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塞爾維亞的科索沃準備在明年單方面宣布獨立，有臺灣深綠評論立刻呼吁參考“科索沃模式”，以爭取國際注視。然而在所謂“科索沃模式”以外，踏入全球化時代以來，爭取獨立的組織其實更多反其道而行，來模糊化獨立的定義。這現(xiàn)象值得兩岸停下喊口號，作出學術的分析。

　　西班牙巴斯克分離主義的“伊布里西計劃”

　　首先，我們可觀察西班牙巴斯克（Basque）分離主義者的案例。巴斯克是歐洲最古老、最神秘的民族之一，它的語言“Euskara”不屬任何主流語系、而自稱“史前語”，一直有強烈自主意識，獨立運動已持續(xù)數(shù)百年。1968年開始，更明確要求合并西班牙和法國的巴斯克地區(qū)，建立“大巴斯克國”。巴斯克獨立運動原來以巴斯克民族和自由組織（ETA）為旗艦，它成立于1959年，數(shù)十年來造成千多人死亡，其中又以80年代為它的恐怖襲擊高峰。在冷戰(zhàn)時代，ETA一直與愛爾蘭共和軍（I RA）“齊名”為歐洲兩大恐怖泉源。

　　然而，巴斯克人近年已遠離恐怖主義，這與冷戰(zhàn)結束、美國霸權、文明沖突等表面原因其實關系有限，反而更主要是源自南歐革命和歐洲一體化的啟動。邏輯上，ETA靠攏恐怖主義比愛爾蘭共和軍更合乎“常理”，因為西班牙在二戰(zhàn)后長期由獨裁者佛朗哥統(tǒng)治，ETA的“抗爭”，多少含有公民抗命成分，曾獲一定同情。然而，自從西班牙在佛朗哥死后參與“第三波”民主化運動，ETA的本土支持，已逐漸被其他巴斯克溫和政黨取代，越發(fā)成為一個不能落地的無機生命體，馬德里中央政府亦越來越愿意放權，令巴斯克自治政府享有幾乎比香港更高度的自治。數(shù)年前，筆者曾在英國學校恭聽巴斯克自治政府主席伊布里西（Juan Jose Ibarretxe）關于“次主權”的演說，感覺他的策略，已比直線或曲線獨立都更務實。伊布里西當時是這樣說的：他認為靠武裝斗爭搞民族自決已不合時宜，“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名言已不算實事求是，巴斯克人應該一面放棄ETA、一面利用歐盟作為超國家（Supra-national）個體的機制，派出駐歐盟的獨立代表，同時鼓吹擴大歐盟的中央權力。這樣一來，巴斯克就能夠通過拉低其他歐洲國家的主權，來催生自己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而毋須挑釁性地把主權自我拔高。所以，他強調不搞“漸進式巴獨”，只是利用地區(qū)一體化的總體趨勢，創(chuàng)造解決剩余民族爭端的新模式，這就是所謂“伊布里西計劃”（Plan Ibarretxe）。這模式并不獲西班牙完全接納，亦不獲ETA諒解，然而伊布里西上臺后不斷配合西班牙打擊ETA，令馬德里當局更難忽視“次主權”運動。當該計劃在巴斯克民選政府里得到全力支持，ETA也在壓力下被逼宣布永遠�；�。雖然后來還是有反復，但大勢所趨，當無異議。

　　英國邦聯(lián)：蘇格蘭可以“半獨立”嗎？

　　另一個我們較為熟悉的例子，是蘇格蘭的獨立運動。事實上，英國新首相白高墩（即戈登·布朗——編者注，下同）面對的重重挑戰(zhàn)，就包括了因為貝里雅（即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權力下放改革（devolution）而再次熱起來的“蘇獨”。在2007年的蘇格蘭國會選舉，主張獨立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首次壓倒工黨成為第一大黨，聲稱將推動獨立公投，民調亦顯示支持“蘇獨”的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居然都過半。這對選區(qū)來自蘇格蘭的布朗而言，是百分百后院失火。假如現(xiàn)在是19、20世紀，“蘇獨”可能更易成功，因為目前情況，表面上和當年愛爾蘭獨立有頗多雷同：

