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20多年間，隨著相關專題研究論著、傳記資料和回憶錄資料的大量涌現(xiàn)，“知識分子”問題成為國內學界一個熱點。不過根據筆者的印象，人們在談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問題時，關注較多的似乎還是“反右”時期和“文革”時期。于風政的《改造》一書，將研究論述的重點放在1949—1957年，以知識分子上層為主要考察對象，以當時報刊上公開發(fā)表的各種文章為基本素材，對“政治學習運動”、電影《武訓傳》批判、“新紅學”批判、胡風案件和“鳴放—反右”運動加以系統(tǒng)連貫的考察，使我們對這些運動以及知識分子群體對此的反應有了一個概要的認知，填補了相關研究的一項空白。

　　書中的材料顯示：知識分子與中共有過一個短暫的“蜜月”時期。中共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終于取得了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獨立，無疑對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知識分子產生了重要的積極影響。其次，新政協(xié)的召開和第一屆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表明中共在相當程度上實現(xiàn)了它早先關于“聯(lián)合政府”的承諾。知識分子似乎由此看到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曙光。第三，中共發(fā)動的土改運動，將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主張付諸實施，體現(xiàn)了中共政綱對“公平”、“正義”理想目標的追求。第四，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以及隨之而來的全民性的抗美援朝運動，也對知識分子的思想產生了很大觸動。總之，與傳統(tǒng)的農民義軍和腐敗的國民黨相比較，中共干部重理想、有信念、艱苦樸素、精明強干、富于革命激情和犧牲精神，給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解放前后知識分子群體對中共政權的親近與認同是順理成章的。不過，就此斷言知識分子與中共之間沒有矛盾與分歧，則是不準確的。雙方最初的分歧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問題上：第一，是作家“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
第二，是學術研究是否帶有“階級性”的問題；
第三，是大學教育指導方針中“通才教育”和“專才教育”問題。后來在“鳴放”高潮中，知識分子又進一步公開提出“民主”與“法治”要求。

　　從中共方面看，革命勝利以后便積極致力于建立與維護黨的“一元化”領導地位，其知識分子政策的重心也相應地由“團結”、“利用”轉向“限制”、“改造”。而“改造”的具體內涵就是要通過“思想統(tǒng)一”消除知識分子的獨立自主意識，通過“工農化”消除知識分子群體的獨立社會身份認同。在該書第二至第九章的敘述中，我們可以依稀看出，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大致遵循著以下的發(fā)展軌跡：斗爭的矛頭首先指向那些在民主革命時期站錯隊的“反動知識分子”，然后指向民主革命時期的“同路人”，最后指向具有“異端”傾向的黨內外知識分子。如果說早期運動的主要任務是肅清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想，那么后來對馮雪峰、胡風等人的批判則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店”。

　　具體說來，所謂“思想改造”是通過以下方式和步驟實現(xiàn)的：第一是在知識分子中劃線站隊，樹立正反兩方面的典型；
第二是由中央發(fā)布文件，確定各類人物的“過關”比例，逐級搞指標攤派；
第三是將知識分子改造運動與其他群眾運動緊密聯(lián)系起來，造成巨大的社會聲勢；
第四是積極鼓勵“無知批有知”，有意識地培養(yǎng)一批“棍子式”的年輕理論家，動輒將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
第五是將知識分子改造運動與黨對文化、教育、新聞、出版、科技行業(yè)的全面滲透相結合，通過對社會資源的全面壟斷，將知識分子的身家性命、發(fā)展前途牢牢操控在各級“組織”手中；
第六，在采取上述各項舉措后依然無法達成“思想統(tǒng)一”時，便“公開地、大規(guī)模地使用有組織的國家暴力”。這在胡風案件和“反右”運動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

　　通過上述一連串的運動和舉措，結果正如作者所言：“無論是自愿的歸屬還是被迫的依附，知識分子集團在這個運動中的表現(xiàn)，說明新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在成為革命中造就、革命勝利后迅速擴張的新的思想權威的奴隸，他們在五四中獲得的以精神自由為核心的主體意識和獨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獨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毀，再也沒有恢復�！�

