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點我和《讀書》的關系。在在座的朋友中，我算是和《讀書》關系最久遠的一個，一般都認為我是《讀書》的老作者，當然也是老讀者。但仔細想想，又覺得自己并非《讀書》的主要作者，可以說我始終是《讀書》的團結對象，而非依靠對象。說“始終”，就是說，在《讀書》的三個階段，除第一階段只是一個投稿者外，在第二、三兩個階段我都處于這個位置。第一階段是老師輩辦刊，作者也主要是老師輩，記得我最早在《讀書》上發(fā)的一篇文章是談周作人的知識結構的，能發(fā)一篇就很高興了。到第二階段發(fā)表的文章就多了起來；
但那時《讀書》很重視文人趣味和筆墨趣味，而我這個人恰恰最沒有文人趣味，文筆又特別粗，因此，為《讀書》寫文章心里總有些虛。到汪暉、黃平時期，開始時，大概是北大百年校慶期間，我的文章還比較多，我也因此卷入到所謂“《讀書》評獎”事件，成為一些人攻擊的對象。不過，我至今仍然非常珍惜我得到的那個《讀書》最佳文章獎，因為那是《讀書》的讀者評給我的，而那時我正處在全國范圍的大批判、大圍剿中，我對《讀書》和它的讀者一直是心懷感激的：那是危難中見真情。但在此以后，我的文章就逐漸少了，這主要是因為我的知識結構不太適應《讀書》新的辦刊方針。我對自己的邊緣化，是坦然的。因為這正是我的自覺追求，早在1994年我就寫文章，說自己的選擇是“站在邊緣位置，說自己想說的話，用自己的方式對時代的中心話題發(fā)言”。

　　其實我和許多刊物的關系都是若即若離，以至在整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都是一個“團結對象”。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分化、論爭中，我對所謂“自由主義”、“新左派”（我也認為這樣的命名不準確，這里是姑且借用）雙方的觀點，都有所贊同，又有所批評，質疑，或者說在同情、理解，承認其價值的同時又投以懷疑的眼光。因此，兩面都團結、爭取我，又批評、批判我，團結我時說我“有見解”，批判我時就說我“糊涂”。其實我一點也不糊涂，所謂忽左忽右，堅持的都是自己的觀點，一以貫之的基本立場。有時我也覺得尷尬，就從魯迅那里去尋找說法，魯迅說他是“蝙蝠”：“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無法歸類，“毫無立場”就是他的立場。我也愿意做當代思想文化學術界的“蝙蝠”，堅持以“我”為主，單槍匹馬，獨來獨往，說自己以為之“是”，批評自己以為之“不是”，“什么都是”，就可以和各派都有合作，“什么都不是”，也就和各派都保持距離，堅守自己的獨立自主性，同時也承認自己的立場、觀點的局限性，希望聽到各種批評，在和各種立場、觀點的張力中獲得自己的存在價值。——這大概也是我今天發(fā)言的基本立場。

　　這些話有點扯遠了，還是回到今天的討論論話題上。我要說的是，我在《讀書》邊緣化了，為什么還支持，甚至欣賞《讀書》新的辦刊方針？

　　這是和我對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的問題，以及我自己所面臨的問題，由此引發(fā)的矛盾、苦惱、痛苦的體認直接相關的。在我看來，九十年代以來，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和中國社會發(fā)展之間出現(xiàn)了巨大的反差和矛盾。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首先是中國社會在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的同時，出現(xiàn)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環(huán)境污染，造成生態(tài)平衡（自然生態(tài)和社會生態(tài)）的嚴重失衡，由此形成了眾多的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問題，可以說這是一個“問題層出不窮”的時代，其尖銳性、復雜性、豐富性，都是空前的，甚至是“血淋淋”的。本來這是為思想、文化、學術的發(fā)展提供了一個“大顯身手”的時機；
但恰恰在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出現(xiàn)了消費主義、實利主義，和體制化、專業(yè)化、學院化的兩大傾向，導致了思想的淡出，批判性的削弱，問題意識的淡薄，思想、文化、學術研究越來越脫離中國社會現(xiàn)實，脫離我們腳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甚至失去了回應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愿望和能力。這正是我深感憂慮的。而且這憂慮同時就轉化為我自己的學術危機和生存危機。我在1997年所寫的一篇文章里，這樣寫道：“我擔心與世隔絕的寧靜，有必要與無必要的種種學術規(guī)范會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與學術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導致自我生命與學術的平庸和萎縮；
我還憂慮于寧靜的生活的惰性，會磨鈍了我的思想與學術的鋒芒，使我最終喪失了視為生命的知識分子的批判功能；
我更警戒、恐懼于學者的地位與權威會使我自覺、不自覺地落入權力的網(wǎng)絡，成為知識的壓迫者與政治壓迫的合謀與附庸”。于是我內心深處時時響起一種生命的呼喚：像晚年的魯迅那樣，沖出寧靜的學院院墻，面對和回應真實的中國問題（參看《尋求精神支援》，文收《走進當代的魯迅》）。但對于我，有了這樣的愿望是不夠的，還要解決“怎么做”的問題。我很清楚，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除了走出校門，參加一定的實踐活動，作出行動的回應外，他的主要職責，是要做學理的回應。這就必須進行知識的更新。這正是我的困惑之所在：所遇到的問題已經(jīng)超出了我的知識范圍，而我的年齡已經(jīng)不允許我再做大的知識結構的調整。而《讀書》的可貴之處，就是它直面中國現(xiàn)實所提出的新問題，及時地進行了知識的更新，把大批的社會科學的學者吸引進來，把他們的專業(yè)知識和社會公共問題結合起來，及時地，有時是超前地提出重大的問題，展開學理的討論，從而形成某種公共輿論，造成社會影響，這就為知識分子，特別是學院知識分子的民間參與找到了一條有效的途徑。在這一過程中，其作者隊伍的變化是必然的。我這樣的知識相對陳舊的作者的相對邊緣化，一些有著良好的社會科學學科訓練的中青年學者，一些音樂、戲劇、美術、建筑、考古-----領域的專業(yè)工作者，成為《讀書》的主要作者，這都是雜志自身的知識結構的調整所必須的。對于我，則是一個很好的開拓視野的學習機會，因此，我總是津津有味地閱讀《讀書》上就我所關心，而又不甚了解的社會問題，作出學理的回應的文章，從中受到啟發(fā)，并因此而尋找自己的回應方式。我的辦法依然是發(fā)揮自己的專業(yè)特長：“講魯迅，接著魯迅往下講”。不過這已是題外話，這里就不說了。

