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地方官場積弊是一種整體性和結構性的制度腐敗，被宋代大詩人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形象地比喻為“君子斗不過小人”的一條鐵律。這種“強龍斗不過地頭蛇”的尾大不掉問題，經常造成“王政不綱，權反在下，下凌上替，禍亂相尋”的社會政治動蕩局面，使中國歷代王朝的興衰更替和治亂循環(huán)堪稱世界之最。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央政府通過自上而下的“整黨”、“整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一系列政治運動的強烈沖擊，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基本上清除了綿延數(shù)千年的地方宗法制政治庇蔭關系網。然而，在改革開放以后的30年間，隨著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向現(xiàn)代市場經濟體制的整體轉軌，原來的“全能主義”中央威權政治式微，全民動員性的國家政治意識形態(tài)逐漸淡出，一些地方政權中逐漸衍生出具有封建專制色彩的家族化、幫派化、圈子化的個人政治庇蔭關系網結構，從而出現(xiàn)了一種整體性、結構性、系統(tǒng)性、聯(lián)動性的地方政權退化、弱化、甚至異化的現(xiàn)象。目前，我國一些地方的“官場腐敗窩案”正在向群體化、集團化、規(guī)�；�、半公開化大面積擴散的趨勢發(fā)展，最終將形成一個能左右當?shù)卣�治生態(tài)環(huán)境變化、且與中央政府相抗衡的“地方性權力實體”和“腐敗了的既得利益集團”。因此，國內一些學者把它稱為“中國式的地方政權蘇丹化”，即“權力范圍的私產化，權力運作的無規(guī)則化，統(tǒng)治方式的非意識形態(tài)化和以私人政治庇蔭網絡為基礎的朋黨組織結構”[1]。正像前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嚴厲批評拉希多夫在烏孜別克斯坦執(zhí)政20多年后的情況，“在這個共和國的黨、政、經和政法部門機構中，掌握實權的人全部是他的親信，拉希多夫僅在烏孜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機關安插的親屬就達14人之多。這樣，整個地方政權系統(tǒng)中都籠罩著奴顏婢膝、溜須拍馬、拉幫結派、排斥異己的風氣，專做表面文章，圍繞著領導人結成了人身依附和親緣關系”[2]（p167）。

　　事實上，中共領導人對于這種在新中國地方政權中衍生的“權貴階層”也早有警覺。譬如在1962年11月12日召開的一次中共高級領導人吹風會上，劉少奇同志就提醒全黨同志注意：“黨外有很多人擔心：共產黨沒有當權時是好的，當了權以后是不是會腐化變質呢? 這個問題如果我們不注意，不留心，黨也可以變質。我們的個別地區(qū)、個別部門的組織已經變質了，中央的什么口號來了，他們應付一下，平平淡淡，也不反黨，可是幾個書記勾結起來，停滯、腐化、墮落。這不是變質? ”[3] (P726) 。到了1982年4月，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再次警告全黨，提出：“現(xiàn)在是什么形勢呢？我們自從實行對外開放和對內搞活經濟兩個方面的政策以來，不過一兩年時間，就有相當多的干部被腐蝕了。卷進經濟犯罪活動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嚴重情況，不是過去‘三反’、‘五反’那個時候能比的。那個時候，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萬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現(xiàn)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現(xiàn)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質都很惡劣，貪污的或者損害國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萬字號’。有些是個人犯罪，有些是集體犯罪�！�…好多錢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體的腰包。如果把盜竊公家的財產等等都算在內，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夠估計到這樣的形勢。這股風來得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么，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fā)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決不是危言聳聽”[4]（p402-403）。