　　自從愛爾蘭在近代被并入英國，英國人一度以為“愛獨”就像今日“蘇獨”那樣，只是一小撮人發(fā)瘋。而它逐步成事，和英國政壇大佬格雷斯頓（William Gladstone，內地譯作格萊斯頓，19世紀下半葉英國自由黨領袖，首相——編者注）的“道德民粹主義”關系甚大，這在劍橋教授Peter Clark的《A Question of Leadership》有詳細介紹。格雷斯頓來自自由黨，認為英國壓迫愛爾蘭和當時土耳其壓迫保加利亞的性質一樣，既然英國支持保加利亞立國，就不可能不動員同一批人民支持愛爾蘭自治。所以他在1886年主動推出《愛爾蘭自治法》，希望讓愛爾蘭在聯(lián)合王國框架下高度自治，只是被國會駁回。數(shù)十年后，不少大英帝國主義者深感后悔：假如法案通過，愛爾蘭可能至今還留在英國，更不會出現(xiàn)日后的北愛問題。

　　一百年后，貝里雅推出以照顧蘇格蘭為主的地方下放改革，同樣和國際關系糾纏一起。須知貝里雅比布殊（即喬治·布什）更早提倡“人權高于主權”，最初是為了科索沃戰(zhàn)爭，但正如格雷斯頓的“保加利亞情結”一樣，逐漸顯得作繭自縛：既然各國主權已被凌駕、英國已上繳越來越多權力于歐盟，為什么蘇格蘭就不可以獨立？在格雷斯頓年代，統(tǒng)一派和反統(tǒng)一派的對立，擾亂了保守黨和自由黨的二元政治光譜，讓愛爾蘭問題趨于失控；
現(xiàn)在“蘇獨”的正反雙方，同樣開始超越黨派分野，爭議并可能繼續(xù)發(fā)酵。

　　烏克蘭獨立前已加入聯(lián)合國

　　問題是，在21世紀，鐵金剛主角辛康納利（Sean Connery）一類“蘇獨”分子其實心里明白：蘇格蘭的最大利益，在于：（1）內政上得到自主；
（2）外交上可以派獨立代表參與國際組織；
（3）但又同時要獲英國中央補貼，因為就算蘇格蘭獨立后可以完全控制它的北海油田，經(jīng)濟上也不及接受倫敦支援劃算。同時做到這三點，比徹底獨立更重要。第一點，貝里雅的改革已基本達成；
第三點，是目前的事實。剩下來的，就是第二點的尊嚴問題。這問題，是否可創(chuàng)意地解決？

　　我們不妨回顧在聯(lián)合國成立時，蘇聯(lián)和所有國家都不同，一共擁有三票，分別是蘇聯(lián)本身，以及當時普遍不被國際社會認為是獨立主權國家的加盟共和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根據(jù)蘇聯(lián)憲法，理論上，烏克蘭人可以參與蘇聯(lián)事務，但俄羅斯人就不可以參與烏克蘭事務（實際當然是另一回事），就像今日蘇格蘭人可以在英國國會對英格蘭說三道四，但英格蘭人不能管蘇格蘭內政一樣。這樣的關系，學界稱之為“不對稱聯(lián)邦主義/邦聯(lián)主義”（Asymmetrical federalism/Confederalism），內里的一方處于弱勢，卻得到中央直屬地區(qū)沒有的好處。某程度上，香港也是一個例子。假如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全部變成英國的“加盟王國”，以英女王為共同領袖，保證和英國外交保持一致，英國也許無妨像當年蘇聯(lián)那樣，自我升格為一種邦聯(lián)，并慷慨支持蘇格蘭“半獨立”、加入聯(lián)合國，和“英國邦聯(lián)”的席位并存。屆時，不但世界杯有四隊英倫球隊像現(xiàn)在這樣分工合作，英國在聯(lián)合國的票數(shù)又大增，豈不是更合乎整體效益？

