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有什么用

　　《21世紀》：作為文化學者，也作為十七大代表，你怎么評價十七大報告中的文化部分？

　　李書磊：我認為應給予高度評價。黨的十七大報告突出論述文化，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xiàn)象。用“大發(fā)展大繁榮”、“新高潮”這些醒目的、不尋常的詞匯來號召文化建設，表達了黨發(fā)展文化的迫切愿望。這中間包含著對文化發(fā)展滯后性的清醒認識，對激烈國際文化競爭的強烈感知，對人民文化需求與文化權利的深切關懷。用這么大的決心來建設文化，也表現(xiàn)了黨執(zhí)政理念的健全與成熟。中國共產(chǎn)黨作為執(zhí)政黨，不僅要對經(jīng)濟、政治、社會負責，也要對文化負責，對中華民族的文化繁榮負責。保護文化，延續(xù)斯文，責無旁貸。

　　《21世紀》：現(xiàn)在社會上都在談文化，文化到底有什么意義？

　　李書磊：相對于物質滿足，文化是一種精神力量；
相對于當下問題，文化是一種訴諸長遠、訴諸千秋萬代的視野與情懷。一個人的人生要有意義，得有文化；
一個國家、一個政權要想傳諸久遠，也得有文化。文化賦予個人、社會生活更豐富的內容、更高的境界，也賦予國家、民族更高的覺悟、更高的文明水準、更強的思想與情感認同，使其不敗。毛主席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從歷史上看，沒有文化、毀壞文化的政權也都是小朝廷，不數(shù)世而亡。沒有文化會使人的行為低劣化、惡性化、具有很強的破壞性，社會難以維系。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化也是人、人類的本質屬性，也是人的目的，我們常說的精神極大提高、人的本質的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狀態(tài)。所以盧卡契說人類不僅要獲得經(jīng)濟解放，而且最終要從經(jīng)濟中解放出來�！矮@得經(jīng)濟解放”，就是擺脫貧困走向極大的富裕，“從經(jīng)濟中解放出來”，就是在物質上不斷富裕的基礎上擺脫物對人的統(tǒng)治，達到很高的文化境界。

　　《21世紀》：很受啟發(fā)，但還是覺得有點抽象，文化在日常生活中到底是怎樣起作用的？

　　李書磊：文化既是一種精神體系，又是一種社會功能體系，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功能可以粗分為兩個層面。一是給人提供終極關懷、靈魂歸宿，同時在日常處境特別是在痛苦與困境中安慰人的感情，給人以精神支撐與精神滿足。這可以稱之謂“安心”。二是給人的行為提供價值標準、道德規(guī)范，使人在榮辱善惡中有所趨避，使社會氣氛與評價對人有所激勵、有所塑造、有所制約。這可以稱之謂“立身”。如果一個社會文化貧乏、薄弱，文化應有的功能就會殘缺，不僅人的心靈會空虛、生活會喪失意義感，社會還會失序、混亂。

　　《21世紀》：我轉達一個有點質疑的問題。現(xiàn)代社會大家都把過好日子當成最高目標，各國政府也都通過發(fā)展經(jīng)濟、不斷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來保持穩(wěn)定，文化真像你們文化學者說的那么重要嗎？

　　李書磊：我恰恰從現(xiàn)代社會的狀況中看到了文化的格外重要。一是生活好了，人們擺脫了貧困時代對物質的過分貪欲，有余情，也有余力去享受文化了，文化消費的欲望只會旺盛起來而不會萎縮下去。

　　二是現(xiàn)代社會的處境給人帶來了很大的精神壓力與心理緊張，更需要文化來撫慰。農(nóng)業(yè)社會人處在大自然之中，與自然相處會自然地放松人的精神、使人心理健康，而我們現(xiàn)在生活在人工化的城市環(huán)境中，對文化的依賴性更強了，很多精神困境都只能通過文化生活來紓解�，F(xiàn)代生活、城市生活中競爭的激烈、變化的劇烈、工作強度的增大都會給人帶來心理問題，像焦慮癥、抑郁癥這類心理疾患會增多，只有憑借強大的精神文化力量、憑借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才能自我療治。從這個意義上看，發(fā)展文化也是一種特殊的人道主義。

　　三是僅靠經(jīng)濟發(fā)展、物質滿足不足以維系社會穩(wěn)定。與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社會人們的有限需求不同，現(xiàn)代工商社會喚起的、依靠的是人們的無限欲求，好了還要再好，永難饜足，“邊吃肉、邊罵娘”將成為常態(tài)。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社會的文化紐帶與文化凝聚，沒有公眾對政府的文化認同，沒有一以貫之的道統(tǒng)來收拾人心，穩(wěn)定是很難的。而且現(xiàn)代經(jīng)濟的高風險性會帶來一些突如其來的危機，在這種危機中如果沒有公眾對主流價值的信仰，沒有對社會、國家的情感與道德認可，后果也很難想象。現(xiàn)代社會沒有文化體系行嗎？

