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研究“青年”與中國社會變遷問題時，發(fā)現(xiàn)青年不單單是一種社會類別，它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角色，是一種角色類別。怎么說？中國的社會對這個年齡群體有特別的期待、要求，這就是社會學所說的“角色”。

　　在社會學的視野中，“年輕人”、“青年”不僅是指處于青春期年齡階段的人，它主要是指一個社會地、歷史地形成的社會類別，這個類別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時期會被賦予不同的意義。根據西方學術界的梳理，所謂“青年”、“孩子”這樣一些群體都是歷史地形成的。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的新史學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說明了各種社會群體在近代化過程中怎么隨著產業(yè)化、城市化一步步形成的。

　　那么，“年輕人”、“青年”這個社會類別在中國是怎么形成的呢？中國以前對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壯年”，但是幾歲到幾歲是嬰兒、幼兒，幾歲到幾歲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這些區(qū)分和規(guī)定是近代開始慢慢形成的。傳統(tǒng)中國社會，每個人都生活在家族共同體中，從小在家里什么時候該讀書，什么時候該勞動，什么時候該結婚，沒有很規(guī)范的年齡限制。什么年齡層是什么樣的人，心理上有什么區(qū)別，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角色義務，這些也是近代以來逐步形成的。相對于西方社會，中國比較特殊的是產業(yè)化相對滯后，因為民族危機，近代的教育體制在近代工業(yè)系統(tǒng)形成之前，先成長起來了。所以中國最初形成的“年輕人”群體實際上主要是青年學生。

　　我在研究“青年”與中國社會變遷問題時，發(fā)現(xiàn)青年不單單是一種社會類別，它還是一種特殊的社會角色，是一種角色類別。怎么說？中國的社會對這個年齡群體有特別的期待、要求，這就是社會學所說的“角色”。角色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概念，它是連接個人與社會的一個中介。每個人成為一個社會人，很重要的就是學習了各種各樣的角色。像今天我們作為學者，有的人可能覺得有使命感，要扮演“知識分子”、“社會良知”這一類角色，也有的可能只是做一個“研究者”的角色。

　　社會角色是社會對某個群體———角色的擔當者———的期待的復合體。這其中包括了義務、使命或者規(guī)范，有一整套的意義在里面。這些東西會被逐步建構起來、形成相對穩(wěn)定的結構。與社會的期待相適應，有一套獎懲制度，道德層面，法律層面再到制度層面。它會規(guī)定，你不扮演這樣的社會角色會得到各種各樣的懲罰的，道義上的、制度上的，甚至經濟上的等等。而如果適應了這個角色規(guī)范，你就會得到回報。

　　中國近代自有“年輕人”這個社會類別開始，“青年”這個角色就因為社會各種迫切的期待而被建構起來。最初像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開始賦予中國的年輕人很多的意義。文章說老年人誤國，而中國的希望在年輕人身上，中國的年輕人必須承擔救國的使命。從那個時候開始，“少年”作為一個特殊的角色類別概念，在中國出現(xiàn)，后來一步一步地它的意義逐漸明朗化，被結構化。到新文化運動，青年導師出來規(guī)定“青年”的意義，年輕人也開始表達新的社會主張和價值追求，參與建構自身的社會角色。

　　到五四運動時，各種社會群體都認識到了“青年”這個角色類別在中國的重要性。自那以后，社會對“青年”的期待更多，更豐富�！拔逅那嗄辍笔侵袊�青年的標準模型，也成為了中國經典的一種角色模型。人們認為“五四青年”應該是講愛國、講民主、講科學的。而“五四青年”權利和義務是雙重的。它要扮演一個拯救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負著神圣使命。這種角色，主要是義務、責任。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的權利，作為年輕人的權利。他們要戀愛婚姻權，要經濟獨立權，要擺脫舊的家庭制度、家庭倫理的束縛�！拔逅那嗄辍钡胶髞硌葑�?yōu)椤翱谷涨嗄辍薄ⅰ斑M步青年”、“民主青年”。從“少年”到“五四青年”、“抗日青年”，再到1949年的“革命青年”，“青年”的角色意義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

