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提出人性能力作為人性的骨干或核心，同時說人性并不止于此，那還有什么？

　　答：“惻隱之心”便是。這又是一個大題目，我今天談不了。

　　問：簡單談談吧。

　　答：何謂“惻隱之心”？“惻隱之心”到底是什么？人們講得很多，學說、理論也五花八門，卻一直不太清楚。這四個字是孟子提出的。孟子說它是“仁之端”，是人先驗（先于經(jīng)驗）地存有而“活潑潑地”呈現(xiàn)出來的良知良能。孟子以小孩墜井人往救之的直覺的道德行為作為例證。這種行為不為名不為利，純是一片天機呈現(xiàn)，認為這是道德的根源和動力。人在生活中逐漸失去了這種良知良能，所以要趕緊從內心發(fā)掘它、存養(yǎng)它，存則得之，舍則失之。這也正是宋明理學家所強調的“天地之性”“義理之性”等等一大堆學說的由來，它構成了中國倫理學的主流。通俗讀物《三字經(jīng)》一開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已普及到民間社會，影響極大。

　　問：那么西方呢？

　　答：David Hume以“同情心”作為道德根源和動力。Hume說，“同情是我們對一切人為的德表示尊重的根源”（《人性論》關文運譯本，第620頁，商務）“道德上的善惡確實是被我們的情緒，而不是被我們認知所區(qū)別出來的”（同上，第632頁）。但Hume不認為這“同情”或區(qū)別善惡的情緒是某種先驗或神賜的良知良能，而認為它們只是來自人的自然苦樂感受：“人類心靈的主要動力或推動原則就是快樂或痛苦。當這些感覺從我們思想和感情中除去以后，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發(fā)生情感行為，不能發(fā)生欲望和意愿�！保ㄍ�，第618頁）Hume在《人性論》中仔細討論了人的各種情感，把情感分為“平靜的”“激烈的”兩大類，而將“平靜”一類的如經(jīng)常被誤認為是“理性”的“慈愛”、“憐憫”、“同情”等等置于首位，強調它們正是道德的本源，認為理性只是依循這些情感的指揮來活動的。Hume說出了“理性只是情感的奴隸”這一名言。

　　問：這很有意思，與Kant恰恰相反。

　　答：Hume自有他的道理。如我以前所說，作為人性能力，理性凝聚的自由意志只是一種心理結構形式。它本身并非原始動力，相反，常常（雖然并不一定或必然）是某種原始力量推動這人性能力而實現(xiàn)道德。這原始力量之一就是“同情”即“惻隱之心”。這樣也才能解決上次說過的Schiller嘲諷Kant的難點：我好意助人不算道德，惡意助人，反而道德。Hume所突出的正是作為道德行為原始動力的情感方面（同情心、惻隱之心）。

　　問：可是，你還是站在Kant一方。

　　答：對。因為“同情”根源于一種自然本能，苦樂更是建立在動物生理基礎的需要、享受、欲望之上，它們不能構成人類道德心理的特質，既非充分條件，也非必要條件。有了同情心，并不一定能作出道德行為；
道德行為也不一定要有同情心來作為原動力。如我前所強調，道德行為是服從理性，履行義務，并不一定與同情心有關。

　　問：那你為什么又要強調提出Hume？

　　答：因為Hume正可補足Kant，有重要的教育學意義。即重視“同情心”作為實現(xiàn)人性能力的正面的“自然天性”而加以培育。如對兒童愛心的培育，這樣便可盡量避免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為邪惡觀念和負面情感所左右或支配。因為在負面情感（如仇恨）或邪惡觀念的支配或沖力下，也可以“義不顧身”地濫殺無辜，釀成大錯，盡管它也可以展現(xiàn)出人的勇敢、頑強等等理性凝聚的意志力量即人性能力。

