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是全盤討論戰(zhàn)后國民黨各項政策并決定其基本走向的最重要的一次中央全會。對蘇外交和東北問題，是此次全會討論的重要內容，并在會上引發(fā)了激烈的爭執(zhí)，影響及于中蘇關系及東北接收。本文以臺北所藏相關檔案為基礎，論述六屆二中全會關于對蘇外交和東北問題討論的由來、經過及其結果，以期使相關問題之研究更為深入。[1]

　　一、六屆二中全會討論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的由來

　　自“九一八”之后，東北長期淪為日本占領區(qū)。對日抗戰(zhàn)開始后，收復東北成為中國抗戰(zhàn)的基本目標之一，并且在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后，得到了同盟國方面的認可與支持。但因爭取蘇聯(lián)參加對日戰(zhàn)爭的需要，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會談中達成秘密交易，將中國對東北的若干主權擅自讓渡給蘇聯(lián)。中國雖對此持強烈的異議，但因實力所限，迫于三大國的壓力，于抗戰(zhàn)勝利前夕，與蘇聯(lián)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被迫接受了三大國對東北地位的安排。雖然中國損失了東北的若干主權，但也得到了蘇聯(lián)支持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承諾。正因為如此，抗戰(zhàn)勝利之初，國民黨對中蘇關系以及在蘇聯(lián)協(xié)助下接收東北抱持樂觀的態(tài)度。1945年9月18日，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為紀念“九一八”14周年發(fā)表的廣播演說中表示：“我們東北，由于盟邦蘇聯(lián)的軍事援助之下，實現了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們東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國。最近將來，我們的行政人員及我國的軍隊就要來到東北，與我們隔絕了十四年之久的親愛同胞握手言歡�！�。[2] 可見蔣介石在當時亦未料及其后接收東北之波折。

　　但大大出乎國民黨意料的是，其接收東北的過程遠不及當初設想的順利，其中最關鍵的是，由于蘇聯(lián)的反對，接收軍隊無法在東北登陸，已到東北準備接收的東北行營諸員在蘇軍的約束下幾無活動余地，而同時期中共部隊則大舉出關，占據了東北的廣大地盤，事實上，國民政府已無法如其預期的順利接收東北，東北問題很快演變成對蘇外交與對共關系的外交與內政的雙重糾葛。[3] 由于蘇聯(lián)軍隊駐扎東北和己方軍隊不能順利出關的形勢所限，國民黨對于東北暫時無力以軍事接收，而只能寄希望于通過外交交涉完成接收任務，故其對策是“一面堅持條約的立場”，“一面繼續(xù)交涉繼續(xù)準備接收”。[4]

　　11月15日，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蘇聯(lián)駐華大使館稱：“因運兵至東三省事，遭遇諸種阻礙，……以至東北行營及其隨行赴東北接收各項行政之人員，不能達成其任務”，中國政府決定將東北行營遷至山海關待命。[5] 其后，蘇聯(lián)方面格于信守外交條約及因應國際尤其是美國壓力的需要，對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表面上作出了一定的讓步，同意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若干省份及城市的行政權力。但在國共矛盾沖突的大背景之下，接收人員“因無充分武力，處處為八路軍所阻礙”，“在各地接收政權，等于虛飾”。[6]

　　中蘇雙方在東北接收問題上的矛盾沖突，引起了國民黨內若干人士的強烈不滿。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頗為復雜，對所謂“黨國”利益有不同的考量與現實的追求，并在政治上戰(zhàn)后大體形成為對蘇對共強硬與溫和的不同分野，其中以CC系、黃埔系及若干堅持反共立場之高級官員為強硬派中堅，而以政學系、英美系及若干與蔣接近之高級官員為溫和派代表。[7] 對東北接收問題的僵持不下及對蘇外交的“失敗”，國民黨強硬派早有不滿，對主其事者――外交部長王世杰、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等均目為政學系干將，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意見。而蔣介石出于對中蘇關系及國共關系大局的考慮而壓制其公開表露，更激起強硬派的不滿。至1946年初，在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國民黨內對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的不同意見漸趨公開化。

　　蘇聯(lián)不僅對國民政府接收東北持消極態(tài)度，對東北資源強掠強占，[8] 而且還提出了對東北資源及經濟由中蘇合作經營開發(fā)的要求，企圖以合法手段占有東北的資源，控制東北的經濟，以為其謀取更大的利益。自1945年11月到1946年2月，中蘇雙方為此進行了多次交涉，均因蘇聯(lián)提出的要求過高而無法達成妥協(xié)，由此升高了國民黨內對蘇聯(lián)的不滿。