　　到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年輕人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重新主張他們的權利，“青年”的角色意義發(fā)生了新的修改。這其間出現(xiàn)了一種新的自主型的青年文化。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因為當時特殊的一些情景和歷史事件，年輕人扮演“青年”角色的行動達到了一個高峰。那以后，雖然“青年”這個詞還在用，但是原來意義上的帶有神圣意義的“青年”、作為對我們民族國家負有使命的“青年”這個角色類別，它的意義結構實際上發(fā)生了變化甚至消解。比如，當時出現(xiàn)了“王朔熱”、“王朔年”，其中的“青年”形象已經很難再用傳統(tǒng)的角色意義來解釋了。再比如1980年代，留學生出去，開始時還是被期待扮演“革命青年”的角色，他們被要求出去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后回來報效祖國。但那時有些人出去了不回來，逃離這個“青年”角色，社會就非常憤怒。而1990年代年輕人如果出國留學，到了國外不回來，他內心不會很痛苦了，社會也不會對他有什么制度上的制裁或道義上的譴責。社會對“青年”的角色期待不知不覺發(fā)生了轉折性的變化。

　　青年與社會的互動

　　中國青年因為在歷史上擔當了特別的角色，扮演了激進文化運動擔當者的角色，在歷史的救亡運動中適應了中國社會廣大民眾的期待，承擔了對國家民族的一種使命，所以在近代史上地位特別高。

　　角色的意義、內容，一方面有社會的規(guī)定性，會隨著歷史的過程、社會的變化發(fā)生演變；
另外一方面，角色的承擔者、扮演者，也會跟社會發(fā)生互動，他們對角色的認同，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動機在里面，他們參與了意義的修改。因此，“青年”的意義結構不是單方面地由社會來規(guī)定的，而是年輕人與社會的互動的結果。

　　比如新文化運動的時候，有年輕人離家出走，批判孝行，被守舊分子認為是“大逆不道”。像施存統(tǒng)寫了《非孝》以后，被浙江第一師范開除，只好跑到北京去。而青年人卻認為是最激進的反封建，施存統(tǒng)因此暴得大名，后來還當了上海的大學“教授”。這與五四運動的發(fā)生不無關系，“新青年”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社會馬上就認可它，社會期待也開始發(fā)生變化，希望年輕人就是這種激進的“青年”，希望他們擔當對國家的責任。

　　從這樣一種互動的視角，我們可以來看青年和社會的關系的變化。如果他們想修改“青年”的角色意義，不愿意承擔社會對他們的期待的時候，年輕人群體、青年群體與社會就會有摩擦、沖突。而當他們特別順從的時候，社會對這些年輕人的回報就可能特別多。

　　青年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擔當了特別的角色，扮演了激進文化運動擔當者的角色，在歷史的救亡運動中適應了中國社會廣大民眾的期待，承擔了對國家民族的一種使命（這是所謂“青年”角色的最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國青年在中國近代史上地位特別高。像羅素也講到，在西方近代歷史上也有過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歷史上普遍的一個現(xiàn)象。對新的生命力的崇拜，這與產業(yè)化有關。工業(yè)大機械生產需要新型的勞動力，需要年輕人擔當特別的社會角色。但是，在中國，青年地位特別突出，這是因為它后來改變了國家的命運。1949年建國時，毛澤東在城樓上呼過一句口號：青年萬歲！當時社會認為整個救亡運動，以及把底層人民解放出來，把中國民族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主要是靠了年輕人。所以到1949年的時候，中國青年的社會地位特別高，這就是社會給予的回報。

　　可是1949年以后發(fā)生了變化，青年開始面臨國家的整合，這過程中間出現(xiàn)過青年知識分子的反彈和國家的政治懲罰。而國家整合青年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對“革命青年”的意義作明確的規(guī)定。我曾把1949年以后一直到文革爆發(fā)前《中國青年》雜志里面專題討論的主題列成一張表，這些討論實際上就是講什么是“革命青年”的問題。其中有一些年輕人表示質疑、不解，但都被作為一種錯誤的思想來批判、否定，嚴重的甚至遭到了懲罰。

　　青年與成人社會的摩擦、沖突，是1980年代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文革結束后，中國近百年來的“青年”角色類別出現(xiàn)了意義危機和功能衰退。當時，“搶救這一代年輕人”成了不少人和組織的頭等大事。種種青少年的現(xiàn)象及文化一一被問題化，比如崇洋迷外、自由戀愛、脫離單位組織領導等�！皳尵取迸c“拒斥教育”，雙方像拉鋸戰(zhàn)似的，這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摩擦。年輕人喊出了“重新塑造自我”的口號。到1980年代中期，有一個青年文化的大爆發(fā)，有“痞子”們的小說，有以崔健為代表的搖滾。全國出現(xiàn)了很多青年藝術小團體，有的在體制外，有的屬于大學校園文化�，F(xiàn)在看來，是年輕人在試著表達自己。年輕人開始找到多元的文化資源，嘗試為自己的存在確定意義。這其間出現(xiàn)了一個新的概念叫“現(xiàn)代青年”，它不同于以往有強調自主和與當時正統(tǒng)青年角色分離的意味，雖然它還是“青年”。

