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杭七中度過了難忘的十四個春秋。那不是普通的十四個年頭，而是我的右派生涯的三分之二。也就是說，我作為一個右派的歲月，有三分之二是在杭七中過的。在我受難無處可去的時候，七中給了我一個棲息之所�！苞匉嵆擦�，不過一枝”，這一枝給了我一個寬容的環(huán)境，也給我留下了一個溫馨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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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958年初在中央高級黨校工作時被劃為右派分子，在五六月間被送往山西太谷農村勞動改造。勞動了一年多后，黨校恢復招生，從32個右派分子中調回包括我在內的12個人。按照楊獻珍的說法：“這些人還年輕，摘了帽子后還可以為黨工作，還可以重新入黨。”我們起初在水泥廠、林場、農場、稻田等處勞動。從1959到1961年的三個國慶節(jié)，先后分三批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因為改造態(tài)度不好，對認錯反復較多，到1961年才最后摘帽。事務管理處處長郝沛霖對我說：“我們管理處沒有文化高的人，科長們都是老粗，你來當個秘書吧，文字上把把關，幫助處理一些日常事務。”于是我就到了事務管理處。

　　黨校校長楊獻珍1959年被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降為副校長。黨校的干部普遍為他抱不平。1962年七千人大會后，在集中學習中央文件時，許多人提出要為他翻案。不久，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一下子風向又變了。1963年林楓來當校長，發(fā)動干部批判楊獻珍的“翻案風”和“合二而一”。甚至把我們這些人留在黨校工作一事，也作為楊獻珍的罪狀，說黨校干部隊伍嚴重不純，是楊獻珍執(zhí)行修正主義組織路線、招降納叛的結果。于是，我們這些摘帽右派和一些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干部，就成了組織清理的對象。1964年，大體上有二十多個有這樣那樣問題的干部先后離開黨校。處理的原則是由民政部遣送回原籍分配工作。我卻因為兩個偶然的機緣，留在杭州，進了七中。

　　第一個是進入杭州的機緣。

　　林楓進校后，先處理楊獻珍的主要骨干：孫定國到陜西，劉子正到浙江，郝沛霖離職學習。這三人都是馬列學院第一期學員，被認為是楊的嫡系。劉子正原來是組織處處長，對我一直比較器重，常讓我?guī)椭�他修改組織處的文字材料。有一次叫我修改一份科里上報組織處的材料，他把我修改的文件批給科長，讓他學習應該怎樣寫報告。我劃為右派后，在太谷農村勞動，他到太谷檢查下放干部工作，還找我?guī)退�修改報告，連下放干部都很吃驚。我被通知離開黨校后，交代了工作，卻沒有下文。一個多月了，浙江沒有動靜，黨校卻緊著催我走人。黨校秘書長牟澤銜甚至質問我：“你為什么賴在黨校不走？”我感到在黨校再也呆不下去了，加上已經到了9月，孩子上學還沒有著落，十分著急。這時聽說劉子正在浙江擔任人事廳廳長，便給他寫了一封信，說明情況，希望來到浙江等待分配。過了不久，杭州市就發(fā)來了調動的信函。于是全家南下。后來才知道，劉子正給杭州的人事處打招呼，說中央黨校要調出一個摘帽右派，此人文才還好，可以放在市內的學校里教書。

　　到杭州后，妻子被分配在杭州市委黨校，我的檔案已經轉到市教育局人事科，但還沒有落實接收單位。我在杭州等了將近一個月，教育局聯(lián)系各個中學，誰都不要我。最后被杭七中收留，是靠了另一個機緣。不過，這是我后來悟出來的。

　　杭七中當時的校長兼支部書記蕭學均，是一位寬容敦厚的長者，頗有儒者之風。他為什么會接納我來七中呢？有一次學生下鄉(xiāng)勞動，他和我都去了。休息的時候，他問我：“你是溫嶺人嗎？”我說是的。他又問：“家在哪里？”我說“住在南監(jiān)”。他笑了一下，說了一個南監(jiān)的歇后語：“噢！剃頭刀gei a，難gei！”這是溫嶺方言，a的意思是大便，gei專用于指揩屁股的動作，發(fā)音與監(jiān)相同，用剃刀揩大便，當然難gei，諧音就是南監(jiān)。起初我還有點納悶，他怎么知道我是溫嶺人呢？轉而一想，他當然知道，他在決定要我之前，肯定是看了我的檔案，知道我的籍貫。于是我進一步領悟到：他會不會從教育局人事科了解到我無處可去，見了我是小同鄉(xiāng)，動了惻隱之心，因而把我留下呢？一個受儒家影響較深的知識分子，他的鄉(xiāng)土之情，惻隱之心，在這種情況下發(fā)生作用是非常自然的。