　　問：可見，善惡行為既與人性能力也與人性情感相關，相當復雜。

　　答：對。要把善惡觀念、人性能力、人性情感三者作出區(qū)分，然后再看其復雜聯(lián)系和關系。可以說，善惡行為都是人的自由意志所作出的選擇或決定，所以人要對其選擇和決定負責。動物性、人欲本身不是惡，有意（自由意志）選擇去放縱或扼殺才是惡。這一點，中西哲學都講得很明白。包括大講“天理人欲誓不兩立”的宋明理學也并不認為維持動物性生存的情欲本身是惡，而是認為過份寬縱它才惡。這種能支配、主宰、控制感性情欲的力量就是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Kant突出這個方面來講善惡行為，我以為抓住了人類道德的基本特征。但Hume所注意的不是這個人性能力方面，而是這能力之所以實現(xiàn)的原因。例如說，盡管你能做好事，但是為什么你會做好事？他認為原因是因為你的情感即同情、愛、惻隱之心推動你去做，去實現(xiàn)你的人性能力和自由意志。

　　問：這是說情感與能力并不能等同。

　　答：對。不能完全等同。

　　問：所以培育人性情感也很重要。

　　答：人的情感有許多種類和方面。有正面情感，有負面情感。如何了解、對待、培養(yǎng)是一個重大問題。當然，這里的正負二分只是為了敘說方便，實際情況遠為復雜。

　　問：那么，這作為正面情感的“同情”、“愛”、“惻隱之心”又來自何處呢？

　　答：這是要害所在。可以分出先驗和經(jīng)驗兩大派，也可說是神學派和科學派。

　　問：如何說？

　　答：先驗派當然就是孟子，也包括許多中西大哲。中國現(xiàn)代首推牟宗三。牟宗三大講“圓善論”和“智的直覺”，把作為道德本源的“惻隱之心”極端神圣化和神秘化，提到了宇宙—人生的最高點，強調它就是中國生命哲學之根本。牟簡稱之為“覺”：“吾常言仁有二特性，一曰覺，……此覺是由不安不忍、惻悱之感來說，是生命之洋溢，是溫暖之貫注，如時雨之潤，故曰覺潤�！X潤即起創(chuàng)生……其極也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案此即其無限性），此可由覺潤而明也。此即仁之所以為‘仁體’”（《圓善論》260—261頁，引《心體與性體》，臺北，學生書局）；
“覺——不是感官知覺或感覺（Perception or Sensation），而是悱惻之感，即《論語》所言的‘不安’之感，亦即孟子所謂‘惻隱之心’或‘不忍人之心’”（《中國哲學的特質》第35頁，臺北，學生書局）。牟以為，正是這種“覺”“感”使“天道”“往下貫”，化為自己內在生命特性�！八蕴烀�、天道觀念發(fā)展的歸宿，必為與主體意義的誠、仁兩個觀念同一化（identification）”（同上，第44頁）。從而人的道德心靈就是宇宙本體，“惻隱之心”就等于“仁體”、“誠體”、“性體”、“心體”，也等于“天理”、“天道”、“天命”（參見《圓善論》262頁等處）。道德心靈囊括一切，道德形而上學就是宇宙形而上學。這可說是把孟子的先驗論在現(xiàn)代哲學的話語中推到了頂峰。

　　問：牟大講惻隱、悱惻、不安、不忍，以此來表述這個道德—宇宙本體，強調它們不是感知覺，但同時強調它也不是理性、觀念、思維，又不承認它是人格神或上帝，那到底是什么呢？

　　答：18世紀英國Shaftsbury、Hutcheson等人認為，道德直覺是由于人有五官之外的另一內在第六感覺，但它還是經(jīng)驗性的，還是屬于人的自然身心的。與牟說的“心體”、“性體”、“天命”、“天道”等等根本不同。牟這個“不安不忍”“惻隱”“悱惻”那么高深神秘，不是感知覺，卻又可以感受體驗，所以我只好把它最后歸結為某種宗教神秘經(jīng)驗，他自己也不諱言這一點（參見拙文《論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

　　問：這可說是將“同情”、“惻隱之心”作為道德根基的先驗論極致，你不是說還有另一派理論？

　　答：那就是社會生物學的理論。我80年代提過K. Lorenz，這里想以K. Kautsky和E. Wilson為代表，他們都是在Darwin理論基礎上的發(fā)展。