　　二、 文化建設要“目中有人”

　　《21世紀》：你對十七大報告文化論述體會最深的是什么？

　　李書磊：報告的文化論述“目中有人”。報告提出“要充分發(fā)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調動廣大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要“鼓勵哲學社會科學界為黨和人民事業(yè)發(fā)揮思想庫作用，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和優(yōu)秀人才走向世界”，要“培養(yǎng)造就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特別是中青年理論家”。并且有具體的制度設計：“設立國家榮譽制度，表彰有杰出貢獻的文化工作者�！边@就抓住了文化生長的規(guī)律。文化繁榮的根本是人物輩出，是要有很壯大的文化隊伍，要有成批的優(yōu)秀文化人尤其是大文化人�！笆隆币彩侵匾�的，但更重要的是“人”。這也算是一種“以人為本”吧。

　　《21世紀》：為什么你這么重視這個問題？

　　李書磊：文化的創(chuàng)造與傳播有自己的梯次結構，像馬克思、孔子、李白、魯迅這樣偉大的文化英雄是文化真正的支撐。還有各時代、各民族眾多的文化巨人。人民的智慧、時代的活力、傳統(tǒng)的精華會突然秉賦于某些個人，在融匯的基礎上形成個性化的輝煌創(chuàng)造。這是文化史的常態(tài)。大文化人、文化大家為文化創(chuàng)制作范，把文化推到一個新的高度，成為一個時代的文化象征與偶像，并成為后代常讀常新的經(jīng)典。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才能說文化繁榮了，而不是統(tǒng)計出了多少本書、演了多少場戲。

　　《21世紀》：這是不是要求太高了？

　　李書磊：就我們燦爛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來說，就我們今天可接觸的豐富文化資源來說，就我們蓬勃開放的社會氛圍來說，我看也不算高。當然我們不能作計劃說要出多少大家，像1958年計劃出多少名郭沫若一樣。當然文化大家的出現(xiàn)有其不可捉摸的造化，有可遇不可求的某種神秘性，但我們總是知道怎樣的環(huán)境、怎樣的條件更有利于文化人的成長，至少能努力創(chuàng)造這樣的環(huán)境與條件。我們至少可以用種種手段鼓勵、扶植有才華的文化人。當年梅貽琦先生說“大學非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他何嘗不懂得出大師不像蓋大樓那樣簡單，但他更懂得怎樣著手，怎樣延攬成批的才俊使其相生相長，怎樣獎掖后學使其脫穎而出。由于文化天才的珍貴難得，由于文化創(chuàng)造力的敏感脆弱，我們對文化人要特別愛惜與愛護，要保持經(jīng)常的溝通與支持。古人所說的要珍惜“讀書種子”，就是這個意思。

　　《21世紀》：你認為該如何營造有利于文化人成長的環(huán)境？

　　李書磊：首先是文化、學術機構要克服行政化、官僚化的習氣。比如大學，不能有官氣、衙門氣，要有更多的學院氣氛，要以學術的價值為價值，以教授的需要為需要。學者、知識分子當然也是世俗職業(yè)者，但其職業(yè)、其身份來源于古代的圣賢傳統(tǒng)、僧侶傳統(tǒng)，是具有某種神圣性的，應受到足夠的尊重。當年清華大學學生給校長羅家倫開列幾大罪狀，第一條就是“視教授如雇員”。從“人事關系”上說，教授當然是校長的雇員，但校長又不能簡單地把教授當成雇員，這就是學院的邏輯。聽吉林大學的老校友說，吉大當年的校長匡亞明看見一個教授在教務處門前等候教務處長，就把教務處的牌子摘掉讓處長寫檢查來領，他認為職員不應該讓教授等候。當然教授也要修身養(yǎng)德，但這是第二位的問題，第一位的是讓教授充分發(fā)揮、自由發(fā)揮。

　　同時，今天的大學還要去除過多的企業(yè)化色彩，不能什么都量化考核，不能把管理的網(wǎng)織得太密、弦繃得太緊，要讓教授有從容之心。

　　《21世紀》：十七大報告中說要鼓勵學者發(fā)揮思想庫作用，你認為這有什么意義？

　　李書磊：意義很大。且不說學者的參與有利于政府的科學決策，有利于擺脫決策中的部門利益，僅就此事對學者的益處而言，也是非常明顯的。參與決策咨詢有助于學者獲得問題，強化問題意識，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從來就是思想、學術創(chuàng)新最大動力。參與決策咨詢還會使學者有更多的機會走進田野、了解社會的實際狀況、了解政府機構的實際運轉，獲得第一手的材料，使學術有堅實的基礎。這都很有利于學者的發(fā)展。同時，政府與學者合作也會在二者之間增強了解、增強互信、建立感情，這有利于社會氣氛的祥和。許多偏執(zhí)之見都是不了解造成的，了解了往往也就理解了、諒解了。