　　知識分子群體對新權威的臣服是否對中國各項事業(yè)的發(fā)展產生了什么積極的影響？答案顯然是否定的。該書顯示：盡管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近代科技文教事業(yè)的基礎十分薄弱，社會環(huán)境時好時壞，但在20世紀前半葉相對開放與寬松的社會氛圍中，依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產生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水準和國際聲望的專家學者，也涌現(xiàn)出一大批深受廣大民眾喜愛的杰出的文學家和藝術家。仿照英美模式建立起來的中國高等教育，學科門類比較齊全，教學與科研管理比較規(guī)范，基礎科學研究與應用技術推廣都呈現(xiàn)出一種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然而知識分子改造運動開始以后（特別是經過1952－53年“院系調整”以后），當時已經頗有建樹的社會學、教育學、政治學、法學、經濟學、新聞學、心理學、遺傳學等學科都被冠以“三大敵人遺毒”的罪名遭到取締。許多優(yōu)秀文藝作品受到錯誤批判。另一方面，受到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嚴重誤導，殘存下來的一些學科也未能健康發(fā)展。那些充斥著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應時文藝作品，因缺乏內在的藝術魅力很難得到社會公眾－－包括工農群眾－－的普遍認同�？傊�，經歷了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以后，新中國的思想文化和科技教育事業(yè)并未走上“金光大道”，中國與先進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與此相關，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fā)展因缺乏科學規(guī)劃和正確指導，在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波折以后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造成上述尷尬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知識分子改造運動表面看來是與知識分子為敵，實際上它是與知識分子所捍衛(wèi)的“民主”與“科學”的理念為敵。整個改造運動中唯一明確的目標是樹立與維護毛澤東的個人思想權威。然而歷史的經驗表明：知識分子群體固然可以被有組織的國家暴力所消滅，但謬誤終究無法戰(zhàn)勝真理，迷信終究無法戰(zhàn)勝科學，專制終究無法戰(zhàn)勝民主。

　　基于上述各點內容，筆者認為該書在相當程度上真實地再現(xiàn)了那段歷史，值得向那些關心當代中國歷史和知識分子問題的讀者們推薦。

　　不過該書也存在著明顯的敗筆。與前面各章對照起來看，該書第十章中概念含混、邏輯混亂、論證乏力、自相矛盾的毛病顯得尤為突出。

　　比如，作者在書中將知識分子群體消亡的原因歸結為：（一）知識分子價值觀念的“西化”色彩、（二）知識分子的性格軟弱和（三）知識分子脫離工農大眾與生產實踐。其論述字里行間滲透著某種令人窒息的陳腐氣息，極易對青年讀者造成嚴重誤導。

　　“國情論”是清末以降當政者們拒斥改革的老調。事實上，作者所謂“西化”觀念的核心內容是“民主”、“科學”、“自由”、“平等”、“法治”。這些價值觀念受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推崇，并非因為它們是“西方”的，而是因為它們是“現(xiàn)代”的，它們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已經被世界各國的歷史經驗所證明。與這些價值觀念不相兼容的，并非含混籠統(tǒng)的“中國國情”，而是中國傳統(tǒng)中的“集權主義”、“教條主義”和“反智主義”傾向。這些價值觀念在近代中國屢屢遭到批判和拒斥，只能歸因于統(tǒng)治者的自私貪婪和廣大民眾的顢頇愚昧，而不能成為否認其普適性的依據。其次，作者引證曼海姆和魯迅關于“知識分子”的論述，對知識分子在運動中的軟弱表現(xiàn)提出批評。然而他卻忽略了曼海姆們相關言說的社會歷史語境，也沒有更廣泛地考察中國知識分子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xiàn)。他對魯迅推崇備至，卻沒有言明魯迅何以能夠通過言論和行動來表現(xiàn)其“人格”與“精神”的“獨立和自由”，也不知道毛澤東在1957年10月對“如果魯迅活到現(xiàn)在將怎樣”這一問題的明確答復。至于說知識分子脫離工農大眾與生產實踐，顯然是受到毛澤東“毛皮論”的影響。這種觀點囿于傳統(tǒng)小農經濟的成見，無視分工協(xié)作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和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必要前提，同時對“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一科學的時代命題缺乏深刻的理解。