　　“另類聯(lián)合國”UNPO的挑戰(zhàn)

　　談及聯(lián)合國，我們不應忽略一個補充了主權國家俱樂部定位的“另類聯(lián)合國”，它是分離主義者解決主權問題以前的“理想”歸宿。這組織全名“不被代表之民族與人民組織”（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UNPO），成立于1991年，目前有69個成員“國”，性質都是獨立或自治運動。它聲稱代表近二億人民，主旨是證明“獨立、自主、自決是不可剝奪的權力”，表面亦強調非暴力，盡管不少會員都有游擊隊武裝配套。UNPO自然不是正式聯(lián)合國，但以非國家組織的NGO準則來說，已是組織得嚴謹異常，為僅有的同類聯(lián)盟，有不少前會員更成功獨立（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帛琉（即帕勞共和國）、東帝汶），成為組織自我炫耀的履歷。它的總部設于國際組織云集的海牙，除了為會員提供相關技術訓練（例如法律、民主程序乃至環(huán)保），每逢聯(lián)合國相關委員會舉行會議，它都會協(xié)助會員爭取發(fā)言平臺，平日則天天交流獨立運動信息，近年更頒發(fā)它們自己的“諾貝爾獎”國際人權獎，得獎者包括東帝汶開國國父古斯芒和臺灣慈濟基金會的證嚴法師，總之一切都是為了宣示主權國家不能代表“全球”人民，公關功夫相當?shù)郊摇?/p>

　　當獨立分子聚首一堂，以群體力量彌補個體力量的不足，這不但是對聯(lián)合國的集體不信任，還是對主權國家的集體挑戰(zhàn)。中國作為聯(lián)合國、主權秩序現(xiàn)行權力架構的積極捍衛(wèi)者，自然是最被挑戰(zhàn)的國家之一。加上臺灣、西藏和東突在UNPO和“獨立界”擁有“明星級地位”，例如民進黨的國安會副秘書長張旭成曾為U NPO理事長，東突領袖為UNPO創(chuàng)會秘書長，令北京在不知不覺間，成為這批成員的沖擊對象�？梢岳斫獾氖�，北京自認為U N PO就是添煩添亂，而且又是西方陰謀。畢竟，UNPO的經(jīng)費除了微不足道的會費，就是靠“熱心人士”捐獻，這些捐獻絕大部分來自西方，會員則絕大部分來自第三世界，內里的失衡不言而喻。何況世界若真的徹底按民族細分，而民族又是一個可以無限細化的概念，“國家”，便應該出現(xiàn)數(shù)以萬計。但這些始終不是我們完全漠視UNPO一類現(xiàn)象的借口：也許它的會員為何在不同地方有不同面貌，同樣值得我們思考。

　　北美模型?中亞模型?班圖斯坦模型

　　U N PO目前有五個來自北美美加兩國的成員，包括代表北美印第安原住民的“拉高塔國”（Lakota Nation），夏威夷土著，加拿大土著N u x a l k和Tsimshian，和美國中部的“水牛河丘國”（Buffalo River Dene Nation）。它們在美加國內不但是合法組織，而且?guī)缀跏潜徽膭顓⒓覷NPO，來“為國”拓展國際空間。它們的終極目標并不一定是獨立，可以只是以單一議題爭取自治，例如增加部族賠償金、退休金等。換句話說，這種UNPO成員是把爭取“次主權”和所屬主權國家的社會問題掛鉤，有時更是先有爭取經(jīng)濟權益的NGO、后有準國家，和它們的“抗爭對象”，并不構成對立的關系。這和車臣、疆獨、庫爾德等成員和當?shù)卣年P系剛剛相反，后者的所有純正社會壓力團體，都要和分離分子劃清界線，以免原來沒有分離主義傾向的NGO被劃為“分裂分子”。嚴格來說，將這兩種成員并列，是某程度上的偷換概念。

