局面，是由于這一領域缺少堅實的理論基礎，不能在理論上闡明公司社會責任對財務業(yè)績的作用機制，而且也沒有有效的衡量方法來刻畫公司社會責任。因此，二十世紀80、90年代的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公司社會責任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公司社會責任研究也為利益相關者理論提供實證檢驗的方法。立基于契約理論與產權理論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從「企業(yè)是一組契約的聯(lián)結點」這一角度出發(fā)，其一組契約包含企業(yè)與管理者、員工、所有者、供貨商、客戶及社區(qū)等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契約，也就是說，企業(yè)是相關利益者之間的多邊契約，每一個參與訂立契約者實際上都向公司提供了個人的資源，作為交換，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夠得到滿足，因此，為了保證契約的公正和公平，契約各方的權益應該都被照顧到（《思想》，第179頁）。

　　二十一世紀初的公司公民概念是公司社會責任概念與利益相關者理論融合后的產物，它試圖在普遍性意義上，一方面，將公司社會責任作為公司社會責任框架中的一種自愿行為發(fā)展成公民理念中公民對社會的義務；
另一方面，將在利益相關者理論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企業(yè)降為與其它相關利益者構成整個社會生態(tài)大環(huán)境的并列成員，而社區(qū)居于中心地位（《思想》，第234-235頁）。

　　二　敘說策略

　　這樣的一個含有線形進化意圖的理論發(fā)展階段模式，確實較為清晰地為我們展現(xiàn)學術界中關于公司社會責任的討論，但我們應當認識到這樣一個劃分模式只是一種便宜的敘說策略，因為在主導公司社會責任的討論中的學者，如Archie B. Carro、Edward Freeman、William C. Frederick、Milton Friedman、Michael C. Jensen、Donna J. Wood等人的同一個文獻或思想，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及其所對應的不同章節(jié)（這是由線形進化的理論發(fā)展階段的敘說模式所決定的）中反復出現(xiàn)；
也就是，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進展并不是類似于自然科學的線形學術積累機制，3更像是人文學科那樣圍繞著基本主題而開展的環(huán)型學術詮釋──深化和豐富對基本主題的理解和認識。因此，兩位作者在該書的開篇便將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起源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亞里斯多德。其實，這也是理論史寫作的意義，就是以全方位的視角來展示關于基本主題的學術爭論及其社會的反響。

　　而且，對于構成該書主體內容的公司社會責任、公司社會響應與利益相關者理論在理念趨向上是一致的，它們之間并不沖突，而形成（廣義）公司社會責任理論的理論結構及其與社會實踐的聯(lián)結。

　　其中，公司社會責任與公司社會響應并不構成替代關系，而是各有側重的互補關系。第一，公司社會響應受社會規(guī)范的指引，而公司社會責任則是確定基本倫理，因此，第二，公司社會響應只是一種基于短期或中期的反應和決策，而公司社會責任是一種長期的決策；
第三，公司社會責任注重的是倫理上的終極結果，而公司社會響應看重的是過程方法，因此，公司社會響應為公司履行其社會責任提供方法（《思想》，第76-77頁）。

　　在公司社會責任與利益相關者理論之間，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公司社會責任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公司社會責任研究也為利益相關者理論提供實證檢驗的方法。

　　三　命題討論

　　《思想》的作者在第一章中認為，由于產業(yè)革命所導致的大公司的出現(xiàn)，帶來了兩個結果：在公司內部，所有權與經(jīng)營權的分離產生了管理者資本主義；
在公司外部，大公司的出現(xiàn)改變了自由競爭的市場結構，進而導致市場失靈。由此得到的一個命題：「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出現(xiàn)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思想》，前言，第4頁；
第一章，第24頁）。

　　其實，管理者資本主義即使對自由經(jīng)濟與利潤最大化原則構成挑戰(zhàn)，由于管理者只是作為所有者的代理人，其對因承當公司社會責任所可能產生的作為機構的公司與作為個人的管理者在收益上的不對稱，可能使得管理者資本主義在個體行為比古典資本主義更傾向于讓公司承擔社會責任，但在公司的權力結構中，所有者管理者會應用各種手段來約束管理者的這一傾向與行為──如內部的股權分享、外部的經(jīng)理人市場等；
而且，就是管理者資本主義也未必會產生公司社會責任思想，因為這是兩個不同性質，公司社會責任思想更像是一個社會─思想運動的總體行為，因此，對于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產生原因應當在更宏大的思想傳統(tǒng)與這個所嵌入的社會政治結構中尋找（在下文我們將通過與中國的比較更清晰這一點）。

　　與其它傳統(tǒng)社會中的宗教一樣，基督教教義主張道義和宣揚積善功，個人的慈善行為得到社會的鼓勵和贊許�！钢鳈嘣诿瘛沟钠跫s服務型政府的功能邊界和權力合法性來源于社會契約。而且，政府內部的權力分立與制衡，公民社會通過社會團體的組織、行動與以形成公共理性的多元化媒體激勵政府的服務效能、政府對弱勢者的傾斜及對強勢者的約束。這個社會政治結構具有一個內在動力機制推動自身良善化與理性化。因此，隨著民主制度的成熟與完善，承載著良善與理性理念的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影響力不斷擴展，公司的社會責任逐步得以硬化、制度化──從施舍型的公司慈善到自愿型的公司社會責任再到義務型的公司公民。因此，公司社會責任思想作為一個社會─思想運動存在。

　　因此，作者得到的「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出現(xiàn)是經(jīng)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命題并無邏輯與實證的依據(jù)。4而且，同樣在第一章中，作者描述的公司社會責任實踐（歐文的合作村與和諧村等）是發(fā)生在大公司出現(xiàn)之前的十九世紀。

