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我見到一個奇特的鐘：通常的鐘面上，總是寫阿拉伯數(shù)字，也有的寫羅馬數(shù)字。然而，鐘面上寫中文數(shù)字“一、二、三、四、五……”，卻是“舉世無雙”！這個奇特的鐘，掛在美國的“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中國研究中心）的墻上，大約是為了顯示這里是專門研究中國的機構，連鐘都“中國化”了！至于墻上的鄭板橋手書“難得糊涂”以及巨大的“忍”字，跟那幾位碧睛高鼻的研究員，雖然有著強烈的反差，也表明這兒確實是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心。這個中國研究中心，設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東亞研究所里。我起碼到這里來過十多次。

　　中國研究中心是伯克利加州大學所設的研究機構。舊金山是美國離中國最近的城市之一，舊金山又是華人眾多的城市，應當說，在伯克利加州大學設立中國研究中心是非常合適的。

　　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已經有四十多年的歷史。曾經由魏斐德博士（Dr.Frederic Wakeman）擔任中國研究中心主席。研究人員有美國人，有韓國人，有日本人，更多的是中國人�，F(xiàn)在的負責人是Lowell D Hmer教授與Hoong Y Lee教授。

　　中國研究中心的一個個小房間，研究人員們在各自忙著自己的研究課題。有人專門研究中國“文革”中的“紅衛(wèi)兵”運動，有人專門研究劉少奇，有人研究《紅旗飄飄》，有人研究《中國青年》，還有人研究中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甚至還有人專門研究中國與坦桑尼亞的關系……

　　為了研究中國，伯克利加州大學還制定了“中國學者口述歷史計劃”，比如對于趙元任教授所作的錄音訪問《中國語言學家和音韻學家、作曲家和作家》，等等。

　　為了使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擁有眾多的研究資料，設立了專門的圖書館。

　　我早就聽說這個圖書館的中文圖書藏書非常豐富。1993年，我來到舊金山時，《星島日報》駐舊金山記者里戈先生在采訪我之前，曾經來此查閱我的著作。在館長戈定瑜女士的幫助之下，一下子查到我的五十多部政治性著作。

　　戈定瑜館長很熱情地接待我，帶著我在館內瀏覽豐富的各類藏書。

　　她告訴我一個有趣的故事：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美之間橫亙著堅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們很難看到中國大陸出版的報紙。美國駐香港的領事館偶然發(fā)現(xiàn)，從中國大陸出口香港的水果，往往用中國大陸的舊報紙包裹。于是，領事館大量收集這些皺巴巴的舊報紙，擼平之后，用照相機翻拍，制成微縮膠卷，運到美國。當時，有什么報紙就印什么報紙，能夠從水果箱里拿到這些報紙已經是很不容易的了。

　　戈館長給我看了一個微縮膠卷，那些翻拍的報紙，就來自當年中國大陸出口香港的水果箱。其中有的報紙被果汁弄臟，像倒上了醬油一樣，看不清字跡，也只好由它去了……

　　真是今非昔比。隨著美國尼克松總統(tǒng)跟中國毛澤東主席握手，中美之間的堅冰融化了，大批中國圖書、報刊通過正常渠道運到這里，使這里的收藏大為豐富。

　　她說，這里很重視中國出版的各種文史資料，內容翔實，而且很多是第一手的，即當事人的回憶。作為中國研究中心，在研究工作中很注重第一手資料。

　　中國的各級政協(xié)，是社會名流薈萃之處。政協(xié)出版這些社會名流的回憶，名曰“文史資料”。這里不僅收藏了全國政協(xié)從一九六○年以來出版的文史資料，而且收藏中國各省乃至中國各縣出版的文史資料！即便在中國，也沒有一家圖書館擁有全國各縣出版的文史資料。

　　除了中國的政協(xié)系統(tǒng)出版的文史資料之外，中共各級黨史研究室則出版《中共黨史資料》。他們得到中共中央黨校的幫助，贈送了全套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印的《中共黨史研究資料》。他們也系統(tǒng)收集中國各省、縣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資料。他們也收藏了中國各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同樣收藏到縣一級的出版物。

　　省志、市志、縣志，是研究中國各地情況極為寶貴的資料。戈館長領我參觀了一間藏書室，書架上陳放著一部部比磚頭還厚的書——中國各省省志以及四千多部市志、縣志。我注意到，我老家的《溫州市志》、《平陽縣志》、《蒼南縣志》也在架上。