1946年2月，美國政府提出對中蘇東北經濟合作交涉的反對意見，[9] 美國特使馬歇爾亦向國民政府建議，不要向蘇聯(lián)作任何讓步，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因為時間對蘇聯(lián)人不利，如果他們不撤兵，他們就在全世界面前成為條約的破壞者。[10] 美國的目的當然是為其自身利益考慮，防止蘇聯(lián)獨占東北，并為美國資本進入東北打開方便之門，但卻使國民黨內“主張對蘇采強硬態(tài)度者，覺得吾可藉美國助力以抗蘇聯(lián)”。正值此時，雅爾塔密約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國內輿論對大國外交犧牲中國利益的行徑表示強烈不滿，“一般人民睹此協(xié)定，必大起憤懣無疑”，[11] 為國民黨強硬派提供了可資利用的輿論及群眾助力，“頗思利用群眾此種心理以打擊中共并推翻黨派之妥協(xié)”。[12] 2月下旬各大城市爆發(fā)的反蘇反共游行，就是他們挑動與運作的結果。[13] 2月13日，中共發(fā)表對于東北問題的四點主張，提出參與東北政治的要求，[14] 又激起本來就對政治協(xié)商與國共和解不滿的國民黨強硬派的反彈，而蘇聯(lián)延遲從東北撤軍的舉動（根據中蘇雙方的協(xié)議，蘇軍本應于1946年2月1日自東北撤退），亦被他們解讀為對中共力圖占據東北的支持，更使他們作出種種強烈反應。由于上述因素的相互迭加及其共同作用，使國民黨處理東北問題的決策環(huán)境發(fā)生重大變化，埋下了六屆二中全會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爭執(zhí)的種因。

　　二、六屆二中全會有關對蘇外交問題的討論與爭執(zhí)

　　1946年3月1日，檢討國民黨戰(zhàn)后政策得失并決定其后政策走向的六屆二中全會在重慶開幕。全會聽取的主題報告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多方面內容，其中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成為5日、6日、14日會議討論與爭執(zhí)的重點。

　　3月5日下午，全會舉行第五次會議，外交部長王世杰作外交報告，其中談及聯(lián)合國、對日管制、對蘇外交及東北接收、對越關系等若干問題。王世杰深知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較易引起爭議，因此在報告時并未作為重點闡釋，且語調平靜溫和，表現出力求通過對蘇交涉解決東北問題的基本立場。他在報告中提及，“據蘇方所表示，蘇軍撤退之延緩，系因技術上的困難，我政府現正向蘇方繼續(xù)催詢中”；
對于中蘇經濟合作交涉，“中蘇兩方，對于此一問題之見解，迄未一致，惟蘇軍之撤退依照協(xié)定原不附帶任何條件，因之，此一爭議之存在，應不能措成蘇軍緩撤之原由�！彼麖娬{，“中蘇親善誠如本黨總裁所云，不特為中蘇兩國所需要，抑實為全世界的和平安全所需求。本人深望雙方同本親善友好精神，使蘇軍撤退問題迅獲解決�！盵15]

　　王世杰的苦心并不為出席全會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所諒解，他的報告結束后，鄒魯首先在討論中發(fā)難，提出：我們辦外交不能像路上叫化那樣哀求老爺太太乞討的態(tài)度所能達成任務，像現在我們這種外交的作風是最要不得的。再就東北事情來說，自然有很多苦衷，但對于這些問題的處理，仍應以正當公正的外交方式去求解決。王部長總怕得罪蘇聯(lián)，我真不知是何道理？如果說弱國無外交，那就不必辦外交。鄒魯的發(fā)言引發(fā)了討論的燃點，繼其后發(fā)言的諸位中委，均對政府外交政策和王世杰的外交處置提出了強烈的批評。

　　白崇禧在發(fā)言中認為：我國是弱國，因為沒有力量，就要用公理，如其要用公理，便須把公理宣布出去。有力量的人家可以幫助我們，我們不但沒有喊人家?guī)椭�，還要客客氣氣的送給強盜，這樣的弱者，等于被打了還不準哭不準喊。這樣的對蘇外交政策外交作風，實在應該改變。這種情形，實在拿我們中華民國，中華民國的人民、軍隊，黨政同志，太不算人。

　　資深外交家、親歷1920年代初期中蘇建交談判的王正廷認為：此次所訂之中蘇條約，可以說等于倒退了四十來年，又回到了李鴻章時候的情況，危險性實在太嚴重，應該想補救的辦法。根據國際公法，因時勢的變遷，可以請求修改條約。我們的外交，雖然沒有武力可以做后盾，但我們的人民可以做我們外交的后盾。我們可以運用民意，得到修改條約的目的。外交上的事情，能辦時候就辦，不能辦時候，可以換一個。譬如甲辦不了，可以換乙，乙辦不了，可以換丙，這是國際外交上的慣例。所以王部長對于這個問題，如果認為辦不了，政府可以另找他人出來辦理，這樣才可使中蘇問題在最有理、最誠懇的態(tài)度之下，去修改糾正，得到合理的解決。王正廷的發(fā)言，不僅牽涉對蘇外交對錯的問題，而且提出了追究先前對蘇外交責任、修改中蘇條約以及更換外長人選的問題，是當天發(fā)言者中態(tài)度最激烈者。

　　胡秋原在發(fā)言中呼應了王正廷的意見，認為：這問題的嚴重程度實已無以復加，可說不是本黨執(zhí)政以來最失敗的外交，也是近百年來失敗最大的一項外交。怕友邦，辦委曲而不能求全的外交，要外交干什么？“九一八”以后有恐日病者，今天又有新的恐蘇病了，這種心理要不得。條約要信守，但是除此之外，絲毫不能再讓了，今天外交部應該給我們一個保證，不能再讓。

