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寫作的前準備：人性的閱讀

　　大概是在小學3年級，我開始讀小說�，F(xiàn)在還有點印象的，是蘇聯(lián)的“反特小說”《雪地追蹤》和《形形色色的案件》，這大概是男孩子的天性使然，在閱讀中追求刺激和驚險。

　　從小學5年級起，我的閱讀品位明顯上了一個臺階，雖然仍然與刺激和驚險有關，但內涵卻大大豐富了，這時我沉醉于福爾摩斯偵探故事和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格蘭特船長的兒女》等冒險故事。福爾摩斯偵探故事中的邏輯推理，儒勒·凡爾納故事的世界視野沖擊了我的知性，打開了我的眼界。逐漸地，我成了同學中看書最多、最善于講故事、作文經(jīng)常是范文的人，也是少年先鋒隊的中隊宣傳委員。

　　我的閱讀黃金時期是在中學階段，主要讀的是歐洲18和19世紀人道主義作家的經(jīng)典作品，當時的意識形態(tài)把這些作品說成是資產階級的，對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有害的，我相信這些話，因為我“追求進步”、“靠攏組織”，但這些著作的魅力對我是不可抗拒的，其中散發(fā)的人性氣息熏陶我的精神。

　　對我影響最大的首推托爾斯泰的《復活》，它啟示我要追求“道德自我完善”，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人應該堅決摒棄私欲和社會習俗、偏見，敢于面對自己的靈魂，進行自我譴責。當時在青年學生中十分流行的《牛虻》一書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對我而言，書中主人公一生受苦受難不過是要為自己無意犯下的過失贖罪，不過是要為自己自出生起就帶有的“原罪”進行救贖。這兩本書對我的影響是終身的，我始終相信，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對終極意義、終極價值——那就是善——的追求。

　　使我最感共鳴的是雨果的作品，其中對于正義的呼喚，對于不公正和壓迫的譴責震撼人心。我在讀書筆記中抄下了《悲慘世界》作者序言中下面的話：“只要因法律和習俗所造成的社會壓迫還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時期人為地把人間變成地獄并且使人類與生俱來的幸運遭受不可避免的災禍；
只要本世紀的三個問題——貧窮使男子潦倒，饑餓使婦女墮落，黑暗使兒童羸弱——還得不到解決；
只要在某些地區(qū)還可能發(fā)生社會的毒害；
換句話說同時也是從更廣泛的意義來說，只要這世界上還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書同一性質的作品都不會是無用的。”

　　我最感親切，使我長時間流連忘返的書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這真是精神生活的百科全書。書中描寫了友誼的溫沁、愛情的迷人、藝術的魅力和人的生命力的不可戰(zhàn)勝。我抄下羅曼·羅蘭下面的話當作自己的座右銘：“我們每個人的責任是：不要把應該做什么和不應該做什么的抉擇留給別人，即使是最好、最可靠、最親愛的人。我們必須自己去追求解答，必要時，終生去追求，不厭不倦地追求。我們自己獲得的一半真理也比從別人那兒學來的，像鸚鵡學舌那樣背出來的全部真理有價值得多。我們閉著眼睛而馴服地、恭敬地、奴隸般接受的真理——那決不是真理，只是一篇謊言�！�

　　直到初中畢業(yè)，我的閱讀是順暢的、愉悅的，但自從上高中，形勢陡變。我記得，進高中一周之后我去圖書館，遞進一張借閱條，管圖書的老師一看，臉色大變，驚懼地說不行，揮手讓我離去。我想借的是莎士比亞的戲劇集，我完全沒有想到這個老師像躲避毒品似的拒絕我的借書條。我后來知道他是“右派”，在失去教課的權利后，發(fā)配到圖書館干活。他的謹小慎微不僅是由于自己“被改造”的身份，而且和大形勢有關。這時，毛澤東“大講階級斗爭”的號召以及“階級斗爭教育”方針在全國貫徹，尤其是在學�！�—已經(jīng)被稱為“教育戰(zhàn)線”。

