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是我國社會大轉(zhuǎn)折的一年。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和民間的各式各樣的民主論壇，匯成了思想解放的大合唱；
安徽農(nóng)民以血手印盟誓的方式，突破人民公社的嚴酷統(tǒng)治，實行了包產(chǎn)到戶。這兩股力量為社會發(fā)展的轉(zhuǎn)折奠定了精神的、物質(zhì)的基礎。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zhuǎn)到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意味著朝野上下已經(jīng)取得了對社會大轉(zhuǎn)折的共同認識。

　　對于全國人民來說，1978年是充滿希望的一年，又是形勢大好的一年。在這一年里，我和我的一家也經(jīng)歷了充滿希望的期待和大好形勢的喜悅，實現(xiàn)了全家生活的大轉(zhuǎn)折、大變化。

　　我1958年在中央黨校被劃為右派分子后，6月間隨著黨校的下放干部到山西太谷農(nóng)村勞動。下放干部是勞動鍛煉，只勞動半天；
我們是勞動改造，要全天和農(nóng)民一起勞動。1959年秋，中央黨校恢復招生，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32名職工中，包括我在內(nèi)，有12人被帶回黨校，到校辦的水泥廠、稻田、豬場、林場等處勞動。這些人從1959年到1961年的國慶節(jié)，分三批摘了右派帽子。我摘帽后，事務管理處處長郝沛霖讓我到他的處里當秘書，做些文書處理工作。

　　1962年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后，林楓被任命為黨校校長，他一來就批判楊獻珍的“翻案風”和“合二而一”（楊原是黨校校長，1959年被批判后降為副校長），把我們這些摘帽右派留在黨校工作也成為楊獻珍的罪狀，說黨校干部隊伍嚴重不純，需要清理。于是，我們和一些出身不好或歷史有問題的干部就成了被處理的對象，原則上是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因為一些偶然的機緣沒有被送回浙江溫嶺縣，卻留在省城杭州。妻子分配在杭州市委黨校，我則被杭州第七中學收容，起初在食堂當管理員，一個多月后因“政治不可靠”不宜在食堂工作，轉(zhuǎn)到總務處打雜。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我被認為是五類分子的牛鬼蛇神，被紅衛(wèi)兵學生揪出來掃地、游斗、戴高帽、掛紙牌，后又關進隔離室。1968年底工宣隊進校后得到解放，讓我“發(fā)揮所長”，刻了兩年鋼板蠟紙。1970年學校為了建立“學農(nóng)基地”，同杭州市民政局的大觀山果園協(xié)商，在果園里辦個小農(nóng)場，交換條件是：學校每年春夏秋三季派兩個班約100名學生到果園勞動，果園撥出十幾畝地作為學校的農(nóng)場。學校需要有一個人常駐農(nóng)場，與果園保持聯(lián)系，并經(jīng)營那十幾畝地。因果園地處遠郊區(qū)，離城有四五十里，屬于余杭縣，教職工都不愿意去。我自告奮勇，在那里一干就是八年。

　　校辦農(nóng)場的勞動、工作非常辛苦，我勤勞謹慎，辦事認真，注意搞好同果園和附近農(nóng)民的關系，同時抓緊一切機會讀書，因此獲得了學校師生和果園職工的尊重，1977年被推舉為學校的模范教師，1978年更被選為杭州市的模范教師。

　　粉碎“四人幫”后，我和全國人民一樣，對未來滿懷喜悅和希望，但我的前途在哪里，我們一家今后的生活怎么樣，我的右派問題能不能得到平反，前景卻很不明朗。對我和我一家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是1977年發(fā)生的兩件事：一件是恢復高考制度，使我看到了兩個孩子的光明前景；
另一件是《人民日報》發(fā)表重要文章，要“把‘四人幫’顛倒了的干部路線是非糾正過來”，我從中讀出了我的問題有可能解決的一線希望。

　　我有一子一女，兒子生于1954年，女兒生于195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們一個讀小學五年級，一個讀三年級。兒子1970年初中畢業(yè)后被動員去黑龍江大興安嶺新林區(qū)當了林業(yè)工人，女兒1976年高中畢業(yè)后托人進了附近茶廠勞動。