　　CC系干將谷正鼎在發(fā)言中認為：訂了中蘇條約之后，蘇聯(lián)有許多越出條約以外的事，為什么我們連要求她履行條約的力量也沒有，甚至也不敢說？我們得不到保障，外交當局反諱莫如深。她不履行條約，我們抗議也不敢了，抗議怕得罪對方的友誼，如此屈服忍讓，就可維持邦交嗎？今天談外交，不容諱言，外交是有失敗的，但是要挽救失敗，必須喚醒我們的輿論和民眾，我們辦外交，要憑全國的輿論和國際間的公理。

　　在當天的發(fā)言者中，只有宋宜山的態(tài)度較為緩和，他認為：對蘇外交有三種基本的看法，第一中國是國際的一環(huán)，現在世界的趨勢是要求和平，我們是要從保障和平方面著手，將來局勢改變，自可轉移；
第二外交是靠力量為后盾。追求與國并不完全可靠，人家決不愿意犧牲自己來為你打仗的；
第三中蘇雖以訂立友好條約，但蘇聯(lián)對中國是不是有懷疑，是不是懷疑中國趨向于美國方面。從這些地方看來，我們對蘇外交，應該取很鄭重很和平的態(tài)度去處理。[16]

　　5日的會議結束后，外交部長王世杰在日記中寫道：不少人“均以激烈攻擊之語調，指責予之外交軟弱，或主張將中蘇爭執(zhí)（東北問題）提付國際會議。蕭錚在會場發(fā)言，主張罷免外交部長�！盵17] 而在旁觀者眼中，王世杰的報告被認為“穩(wěn)健而有條理”，但批評者“言均激切，掌聲不少”。[18]

　　因要求發(fā)言者人數眾多，3月6日，六屆二中全會舉行第六次會議，繼續(xù)安排討論對蘇外交問題，火藥味則較前一日更濃。戰(zhàn)后頗為活躍的黃宇人首先提出追究外交部長王世杰的責任問題。他認為：對蘇外交失敗，不是政策問題，而是執(zhí)行政策的問題。所以現在的責任，不在政策的決定機關，而在政策的執(zhí)行機關。此言避開了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實際決策者蔣介石的責任問題，而將追究責任的重點放在王世杰身上。他重提簽訂中蘇條約的時機是否妥當的問題，認為：中蘇條約簽訂的時候，我們已在湘西等地反攻，日軍的頹勢已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外交當局為什么要像撿金銀似的去訂條約，這一點我們不了解。他還批評中蘇條約談判是秘密外交、私自協(xié)定。其實，此言亦回避了中蘇條約實際決定于雅爾塔密約，而以中國當時的地位以及國民黨的現實需要，很難與三大國對抗。

　　繼黃宇人的發(fā)言之后，王星舟、方治、齊世英、彭昭賢、劉文島、潘公展等在發(fā)言中都提出，應該追究外交當局的責任，并對中蘇條約的作用予以重新估計和檢討，如果蘇聯(lián)不能依照條約行事，則應考慮因其違反條約而將東北問題提交聯(lián)合國，利用國際力量迫使蘇聯(lián)讓步，或者干脆宣布廢除中蘇條約。周異斌甚至提出：萬一不能達到目的，本黨要集中力量，把握時機，不惜再來一次光明神圣之抗戰(zhàn)。

　　東北問題除了與對蘇外交的關系之外，與國共關系實際亦密不可分，但或許是因為全會安排了專門時間討論國共關系問題，故在有關對蘇外交的討論中，發(fā)言者多未涉及中共問題，只有CC系干將谷正綱直言不諱地提出：我們要認識東北問題的復雜和嚴重，是因共產黨進入東北。蘇聯(lián)在東北不撤兵，是在扶植中共部隊，三五月以后，共產黨武裝起來，也許蘇聯(lián)就會撤兵，使東北的外交問題成為內政問題。所以現在不把握時機，不把這件事情辦了，將來對付蘇聯(lián)格外困難。不過他的發(fā)言沒有得到其他發(fā)言者的回應。

　　在6日的討論中，只有羅霞天和劉健群的發(fā)言，態(tài)度稍見緩和。羅霞天認為：在原則上說，中蘇友好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大家都感覺有此需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然而我們看看實際情況，我們接收東北的目標不能達到，是友好的嗎？一般人說，弱國無外交。其實強國無需外交，弱國才需要外交，弱國必需運用外交手段，獲得勝利。所以，我們對于外交政策應加以檢討。劉健群認為：外交問題我們應以冷靜的頭腦來處理。中蘇友好條約的目的在求全，所以委曲，但是現在委曲而并不求全，這是我們的痛苦。對于中蘇的交涉，我們要本著外交方式去做是很困難的。這個問題是左右為難。以后怎么辦呢？友好條約我們固然要遵守，但是還要隨時注意現實的發(fā)展。所以我們要和蘇聯(lián)講明白，蘇聯(lián)應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我們雖不是親蘇，至少不會反蘇。