　　作者在顯要位置反復強調「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堅信，任何一個時代都有一種時代精神，這種時代精神影響著思想和表達的所有領域�！梗⊿tromberg語，參見封面；
前言，第1-2頁）似乎該書通過公司社會責任思想的發(fā)展階段的劃分模式來體現(xiàn)出其所發(fā)生時代的時代精神，但作者并沒有找到，至少沒有清晰地表達出來。其實，與其談論抽象的（連作者自己也沒有找到的）時代精神，還不如挖掘隱藏在所謂時代精神背后的是趨向良善化與理性化的契約型社會政治結構。

　　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論家與對手「股東價值（利潤）最大化」之間的共享立論前提是企業(yè)是一組契約──他們的理論基礎都是契約理論與產權理論（《思想》，第179頁），因此，他們之間的論爭是對于契約的性質的不同認定上，新古典經(jīng)濟學認為企業(yè)是一個經(jīng)濟契約，而公司社會責任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認為企業(yè)并不僅僅是一個經(jīng)濟契約，而且更是包含企業(yè)與管理者、員工、所有者、供貨商、客戶及社區(qū)等相關利益者之間的社會契約。

　　如果企業(yè)是一個包含經(jīng)濟契約的社會契約，那么可以將企業(yè)分解為三個契約：企業(yè)內部的管理者、員工與所有者之間的要素組織型經(jīng)濟契約，企業(yè)與供貨商、客戶的產品交易型經(jīng)濟契約，企業(yè)與社區(qū)等相關利益者之間的社會契約。所有參與訂立契約者都依據(jù)個人的資源獲得權益，只不過在不同類型的契約中，獲得權益的途徑不同。

　　在要素組織型經(jīng)濟契約中，所有者以其不可逆的資本投入，承當企業(yè)的財務業(yè)績風險，因而具有最后的決定權；
管理者作為所有者的代理人，指揮員工與經(jīng)營企業(yè)日常事務，員工獲得正向收益（與所有者資本投入的不可逆性形成對比）按管理者的安排進行工作。在產品交易型經(jīng)濟契約中，企業(yè)與供貨商、客戶通過談判來確定收益與風險承當?shù)陌才�。在社會契約中，社區(qū)可以立法或通過習俗、慣例（其體現(xiàn)該契約的社會性）──其對企業(yè)來說是外在的──來約束企業(yè)的行為。

　　從這個角度出發(fā)，我們可能發(fā)現(xiàn)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論家與對手新古典經(jīng)濟學家（Milton Friedman、Michael C. Jensen）的認識距離并沒有所想象的那么大，從而可以走向一個統(tǒng)一的企業(yè)─契約理論。

　　四　對中國的意義

　　理論思想史的寫作通常有兩個意義：一是對該研究領域的系統(tǒng)梳理，以清楚該領域的研究前沿，以促后學者能夠便捷進入研究狀態(tài)；
二是引介國外的學術思想以對本國自身的學術現(xiàn)狀與社會現(xiàn)實構成反思。

　　對于今天全面融入全球性生產─貿易體系的中國來說，后一個的意義是顯然的。而且，對于企業(yè)的社會責任，我們似曾相識。中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卸除國有企業(yè)的社會性包袱，5其是否違背了「時代精神」？其實，這二者有著本質的區(qū)別。我們前面已提及，公司社會責任的理論家與新古典經(jīng)濟學家之間的共享立論前提是企業(yè)是一組契約，而至今的中國國有企業(yè)（特別是在二十世紀末的國有企業(yè)實質性改革之前）是一個政治建構的特權組織，6國有企業(yè)所承當?shù)纳鐣�性職能的服務對象是封閉的，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非國有企事業(yè)單位的員工、農民排斥在外。缺乏契約性界定、約束、建構的相關利益者只是分享政治壟斷租金的特權者聯(lián)盟。

　　因此，今天的中國要使公司社會責任從理論變?yōu)楝F(xiàn)實，可能首先需要建構一個趨向良善化與理性化的契約型社會政治結構。因為公司社會責任實踐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嵌入在契約型的社會政治結構中的。如果社會政治結構并非契約型的，那么政府就是社會利益格局的主宰者，它就會相應按照與權力源的親近遠疏來分配利益，因此，利益的獲得不是基于契約的權利，而是政治建構的特權。

　　注釋

　　1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張瑞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145頁。

　　2沈洪濤、沉藝峰：《公司社會責任思想起源與演變》，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3其實并不盡然如此，如哥白尼的「日心說」在古希臘就已出現(xiàn)其思想雛形，關于光的「粒子說」與「波動說」之間的爭論從牛頓時期延續(xù)到二十世紀的德布羅意。

　　4這是國內學者一種比較常見的論證方式，喜歡用甲是乙的「必然結果」，但并沒有在邏輯上嚴格、清晰說明甲是如何產生乙的，這樣「必然結果」成為了一個神秘的黑箱。當我們無法在邏輯上清晰說明甲是如何產生乙時，就用「必然結果」來進行邏輯上的跳躍。

　　5劉世錦（1995）認為國有企業(yè)兼有生產、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和社會管理多種職能的「社區(qū)單位」， 參見劉世錦：〈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性質與改革邏輯〉，《經(jīng)濟研究》1995年第4期。

　　6參見吳敬璉：《當代中國經(jīng)濟改革》，上海遠東出版社，2003年。

　　許建明　福建農林大學經(jīng)濟與管理學院公共管理系講師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wǎng)絡版第七十二期　2008年3月31日

　　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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