　　九十年代以來我們面臨的另一個新問題，新挑戰(zhàn)，是隨著中國的發(fā)展，以及全球化的趨勢的發(fā)展，中國越來越成為世界的一部分，中國問題與世界問題有了越來越密切的聯(lián)系。在八十年代，我們也提出了“中國走向世界”的命題，但我們關注的中心依然是中國自己的問題；
記得我的老朋友，日本學者尾崎文昭先生曾當面對我們對世界問題的漠然表示驚奇。但到九十年代以后，我們就再也不能這樣閉門思考了，而必須面對全世界，我們的問題是全球問題的一部分，必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來思考中國問題。這樣，我們就遇到了兩個挑戰(zhàn)性的問題：如何“重構我們的世界圖景”？面對全球化的大趨勢，如何確立我們的獨立立場？應該說中國的思想、文化、學術界對此是缺乏思想與知識的準備的，像我這樣的五十年代培養(yǎng)的學者，由于語言的障礙，幾乎無法作出回應不說，由于八十年代盛行的“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許多人對西方以外的世界不僅隔膜，而且是漠視的，同時又膜拜于西方思想、文化、學術，缺乏獨立的自覺意識。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讀書》又及時地進行了知識更新，一方面，對西方思想、文化、學術的新發(fā)展繼續(xù)保持高度敏感，及時介紹，同時又自覺地吸引東方世界——日本，韓國，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埃及的學者，以及臺灣、香港、大陸研究亞洲、東方問題的學者，在雜志上展開了諸如“亞洲的病理”、“全球化與經(jīng)濟正義”、“全球化與國際政治”、“全球民主的前景”、“民族、國家與殖民主義”等學術問題的討論，并對國際重大事件，如科索沃戰(zhàn)爭，“九一一”事件，伊拉克戰(zhàn)爭-----,及時作出學理的回應，發(fā)出了中國學者的獨立的聲音。這都在國內國際產(chǎn)生了影響，我自己也從中得到了很多的啟示。這就形成了我的《讀書》觀：在我看來，這是一份能夠對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與全球的問題及時作出學理的回應，因而有著開闊的視野，強烈的問題意識，堅持獨立的批判立場的刊物，盡管它也存在著自己的問題，但在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刊物中確實是獨樹一幟的。它和《隨筆》、《南風窗》、《天涯》、《書屋》、《書城》等一起，都是我經(jīng)常翻閱的刊物：盡管它們的傾向與辦刊方針并不一致，但我都從中可以聽到或一程度的民間輿論的聲音。