　　也許還有一個因素也多少起了作用。后來我聽說，反右運動時，他的兒子在北京工業(yè)學院上學，也被打成右派分子。知子莫若父，他當然知道兒子是無辜的，但在當時那個政治形勢下，他只能同兒子劃清界限。這種埋在心頭的隱痛，久而愈深，沒有身歷其境的人是很難體會的。六七年后，當他看到我曾經遭到與他兒子同樣的厄難，而現在又被所有學校唾棄時，他對我施以援手，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ǘ�）包容在寬厚平等的氛圍里

　　來到杭七中的時候，蕭學均對我說：“我們食堂正缺一個管理員，你就來做這個工作吧�！蔽覜]有絲毫猶豫就答復他：“好的。我一定好好工作�！笔程美锲鋵崨]有多少工作，也就是每頓飯前寫寫菜單和價錢，幫炊事員洗菜切菜。好幾次切菜時切到了手。鐘醫(yī)生對炊事員說：“你們不要再讓他切菜了。”后來他們不再要我切菜，工作就更少了。

　　在食堂工作了一個月左右，蕭學均找我談話，說總務處只有主任一人，需要幫手，讓我到總務處工作。我遵命前往總務處報到，總務處主任劉光華是從空軍復員的，為人直爽熱情，見到我直說“歡迎歡迎”。但我在總務處也沒有多少工作可做，為什么把我從食堂調到總務處呢？過了一年多后，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生紅衛(wèi)兵給蕭學均貼大字報，說他重用壞人杜光，讓他占領了食堂這樣的重要崗位。幸虧教育局檢查工作時發(fā)現了，不許這種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留在食堂，才把他調開，否則后果不堪設想。這時我才知道，原來蕭學均是因為受到教育局的批評才把我調到總務處的。

　　我的工作很簡單，就是幫著劉光華做些雜事，如常到教室去看看，有破椅子破桌子就背到木工室去修理，修好再背回去；
隔幾天到各教研組轉一圈，給他們送粉筆、墨水；
教室有玻璃破了，就去問是誰打破的，查出后帶學生到會計室交幾角錢的賠款；
等等，都是些臨時性的瑣碎事。劉光華對我非常體貼照顧。這個時期我正在通讀《列寧全集》，我對他說：“沒有事情的時候，我就在辦公室看書吧�！彼麧M口答應，經常有事情也不叫我，他自己一個人就做了。有一次一處墻頭坍了一塊，他拿了刮刀就去了，休息時回來喝水，我問他做什么，他才告訴我。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便跟著去給他刮磚遞磚。他一邊勞動一邊說：“你看書好啦，我一個人就行。”其實這種工作有一個幫手做起來才順當，他卻寧可自己更勞累一些，讓我可以多讀一些書。這是多么難得的境界！一個摘帽右派，在許多人的心目中仍然是“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之一，可是，在七中這個小天地里，我卻嘗到了人間的溫暖。人性和人道主義在經過一次又一次的批判之后，卻在這個角落里悄悄地散發(fā)著自己的光輝！

　　1965年下半年，全市教育系統(tǒng)開展“四清運動”，工作組組長是寧波市衛(wèi)生局長。運動結束時他對蕭學均說：“杜光在總務處有點可惜，可以讓他教書嘛�！庇谑�，我到了語文教研組，教初三的語文。其實，我還是愿意在總務處，因為在那里有更多的讀書時間。

　　在語文組我同樣感受到了平等祥和的氣氛，沒有人另眼看待歧視我。老師們知道我沒有教學經驗，就把他們自己的教案拿給我參考，告訴我應該注意什么問題。但我同時也體察到了中學語文教學的僵化死板。語文應該是開啟學生的智慧之門、豐富他們的人文修養(yǎng)的最好的課程，但課文的大量革命訓誡卻使它死氣沉沉，加上教師們遷就政治需要，不敢越雷池一步，更扼殺了這門課程應有的生氣。