　　在兩天的會議近20位發(fā)言者中，除了個別人態(tài)度稍為緩和、但也批評了外交當局之外，無人出面為對蘇外交有所辯護，在當時會場的激動環(huán)境下，事實上也容不得辯護者的言論。作為戰(zhàn)后國民政府外交政策的當家人，外交部長王世杰在兩天會議的大部分時間中，“除于事實不符時有所聲辯，余無一言”，沒有為自己辯護，其他溫和派人士為避免引火燒身，更是噤口不言。[19] 只是在6日任卓宣發(fā)言時，批評外交當局是“官僚外交”，主張實行“民主外交”，依靠輿論和民眾的力量辦外交，王世杰才忍不住插話說，“人民說話，會刺激外交困難”，因此不主張操弄民眾情緒，增加外交的復雜性和危險性。結果又遭到任卓宣的當場駁斥，他堅持認為：蘇聯(lián)的行為，不是因為刺激了才發(fā)生的。我們主張以后要實行國民外交，民主外交，凡事都應公開于人民，利用人民的力量，輿論的力量來做后盾。

　　在兩天的會議討論中，除了與會者的發(fā)言外，還有張九如、韋永成、唐縱提出了書面質問，他們都批評了外交當局處理對蘇外交的失策，韋永成還提出，應向聯(lián)合國安理會控訴蘇聯(lián)的行徑，如果蘇聯(lián)不從東北撤兵，則應宣布取消中蘇條約。[20]

　　兩天的討論結束后，全會決定由指定的審查委員會準備有關外交報告的決議，并由王寵惠、程天放、李惟果等根據討論意見起草決議。由于與會者已經對外交政策提出了激烈的批評意見，受此影響，在決議起草過程中，審查委員會有人主張廢止中蘇條約，有人主張宣告條約無效，有人主張修改條約，還有人主張?zhí)岢雎?lián)合國安理會。不過，中蘇關系牽涉到國民政府的外交格局，且與國民政府最終能否順利接收東北密切相關，王寵惠等亦不敢貿然定議，而推由國民黨領袖蔣介石作最后的決定。蔣介石此時雖然希望給予蘇聯(lián)一定的壓力，使其盡早從東北撤軍并支持國民政府的接收，但又不希望將事情鬧大，以免影響蘇聯(lián)對國民政府的態(tài)度更趨惡感，從而不利于其接收。因此，他對會上對蘇聯(lián)和外交當局的批評指責采取了默許態(tài)度，并未強予壓制，但對將要公開發(fā)表的決議文字則采取了慎重態(tài)度。因為蔣的決策，決議文字基本上未采納會上的批評意見，而著重于正面闡述中蘇關系的現狀。7日，在起草外交決議案的討論中，王正廷、任卓宣等又提出責任問題。前一日晚，頗感“委屈”的王世杰已向蔣介石要求辭職，但未得允可。此時，王世杰遂“鄭重聲明，自去歲八月予就任外交部長至今，一切外交政策與措施，其責任均屬于我，因為予可執(zhí)行之政策，均為予所提議或贊同之政策，至于成敗得失，則此時尚非論定之時。予并云，如為國家利益需要予辭職，予決不多當一日。予此時尚未辭職，只是遵守臨難毋茍免之古訓。”[21] 實際上，正如有會議參加者所論，代表們“攻擊各點未嘗不對，一則限于實力，再則一切重大問題商得主席之核準，外長不能擅專�！盵22] 國民政府的外交官員不過是國民黨決策的執(zhí)行者，將對蘇外交的責任全部歸罪于外長王世杰，確有其過分之處。正因為如此，在蔣介石的堅持下，決議案中并未寫出外交當局的責任問題。

　　在3月16日召開的全會第十八次會議上，王寵惠專門為決議文字作了解釋說：現在國家情勢復雜，瞬息萬變，究竟采取何種辦法最為有效，或應否采取進一步的步驟，一時不能作肯定的決定，結果將各委員意見報告總裁，我們相信總裁一定參酌各位意見，采取有效的步驟，務必達到保持東北領土主權的完整。所以目前沒有作硬性的規(guī)定。苗培成當場發(fā)言反對說：我們應當表示我們坦白實在負責的精神，并且還要把這個意思寫出來。對于蘇聯(lián)的不友好，與平等互惠原則不符合的情形，都要公布出來，所以本席主張將此項文字增加并修改。至此，在全會上一直沒有就對蘇外交問題表態(tài)的蔣介石不能不表示：苗同志要加上幾句話，我看沒有什么必要。這個對于我們黨，對于政府，對于人民沒有多大好處，還是照原文發(fā)表較好，并且若照這樣修改，對現在和蘇聯(lián)交涉時沒有多大利益。格于蔣介石的權威，對決議有異議者此后再未表示異議。[23]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通過的《對于外交報告之決議案》，對中蘇關系陳述說：“我國與蘇聯(lián)邊境綿亙，允為近鄰，必須和平相處，中蘇兩大民族間之永久友誼與互相信賴，實為太平洋安定與世界和平之基礎，為此政府以最大決心與最友好態(tài)度，與蘇聯(lián)訂立友好同盟條約，此約自當雙方遵守，在該約中，蘇聯(lián)曾有‘對中國在東三省之充分主權，重申尊重，并對其領土與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認’之聲明，應責成政府切實交涉，履行該約，并將在我國境內之蘇軍迅即撤退，交由國民政府派軍接防。”[24] 如果與全會討論發(fā)言中的濃烈火藥味相較，外交決議案的表述確實相當溫和，這也多少體現出當時國民黨在對蘇外交問題上的兩難處境。

