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年鑒學派創(chuàng)始人之一 布洛赫在他的名著《封建社會》一書中指出：“封建”一詞“在世界上一直歧義紛呈，經歷了許多曲解”，恐怕中國尤其是如此，用前輩史家侯外廬的話說，就是“語亂天下”。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我國教育界與學術界，隨著斯大林所謂“五種社會形態(tài)”理論的傳入和普及，成千上萬的讀書人恐怕從中小學開始，就已異口同聲地把鴉片戰(zhàn)爭之前的兩千余年古代中國叫做“封建社會”，又把此后的近代中國叫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至于何謂“封建社會”，何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卻是無須敲問的，那是標準的“集體無意識”。民國時期的反對之聲固然早已過去，近二十年來，一些喜于獨立思考的學者又將舊話重提，也都無法憾動這個“集體無意識”，能不被斥為異端邪說就算不錯了，匪夷所思。至今為止， “封建主義”一詞還像一只碩大無比的垃圾桶，凡是所謂落后的或不合時宜的東西，包括論者自己不喜歡的東西，都可統(tǒng)統(tǒng)往里面扔，都叫“封建主義”， 50多年前史壇討論的“中國歷史分期”、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都是在沒把“封建”的概念作出嚴格界定的前提下沸沸揚揚的，不啻霧里看花，至于常見的“由于中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所以……”，“由于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以……”之類推論，自然可以旁若無人，見怪不怪。顯然，概念的模糊與歧義，實已成為影響我國學術進步的瓶頸之一。

　　有鑒于此，馮天瑜先生集二十余年之功，靜心地神游在“歷史文化語義學”之中，寫出一部39萬言的著作，近期由武漢大學出版社編輯成書，重在系統(tǒng)地清理一樁已難以擱置的學案，值得關注。

　　在中國典籍里，“封建”一詞即“封土建國”、“封爵建藩”之謂。據此，近人梁啟超就曾明確指出，中國的封建制始于周，滅于秦朝的郡縣制。嚴復將英語feudalism一詞（意指歐洲中世紀的封土封臣、采邑領主制等）譯作“封建”，就是取自中國典籍中“封建”一詞的本義，與此前日本學者對feudalism的翻譯不謀而合。及至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卻拋開“封建”之本義，移植近代日本的“反封建”思潮，把前近代社會統(tǒng)稱為“封建社會”，以“反封建”的旗手載入史冊， “封建主義”的概念從此變得模糊和復雜起來。

　　《“封建”考論》一書在確認“封建”本義與西義的基礎上，從中、英、日文三個維度，認真梳理我國“封建”概念泛化的復雜軌跡，悉心搜集和研讀文本資料，把清末民初、五四時期、大革命失敗之后等關鍵時段的概念衍變之脈絡簡明扼要地勾勒出來，還將衍變的主要原因追根究底，尤見功力。全書既有對社會史論戰(zhàn)中所謂“封建觀”的系統(tǒng)審視，也有對毛澤東提供“定論”的專題考察；
既有對周谷城、王亞南等8位民國名家質疑泛化“封建”概念的逐條梳理，也不乏對歐、美、日三地名流與當代中國學者李慎之、王元化等人相關見解的輯要。其知識考古工程之龐大，征引之浩繁，梳理之明晰，分析之透徹，足可稱道。作者不僅細心歸納各家論點，而且重在糾出各家論據，指陳得失，披沙揀金，常于細微之處見真知，其心境之平和，取舍之嚴謹，多溢于字里行間。作者不僅重破，而且有立，在甄別與吸納各家之長的基礎上，審慎地提出以“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來概述自秦至清的歷史實質，取代“封建社會”之名。讀者固然可以不贊同作者的這一新論，卻無法繞過他的學術思路，無法漠視他的辛勤勞動，因為他已把關于“封建社會”這個學術真題的來龍去脈與爭論得失梳理得十分清楚了。

　　作者在題記中謙和地說：“本書只是試圖從學理層面，通過對‘封建’從舊名向新名的轉變過程的辨識，為中國古史述事提供一個厘清概念（正名）的參考思路”，在我看來，豈止古史述事，即便是近史述事，恐怕也該參考一下馮天瑜先生的成果，該是認真敲問“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候了。

　　原載《中華讀書報》2007年7月4日第10版“名家薦書”，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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