　　“歷史是過去的事，使過去的事永遠也不會過去的，是傳記文學。”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也很注重中國各種傳記文學的收集。諸如《毛澤東前傳》、《王若飛傳》、《李宗仁回憶錄》等等。一套幾十冊《中共黨史人物傳》。各種人物畫冊也一應俱全，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云》等等。報架上，既放著來自北京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以至《中華讀書報》，也放著來自臺北的《中央日報》、《聯(lián)合報》，還有香港以及在美國出版的中文報紙。戈館長告訴我，《人民日報》是中國最重要的報紙，他們訂的是航空版。中國各省省報、市報，只能靠水運，以節(jié)省經費。由于中國報紙實在太多，加利福尼亞州的九所大學的中文圖書館作了分工，各有側重。他們這里主要收藏中國長江以南各省的省報。也有的中國報紙供應微縮膠卷，那就更節(jié)省些，而且便于收藏、便于閱讀。訂一份省報一年的微縮膠卷，大約是五十多美元。

　　他們很重視收藏各種工具書。從擺滿書架的工具書中，我隨手摘抄如下書名：《中國科學院科學家人名錄》、《中國曲學大辭典》、《古文觀止辭典》、《海外杰出華人》、《中國文藝研究年鑒》、《元代雜劇全目》、《江南大學五十年》……

　　各種圖書琳瑯滿目。由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室”編輯、日本蒼蒼社出版的《毛澤東集》，共十卷，所收毛澤東著作很多是中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沒有的文章�！陡邓鼓晡募�、《林希翎自選集》、《西安事變真相》、《記者筆下的抗日戰(zhàn)爭》、《審訊汪偽漢奸筆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當代吳語研究》、《中國地域文化》、《東北文化研究》、《冷眼看臺灣》、《辛亥革命回憶錄》等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我注意到，他們收藏了許多在美國的華人記述中國大陸印象的書籍，如《大陸行》、《訪中國記》、《母女浪游中國》、《江南游》、《中華萬里紀游》、《探親回來寫大陸》、《游華記錄》、《無限江山萬里情》、《中國游記年選》、《神州漫游記》等等。

　　他們十分注意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在圖書館里，有一大排紅色封面的《新編紅衛(wèi)兵資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收入了中國“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紅衛(wèi)兵及其他群眾組織出版的小報（又稱“文革小報”）。內中有《井岡山》、《農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衛(wèi)軍》、《民院東方紅》、《長纓》、《長江風云》、《常州工人》、《八、八戰(zhàn)報》、《安徽八·二七》等等。還有香港東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上下卷大畫冊、《中共“文革”運動中的組織與人事問題》等等。他們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組編輯的《上�！拔幕蟾锩笔吩挕芬恢寥�。

　　北京國防大學內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他們沒有原版的書，卻收藏了這三大卷的復印件。我的《葉永烈采訪手記》，這里收藏的也是全書的復印件。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買到原版書，而這些書又是研究工作中需要的資料，就從美國其他中文圖書館全文復印、收藏。

　　我對臺灣《中共研究》雜志社出版的《中共年報》（一九六八年前稱《匪情年報》）發(fā)生濃厚的興趣。這套書，一年一厚冊。后來我多次來此，逐年細細查閱。雖然是臺灣出版物，帶有明顯的國民黨的政治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資料，還是頗有參考價值。比如，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中共年報》中，對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作了詳細介紹。內中關于江青的介紹，大約有五千字，詳細記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劇活動、進入延安的情況、“文革”中的崛起等。內中寫及與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電影《清宮秘史》編�。⿲嗟脑u價：“不結人緣，落落寡言”，“為人器量狹小，心狠手辣；
得意時高視闊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眥必報”。年報中關于張春橋的介紹更為詳盡，長達萬字。文中說：“張春橋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們可以稱他為‘文革派’�！迸_灣在一九六九年對于正紅得發(fā)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評述，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

　　有些書在我看來是很平常的，在上�；ㄊ畮自⒍畮自嗣駧啪湍苜I到，而在他們這里，卻特地配上硬封面，并在封面、書脊印上燙金的書名，作為十分珍貴的史料加以保存。

　　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圖書館“泡”了幾天，復印了大批研究資料。

　�。ㄎ疫�記述了在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交流中心、斯坦福大學東方研究所以及普林斯頓大學的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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