　　三、六屆二中全會有關東北問題的討論與爭執(zhí)

　　對蘇外交實際關系到的主要是東北問題，但東北問題除對蘇外交之外，還牽涉到國共關系以及對接收當局因應得失之討論，故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在討論對蘇外交之外，特別在3月14日舉行第十六次會議，安排對東北問題的討論，由軍令部次長劉斐報告東北軍事問題，東北行營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張嘉璈報告東北經濟與接收問題。在他們報告之后，與會者討論發(fā)言之熱度，絲毫不亞于對蘇外交的爭執(zhí)，其中不少發(fā)言者為東北籍人士，他們多年離開故土，發(fā)言充滿懷鄉(xiāng)之情，為討論增添了一抹悲情色彩。

　　就在六屆二中全會討論東北問題的當天上午，東北旅渝同鄉(xiāng)會、遼寧省復員協(xié)進會、吉林省復員協(xié)進會、黑龍江省復員協(xié)進會、東北建設協(xié)會、東北難民救濟委員會、東北義民還鄉(xiāng)救濟委員會等團體，推派代表向全會請愿，經全會主席團委派陳誠、陳立夫接見，收下他們的請愿書后方才散去。據陳誠其后向全會報告，他們的請愿書除提出蘇聯(lián)應履行中蘇條約即日撤兵，采取強硬措施、加派軍隊、武力接收東北，不能對中共以黨派協(xié)商方法解決東北問題等要求外，特別提出懲辦接收失職負責人、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的要求。請愿書列出熊式輝的失職之處為：一、不但遲遲其行，反斤斤于人事擺布，省區(qū)之劃分，因循坐誤，目前嚴重局面之形成實導源于此；
二、不諳外交，舉措失宜，畏縮不前，規(guī)避責任，擅離職守；
三、對接收東北，事前毫無準備，即電臺與中蘇條約原文亦未嘗攜帶，一時傳為笑柄，具見其竊位素餐，視接收如兒戲。四、昧于大勢，倒行逆施，不但延不接收，且停止地下工作，摧殘地下武裝，沮東北人士內向之心，演成混亂局面。他們還向陳誠和陳立夫當面提出懲辦熊式輝的要求，指責熊式輝到東北后，不去接收人民與人心，而是為他個人接收東北物資，從飛機上運回的有一百多件行李。這些東西都是東北的寶貝等。歸結為一句話，要求撤換并懲辦熊式輝。陳誠和陳立夫不便具體作答，但就原則上答復，都很同情他們的話，并表示二中全會全體委員，假使聽了他們的話，也莫不寄以同情。此次請愿活動有無其他背景（如政學系反對者的指使），目前尚無資料佐證，但至少他們的請愿活動以及陳誠頗具感情色彩的介紹，起了不小的煽情作用，更增加了與會者討論東北問題的興趣與激烈程度。

　　朱霽青在發(fā)言中首先提出：今日東北問題的嚴重性，一是外交孤立，二是接收遲緩。大家交換意見，一致主張對東北外交應取強硬態(tài)度，如果東北交給蘇聯(lián)或是中共，勢必影響華北的安全，同時影響整個中國不能安全。

　　傅汝霖在發(fā)言中，除了重復東北問題之復雜與嚴重是由于對蘇外交失策外，認為東北接收沒有辦好，主要是由于接收人員對東北問題的認識錯誤。接收東北的機構，措施不善，錯誤甚多，東北行營對蘇聯(lián)沒有認識，故不預備自己力量，反先做劃省工作，好大家分配主席。行營最注意忙于布置人事，到了東北，一切準備不全，蘇聯(lián)問你根據什么來的，又拿不出中蘇條約來，只有中東鐵路一理事帶了一份條約去，始有條約參考，找尋根據。熊式輝對地方民眾不肯接近，對武力不敢收編，甚至曾經當過兵，受過訓練的東北同志也不予理會。熊式輝到了東北以后，一切措施方面錯誤的事情真是太多了。這局勢的造成，為東北行營認識錯誤最大的過失，因為認識錯誤，一切行動也跟著錯誤。他提出：調整東北行營機構，多派接收東北軍隊，盡量收編地方武力，恢復東北黨部活動，尤其是東北人事要重選，希望有老成持重、公正廉明的人去主持。他強調：今天東北的局面，是熊式輝一手造成，假使不肯認錯，聽其錯誤下去，前途更不堪設想。

　　王星舟提出：我們接收東北，一定要爭取民眾，爭取民心。不然，就要造成共產黨的機會，結果無異替共產黨做了工作。希望大會對這些問題有切實的檢討。

　　黃宇人提出：在他見過的東北官員中，一致認為東北行營有官僚作風，對上敷衍，對下凌辱，欺弱怕硬，對各項事情自己解決不了，還不愿意中央知道，封鎖一切報道，不準任何消息泄漏。這些官僚作風如果繼續(xù)下去，不加糾正，很可能斷送東北。主持這件事的人要負責任。[25]