2000年12月26日，江澤民同志在中紀委五次全會上講話時也指出：“再過幾天，就要進入21世紀了，有一個現(xiàn)象很值得我們注意�，F(xiàn)在揭露的有些觸目驚心的大案要案，實際上已經存在好多年了，卻遲遲未能發(fā)現(xiàn)，結果愈演愈烈，造成了嚴重的危害。有的地方和部門中長期存在團伙性的腐敗活動，涉案人數(shù)很多，活動范圍很大，也遲遲未能發(fā)現(xiàn)。還有，有的干部剛剛提拔上來，或者剛剛經過考核考察和‘三講’教育，就發(fā)現(xiàn)有重大問題�！�…搞腐敗的人不可能不露出蛛絲馬跡，如果我們工作不深入、不扎實，拖拖拉拉，敷衍了事，甚至粉飾太平，掩蓋問題，那就很難發(fā)現(xiàn)問題”[5]。在2007年10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十七大會議上，胡錦濤同志在報告中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xiàn)象是水火不相容的。堅決懲治和有效預防腐敗，關系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全黨同志一定要充分認識反腐敗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艱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幟鮮明地反對腐敗”[6]�？偟恼f來，如何全面認識和準確把握我國在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對外開放條件下產生權力腐敗現(xiàn)象的特點及其規(guī)律，是一項緊迫而重大的現(xiàn)實政治課題。

　　所謂“官場內生腐敗”的現(xiàn)象，主要是指目前我國一些地方政權或部門利用現(xiàn)行體制下存在的制度漏洞和政策弊端，基于共同的特殊利益需求，置黨紀國法于不顧，自下而上建立起一種反法制基礎上的自我封閉運行的“隱蔽秩序”，將自己控制的地盤變成一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促使大多數(shù)地方黨政官員不得不遵從“適者生存，不適者遭逆淘汰”的潛規(guī)則行事，隨機應變地調整自己的行為選擇，極力迎合和維護地方黨政“一把手”無限膨脹的個人政治權威，結成了一種具有封建專制政治色彩的地方政治庇蔭關系網結構。因此，凡是進入“小圈子”的官員都可以從體制內獲得源源不斷的最大利益，而那些抵制和違抗“一把手”帶頭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等等違法行為的硬漢子卻付出了身敗名裂的高昂代價，這種地方政治生態(tài)環(huán)境日益惡化的局面，最終將導致國家正式的“顯性規(guī)則”的法律效力和制度化水平大大降低，甚至摧垮和動搖中共在地方政權中的政治影響力和執(zhí)政地位。其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地方各級黨政“一把手”權力腐敗的問題異常突出，具有明顯的群體性和集團性的腐敗特征。比如在近幾年，中紀委牽頭查處的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書記“孫楚寅賣官受賄窩案”，共牽扯領導干部74人，其中廳級干部11人，相關部門和縣市“一把手”30多人。遼寧省沈陽市原市長慕綏新、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的“慕馬腐敗案”，涉案金額高達2億多元，共牽扯領導干部122人，其中副省級干部1人，廳級干部4人，局級干部18人。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黑龍江省政協(xié)原主席韓桂芝、國土資源部原部長田鳳山的“三級連環(huán)腐敗案”，共牽涉領導干部260多人，其中省級干部7人，廳局級干部30余人。其中，僅僅是綏化市就被牽涉進去了50多位黨政“一把手”，成為“建國以來最大的賣官受賄案”。而以阜陽市為代表的安徽省皖北地區(qū)所發(fā)生的“政治大地震”，共有18位縣委書記紛紛落馬，還順藤摸瓜挖出了安徽省原省委副書記王昭耀、原副省長王懷忠和阜陽市前后兩任市長肖作新、李和中等一大批高官，以至讓當?shù)乩习傩崭械搅恕案逢枦]有共產黨”的無奈。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書記李大倫、原市長雷淵利、原市委組織部長劉清江、原市委宣傳部長樊甲生“郴州官場腐敗窩案”，共有158位大小官員被拉下水。最近查處的“上海社�；�金腐敗大案”，涉案金額高達37億元，就連像陳良宇這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家統(tǒng)計局原局長邱曉華等人也被牽涉其中……等等�？偟目�，目前我國一些地方政權中所發(fā)生的權力腐敗大案、串案、窩案，就其性質而言幾乎都是“拔出蘿卜帶把泥”的內生拓展型官場腐敗。而現(xiàn)在有些大案子之所以處理不下去，根子就在于“背后有人頂住”。二是具有明顯不同的地域性特征。根據中央有關部門對近期查處的各類權力腐敗案件進行深入研究后發(fā)現(xiàn)，“中西部地區(qū)經濟文化相對落后，具有人身依附性質的權力腐敗問題比較突出；