　　1977年8月8日，鄧小平在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上提出恢復高考制度。接著，教育部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確定1977年第四季度在全國高等學校招收新生。我從報上看到這個消息后，分析了這兩個孩子的情況：他們文革期間雖然上了中學，但實際上沒有學到多少知識，要報考大學是很困難的；
好在他們平時比較努力，悟性也還不錯，只要突擊補習一個時間，還是可以趕上去的。于是，我寫信給兒子，叫他抽時間好好補習。同時，決心讓女兒辭掉工作，集中時間補習功課。我妻子有些猶豫，感到進茶廠時托人，費了很大的勁，現(xiàn)在辭了，如果考不取，再想進去就難了。鄰居們也很不以為然，那位介紹女兒進茶廠的車間主任說：“這樣好的工作，出來就進不去了。”但我下了決心，無論如何要女兒拼搏一下。最后還是讓她辭了工作，在家補習了一個多月，終于進了考場。考后我問她考得怎么樣，她說自己感覺還可以，但沒有多少把握。我托七中的周啟定副校長到市招生辦公室打聽，他后來告訴我，女兒的成績正在分數(shù)線上下，照一種計分方法她在分數(shù)線上，可以錄取，照另一種計算方法卻在分數(shù)線下了。這個消息更增加了我的不安。

　　1977年就在皇皇不安、苦苦等待的心情里過去了。在新的一年里，我對妻子和女兒說：“今年可能是我們改變命運的一年，這個轉(zhuǎn)變表現(xiàn)在三件事上：兩個孩子考取大學，我的右派問題得到平反。三件事能實現(xiàn)一件，就是形勢小好；
實現(xiàn)兩件是形勢中好；
如果三件都實現(xiàn)了，那就是形勢大好了。”那么，如果三件都實現(xiàn)不了呢？我沒有朝那方面想。我心里滿懷希望，希望三件事都能實現(xiàn)，希望1978年能成為轉(zhuǎn)變我們?nèi)�家命運的一年。自從我被劃為右派后，妻子和兒女都跟著倒霉，被人們看不起，時時處處都好象比別人矮了一截。我不信這種情況會長久持續(xù)下去。1978年，也許就是改變我們?nèi)�家命運的一年。

　　過了幾天，我們所在的通江街道貼出大紅喜報，列出了本街道考取大學的名單，女兒的名字赫然在列。我既高興又激動，我們今年的第一件好事實現(xiàn)了。錄取女兒的學校是浙江絲綢工學院。二三月間，我把她送到學校。在公共汽車上，我想，我這不僅是送她上學，也是送她走上了一條新的更加光明、更加幸福的生活道路，作為一個父親，沒有比這更愉快的事了。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記得她那容光煥發(fā)卻依然十分靦腆的面貌。

　　兒子來信，他沒有被錄取。我回信叫他不要灰心，今年還有一次機會。根據(jù)他的情況，我覺得他也需要有一個比較充裕的補習時間才行。留在林區(qū)是不可能有足夠的補習時間的，唯一的辦法是讓他請假回到杭州來，全力投入補習。但沒有充足的理由，只說準備高考，林區(qū)是不會準假的。我主張發(fā)個電報，就說“父病危速歸”，林區(qū)總不會不準假吧。妻子不大贊成，認為這樣不好。我說：這樣做雖然私德有虧，但和兒子今后一輩子的命運比較起來，就算不得什么了。就在高考前的一個多月，我果斷地發(fā)出了一份說假話的電報，來換取兒子的補習時間。

　　兒子在杭州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補習后，回到黑龍江去報考，最后被哈爾濱師范學院錄取，終于也跨進了高等學校的大門。我始終為那份說假話的電報感到慚愧，但卻并不懊悔。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我只能用這種不正常的辦法，來創(chuàng)造我兒子上大學的機會。是的，我是在欺騙社會，欺騙組織，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受著社會和組織的欺騙，被迫著一次又一次地毀謗自己，污辱自己，欺騙自己，抹殺自己的良知，腐蝕自己的靈魂；
我作為正常公民的權(quán)利被剝奪，正常生活被破壞，這個情勢迫使我不能不選擇不正常的方式，來爭取我和我兒子的正常權(quán)利。它于私德有虧，卻無害于社會；
它并不光彩，只不過是一個無奈的小動作。希望在事過境遷的三十年后，能夠得到社會的諒解。

　　相對于兒女的上學，我的平反問題就復雜得多了。囿于對過去傳統(tǒng)的理解，我認為這類事必然要經(jīng)過申請、調(diào)查、考察、審核等等繁瑣的過程，可能還有百分比、控制數(shù)這類的限制，必須爭取主動。于是，我寫出了申請平反的書面材料，基本內(nèi)容是承認自己有缺點錯誤，但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要求平反。接著是向七中領導請假，七中支部書記叫王寶青，他很支持我的要求，并且預祝我能夠達到目的。