　　我只教了半年語文，文化大革命就爆發(fā)了。作為“五類分子”的牛鬼蛇神，我自然難逃首當其沖的厄運。于是，掃地、游街，戴高帽，蹲牛棚。不過，初期還比較文明，沒有打罵。秋后新生入學，情況就變了。當時，我和蕭學均、江濤（一位被認為是反革命的老師）已經被單獨關押，學生造反派把監(jiān)管我們的任務交給一年級新生。這些十三四歲的少年被文革初期的造反狂飆所激發(fā)的獸性，在我們身上得到了發(fā)揮的機會。有一個名叫H.Y.P的，多次把我當做練拳的靶子。有兩個寶貝，高大的被同學稱為“大木度”，矮小的則是“小木度”，經常找機會戲弄我、侮辱我，總是用典型的“杭罵”（“賣*兒子”）來稱呼我。有一次他們要我寫“我老婆是個賣*貨”，我拒絕寫，他們就拳打腳踢。有一晚幾個學生閑談時，有一個說：聽說大同學造反時，看見金銀財寶可以隨便拿，什么時候再造反就好了，老子也可以拿一點。我聽了難過極了：“造反有理”把孩子們的心靈糟蹋成什么樣子了？這樣下去，我們國家還有希望嗎？

　　幸而監(jiān)管很快就被更為嚴格的隔離所取代。我被正式關了起來，避免了那些小流氓的繼續(xù)侮辱和毆打。

　　隔離約一年后，大概在1968年冬天，工宣隊進校了。當時正有所謂“兩廠一校“的經驗，他們就把我放出來，讓我“發(fā)揮所長”。于是，我刻了將近兩年的鋼板。

　　1970年七中為了建立學農基地，與杭州市民政局所屬的大觀山果園聯(lián)系，在果園里辦一個校辦農場。交換條件是：七中每年的春夏秋三季派兩個班約100名學生到果園勞動，果園則撥出十幾畝地給七中（后來增加到二十畝），作為七中的校辦農場。農場需要一個常駐人員，我自告奮勇，接受這個任務。當時的支部書記王寶青對我說是為期一年，到期時他對我說：“學校里老師抽不出來，你是不是再在農場工作一年�！蔽艺f：“這個工作對我挺合適，就讓我繼續(xù)干下去好啦，你一年后也不必操心誰來接替我�！蔽易袷剡@個承諾，在七中的校辦農場里邊勞動、邊工作、邊讀書，不知不覺就干了八年。

　　農場工作是辛苦的，卻也是愉快的。起初勞動和工作的只有我一個人。經常性的工作是每天早晨四五點鐘起來，到五里以外的瓶窯鎮(zhèn)給學生買菜，每次約挑八九十斤；
后來有了平板車，就改善多了；
再后來有兩個知識青年做幫手，我也不用每天去了。早飯后兩個班主任帶學生去果園勞動，給我留一個小組的學生，約有六七人，隨我在校辦農場勞動。下午學生上課或休息（緊張時也有繼續(xù)勞動的時候），我則到地頭看看，對上午學生沒有做好的地方，做些查缺補漏的勞動，然后回來看書。王寶青和老師們對我很照顧，總是勸我少勞動一些，不要那么辛苦。但對我來說，勞動和讀書一樣是一種心靈的享受，更何況我剛四十多歲，精力充沛，正是勞動和讀書的好時光。所以，我感謝他們的好意，還是堅持勞動。后來有了兩位青年做幫手，蓋房子時跑里跑外的事很多，到地里勞動少了一些。此后又從德清縣請了一位農民來指導耕作，帶領學生勞動的任務，主要就由他來承擔了。

　　先后在農場和我一起勞動、工作的還有江濤、羅平兩位老師，兩位知識青年丁星兒、楊炳耀，退休工友金國順，兩位炊事員老王和王阿姨，德清老農嵇大伯，副校長高立山也到農場里住了幾個月。他們對我十分尊重，也十分關愛，八年里沒有同我絆過嘴，吵過架。羅老師為我做了一只木板小書箱，直到現在還放著我的一些讀書筆記，安置在我書桌旁。