　　我對形勢不敏感，依然故我，學校圖書館不能利用，還有其他渠道。但很快，環(huán)境就讓人感受到壓力。第一件事是有同學悄悄告訴我，班上的團支部派團員趁我不在時搜查了我的課桌，因為里面有一本《紅樓夢》，并在他們過組織生活時議論我“看不健康書籍”。我是有苦說不出，因為我只是受一個初中同學之托，幫他還書。他們是暗中動作，背后議論，我連解釋、澄清的機會都沒有。第二件事倒是明著來的，一天，團支部一個委員正式找我談心，提醒我看小說要注意，因為我那時正在看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其實，這本書應該沒有問題，革命導師列寧稱它為“革命的教科書”，但在沙俄專制制度下，為了逃避書報檢查，鼓吹革命的車爾尼雪夫斯故意把此書的章節(jié)標題取得略帶色情意味，團支部的人可能是草草翻過我借的書，望文生義地作了錯誤判斷。

　　打擊的高潮是語文老師掀起的，一次作文，題目是批判個人主義，在闡發(fā)個人主義者沒有好下場時，我引證了《名利場》、《包法利夫人》、《靜靜的頓河》等，其實拿這些書中主人公的命運作為例證來批個人主義是胡扯——我是在模仿姚文元，他說過，《約翰·克利斯多夫》是大力鼓吹個人主義，語文老師沒有把作文發(fā)還給我，而是讓其在全班傳閱，說我“中了資產階級文藝作品的毒”。

　　非常慶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老師挨學生批判時，我沒有借機報復他。這也許可以歸結到我的人性閱讀。當老師們把狼奶灌給學生時，我的人性閱讀是一種解毒劑。

　　2 思考的習慣性：抗爭性閱讀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迎來了第二個閱讀的黃金期。這不僅是我的閱讀黃金期，也是我那一代人的黃金期。

　　“文革”前，有一個由團支部、班主任、政治老師和語文老師等等構成的監(jiān)管系統(tǒng)，像我這樣廣泛閱讀、“越界 ”閱讀的人是被嚴密監(jiān)視、記錄在案的，“文革”一來，這個系統(tǒng)不復存在了，讀“邪門歪道”的書不再是需要提心吊膽、可能受到批評或懲罰的事。“文革”一開始，學校的圖書館、社會上的公立圖書館遭到破壞，許多高級干部和知識分子被抄家，這一切使得圖書，尤其是難得的、內部的圖書廣泛流傳�！拔母铩笔箤W生們荒廢了學業(yè)，但另一方面，沒有功課、作業(yè)、考試的壓力，也讓人有大量時間讀那些非常有趣的書。

　　“文革”中也廣泛流傳一些內部發(fā)行的蘇聯(lián)小說，比如柯切托夫的《州委書記》、《你究竟要什么》等等，我也把能找到的這類書全讀了。這些書對年輕的學生有極大的吸引力，因為蘇聯(lián)作家的作品比中國的“八個樣板戲”之類的東西更有藝術性，顯得更有人情味，蘇聯(lián)小說往往會描寫愛情，這對于生活在禁欲主義環(huán)境中的中國青少年無異于久旱逢甘霖。直到今天，許多人在憶及當年閱讀蘇聯(lián)小說的快感時，還禁不住手舞足蹈。但是，我基本上沒有分享這種情感，因為像柯切托夫這樣的作家，實際上還是堅持斯大林路線的“保守派的總司令”，他的小說還是“防修反修”的宣傳品。其他蘇聯(lián)作家，就算比柯切托夫強，但比起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作家，充其量也只屬二三流。我明顯感到，我的同齡人在閱讀的情趣和思想的開放方面比我差了一大截。

　　我主要讀政治書籍，這方面有3類不同的書。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原著，比如《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神圣家族》、《反杜林論》、《資本論》等；
二是內部發(fā)行的一些擁護社會主義的西方作家的著作，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時代》，古納瓦答臘夫人的《赫魯曉夫主義》等；
三是一些重要的西方政治家的自傳，比如《杜魯門回憶錄》、《戴高樂回憶錄》等，這一類當然也是內部書。

　　說來很具有諷刺意義，盡管“文革”的中國被說成是幾乎惟一的（還有一個阿爾巴尼亞）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被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高發(fā)展，“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新貢獻，但我們這一代人的反思和疏離恰恰是從學習馬克思主義原著開始的。當“文革”的丑惡、殘忍的現(xiàn)實促使一些人思考時，我們不可能擺脫馬克思主義的框架，敢于懷疑“文革”是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已經(jīng)是當時最離經(jīng)叛道的異端思想。“文革”中，成千上萬勇于懷疑和探索的青年成立了成百上千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其中有許多被發(fā)現(xiàn)或告密，許多人作為思想犯、政治犯被槍決，被判處長期的徒刑，這充分說明把馬克思主義旗幟舉得最高的人實際上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說，一代人的探索就是從“返回原來的馬克思主義”開始的，由于這是一個極其豐富、具有高度魅力的思想體系，當年的探索者大多數(shù)一直在這個龐大的體系內皓首窮經(jīng)，追尋原教旨，只有少數(shù)人最終突破“孫悟空在如來佛的手心里翻筋斗”的局面，在新的天地遨游。“文革”是一個讀書犯忌的時代，最不可思議、后代可能最不能理解的，是在這個把馬克思主義抬到天上，以馬克思主義的名義清除其他思想、風俗、習慣的時代，學習馬克思主義其實是要冒極大風險甚至受到鎮(zhèn)壓的，我有親身經(jīng)歷。