　　與上述模糊認識相關，作者在探討“重建知識分子隊伍”、“重鑄知識分子精神”問題時，還提出了如下觀點：“近代中國的特殊條件決定的挽救民族危亡、實現(xiàn)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的迫切任務，把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吸引到了政治、思想、文化、教育、軍事領域，只有極小的一部分人從事科學技術工作”；
“現(xiàn)在有一部分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鄙薄科學技術工作的心態(tài)，因為在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中，‘天地君親師’是并列的，只有‘為帝王師’或‘為人民師’者，才稱得上是知識分子，從事自然科學技術的人算不得知識分子。這種傳統(tǒng)心理必須改變。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知識界必須把大部分最優(yōu)秀的力量投入科學技術與經濟領域�！彼�還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發(fā)展經濟、擺脫貧困依然是最迫切的任務。知識分子只有在經濟建設的主戰(zhàn)場上顯示自己的獨特價值，才能贏得全社會的尊重�！�

　　筆者并不否認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在經濟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如果將作者的上述觀點與近代以來的“體用之爭”相聯(lián)系，其思想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科學研究固然有其專業(yè)領域分工，但是不論何種科學研究，其外在要求與內在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如果沒有開放的意識和科學的態(tài)度，不但人文社會科學不能健康發(fā)展，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也很難取得任何突破。作者在書中提到的對杜威－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對摩爾根學派生物學觀點的批判，以及書中沒有提到的對馬爾薩斯－馬寅初“人口論”的批判，對孫冶方經濟學觀點的批判，對楊獻珍哲學觀點的批判等等，都有力地說明了這個問題。因此，我們應該就下列三點達成共識：第一，經濟建設需要和平安定的政治環(huán)境；
第二，科技文教事業(yè)的發(fā)展進步需要自由寬松的學術氛圍；
第三，知識分子能否“在經濟建設的主戰(zhàn)場上顯示自己的獨特價值”，不但取決于知識分子的自身努力，而且取決于全社會對“知識”和“人才”的尊重。筆者還要強調指出：人文科學雖然并不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但它與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進步有著緊密的內在關聯(lián)。它涉及到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和方法論這樣一些基礎性問題，它的神圣使命之一就是使“人”區(qū)別于“物”，使人成其為人。因此，“重鑄知識分子精神”離不開人文科學的勃興。胡適曾經說過：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同理：科學進步與技術創(chuàng)新也不可能依靠一群只懂技術、沒有思想的人實現(xiàn)。就筆者所知，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大多具有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人文關懷情結。

　　當然，對作者上述觀點的批評，并不意味著否認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某些歷史局限性，也不是說知識分子群體不需要進行自我改造。筆者對書中反復提到的知識分子的“依附性”問題頗有同感。在前文中我曾經將這種依附性歸結于某種經驗理性，這里需要補充的是，筆者所做的一些個案研究顯示，知識分子對當政者的依附似乎還受到中國傳統(tǒng)的“成王敗寇”、“明君賢相”等觀念的影響。這表明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的許多人對“民主”、“法治”、“憲政”等概念的理解還不夠深入，信仰還不夠堅定。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認同作者提出的“重建”與“重鑄”口號，但“重建”和“重鑄”的關鍵并不在于“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也不在于讓更多的知識分子由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向自然科學領域和應用技術領域轉移，而是要讓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一起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啟蒙，進一步明確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一方面以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專業(yè)技能為國家和社會服務，另一方面向一切落后的、愚昧的、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和社會思潮作不懈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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