　　14日的會議亦決定推專門的審查委員會準備有關東北問題的決議，并由朱霽青、顧維鈞、蕭同茲等擔任起草工作。由于發(fā)言者對東北問題基本上并無不同的意見，從而為起草決議打下了基調；
再由于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時在北平、錦州，指揮東北接收軍事行動，未如王世杰那樣出席會議報告并聽取意見，更激起與會者的不滿，決議草案點名批評了熊式輝，并提出撤換他的建議。決議草案言辭直率，認為造成東北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蘇聯(lián)未能遵行中蘇條約及接收人員尤其是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認識錯誤，顧忌因循，臨事不能據理力爭，致造成現時危局。決議草案提出解決東北問題的方法是：外交方面，應拒絕蘇聯(lián)一切有損權益之要求，忠告蘇聯(lián)切實履行中蘇條約，迅即撤兵，務于最短期間交由國軍接收，否則蘇聯(lián)應負破壞中蘇條約之責任；
軍事方面，應在東北迅速增強國軍，責成地方政府編組保安團隊；
政治方面，調整東北接收機構，撤換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各項人員之任用，必須注意資望，鄭重遴選，以資號召，凡在東北艱苦奮斗著有成績之人士，尤須盡先任用。[26] 可以想見，如果將此決議草案提交全會討論并最終通過公布，將在國民黨內外引起的反響與震動。

　　事態(tài)演進至此，如果聽任關于東北問題的決議草案提交全會，以當時之形勢，通過的可能性遠大于不通過的可能性。為了避免因此引起國民黨內外之震動，影響對蘇外交及東北接收，國民黨領袖蔣介石不得不再次出面，擺平有關各方的意見，壓下對東北決議草案的表決。在16日召開的全會第十八次會議上，蔣介石就東北問題發(fā)表講話，起始即提出：全會是要對國家負責任的，東北問題應知其嚴重性，不能照決議意思辦到。他告誡與會代表說：東北問題不只是國民和國家的成敗問題，且可以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正是世界安危和戰(zhàn)的問題，此問題不是我們可以不滿現狀隨便決定的；
現在我們是否有此決心，現在國際形勢和中國政治情形是否會引起這個戰(zhàn)爭，引起了這個戰(zhàn)爭以后，于中國有何好處，我們考慮到沒有；
我們應從此著眼，明白自己責任，徹底檢討。因為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出自他的決策，蔣又為熊式輝辯解說：述及人事，我可以說，熊主任沒有責任，這個責任應該我來負。因為熊主任的一舉一動，沒有越出我的命令范圍，與其說熊主任錯了，毋寧先來問我，因為他沒有責任。在前方負責任的人，我們如果不顧事實，不問利害，說是要取消他，以后再沒有人肯到前方負責任。這樣，除非我自己到東北去沖頭陣了。蔣的如此說法，將東北問題提升到他個人的責任，與會者自然無法再多說什么。最后，蔣介石表示：東北問題我愿意負責任，各位同志如果相信我，由我一個人負責處理，我愿意負這個責任，各位同志信托我，交給我處理，不要發(fā)表這個決議文。結果，全會同意將東北問題交國民黨中常會處理，決議草案未付討論和表決，實際即不了了之。[27]

　　四、余論――選擇的兩難

　　對蘇外交和東北問題確為國民黨在戰(zhàn)后面對的重大挑戰(zhàn)之一，如何既維持對蘇關系的大局，順利接收東北，(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確立國民黨在戰(zhàn)后中國的優(yōu)勢地位，又在主要依靠美國支持的同時而在蘇美之間保持適當的平衡，并壓制中共在東北的發(fā)展，實在是國民黨所欲追求而難得之兩難目標。其次，就外交與內政的關系而言，如何不使中國內部的情勢發(fā)展影響外交，從而有損于中國的國家利益，又使外交得到社會民意的支持，增強弱勢外交面對強勢時的對策底氣，亦為國民政府所面對之兩難選擇。再次，對國民黨領袖蔣介石而言，如何既利用國民黨內的反蘇反共情緒，在國共相爭之時對外表現國民黨及其個人的強勢，繼續(xù)國民黨的專斷“黨治”和其個人的獨斷“人治”，又維持國民黨內派系的大體平衡，便于其個人操控運作，也是蔣介石面對的兩難處境。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有關對蘇外交和東北問題的討論及爭執(zhí)，就是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領袖蔣介石所面對的諸般兩難選擇之表征。