　　那是在1968年接近年底的時候，所有的中學生都要下鄉(xiāng)這一點已成定局。我最費心的事是找一套馬克思的原著以便下鄉(xiāng)后系統(tǒng)學習，但書店里是買不到這類書的，我只好四處打聽。有人動手比我早，給我傳授經(jīng)驗說，許多廢品收購站有這類書，因為運動初期人們怕家有藏書會招禍，把書當廢品處理了，而廢品站很樂意把以廢紙價格收進來的東西以舊書的價格出售。我去了好幾個廢品站，他們倒是愿意賣，但一聽說我想買的是馬克思著作，就說上級有規(guī)定，需要有關機關的介紹信。

　　我需要首先拿到學校的介紹信，再到成都市革命委員會文教組（或是政工組）辦證明。在學校開介紹信就費了不少口舌，因為負責蓋章的老師雖然很友好，但這樣費九牛二虎之力去買馬克思的書，畢竟是少見的事情。當我興沖沖地拿著學校介紹信到市革委時，卻遇到了大麻煩。接待我的是一個又高又胖的軍官，他得知我的來意后，不但不給我開證明，反而教訓我說：“林副主席教導我們，要用百分之九十九的時間學毛主席著作，只用百分之一的時間學馬列，你下鄉(xiāng)后就集中精力學毛著吧！”我說：“我們在‘文革’運動中一直學毛著，已經(jīng)非常熟悉了，不信你可以考我。我現(xiàn)在是為那百分之一的時間來的。”胖軍官很不高興，又教訓說：“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列主義，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我看你就學毛著算了�！蔽业幕卮痣m然講道理，但對他卻有反駁和調侃的意味：“我懂這個道理，但你知道，攀頂峰必須從山腳下開始，我應該好好打基礎�！迸周姽俨�然大怒，他馬上打電話到我的學校，要查我這個人的底細，我見勢不妙，趕快溜走。

　　下鄉(xiāng)后，看到農村的極度貧困與落后，思想上有很大的觸動。除了繼續(xù)思考“‘文革’思想是不是馬列發(fā)展的新階段、第三個里程碑？”還開始思考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的規(guī)律問題，當時我們這一代思考者幾乎形成了一種時髦，看斯大林的《蘇聯(lián)社會主義經(jīng)濟問題》和內部資料毛澤東的《政治經(jīng)濟學筆記》。應該說，比起通過學馬克思原著明確地達到否定“文革”的結論，我在這方面收獲不大，因為這兩本書并沒有提供什么有價值的思想和啟示。

　　3 我們這一代：只有思想在流動

　　在中國——也許只是對我這一代，再加上我的前一代和后一代而言，勤奮的閱讀者和思考者其實總是帶著鐐銬跳舞，總是在一個既定的體系或框架內打轉，總是要以某一位老祖宗的教誨為出發(fā)點和歸宿，因此思想的探索變成了訓詁或“小學”工夫，很難真正臻于“思想獨立、心靈自由”的境界。這種可悲可嘆的狀況與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與當事人的穎悟力有關，但我認為，還與閱讀的材料和范圍有關。對我而言，值得慶幸的是，我比較早進入了自由的天地。

　　我能以正常心態(tài)對待“經(jīng)典著作”，得力于閱讀了大量的內部書籍，這些書原本是內部發(fā)行，供高級干部和理論家“了解敵情”使用的。

　　比如，我讀到了成套的《人道主義、人性論研究資料》，其中第一集是蘇聯(lián)理論家的文章，雖然比起中國“文革”理論家的文章視野廣闊得多，有一定深度，但仍然少有自由思想的吸引力。第三集名為《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主要是法國學者的論文，如加羅迪的“論異化”、比果的“馬克思的二重性”、馬賽的“人性觀念和現(xiàn)代人的擔心”等等。第五集好像以英國學者的論文為主，收有赫胥黎的“人道主義的結構”等。記不清是在哪一集，我讀到了波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沙夫和被視為持異見的學者科拉柯夫斯基之間的論戰(zhàn)，產生了很大的興趣。