　　八年歲月的一大收獲是讀了一些書。平時，我每天可以有半個下午和晚上約四五小時的時間用來讀書，大體上是勞動讀書各半。冬天是我讀書的黃金季節(jié)，每天可讀十三四個小時的書。八年來我通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9卷，法國啟蒙學者和空想社會主義者的著作，達爾文、赫胥黎、�？藸柕汝P于人與自然的作品，以及中國的史學史、經濟史、地理史、佛教史、報學史、繪畫史、數學史、化學史、天文學史、金石學等方面的書籍，寫了約一百五十多萬字的摘要。這一切加上在黨校時讀的中國古籍和文革前讀的《列寧全集》，構成了我后半生的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此外還有很多值得一說的事，如1、原來勞動的學生借住果園的房間，上課就在睡覺的地方，雙方都感到很不方便。后來我籌劃蓋了十幾間房，宿舍、教室、廁所、浴室都有了。2、與果園建立聯(lián)系，互通信息；
每年梨桃成熟時請果園給勞動的學生發(fā)一點；
蓋房子和加工農作物時請他們出車幫我們運輸；
等等。3、跟附近農民打交道，請他們幫助打墻、蓋房，后來買了一輛拖拉機，請了一個農民當拖拉機手。4、收獲的農產品，一部分運回學校，發(fā)給教職工，如紅薯、花生、糯米、黃豆等，一部分給來勞動的學生食用；
有些則拿出去加工后再用，如粉絲、豆油；
還用生產的棉花彈了幾床棉被，供帶學生來勞動的老師使用。5、我向鐘醫(yī)生學了點醫(yī)療常識，給學生發(fā)藥包扎，無非是頭痛發(fā)熱APC，拉肚子矽碳銀，手腳割破了就用消炎粉，等等。經常在吃飯時放下飯碗去給學生包扎傷口。6、場里還養(yǎng)了幾只羊，平時由江老師放牧，我則在夏秋草盛時，帶幾個學生，或我自己一個人，割一些青草，曬干后捆起來，為羊準備冬天的飼料。每年還要翻一次羊圈，把羊糞起出來，鋪上新的墊草和泥。7、有一次我早晨起來到田間散步，夜里下過雨，地面經過沖刷，露出很多小石塊。我見有一塊比較特別，檢起來一看，半截小手指大小的扁平石塊上，有四個對稱的刻痕。這不是石網墜嗎？我這才想起這里離良渚不遠，應該是在良渚文化的范圍內，我仔細尋找，又發(fā)現了幾個石箭頭的殘片。從此以后，我每次雨后都要到山坡的地里去尋找，積累了滿滿一抽屜的新石器（絕大部分是殘片）。利用這些石器，我為來場勞動的學生開設關于古代社會的講座，頗受學生歡迎。最近還有一位學生說起當年我給他們講過挪亞方舟的故事。

　　七中對我的寬容特別表現在“不干預”上，那八年的前六年是文革的中后期，雖然造反奪權等高潮已過，但還是運動不斷。學校卻從來沒有要求我參加學習檢查之類的活動；
而我對學校提出的要求，總是能得到滿意的答復。這樣，就在外面被文革搞的昏天黑地的時候，農場卻是處在文革之外，平靜而熱烈。能夠生活在這樣的“世外桃園”里，真是莫大的幸運！

　　1977年，我被選為七中的模范教師，1978年還被推舉為杭州市的模范教師。這雖然同粉碎四人幫后的寬松形勢有關，但我當時還是一個“摘帽右派”，能夠得到這樣的榮譽，正表現出七中領導人和老師們對我的關切和愛護。

　　1978年底，我的右派問題被改正，調到杭州師范學院工作，從此離開了七中。但14年的七中生活，特別是8年校辦農場的生活，卻在我的心頭留下了永生難忘的記憶。在七中的歷史上，我只不過是千千萬萬曾經置身其中的過客之一；
但在我的一生歷程里，七中生活記錄著我的轉折，我的覺醒，他為我的后半生、特別是晚年的奮起，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杭七中，你永遠讓我懷念，讓我感激！

　　2008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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