東南沿海地區(qū)主要是具有外向型和資本積累型的權力腐敗問題嚴重；
東北老工業(yè)基地主要是國有企業(yè)領導人的權力腐敗問題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嚴重”[7]。三是具有極強的隱蔽性和排他性。目前我國一些地方政權中出現(xiàn)的官員權力腐敗的手法不斷翻新，腐敗形式的變化復雜多樣，并且逐步由“公開”轉為“私下”、由“直接”變?yōu)椤伴g接”、由“現(xiàn)貨”變?yōu)椤捌跈唷薄Ｌ貏e是一些地方黨政“一把手”利用自己所掌管的體制內的“合法性政治資源”，在政治上拉幫結派，在經濟上相互牽連，以至把原先制度化、程序化的地方黨政組織結構變成了“施恩者”與“效忠者”之間的私人政治庇蔭網關系。這種建立在互利性基礎上的上下貫通、左右逢源的非實體性、非緊密組織結構的“地方性權力實體”，在一定條件下甚至可以完全取代正式的國家政治組織而成為主導性的權力結構。更為嚴重的后果是，這個由恩主、受保護人、地方黑社會勢力和國家司法系統(tǒng)結合起來的多重保護傘為基礎的政治蛛網結構，還具有自我復制與不斷擴展的特性，它可以向上、向下、向左、向右延伸，最終形成了一個“低參與——高腐敗發(fā)生率——強權威控制——低政治參與——高腐敗發(fā)生率”的惡性循環(huán)。四是具有極強的抵抗外部的干預性。因為在一些地方政權的政治庇蔭網外圍，還分布著許多以若干權力為中心的“蜂窩狀”社會關系網結構，其主要的聯(lián)結方式是通過舉辦“宗族聚會”、“同鄉(xiāng)聚會”、“同學聚會”、“同事聚會”、“戰(zhàn)友聚會”、“回城知青聚會”等活動，促使各級地方政府官員都因血親、姻親和密友關系而獲得政治、經濟上的利益，以及政治領導人對效忠者、追隨者給予特別的庇護、提拔和獎賞等。這種基于集團利益的“地方官場腐敗鏈”，將使上級黨組織考察、群眾民主評議、黨委常委會決議等等一系列看似關卡重重的干部任免程序流于形式，最終將導致整個地方的社會政治風氣變得污濁不堪，而讓“好人難做，惡人當?shù)馈薄?000年3月，時任湖北省監(jiān)利縣棋盤鄉(xiāng)黨委書記李昌平直言上書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yè)真危險”。隨后，他之所以受到排擠而不得不選擇辭職遠走他鄉(xiāng)，而當時幾乎沒有一個人敢站出來替他說句公道話，就是由于監(jiān)利縣原縣委書記楊道洲多年在當?shù)嘏嘀财鹆艘恢У胤綈簞萘Α�—所謂“八大金剛”[8]。由此可見，我國在社會轉型期形成的地方政治庇蔭制關系網結構的基本特征是：“在關系網的中心，有地方土皇帝式的人物；
在其上面，他有足夠的財力資源去賄賂上司以獲得庇護，使其上司成為他的‘恩主’，而他本人則成為‘被保護人’；
在其下面，又有一批為其私人效忠的朋黨供他使喚，這時他就成了他與朋黨這一關系網的‘恩主’；
在其左側，又有從屬于他的公檢法司系統(tǒng)，作為其所作所為的保駕護航者；
在他的右側，則有地方黑社會勢力為其呼風喚雨。這樣，他就會在這一地區(qū)達到‘戰(zhàn)無不勝’的地步，由此完成了地方政權向‘類蘇丹化’的最后蛻變”[9]。

　　總之，“官場內生腐敗”是附著在黨和國家政治肌體上的一塊毒瘤，是一種違法性擴張和內生型拓展的地方權力腐敗，具有極大的政治內蝕力和社會破壞力。據了解，目前我國少數(shù)地方提拔一名縣處級領導干部大約需要花費行政成本1000萬元左右，提拔一名科局級領導干部大約需要花費行政成本100萬元左右，提拔一名鄉(xiāng)鎮(zhèn)基層領導干部大約需要花費行政成本10萬元左右，因而被圈內人士戲稱為“千百十人才工程”�？梢姡�這種由一群人互相扎堆、互相抱團、互相結伙逐漸形成的地方政治庇蔭制關系網結構，實際上已經蛻化成了一種“地方性和局部性的和平演變”。正像美國政治評論員對前蘇聯(lián)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垮臺所作出的評價，“一個政權，一種已經確立了的制度，極少是被革命運動所推翻的；
它通常都是由于自身的虛弱和腐敗而倒塌的，革命運動隨之在這片廢墟上興起，接管了已經成為真實的權力”[10] (P12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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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莊禮偉.亞洲的病痛：裙帶資本主義研究[N]，南洋商報（馬來西亞），1996-1-7（2）.

　　[10]伍天冀，杜紅衛(wèi).政治的智慧：中外政治格言集萃[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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