　　由于東北對國民黨在各方面的極端重要性，國民黨不能不堅持接收東北，而要順利接收東北，則不能不取得蘇聯(lián)的合作，可是，蘇聯(lián)視東北為其勢力范圍并提出種種過高要求，又使國民黨格于內外環(huán)境而難以輕易滿足。本來，國民黨在接收東北之初，盡管也遇到了蘇聯(lián)的拖延和刁難，盡管其黨內對此早有不同意見，但其對蘇外交仍保持了較為謹慎的態(tài)度，異議亦基本保持在黨內。而六屆二中全會關于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的討論，則使國民黨內的分歧意見幾近公開化，對蘇外交的天平開始有所偏轉，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自反蘇游行之后本已惡化的中蘇關系的氣氛更趨惡化，蘇聯(lián)對國民黨“親美反蘇”的疑慮大增，從而更不利于其接收東北。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結束后，據莫斯科電臺的廣播，蘇聯(lián)公開批評那些“受外國支持的中國反動分子，不惜用各種方法和手段，干反蘇的挑撥勾當。紅軍駐在中國境內，成為他們不斷進行反蘇的對象。而紅軍在擊潰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中國人民的事業(yè)中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中國和美國報紙不斷批評紅軍的延緩撤退，藉此開始反蘇運動，但紅軍撤退的事實，他們似乎并無所悉。”[28] 蘇聯(lián)對國民黨的批評不僅僅停留在紙面上。3月13日，在不通知國民政府、不等國民政府軍隊接防的情況下，駐東北蘇軍突然開始自沈陽由南向北撤退。對于國民政府對蘇軍撤退而不待其軍隊接防的質問，蘇軍參謀長特羅增科隨后面告在長春的駐蘇軍軍事代表團團長董彥平稱，蘇軍“僅知遵奉命令完成任務，不遑顧及其他，并聲明蘇軍在長春以北所警備之區(qū)域，不能株待中國國軍接防，而只能將防務交付地方現存之武力，如華軍不及開到，則蘇軍不能因此停止撤退”。[29] 因為國民黨不斷要求蘇軍盡早撤退，故對此亦無話可說，而蘇軍的迅速撤退則使已經在東北有很大發(fā)展的中共先得其利。3月18日，中共軍隊占領了長春鐵路中段的咽喉門戶――四平，從而扼住了國民黨軍北進接收的通路。私下里，蘇聯(lián)對國民黨的態(tài)度亦轉趨強硬，支持中共接收東北各大城市與交通干線，并一再向中共強調：凡蘇軍撤退之地，包括沈陽、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長春以北如哈爾濱等地，則應堅決控制, 不應讓出。[30] 這樣，當5月3日蘇軍自東北撤退完成時，中共已經占據了四平以北的東北半壁江山，使國民黨面對著不得不以武力和戰(zhàn)爭的方式接收東北并為此而背負發(fā)動內戰(zhàn)罵名的尷尬處境。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蘇外交和東北問題的討論與爭執(zhí)，有一個不能忽略的背景是，國民黨內部的派系之爭。國民黨內本就派系林立，國民黨六大之后，其黨內部分少壯新進力量抬頭，結合為“革新派”勢力，要求對已趨“老朽”的國民黨進行全面“改革”。在手握國民黨組織大權的CC系的推波助瀾之下，國民黨內的“民主化”呼聲高漲，發(fā)展到六屆二中全會，與會者幾乎對全會所有的議題均有激烈的、少受約束的討論和爭執(zhí)。在國民黨內部派系斗爭的背景下，不如其意的對蘇外交和東北問題為派別斗爭所炒作，成為一派攻擊另一派可利用之賣點。而在當時國民黨前所一度實行的對蘇對共緩和政策受到黨內廣泛批評和質疑的情況下，批評者的意見主導了會場形勢，且部分發(fā)言者態(tài)度囂張，黨同伐異，不容他人發(fā)表哪怕是微弱的辯駁意見。以至連具有個人獨斷權威的蔣介石，也感覺無法控制會議進程，對國民黨凝聚黨內共識，與中共爭奪戰(zhàn)后政治主導權并非有利。[31] 然而，即便是在蔣介石多次出面講話的嚴責之下，“似不能使彼等（批評者――作者注）改變其態(tài)度”。[32] 結果，“二中全會因有報告有檢討，頗如議會之對政府，實則如此攻擊，無異對蔣先生之抨擊”。[33] 蔣介石雖然以其個人獨斷而最后壓制了全會對外交、東北決策及有關負責官員的公開批評，但其個人聲望亦因此次全會而大受影響。再就發(fā)言者態(tài)度而論，此次全會對外交和東北決策的批評意見，部分源自因為種種原因而致之個人情緒的發(fā)泄，如有些人不能參與決策的牢騷，有些東北籍人士不能重回東北掌權的失落，等等，而在這種發(fā)泄情緒下提出的意見，如廢除中蘇條約、將東北問題提交聯(lián)合國等等，姑不論其用意如何，至少沒有可操作性，實為無的放矢。作為執(zhí)政黨，其政策導向不能建立在情緒發(fā)泄的基礎上，而外交決策牽涉到復雜的內外、國際關系，尤須避免情緒化趨向，不宜對過于敏感的議題進行幾近公開化的討論。由蘇聯(lián)其后對國民黨接收東北的態(tài)度所反映，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的討論和爭執(zhí)并未得到其理想的結果。

