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學英語時，最不習慣的英文書寫方式就是地址。英文的地址書寫順序與中文的書寫順序正好相反：英文先寫你的門牌號碼和街名，再寫你住的城市或鄉(xiāng)村名稱，接著寫你所在的省份或州郡，最后寫國家名稱；
中文則先寫國家，最后寫你住的房間號。英文是從小到大，從身邊到遙遠；
中文是從大到小，自天下及己身。

　　皇帝吃飯了沒有

　　這兩種不同的地址書寫方式，反映的不僅是兩個民族空間定位系統(tǒng)上的差別，也是兩個民族文化上的差別。英語民族把個人和身邊事物置于優(yōu)先地位，漢語民族則把天下、國家和皇權(quán)看得高于一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就是這種漢語地址書寫法的最好注腳。精神境界上升到士大夫的中國人，自己沒有飯吃，不用愁，愁的是皇帝現(xiàn)在吃飯了沒有。自己的家鄉(xiāng)與皇都一比，就變得微不足道了：“日暮鄉(xiāng)關何處是，長安不見使人愁”，雖然李白的家鄉(xiāng)在四川，甚或在前蘇聯(lián)今日的吉爾吉斯斯坦境內(nèi)，但他鄉(xiāng)愁的對象卻是長安。

　　可見，英文地址書寫法表現(xiàn)的是英語民族所珍視的個人主義和地方主義，中文地址書寫法則體現(xiàn)出漢語民族所鐘情的國家主義、天下主義和中央主義。這里沒有必要對這些“主義”評頭論足，有趣的倒是奉行個人主義和地方主義的英語民族最終建立起了兩個世界帝國，不列顛帝國和美利堅帝國；
而偏愛天下主義和中央主義的漢語民族卻逐漸成為一個地區(qū)性國家，到上世紀初，則貧弱到幾乎亡國的地步。

　　中國的中央主義最早是秦王朝建立的意識形態(tài)，在其后2000多年的時間里，雖然郡縣制的中央集權(quán)體制有時伴隨著分封制，但在意識形態(tài)上，在政治理念上，國家主義和中央主義從未受到過認真的挑戰(zhàn)。無論是農(nóng)民起義，還是諸侯造反，或是宮廷政變，雖然都打著替天行道的旗號，其目的都在改朝換代，不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創(chuàng)新。

　　清末民初的地方主義

　　根據(jù)臺灣政治大學胡春惠教授的研究，這種情況到清末民初有了很大改變，中國各省開始興起地方主義。清末地方主義的第一推動力是太平天國運動。清廷由于財政不足，中央軍隊（綠營）無能，無法抵擋太平軍的蔓延，只好改變“祖宗成制”，讓各省督撫自練兵勇，自籌糧餉。這不僅改變了清政府的中央集權(quán)的軍事體制，也改變了中央集權(quán)的財政體制，軍隊和財政都地方化了，從而刺激地方主義意識的覺醒。

　　清末地方主義有兩只翅膀，一只是漢民族主義，另一只是從西方引進的憲政主義。中央權(quán)力向各省督撫傾斜，也就主要是由滿人向漢人傾斜，因為到太平天國后，多數(shù)督撫都是漢人。雖然光緒年間清廷意識到政治權(quán)力正在從滿人手里流失，一度試圖“削藩”，重新加強中央集權(quán)。但這時，中央主義和地方主義的斗爭已經(jīng)變成了滿族民族主義和漢族民族主義之間的斗爭。

　　由于漢族是多數(shù)民族，斗爭越激烈，地方主義就越深入人心，越廣泛傳播。實際上，辛亥革命是通過各省宣布獨立的方式獲得勝利的，它不僅是被壓迫的漢民族對壓迫者滿族的勝利，也是現(xiàn)代共和主義對傳統(tǒng)專政主義的勝利，還是地方主義對中央主義的勝利。

　　只有一只翅膀，地方主義還飛不高，飛不遠，它能展翅高飛，還得益于另一只憲政主義的翅膀。如果說，孫中山的國民革命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喚起了地方主義，那么，清末的立憲運動則從分權(quán)自治的角度培育了地方主義。前一種地方主義，可以稱為地方民族主義；
后一種地方主義，是地方自治主義。

　　不遺余力地鼓吹地方自治的思想家，是梁啟超，他是清末立憲運動的指導者。他認為地方自治乃文明政治之象征，地方自治力強者則其民權(quán)必盛，否則必衰。法國雖號稱民主，而其民主績效反不如英國的原因，就是它的地方自治之力不若英國的緣故。

　　不僅在野的政治思想家有此見識，在朝大臣中也不乏地方自治主義者。1906年，派赴各國考察憲政大臣載澤等回國，在《會奏請宣布立憲折》中，載澤認為立憲為挽回國勢唯一之途，而預備立憲所必須首先實行的三事中，就包括要清廷宣布地方自治一項（胡春惠，中國社科，2001）。

　　政治雜交

　　以前的史學家傾向于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場反封建革命，其實也可以認為它是一場地方民族主義和地方自治主義革命。辛亥革命的后果，是清失其鹿，天下共享之，不是天下共逐之。當時的輿論就已經(jīng)注意到，在臨時政府體制下，省都督和各省議會，是國家法理上的主權(quán)者（胡春惠，2001）。

　　竊以為，清末民初的地方民族主義和地方自治主義思潮的涌起，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地方主義的第一次浪潮，它對于后來民國初年國體的設計，已及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后民族自治區(qū)的設立，都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作為一種思想傳承，薪盡火傳，它在中國近20多年的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逐漸復活，形成了地方主義第二波。這一波，從經(jīng)濟領域開始，目前正在向政治領域推演。

　　作這番回顧，是想向讀者說明，中國的土地，也并非只生長中央集權(quán)主義的罌粟，也開過地方主義的奇芭。對于現(xiàn)代聯(lián)邦主義，中國現(xiàn)在并非蠻荒之地，它已經(jīng)被先驅(qū)者們開墾過，耕耘過了。當時沒有多大的收成，是因為父輩們還沒有像懂得農(nóng)業(yè)雜交技術(shù)那樣精通政治雜交技術(shù)。當中央主義和地方主義相互雜交，相互妥協(xié)，達到平衡時，聯(lián)邦主義就是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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