　　除了“北美模型”和“中亞模型”，主權國家響應獨立的方案，還有以前南非白人政權為代表的第三道路。當時南非為了深化種族隔離政策，在1976年劃出部分貧瘠土地，自愿放棄國土，成立十個黑人區(qū)，稱為“班圖斯坦”（Bantustan），后來更讓其中四區(qū)Transkei、 Venda、Bophuthatswana和Ciskei正式脫離南非中央政府“獨立”，盡管全球只有南非承認它們的“獨立”地位。實際上，這自然是南非白人政權自欺欺人的謀略：這些地區(qū)“獨立”后，南非就毋須負責其人口的生死，而誰屬于這些“國家”的“公民”，和誰是難民一樣，都是由南非說了算，這和近年以色列單方面宣布和巴勒斯坦劃分版圖的“單邊政策”，可謂異曲同工。UNPO的新會員“瓦文達國”（Vhavenda），正是曾“獨立”的黑人家園共和國Venda人民，他們近年才發(fā)現(xiàn)黑人在南非當家作主，反而不及當年在白人陰謀下“獨立”受注視，于是希望通過重新提倡民族自決，來解決部族的退休金議題。這些模式都和“科索沃模式”不同，部分精神，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東非桑給巴爾島的“一國兩制”

　　在“小聯(lián)合國”以外，也有一項“世界小杯”（Wild Cup）比賽，主辦單位自稱“國際獨立足協(xié)”（FIFI），成員自然又是那批分離主義成員，和國際足協(xié)（FIFA）的世界杯足球打對臺。2006年的世界杯決賽周期間，有六隊“準國家隊”參加同樣在德國舉辦的“世界小杯”比賽，除了主隊德國漢諾威，還包括以下五隊：“西藏”、格陵蘭、北塞浦路斯、直布羅陀、桑給巴爾。這里知名度最低的大概是桑給巴爾，但它的模型卻最值得注視。

　　桑給巴爾是坦桑尼亞聯(lián)合共和國一部分，“坦”是內陸的坦葛尼喀，“�！本褪巧＝o巴爾島。歷史上，桑給巴爾一直是伊斯蘭教勢力范圍，一度是阿拉伯半島的阿曼蘇丹國成員，至今依然保存著當年的蘇丹王宮。后來桑給巴爾從阿曼分裂，淪為英國保護國，才逐步“脫亞入非”。它在1963年獲得獨立，一個月后發(fā)生推翻蘇丹的政變，半年后被并入坦桑尼亞至今。原來坦桑合并，是希望得到經(jīng)濟整合的利益，加上當年領導坦國的尼雷爾總統(tǒng)是泛非主義魅力領袖之一，桑給巴爾人原以為得到大靠山，對合并有抗拒，但不算太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當年中國大幅援助坦國，桑給巴爾連帶受惠，島上的體育館今天還是以“毛澤東”命名，就是兩國統(tǒng)一的群聚效應。

　　不過桑島的經(jīng)濟發(fā)展一直事與愿違，今天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比60年代更差，伊斯蘭信仰近年又復興，島上的獨立呼聲，也就越來越高。幸好坦桑尼亞一直采用“一國兩制”，桑給巴爾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議會，還有一人一票民選的總統(tǒng)，有點像和塞爾維亞分家前的黑山共和國，而且自治范圍越來越大，不斷朝主權國家方向進發(fā)，可謂目前“次主權”運動的一個典型。參加FIFI前，桑給巴爾已獲得非洲足協(xié)的附屬會員資格，這在全非洲幾乎獨一無二（另一個附屬會員是法屬留尼汪島, Reunion）。桑國足總認為國際足協(xié)接受并未完全獨立的巴勒斯坦、一國兩制之下的中國香港，也應該接受“一國兩制”之下的桑給巴爾，多次申請正式會籍，但多次被拒，不過也許總有守得云開的一天。