　　問：請說說。

　　答：Karl Kautsky是當年馬克思主義的著名領袖。他在上世紀《唯物主義歷史觀》巨著中，用大量動物學和人類學材料，論說了人類道德來自動物本能，來自動物的“社會欲”。他說，“道德并不是人們特有東西，也不是人心里的一種神秘圣火為依據(jù)。它是動物所共有的，它是導源于各種社會欲的”（中譯本，第二冊，第29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
“從群居生活里面發(fā)出來了一大批高貴的欲：如完全獻身于其共同體、同情、自愿犧牲、勇敢、名譽心……”“原始民族的道德，甚至像希臘人和羅馬人那樣高級的民族的道德，都可以在動物界找出類似的東西”（同上，第294頁）；
“同情心既不是以思考為基礎，也不是以想象為基礎，這是一種由生存斗爭培養(yǎng)起來的本能，人們遵照著這種本能活動而不用把它搞清楚，正如候鳥遵照著遷徙的本能活動，并不用完全明白它的意義一樣”（第296頁）。Kautsky甚至將共產(chǎn)主義也放在實現(xiàn)動物“社會欲”這個生理基礎之上，以說明其有不可抗拒強大動物本能的普遍必然力量。

　　問：Wilson呢？

　　答：Kautsky引用的是早一些的資料，70年代Edward Wilson（哈佛大學教授）以包括遺傳基因在內的更新的研究，作出了類似的結論。他區(qū)分以群體為中心（無條件利他）和以個體為中心（有條件利他）的動物族類，指出人類居中而偏后。人的利他行為實際是以個體及其最鄰近親屬的利益為目的。他說，“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這種自我獻身的沖動不必解釋為神圣或超驗的，我們有理由去尋找更為常規(guī)的生物學解釋”。（《On Human Nature》，中譯本《論人的天性》第140頁，貴州人民出版社）“人的利他主義的多數(shù)表現(xiàn)，說到底都會有自利的成份”“人的憐憫心也是有選擇性的，常常最終是自利的”（第142頁）；
“利他主義自然要服從生物學法則”（第154頁）；
“人的一切利他行為都受到一種強烈情感的支配”（第150頁）“以感情為基礎的直覺的選擇的觀念，其根源是生物的”（第155頁），如此等等�？傊�，利他是自利，以有益于自己這個血緣種族的生存延續(xù)。這個受“強烈情感支配”如此崇高的“利他”的“道德”行為，實際乃生物族類經(jīng)由競爭為維護、延續(xù)生存的情感本能產(chǎn)物。“道德并沒有其他可以證明的最終功能”（第156頁）。所謂“同情心”、“惻隱之心”、“不安不忍”的真實根源，不過如此。這與上面牟宗三講的道德形而上學對照起來，真是一天上，一地下，一如此高遠神圣，一如此低俗平凡，交相輝映，煞是有趣。

　　問：關于這個道德“本能”還有什么說法么？

　　答：最近（2007年1月29日）Time雜志有一篇題為《我們如何作出生死抉擇》的短文，也很有意思。這文說，根據(jù)近來腦科學大腦掃描研究，是情感決定了人的一般行為選擇。只有在腦內與抽象思維和認識控制相聯(lián)區(qū)域的活動水平加強并占優(yōu)勢時，才作出相反決定。此文配圖以一列火車開來，如不轉閘換軌即將撞死五人，而換軌則將撞死自己所愛的一人或某一無辜的人，除非功利主義倫理學（亦即理性的社會認識或法則）告知和命令死五不如死一，人們不般不會去轉閘換軌而寧袖手旁觀。可見人的行為、道德的根基是情感而非理性，還是Hume正確。

　　問：照這種說法，人的行為和道德完全是本能性或非意識性的了，根本無需人性能力、道德良心、自由意志了。

　　答：對。這與我所說Kant強調人性能力完全相反。我以為剛才講的那個例子倒恰好說明，即使并不一定是“善”或“對”，但決定改閘換軌，這一堅決執(zhí)行理性命令不顧感情私利的抉擇，正是自由意志和人性能力的展示，而為動物所不能。在戰(zhàn)爭中為掩護集體安全而悶殺啼哭的親生嬰兒，不被譴責而受贊揚，也以此故。中國傳統(tǒng)講的“大義滅親”，也如此。當然，這都屬于特殊或極端的情況。一般和更多的情況，是履行道德的義務常常以某種積極的、肯定性的情感，如同情、愛、憐憫等等來作為推動力量，在這一點上，Hume是有道理的。在這里情感與能力便合二而一，而理性似乎只是情感的奴隸了。