　　其實，國民黨對蘇外交決策及其在東北問題上的尷尬處境并非始于六屆二中全會之時，自美英蘇三國達成雅爾塔密約、以大國交易犧牲中國的東北權益起始，國民黨便在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上處境尷尬。要收回東北主權，便須向蘇聯(lián)妥協(xié)，妥協(xié)的結果又將被外界解讀為喪失國家主權，使國民黨難下決斷；
蘇聯(lián)是中共的主要支持者，對蘇妥協(xié)勢必牽涉對共關系，從而在東北以至全國范圍內對中共作出一定的政治讓步，為國民黨勢所不能；
戰(zhàn)后美蘇兩國很快因冷戰(zhàn)而趨向對立的現實，使國民黨失去了在美蘇之間尋求某種平衡的可能，對外政策不能不更趨向于其最重要的支持者――美國，從而被蘇聯(lián)目為“親美反蘇”，對國民黨更沒有好臉色。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對蘇外交及東北問題的討論和激烈爭執(zhí)，不僅沒有解決上述問題，而且還使國民黨的相關決策失去了應有的彈性而更趨僵硬，平穩(wěn)順利地接收東北已不可能，最終仍然只能回復于武力解決的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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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關于對共政策的討論，請參閱汪朝光：《戰(zhàn)后國民黨對共政策的重要轉折――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再研究》，《歷史研究》2001年第4期；
關于政治、經濟政策的討論，已撰有“再研究之三”，待刊。

　　[2]《大公報》（重慶）1945年9月19日第二版新聞。

　　[3] 有關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對東北的政策，請參閱汪朝光：《抗戰(zhàn)勝利后國民黨東北決策研究》，《歷史研究》1995年第6期。

　　[4]《王世杰日記》，中研院近史所臺北1990年版，1945年11月27日。

　　[5]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zhàn)時期》第7編，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臺北1981年版，第1冊第147頁。

　　[6] 張嘉璈：《東北接收交涉日記》，1946年2月14日、11日，Chang Kia-ngao Papers, Box 10,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USA.

　　[7] 有關國民黨內對戰(zhàn)后政治問題的不同意見及其爭執(zhí)，請參閱汪朝光：
《戰(zhàn)與和的變奏――重慶談判至政協(xié)會議期間的中國時局演變》，《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946年早春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頓挫――以政協(xié)會議及國共關系為中心的研究》，《歷史研究》2000年第6期。

　　[8] 張嘉璈：《東北接收交涉日記》，1945年10月14日。

　　[9]《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1冊第453－454頁。

　　[10] Marshall to Truman, Feb.9,1946,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6,Vol.IX,p.426.

　　[11] 據張嘉璈報告，東北“工廠機器大宗均被拆遷，即電廠電機亦已部分拆走，交通通訊工具多數拆運，甚至機關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保ā稏|北接收交涉日記》，1945年10月14日）美國駐遠東盟國賠償委員會代表鮑萊于1946年中視察東北后提交的報告，估計蘇聯(lián)占領期間東北工業(yè)的直接損失為85800萬美元，加上間接損失則高達20億美元。（《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第7編，第1冊第263－267頁）

　　[12]《王世杰日記》，1946年2月19日。

　　[13] 關于此次反蘇游行浪潮，請參閱江沛：《1946年春反蘇運動述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

　　[14]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北京1992年版，第77頁。

　　[15]《中央日報》（重慶），1946年3月6日第2版新聞。

　　[16] 本次會議的發(fā)言均出自《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五次會議速記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臺北藏檔，檔號6.2/6。

　　[17]《王世杰日記》，1946年3月5日。

　　[18]《王子壯日記》，中研院近史所臺北2001年版，1946年3月5日。

　　[19]《王子壯日記》，1946年3月6日。

　　[20] 本次會議的發(fā)言均出自《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六次會議速記錄》，黨史館，6.2/6.10-12.1。

　　[21]《王世杰日記》，1946年3月8日。

　　[22]《王子壯日記》，1946年3月6日。

　　[23]《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十八次會議速記錄》，黨史館，6.2/6.26-29。

　　[24]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秘書處編：《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記錄》，1946年重慶版，第119頁。

　　[25] 本次會議的發(fā)言均出自《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十六會議速記錄》，黨史館，6.2/6.26-29。

　　[26]《對于東北問題決議案》，黨史館，6.2/11.5-15.2。

　　[27]《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第十八次會議速記錄》，黨史館，6.2/6.26-29。

　　[28]《國民黨二中全會面目》，無編者及出版者，第164頁。

　　[29]《董彥平致張嘉璈電》，1946年3月27日、4月6日，Chang Kia-ao Collection, Box 10, Hoover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董彥平：《蘇俄據東北――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蘇俄侵據東北折沖紀要》，第180頁，見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xù)編》第865冊，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臺北版。

　　[30] 楊奎松：《失去的機會――抗戰(zhàn)前后國共談判實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桂林1992年版，第253頁。

　　[31] 關于“革新派”的研究，請參閱王奇生：《派系、代際沖突與體制內的自省――以1944年至1947年國民黨黨政革新運動為視點》，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劃時代的歷史轉折――“1949年的中國”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2002年版。

　　[32]《王世杰日記》，1946年3月11日。

　　[33]《王子壯日記》，1946年3月6日。

　　《民國檔案》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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