　　總之，發(fā)展變化中的中國是學術的廣大田野，我相信各學科的中國學派將由此而出。

　　三、國家“軟實力”

　　《21世紀》：“軟實力”的概念現(xiàn)在越提越響，它的確切含義是什么？

　　李書磊：“軟實力”最早是個國際政治概念，源于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1990年代初論述美國國際實力的著作，其含義是國家的非經(jīng)濟、非軍事力量怎樣在國際爭奪中發(fā)揮作用。文化被定義為最重要的“軟實力”之一。其實類似的思想出現(xiàn)還要更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戰(zhàn)時期的“心理戰(zhàn)”。這是從功能、功用角度對文化的一種理解。當然我們對文化意義的理解要寬廣得多，文化的意義遠不止于是實用的，它首先是我們心靈與情感的表達，是我們精神的家園，我們建設文化首先是因為對文化的熱愛與尊崇；
但既然強大的外國直言不諱地要把文化當成對付別國的武器，我們也只好因應之，奮力提升國家的“軟實力”。

　　《21世紀》：“軟實力”的運用有什么特點？

　　李書磊：我們還是要認識文化的雙重性。文化有和平的、純潔的一面，也有不純的、斗爭的一面。說文化是和平、純潔的，意思是說各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都是人類思想、情感的結晶，都為我們所欣賞、所珍愛，從這個意義上說，蘇格拉底也是屬于中國的，孔子也是屬于外國的。說文化有不純的、斗爭的一面，是說文化總在國際斗爭中被人用作工具，從最早殖民主義者利用英語與基督教來統(tǒng)治殖民地人民，到現(xiàn)在美國利用它的電影、電視、通俗音樂來傳播其意識形態(tài)、擴張其國家利益，都是如此。加上美國學者亨廷頓“文明沖突論”火上澆油，使文化的火藥味濃烈起來。我們中國作為發(fā)展中國家，也就必須以增強自己的文化力量、增強軟實力來求生存、求發(fā)展。

　　《21世紀》：你怎么判斷目前的文化力量對比？

　　李書磊：不容樂觀。外來文化對我們的傾銷很嚴重，美國大片、電視劇、卡通片到處都是。就是韓國影視也對我們傾銷，這在二十年前做夢都不會想到。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片子大都說不上是什么優(yōu)秀的藝術作品，而是按類型片模式、程式化手段生產(chǎn)出來的文化工業(yè)產(chǎn)品。無奈的是恰恰是這種東西贏得了觀眾。1999年我見到約瑟夫·奈，同他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并不喜歡好萊塢大片，他說不僅你們中國知識分子，法國、意大利知識分子也不喜歡好萊塢，但知識分子喜歡不喜歡關系不大，關鍵是中國人民、歐洲人民喜歡。不幸的是他所言不虛。這些都是非常復雜、非常棘手的文化現(xiàn)象，其合理性與不合理性并存，在文化上應對很不容易。在學術上，理論、概念也大都來自西方，這些外來理論對開擴我們的視野、刺激我們的思想都有好處，但缺乏我們中國自己的學術概念、學術思想也是重大缺陷，不利于外國了解我們，也不利于我們的學術準確、深刻地認識中國的事情。

　　《21世紀》：文化應對的途徑何在？

　　李書磊：別無他途，只有迅速、有力地推進文化建設、增加自己的文化實力一途。外國文化能傾銷是因我們有文化真空，所以我們要使自己的文化繁榮起來、充實起來。面對極其嚴峻的外來文化挑戰(zhàn)，恐怕我們的國家文化建設要嘗試一些新的思路，不能再墨守很多成規(guī)，要采取有力措施刺激我們自己的文化生產(chǎn)。在文化上，解決問題不能僅靠觀念層面的斗爭，更重要的還是要靠文化實力上的競爭。一方面我們要有開放的胸懷與廣闊的視野，廣納外來的優(yōu)秀文化，任何有意義的文化創(chuàng)造都必須在開放環(huán)境中才能實現(xiàn)；
另一方面，我們要有文化的自強之心，興起文化建設的新高潮。同時，文化發(fā)展又是一個漫長的、有時是一點一滴的積累過程，我們還得有足夠的耐力與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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