　　至于為何一定要保全多人（或社會或群體利益）而損己，為何社會、群體利益高于一己，則屬于另一問題，即善惡觀念問題。善惡觀念的各種具體內容是特定時代、社會、環(huán)境、習俗、傳統(tǒng)所決定的，具有突出的相對性。并不是所有損己利人都是善，特別是在打著“集體”、“民族”、“國家”、“人民”各種旗號之下的所謂理性命令，好些時候便是虛假和偽善的。

　　問：你多次說過尊老和殺老在特定歷史社會條件下，都是道德的。但就人類總體講，尊老比殺老仍然更道德。

　　答：那正是由于人類生產(chǎn)和生活的發(fā)展已無需殺老便能生存延續(xù)的緣故。同時也因為尊老比殺老在發(fā)展、培育在生物自然基礎上的善良情感從而履行人性能力，對鞏固群體和延續(xù)生存也更為有益。所以盡管善惡標準是時代、社會決定的，具有相對性，但由于人類生活發(fā)展，經(jīng)由漫長歷史，相對中逐漸積累出某些成為人類普遍性絕對性的善惡標準和原則。例如尊老畢竟取代了殺老。人類各民族各宗教各文化的善惡標準或原則由于社會生活的趨同已日益接近和彼此寬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迄今也仍然并不一致。而且，即在同一社會、時代里，也有對善惡的不同觀念和信奉。例如美國關于墮胎問題的爭斗等等。而另一方面，為善為惡的人性能力或自由意志雖具有普遍必然的絕對性價值，卻就總體說，在正面人性情感或善的觀念推力下的人性能力，一般說來，會受到尊敬、贊揚、欽佩；
而在負面人性情感或惡的觀念推力下的人性能力即使如何高強剛毅，卻一般并不為人稱道。從而善惡觀念、人性能力、人性情感在這里便一致或統(tǒng)一了起來，歷史具體地成為Kant所要求的“我一定如此行為，使我能意愿我的準則成為普遍律令”“只照你能意愿它成為普遍律令下的那個準則去行動”的“絕對命令”。它們世代沿承，化為各種不朽的人格楷模，形成了各民族、宗教、文化、道德傳統(tǒng)的主流。總之，人性能力與人性情感都屬人性。人性能力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骨干主體，人有動物無。人性情感，人（動）物俱有，但性質不同，它是血肉。人要生存，血肉和骨骼不可離異。

　　問：但它們很難區(qū)劃分割開來。

　　答：正因為如此，便更要注意其區(qū)劃。當然這屬于“理想型”的研究區(qū)劃。實際上，人的行為是在許許多多復雜變易卻又延續(xù)不斷的各種具體的善惡教義、觀念和各種正負面的人性情感推動下，由人性能力所作出的活動抉擇。所以，我以為人的倫理道德不能歸結為動物本能，也不能歸結為先驗的“人性善”，而是人類歷史（就社會說）和教育（就個體說）將社會性的善惡理知觀念通由大腦的認識思維領域通向情感領域，并與動物性的愛憎情欲相聯(lián)結，所構成用來支配、主宰、控制感性行為的意志活動。未來腦科學將會發(fā)現(xiàn)神經(jīng)領域這通道的具體形式。從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哲學說，這也就是一種歷史積淀的文化心理結構。

　　問：那么有沒有牟宗三的那種神秘的“智的直覺”呢？

　　答：對照科學，我覺得牟宗三講得玄之又玄的“智的直覺”“不安不忍”等等顯得蒼白無稽。所謂“不安”，本來自《論語》中孔子問宰我不服三年之喪的“汝安乎”。“不忍”來自孟子“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從而以羊易牛的故事，都是非常明確的經(jīng)驗心理。牟硬要把它抬高到“心體”“性體”甚至“天命”“天理”的“本體”高度，卻又強調不能更改這個“活潑潑地”經(jīng)驗心理的特征。盡管牟說這個“不安”“不忍”不是感官知覺（Perception Sensation），但它不仍然可以是感性情感（feeling,affection,emotion）么？牟以這種具有感性經(jīng)驗特征的描述來界定、申說超驗（或“超絕”）的“道德本體”，我以為是自相矛盾，說不通的。所以我一再講牟和Kant根本不同。Kant沒有也決不可能用什么“不安不忍”“悱惻之感”這種經(jīng)驗心理的詞語來敘說道德的絕對律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或本體的超驗存在。