　　科摩羅聯(lián)邦“一國三制”選出伊斯蘭大阿亞圖拉

　　桑給巴爾的印度洋鄰國科摩羅（Como ros）也有類似的經(jīng)歷。科摩羅同樣是非洲外圍的伊斯蘭國家，和印度洋亞洲各國關系更密切，19世紀淪為法國殖民地，1975年獨立。它不過比香港大一倍，主要由四個大島組成，其中馬約特島島（Mayotte）的天主教徒拒絕加入科摩羅，至今由法國統(tǒng)治，剩下的大科摩羅島（G ra nde Comore）、莫埃里島（Moheli）和昂儒昂島（Anjouan）組成聯(lián)邦，但三島在1997年前后先后興起獨立運動，政局混亂不堪，保持著一年一政變的驚人紀錄。2002年，在非洲聯(lián)盟調停下，科摩羅通過新憲法，將國旗改為伊斯蘭新月兼四色旗，以示四島——包括未回歸的馬約特島島——完全平等。新憲法事實上是一部“一國三制”基本法，不但容許三島有各自的總統(tǒng)、國會，還規(guī)定三島輪流產(chǎn)生聯(lián)邦總統(tǒng)。

　　在20 0 6年5月進行的大選，是科摩羅獨立三十年來首次和平政權交替，選舉形式也相當創(chuàng)新。由于上任總統(tǒng)來自大科摩羅島，根據(jù)憲法，這任總統(tǒng)必須來自昂儒昂島。競選分兩輪，首先由昂儒昂島民初選，選出三名本島出產(chǎn)的候選人，再由全國總選。這實在是一個奇怪的格局，就像假設港澳臺結成特區(qū)，輪流坐莊，到了某年，香港人只能選擇臺灣人為特首一樣。至于最后當選的桑比（Ahmed Abdallah Mohamed Sambi），則是一個有力整合次主權的有趣人物。他曾在沙特、蘇丹和伊朗留學，獲伊斯蘭精神領袖的“大阿亞圖拉”（Ayatollah）稱號，不禁令人關注究竟當年的“阿曼—桑給巴爾”亞非聯(lián)盟，會否以“伊朗—科摩羅”方式重現(xiàn)。桑比的宗教背景，究竟能夠協(xié)助國家整合，還是協(xié)助昂儒昂全面獨立，目前尚未可知，但無論如何，當信奉伊斯蘭教的桑給巴爾、昂儒昂和莫埃里實現(xiàn)最高度自治，呈現(xiàn)越洋走回阿拉伯世界的姿態(tài)，并得到伊斯蘭大阿亞圖拉領導，它們已經(jīng)脫離了非洲政治的地緣軌跡，強化了伊斯蘭的向心力量，并同時滿足了不少主權下放的愿望。換句話說，雖然科摩羅三島爭取次主權，它們卻愿意服膺于超國家的單位——伊斯蘭教。

　　迷你國家公司化：“良性分裂模型”的先聲？

　　最后，在這個全球化時代，主權國家的功用已越來越經(jīng)濟化，令美國一類發(fā)達國家可能在未來產(chǎn)生自我分裂，以及鼓勵境內成員獨立為微型國家的“良性分裂”欲望。學者Jacques Rapaport在1971年發(fā)表《小國及領域：地域及問題》一書，被視為小國研究的重要作品，歸納了迷你國家成型的三大原因。第一是天然及地理的孤立，例如法國和西班牙邊境山區(qū)的安道爾公國（Andorra）；
第二是歷史的進化過程，例如意大利中部的圣馬力諾（San Marino）是歐洲最古老的共和國，雖然國土不斷萎縮，但誰也不敢切斷這一絲香火；
第三是社會、文化、種族的不同，例如非洲迷你國岡比亞（Gambia）是英語區(qū)，難以和境外的法語母體塞內加爾聯(lián)合。