　　從學術的觀點看，英國學者利·拉貝茲編的《修正主義》一書分量更重，此書介紹和討論了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盧卡奇乃至當代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的思想，“關于異化的辯論”一文雖然非常艱深，卻發(fā)人深思，而“鐵托——一位勉強的修正主義者”則使人感到新鮮和有刺激性。

　　閱讀以上書籍，使我能夠以發(fā)展和分析的眼光理解馬克思，同時，不是從傳統(tǒng)的“三個來源、三個組成部分”的角度，而是從西方文明演進和社會批判的角度看待馬克思主義，既看到了馬克思學說的內在張力，又看到了它的當代意義。

　　也是在“文革”中，我從一個曾經(jīng)被打成“右派”的親戚那里得到漢默頓編的《西方名著提要》（哲學、社會科學部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立即愛不釋手、反復閱讀。這是一本編輯、選材非常好的書，把從蘇格拉底到尼采的整個西方哲學思想的發(fā)展脈絡提綱挈領地展現(xiàn)給讀者。這本書中，最吸引我的是柏拉圖關于洞穴中影子的比喻，以及羅馬哲學家兼皇帝安東尼的“冥想錄”，它們比散文更優(yōu)美，比詩歌更有詩意。因為有這個良好的開頭，我以后閱讀哲學時感到思辨性抽象和枯燥的時候少，享受詩性愉悅的時候多。

　　緊接著，有朋友把出自四川大學圖書館的《分析的時代》借給我，這是一本20世紀西方哲學的選集，編者的介紹之精到有趣，中文譯文的優(yōu)美，令人嘆為觀止。這是我到那時為止讀過的最艱深的書，但是在令人產生眩暈和失重的感覺之余，也有靈光閃現(xiàn)的時刻，使人體會到精神復雜之美和思想銳利的鋒芒。不論是桑塔亞那的優(yōu)雅，還是柏格森的怪異，不論是摩爾的莊重理性還是維特根斯坦的橫空出世，都使我產生了獻身于哲學的沖動。確實，我后來選擇了研究當代西方哲學作為我的專業(yè)和職業(yè)。當我在1979年春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時，這個專業(yè)指定的參考書之一就是《分析的時代》，我知道四川的考生大多數(shù)人沒有找到這本書，甚至沒有聽說過這本書，而我是在10年前把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抄錄下來，至少看過5遍，這是罕見的個人興趣轉化成實際好處的例子。

　　在大力閱讀西方哲學的同時，我讀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這是一本把瑰麗的想象、淵博的知識和深刻的洞察力結合在一起的偉大著作，我是在震撼和狂喜中讀完這部著作的，我甚至認為，人類之所以偉大，就在于誕生了這樣優(yōu)異的著作。在傳統(tǒng)的、似乎天經(jīng)地義的歷史觀之外，我得到了另一種富有詩性和人性，同樣有解釋力的歷史哲學。

　　給我深刻印象的還有羅素的《西方哲學史》，一個在哲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來寫哲學史，自然是眼光獨到、大家手筆。另外，這本書的英文原文和中文譯文，都是非常優(yōu)美流暢的。羅素在這本書中多次對英國經(jīng)驗主義-改良主義傳統(tǒng)和法國理性主義-激進主義傳統(tǒng)作比較，他說：“從盧梭時代以來，自認為是改革家的人向來分成兩派，即追隨他的人和追隨洛克的人……在現(xiàn)時，希特勒是盧梭的一個結果；
羅斯福和邱吉爾是洛克的結果……它在實際上的最初收獲是羅伯斯庇爾的執(zhí)政；
俄國和德國的獨裁統(tǒng)治一部分也是盧梭學說的結果�！边@個論斷在西方是常理，而在中國理會起來卻不容易。我記得，在1988年，即1980年代“文化熱”中斷的前夕，我所在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曾有議論和計劃，要把闡發(fā)這種思想列為下一步的重心。這個重要的設想沒有按計劃實現(xiàn)，只是到了1990年代中期，隨著哈耶克、卡爾·波普、以賽亞·伯林的著作陸續(xù)翻譯出版，以及顧準、朱學勤、王元化著作的發(fā)表，中國讀書界和思想界才理解和把握了這個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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