　　問：你是說，與人性能力的理性凝聚特征相比，人性情感的經(jīng)驗性質與動物性本能的關系和聯(lián)系更為密切？

　　答：但重要的是它們都人化了，即經(jīng)過社會歷史的積淀，這些源自動物性的本能情感已變得遠為不同了。我不知道動物會不會有如抑郁、煩悶、憂慮、焦慮、羞愧、嫉妒、悲憫、懺悔、傲慢、敬重、仰慕以及宗教審美方面的虔誠謙卑、悲喜交集、人生感傷、淡淡哀愁、莫名惆悵，……之類的情感�；蛟S動物也有某些類似的情緒，但性質畢竟不同，人類把即使動物也有的情緒發(fā)展、改變得非常復雜、豐富、細致、多樣，其中主要正是由于滲入了理性的許多觀念、思緒，使它們遠遠不只是動物性的欲望、需要等本能情緒了。人把動物性的同情、愛憐也把動物性的兇殘、暴虐發(fā)展到動物不可能有的強度和高度，具有了質的不同。也正是這些人化了的正負面情感驅趕著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作出了許許多多或感人心魂或駭人聽聞的善惡事跡。

　　二十多年前我舉過Jack London的小說描敘一位白人為金錢貪欲艱辛萬倍在冰天雪地里遠道運送雞蛋的故事。他的人性情感是貪欲（建立在利己—苦樂感的基礎上），他的人性能力是堅毅的意志。他這行為是善是惡呢？卻很難說。作者認為是惡：貪心發(fā)財。卻又不盡然，他發(fā)財是想生活好，無可厚非，更何況運送雞蛋對缺少雞蛋的遠地他人也大有裨益。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到人性能力、人性情感與善惡觀念的區(qū)別及其相互交錯的復雜性。

　　問：從而，對每一件行為的善惡判定要特別慎重，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具體”也就是當時當?shù)氐母鞣N情況和條件。

　　答：道德、倫理以及倫理學都是為人類服務的。善惡均與人類相關，從根本上都是從各該人類群體的生存延續(xù)的利害來定標準、設規(guī)則、立制度、成觀念，以致變?yōu)閭鹘y(tǒng)和習俗。人性情感則多種多樣，有正有負。人性能力是中性的，可作善也可作惡。把三者混在一起談論便很難說清楚。傳統(tǒng)的“人性善”“人性惡”“人性善惡混”等等學說，五花八門，便是一例。

　　問：那么情感是否也是一種能力呢？

　　答：能力與情感應該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就生理說，會跑會跳與會愛會怕還是不同的。而有愛心無決心無勇氣即沒意志力量去行動，有行動能力卻無仁心愛意去行動或不去行動，這種現(xiàn)象，比比皆是。當然在許多情況下兩者又是混合在一起的。

　　問：那么，人性能力與人性情感的培育也有不同？

　　答：人性能力在倫理道德領域就是培育意志，使異質的理性進入感性生物體，即上述腦科學中認知領域對情感領域的某種神經(jīng)通道的建立。人性情感也要培育，也有理性參與，但那是在原自然情欲上的引導、發(fā)展或限制，而不同于意志能力的培育。它的腦神經(jīng)結構通道和形式也會不同。認識作為“理性內化”有其生物學的自然基礎（如五官知覺、好奇心心理等），道德作為“理性凝聚”也有其生物學的自然基礎（如忍耐、等待等克制能力等），但理性在這兩方面（認識和道德）都處在主宰、決定和優(yōu)勢地位，而與情感培育不同。后者多半是理性滲透、融化在原自然情欲之中。

　　問：看來，從道德心理說，人性能力與人性情感兩者都需要培育。

　　答：提倡斯巴達、武士道，只錘煉堅毅頑強的意志能力不夠，大講愛心、高談仁義，只養(yǎng)育善良仁慈的同情也不夠。只有“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所以才有“禮、樂、射、御、書、數(shù)”文武雙全的“六藝”。