　　這就談到了這次《讀書》主編被撤換的事件。從表面看，這似乎是一個正常的人事調動，但它的一些作法卻很不正常，而且它的性質是構成了一個事件的：在我看來，這是將輿論空間體制化、官僚化的一次收編。《讀書》本來是存在著一些內在的矛盾的：一方面，它是一份三聯(lián)出版集團里的體制內的刊物，但它的主編卻是三聯(lián)出版集團外的，盡管兩位主編也是有單位的，但他們是業(yè)余編刊，是一種民間參與，他們又是決定《讀書》的辦刊方針的，這樣，《讀書》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體制內的民間刊物”，因此形成了某種不利于控制的相對自由的空間。這次撤換主編就是要排除它的民間性，擠壓思想的自由空間，將其變成一個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實的體制內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計劃有組織的收編。而且這不是孤立的現(xiàn)象。大學教育這些年體制化、官僚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已經(jīng)完全置于新老教育官僚的掌控之中，而且資本的力量越來越成為大學教育的支配性力量，權力與資本的結合，形成了新的科舉制度，在其誘迫下，許多學院里的知識分子也逐漸商業(yè)化與官僚化，在當下中國的教育體制內幾乎很難發(fā)出獨立的聲音：這已經(jīng)是一個無法抵御的事實和趨勢。于是，一些人寄希望于民間的輿論空間和社會空間；
而去年的“冰點事件”和今年的“禁書事件”、“《讀書》事件”，以及其他事件，則發(fā)出這樣的信號：當局正在“加強管理”的旗號下，有計劃、有步驟地擠壓、收編民間輿論空間和社會空間。這就意味著中國知識分子已經(jīng)十分有限的言說空間、活動空間越來越萎縮，我們已經(jīng)很難發(fā)出自己的獨立、自由的聲音了。

　　我要說，這是一切有良知，有社會責任感，追求思想獨立、自由的知識分子共同面臨的問題。也就是說，不管我們是什么派，現(xiàn)在都面臨著體制的擴張和官僚化，這是對我們的自由空間的挑戰(zhàn)，我們要共同來面對。我要把“冰點事件”和“《讀書》事件”聯(lián)系起來考察，就是這個原因。從表面上看，這兩個事件是不一樣的：《冰點》是因文章而獲罪，對它的壓制是一種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方式，而對《讀書》，是用更為合法的“管理”的名義，但其對輿論空間的打壓、控制、收編的實質卻是一致的，而且我要說，“合法的管理”將越來越成為體制對輿論空間的控制的主要方式，這是一種“新政治”，我們必須對此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充分的思想準備，不能因控制形式的變化而模糊或否認其控制的實質。還有人可能會認為，《冰點》事件針對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讀書》事件則是對“新左派”的打壓；
即使這種說法有點事實依據(jù)，在我看來，這正是說明，當權者、官僚體制并不關心你是左還是右，只要發(fā)出不同的聲音，并且在群眾中有影響，它就不能容忍，就必要“管理”，打壓與收編。因此，無論把《冰點》事件，還是把《讀書》事件僅僅看作是對知識分子中的某一派的打擊，而不看作是對所有知識分子的打壓，甚至因此而陷入兩派之爭，那我們就上了大當。如果《冰點》事件中，有的人因為自己的“新左派”立場而表示了沉默，現(xiàn)在的《讀書》事件中，又有的人因為自己的自由派立場而表示了沉默，那么，在明天、后天，還有什么事件發(fā)生（在我看來，這是必然不斷發(fā)生的），會不會因自己的派別立場，而又沉默了呢？這樣的一再沉默，我們就真的要被“分而治之”了。這絕不是我的危言聳聽，而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事實。我并不想在知識分子論爭中和稀泥，我也認為這樣的論爭是必然發(fā)生的，有意義和價值的，但必須限于學理論爭的范圍，不能借助政治的力量，權力的力量來打壓對方；
我更不贊成的是，把對方看作勢不兩立的主要危險，主要敵人，我們不能只是扭作一團，而把主要的該批判的體制輕輕放過了。分歧既然存在，爭論當然會繼續(xù)下去；
但爭論要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有思想、言論的自由，而且是完整的，不加分割的自由：爭論對手不自由，自己也是不自由的。因此才有“我不贊同你的觀點，但我要用生命來保衛(wèi)你說話的權利”這樣的原則。面對體制有計劃地頻繁出擊和打壓，我們必須超越分歧，共同抵制體制的擴張與官僚化，捍衛(wèi)我們自由思想，獨立言說的權利。盡管我們無力阻擋，但至少要發(fā)出抗爭的聲音。——這是我今天主要想說的話。我知道，我的這番話本身就是不合時宜的，在當下對立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也很難實現(xiàn)，有人可能又要批評我“糊涂”和“天真”，但這確實是我的心里話，我必須說出來。

　　最后說一點：每當發(fā)生了這樣的“事件”，我們總會產(chǎn)生某種無力感。希望何在呢？于是，我總要說起我的三點“樂觀主義”：一是中國人口多。這意味著：盡管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被體制收編，仍然堅持思想自由和獨立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我相信，無論在“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中都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都會有孤獨感，他們所占比例確實非常小，但絕對量卻并不少。這樣我們就可以聯(lián)合起來，相互支援，形成某種力量。二是中國地方大，即當年毛澤東說的，“東方不亮，西方亮”，盡管步步緊逼，卻總還有回旋的余地。我們這些人總會找到地方發(fā)表文章，獨立、自由的聲音是壓不住的。三是我們有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包括批判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這樣的傳統(tǒng)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它會培育出一批又一批的繼承者，即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想到這三點，我又似乎看到了“微茫的希望”。

　�。�2007年7 月22日講，25日——26日整理、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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