　　當我在六七月間來到中央黨校的時候，學校當局已經(jīng)在著手進行為右派平反的工作了。原來有一個落實政策辦公室，簡稱“落辦”，主要解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冤假錯案。為右派平反問題提出后，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長馮文彬（這時胡耀邦的主要精力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黨中央的工作了）讓落辦把這項工作承擔起來，但他們拒絕接受。馮文彬只好另外成立了一個機構(gòu)，就叫落實政策第二辦公室，簡稱“落二辦”，負責解決文革以前的冤假錯案，主要是右派問題。我到落二辦后，工作人員熱情地接待了我。我妻子當年在教務處速記組的同事查懷霖也在這里。十多年不見了，她風采依舊，滔滔不絕地向我介紹情況。我被安排住在南院的82樓，當年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的一個大辦公室里，那里已經(jīng)住了好幾位要求平反的同志。落二辦的同志對我們的照顧很周到，每次禮堂有電影或演出都主動給我們送票。查懷霖讓我好好休息幾天，走親訪友，到頤和園轉(zhuǎn)轉(zhuǎn)（南院就在頤和園對門）。后來還請我到她家里吃飯，我在她家里平生第一次喝到香檳酒，留下難忘的記憶。她的丈夫高舞是原馬列學院學員，當時是國防大學大校教員，我們談起了馬克思主義的正本清源問題，他鼓勵我把這個問題深入研究下去，必然會作出貢獻。

　　我除了看望岳母和幾位老同學外，還到北京醫(yī)院看望中央黨校原來的副校長侯維煜。我從1949年起給他當了5年秘書。他當年是副校長兼校黨委第二書記，校長兼黨委第一書記楊獻珍主要管教學，其他工作都是侯維煜在抓，楊獻珍只是具名而已。黨校普通班、新聞班（學員都是司局地廳級干部）的反右運動在毛澤東、鄧小平的壓力下從整風轉(zhuǎn)到反右后，侯維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成立了反右領導小組，吸收十來個研究班學員（都是省部級干部）參加，這固然有加強領導的因素，但是據(jù)我體察，實際上還有分擔責任的成分。最后，在這兩個班的992名學員中，打出了29個右派分子，占這兩個班學員總數(shù)的2.93%。反右基本結(jié)束后，他就心臟病復發(fā)躺下了。我去看他的時候，他說：“各地和中央機關把他們的優(yōu)秀干部送到這里來學習，我們卻把這么多人打成右派，今后怎么向他們交代呢？”1958年初黨校的反右轉(zhuǎn)入補課，對我的批判由小組會而上升為支部大會、聯(lián)支大會。侯維煜病情加重，甚至報了病危。楊獻珍等人去探望他時，他說：“杜光有許多錯誤，但我希望還是不要把他打成右派，留在黨內(nèi)，以后可以繼續(xù)為黨工作�！睏瞰I珍當時曾點頭答應。但過了不久黨委會討論是否把我劃為右派時，有的人主張要劃，他卻沒有履行對侯維煜的承諾。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被打成“楊侯反黨集團”，受盡折磨。我去看望侯維煜時，他剛從安徽流放地回來不久，原來豐滿而精神弈弈的臉顯得清瘦、蒼白，只有兩眼還炯炯發(fā)光。他見到我很高興，說起反右，他說這是面對國內(nèi)外的危機時所作出的錯誤的政策選擇。還說；
前兩天石天行（原江西省委工業(yè)部副部長，普通班被打成右派的學員）來找過他，要求平反。他認為大多數(shù)右派都是應該平反的。還說：“我看你是肯定會平反的，已經(jīng)過去的時間是無法找補了，還是向前看吧，不要怨天尤人�！�

　　在北京住了十多天，落二辦的同志勸我先回杭州，聽候好消息。查懷霖也說：“你的平反看來問題不大，這是大勢所趨，但是還有一系列工作要做，需要有一段時間，你可以先回去，有了肯定的消息我就告訴你�！�

　　我懷著更樂觀的希望回到杭州，焦急地熬過了幾個月的時光。年終時我給落二辦打電話，接電話的同志說：“黨校的右派全部平反了，我們正在起草書面的決定，很快就可以寄到你們手上�！边@是我在1978年底聽到的嘉音，也是期待、渴望了二十一年的嘉音，它比圣誕節(jié)的“天使報嘉音”更令我激動，令我興奮。1978年，你終于實現(xiàn)了我的滿懷熱忱的希望，終于給我們家創(chuàng)造了一個大好的形勢。感謝你啊，1978年！

　　進入1979年不久，我收到了關于改正我的右派問題的正式?jīng)Q定，還有為了消除影響而發(fā)給有關單位的信函。21年的苦難結(jié)束了，我和我們一家的新生活開始了！

　�。☉�向繼東先生之約，為《我的1978年》一書而寫，2008年2月2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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