　　問：你似乎比較欣賞中國儒家培育人性的方式。

　　答：這正是因為儒家將人性能力與正面人性感情緊密連在一起來進行培育。既講仁愛，又講剛毅；
既講“不忍人之心”，又講“雖千萬人，吾往矣”。將正面情感（“惻隱之心”）與人性能力（剛毅木訥）緊密連在一起，并由之定出善惡觀念，由近及遠，推及四海。

　　問：如何說？

　　答：如我以前所說，儒家是以一種動物也有的自然性情感（親子情，社會欲）為基礎或起點，加以理性化的提升，最終構成一整套“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倫理體制和善惡觀念，使人性能力得到了具有強大動物本能基礎而又理性化了的人性情感的支持。儒家先講“老吾老”，而后才是“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而后才是“以及人之幼”，由親及疏，由近及遠，這就是“能近取譬”“愛有差等”和“道始于情”。歷史證明，這種以理性化的自然情感為基礎比以理性原則為基礎的墨家的平等的“兼愛”要持久和優(yōu)勝（參閱拙著《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墨家初探本》）。培育這種由親人而家國，可以一直擴延到“推之足以保四�！保献樱扒Ю锶f里，一家一人”（譚嗣同）的博愛胸懷，卻正是建立在這個以生物自然為基礎而又理性化的人性情感之上的。前述Time雜志文中曾提出，如果按照功利主義倫理學，“救助十個非洲挨餓的嬰兒不比維持你90高齡的父親的生命更好（更道德）嗎？”的問題，但人們一般并不如此做。這照中國的傳統(tǒng)說，就是所謂“人情之�！被颉叭酥Ｇ椤�，違反這個“人之常情”便是“矯情”。儒家不贊成“矯情”，包括批評莊子妻死鼓盆而歌。所以，除了特殊和例外的情況，儒家一般并不強調“大義滅親”“忠孝不兩全”之類違反“人之常情”的規(guī)則、命令；
相反，儒學一直強調家國相連、君父相通、齊家治國、忠孝兩全等等。這正是為了將人性能力與人性情感捆綁在一起，使作為理性律令、意志力量的人性能力有一條比較強有力而積極可行的實現(xiàn)道路，避開了Kant絕對律令缺乏具體可操作性的難題。

　　問：那么，這個“情”、這個“人之常情”是不是就是道德感情呢？

　　答：非也。道德感情仍如Kant所言乃是“敬重”，是對理性凝聚的人性能力（自由意志）的敬重，而不是以生物性為基礎的同情、慈愛、“惻隱之心”。“敬重”雖也是人性情感，但與同情、惻隱等有根本不同，它是一種理性情感，建立在理知認識之上，雖也有自然生物因緣，卻為動物所無有。人們對戰(zhàn)斗英雄革命烈士的敬重，主要不在他們的人性情感（熱愛人民或仇恨敵人），而在他們把人性情感實現(xiàn)在寧死不屈奮不顧身的堅毅意志即人性能力中。

　　問：那么，你所提出的人性情感、人性能力與善惡觀念是一種什么關系？請簡單說說。

　　答：由人性情感作為動力，經(jīng)由善惡觀念的知性裁定，而由人性能力執(zhí)行之，構成了人類的倫理道德行為。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盡管有時呈現(xiàn)得非常迅速，似乎是一種“良知”“天性”的道德直覺或本能，實際仍然是長期歷史—教育的積淀成果。所以有時也呈現(xiàn)為較長時間的明確思索，如文天祥（不投降）、洪承疇（投降）。前者之所以受人尊敬欽仰，不僅在于他所選擇的善惡標準，而更在于他不管如何困苦艱難卻堅決頑強地執(zhí)行這個道德律令的人性能力�？梢姡诵阅芰θ匀皇侨咧姓紦�(jù)核心地位、最為重要的骨干、樞紐。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在上次答問中突出Kant的原因。