　　但是在今日，上述理據(jù)的解釋能力已大為降低。例如印度在1975年強行合并國民生活安逸的錫金王國，宣告“天然及地理的孤立”，再不是迷你國的獨立保證；
摩納哥、列支頓士登（Liechtenstein）等國不斷更改古訓，宣布一旦缺乏繼承人，即與鄰國“和平合并”，也反映世人對歷史的妥協(xié)；
社會文化的差異，甚至已成為地區(qū)一體化的動力，例如加勒比海一群小島國，無論以前是英治還是法治，都不斷提議合并來達到資源互補。然而，迷你國家卻找出了與時并進的新角色：它們雖然面積過分細小，不可能構成反區(qū)域一體化的氣候，卻懂得利用它們表面的不重要性，成為合法的全球化漏洞。例如摩納哥幾乎不設所得稅，金融制度講求顧客至上，設有賭場供灰色富豪洗黑錢，結果成為著名的避稅天堂。又如加勒比眾各島國的基本國策就是吸引各種灰色企業(yè)到境內注冊，從不加以監(jiān)管，布殊在9·11后宣布取締全球避稅天堂，進行“金融反恐戰(zhàn)”，但卻對加勒比海網(wǎng)開一面，因為華府發(fā)現(xiàn)若避稅天堂的透明度提高，對華爾街的影響更大，因為一旦大企業(yè)的儲備基金被恐怖分子查獲，后果更不堪設想。這些全球體系的迷你孤島，更成為了各國轉型期間抵抗經(jīng)濟一體化的避風港和周轉站。例如在蘇聯(lián)邁向俄羅斯的過程，幸好有巴哈馬和馬耳他，國家資產(chǎn)才沒有全部落入寡頭集團，經(jīng)討價還價，普京依然能夠逼使寡頭重新交出不少產(chǎn)業(yè)。意大利政府默許黑手黨把侵吞的國家資產(chǎn)存放在迷你國度，也是基于同一種兩害相權的判斷。

　　迷你國家現(xiàn)在多以公司方式經(jīng)營，所有國民都是股東，不會對“公司”有“國家”的要求，不會要求元首負責環(huán)保、公義、民主一類宏偉綱領。它們的管治模式在全球化時代更為便捷，因為有志上述理念的國民，都會訴諸鄰近地區(qū)組織或跨國企業(yè)，一切添煩添亂的議題都會上繳全球普世價值，迷你君主沒有太多傳統(tǒng)主權國家的包袱，自然比大國領袖更能發(fā)揮CEO的營商創(chuàng)意，令“國家公司化”成為小國的發(fā)展趨勢。例如摩納哥雷尼爾親王就以“海陸空全天候娛樂化”為治國方針，把國家變成一個游樂場，從來沒有道德禁忌。圣馬力諾為了吸引游客留宿，大量引入意大利名牌服裝店和鞋店，特設低稅率傾銷，國家已成為顧客“掃貨”的百貨公司。地中海島國馬耳他曾是英國殖民地，更想出一門無本生利生意，就是向世界各國暴發(fā)戶提供“爵士授勛一條龍服務”，只要付出低廉價錢，即可享有馬耳他領導人親自頒發(fā)的頭銜，此后以“爵士”示人，“商機”百倍，不少華人都是他們的主顧。

　　總之，在21世紀，大國自我割裂部分細胞、自我成立衛(wèi)星國，建構自己的避稅天堂，和不受現(xiàn)代國家倫理規(guī)范的“公司國家”，可謂“良性分裂模型”的先聲。美國出兵伊拉克期間，四出尋找志愿者同盟的盟友，但眾叛親離下，只獲得太平洋密克羅尼西亞聯(lián)邦、馬紹爾群島等友邦“大力”支持，這都是些什么國家？十多年前，它們還是美國托管地，目前除了獲得名義上的獨立，和當年一切，幾乎毫無分別。什么是獨立，獨立究竟為了什么，有沒有次主權的發(fā)展空間，“超國—主權—次主權”三個層次的互動應如何進修，實在值得兩岸共同仔細研究，不是一個科索沃案例，就可以涵蓋一切的。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

　　本文發(fā)表于《領導者》雜志第十九期，天益網(wǎng)受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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