　　問：那么，你上面講的科學派與神學派，你站在哪一邊？Kant的先驗論不應屬于神學派嗎？

　　答：Kant并不講惻隱之心，只講實踐理性，實踐理性也是一種先驗論。我雖然贊同Kant，卻傾向于科學派，這兩者并不矛盾，正好是歷史本體論不同于Kant先驗哲學之所在。因為歷史本體論是建立在人類學即人類的生存延續(xù)的現(xiàn)實而不是建立在純粹理性的設定之上。但歷史本體論雖然重視人類學的生理基礎，卻又同時強調人性不能等同于動物性，不能把人類的道德行為歸結、統(tǒng)攝在社會生物學之下。盡管人類作為動物族類，會繼續(xù)原遺傳基因和各種動物本能以維持和延續(xù)族類的生存，但這生存畢竟已進入千萬年的文明—文化的歷史過程中，它已經(jīng)不是動物本能和生物遺傳所能決定的了。所以我的總觀點仍然是“自然的人化”。而我之所以認為“道始于情”的中國哲理具有世界價值即人類普遍性，正在于它在古代歷史條件下較好地表述了這個“自然的人化”，即重視理性化是建立在生物本能或自然情感之上的。人類學歷史本體論哲學之所以說既要“繼承啟蒙理性”（Kant是最大代表），不贊同宣揚非理性或動物本能的各種反理性思潮，又要“繼承中國傳統(tǒng)去其（啟蒙理性）弊病”，作出“轉換性的創(chuàng)造”，也是如此。與自由派以世界普遍性壓倒或漠視中國特殊性不同，與新左派、國粹派以特殊性對抗或否認普遍性不同，人類學歷史本體論是以有經(jīng)驗依據(jù)的、有可認識性和可操作性的特殊，來改變、改進和改善普遍，從而成為普遍性本身。正如人類學歷史本體論以實用理性來反對后現(xiàn)代，主張重建理性（但非先驗理性）權威，以樂感文化來反對虛無主義，主張重建人生信仰，它們所要展示的，都是中國傳統(tǒng)的特殊性經(jīng)過轉換性的創(chuàng)造可以具有普遍性和普世的理想性。

　　問：你是否能用你的哲學解說一下中國古代傳統(tǒng)的“天—命—性—情—道—教”（見郭店竹簡）？

　　答：“天”就是那神圣而又神秘的自然—宇宙總體，“命”是這自然落實到個體身上的各種基因總和以及個體的人生遭遇和道路，它們都有極大的偶然性�！靶浴笔窃谶@個“命”的基礎上擁有的人性，它端賴各種情欲和能力的人化�！扒椤币颜f過很多，不必再贅。從“情”產(chǎn)生出社會的準則、規(guī)律，這就是“道”，進而栽培養(yǎng)育之就是“教”。當然，幾句話很難表述，不過撮其要義而已。

　　問：總的看來，人性是個復雜問題。

　　答：所以我說，“人性”一詞古今中外用得最多，但最不清楚，最為含混模糊。我這里把它在倫理學方面作出人性能力、人性情感、善惡觀念的區(qū)分，也只是初步研討。

　　問：你在《己卯五說》《歷史本體論》等論著中將倫理學分為宗教哲學（主要處理宗教性道德）和政治哲學（主要處理社會性道德）兩大類。如今又分為人性能力、人性情感和善惡觀念三大方面，這如何說？

　　答：前者是就倫理學的外在領域和現(xiàn)實情況（當代問題）的劃分，二者仍有緊密交叉和聯(lián)系。后者是對作為倫理核心主題之一的人性問題作文化心理結構上的區(qū)劃，當然更有交叉和聯(lián)系。再簡括一下這區(qū)劃：善惡觀念是一定社會、時代、環(huán)境和制度的理知產(chǎn)物，它是社會的、理性的。即使觀念的具體內容可以非理性，例如認為必需聽從神的旨意殺人以祭祀才是善，它也仍然是社會的理知的，動物便沒有。人性能力在倫理學即道德方面就表現(xiàn)為理性凝聚的自由意志，即理性對感性的主宰、支配，它也是社會的。人性情感則是對動物性自然情欲的理性化的發(fā)展和培育，雖有社會和理性各種不同程度、不同層面的滲透和干預，卻不純是社會的，也不純是理性的。

　　除道德方面外，人性情感還有認識方面，如認識產(chǎn)生的智力愉快和喜愛知識、追求真理的人性情感。在審美方面，因為是多種心理功能的復雜活動，人性能力與人性情感更為錯綜交織，使審美不僅是一種情感，也成為一種能力。這種能力可以“以美啟真”“以美儲善”“以美立命”，以及成為審美形上學和世界觀。它在整個人性成長即人性在各方面的開拓發(fā)展上起著重要作用，這里就不多說了。

　　2007年4月于Boulder,Color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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