　　到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伴隨著社會多層面的價值系統(tǒng)和規(guī)范系統(tǒng)的調整或解體，以前的“青年”角色規(guī)范對年輕人基本上失去了約束力、它的意義結構崩潰了。與此同時，在這之前被成年人社會罵得一錢不值的“痞子文化”，突然跨越年齡層贏得了萬千知音。王朔的小說曾在一年中有四部被拍成了電影，電視劇《編輯部的故事》更是家喻戶曉。成人社會開始接受了年輕人的觀念和生活態(tài)度。正是1990年開始，似乎所有的人都獲得了某種解脫，放松了，你愛做什么，就做什么去。不單單年輕人，成年人也開始調整了目標追求和價值實現(xiàn)的方式。

　　“好學生”之憂

　　幼兒到了一定時候，心理上就會有交朋友、做游戲的需求，到了初中的時候，要交異性朋友，這是很自然的。國外也有升學壓力，可人家不會因為對孩子的升學期待而否定孩子這種需求的正當性�？墒侵袊�人有時真的就可以否定。

　　關于現(xiàn)在的年輕人，我認為有幾個特點。首先，整個社會世俗化了，神圣性已經日漸消退，我們不要再對年輕人寄以那樣的期望�，F(xiàn)代青年文化中多的是游戲性，像當初王朔的作品里很多就是游戲性的東西。當然，社會有些時候對年輕人還是比較容易抱有一些特殊的期待，期望年輕人能做一些其他年齡層不大做的事情。這在各國都比較普遍，因為人們認為年輕人是比較純潔的，還沒有被成年人社會污染，充滿生命力，是未來的希望。

　　可是，社會對年輕人也有一種失望，再加上這個年齡群體有他們各種各樣的問題，所以現(xiàn)在人們很容易有一種傾向，就是把青年人、青少年群體還有大學生群體以及他們的文化式樣問題化，青少年似乎成了問題群體。但實際上老年人也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為什么人們就不認為他們是問題群體呢？大家對老年人就很同情呢？比如說，年輕人要找個地方聚聚，去跳個舞，大人馬上就緊張了：他們在干什么？可是老年人找個地方，在那又喊又叫的，大家就認為這是很正常的，認為老年生活就是要豐富多彩。有些事情本來沒有什么區(qū)別，比如說現(xiàn)在老年人有錢就花，出去旅游，大家認為很正常，可是年輕人的消費就容易被問題化。

　　確實，目前世界各國的年輕人，存在一些問題。譬如他們的孩童化傾向，就是拒絕成年。1980年代，年輕人的拒斥主要是逃離、擺脫那個神圣的角色期待的束縛。但現(xiàn)在就是逃離成年、拒絕成年，到了大學畢業(yè)、研究生畢業(yè)不愿意去工作，也不愿意承擔起碼的社會職責，包括不愿意結婚、生孩子等等。最近幾年，日本的青少年問題比較突出。日本是跟中國有點類似的東方社會，學者們在關注年輕人不要升學、不要工作、不要高工資、也不要社會地位的現(xiàn)象。年輕人要擺脫一般的社會束縛，作為一個社會成員、合格的社會人必有的束縛。這樣一些青少年問題讓整個社會都有點擔心了。因為社會得延續(xù)下去，很多傳統(tǒng)的、一般的社會價值，以及一般的社會合格人應該做的、承擔的，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要逃避。這是一種新的社會問題。

中國社會表面上特別重視青年，但是作為一個一個的個體的、生命體的年輕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他們的權利、欲求，實際上并沒有真正被認可。當初“新青年”、“五四青年”提出要從父權下面獲得解放，要有戀愛自由，這在當時是年輕人自己很獨特的一些要求�？墒钱敗拔逅那嗄辍钡玫秸J可，獲得特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時，社會認可的實際上不是你要的自由戀愛等權利，或年輕人生理、心理上的一些特殊需要。社會認可的主要是青年對社會的義務，對國家的神圣職責。社會的青年觀主要是從國家本位出發(fā)的。年輕人自己從個體本位出發(fā)的、他們這個年齡層次的獨特的權利和需要，社會從來沒有好好地加以認可。這很特殊，是一種悖論。青年因為扮演一種神圣的社會角色而獲得那么高的地位，他們的另一方面恰恰被忽視。在其它一些社會，在近代以來的產業(yè)化、城市化過程中，年輕人首先是作為勞動力大軍獲得相應的地位和權利；
在戰(zhàn)爭中作為出征義務的交換，又獲得了選舉權、娛樂權等等。可是在中國，年輕人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獨自的權利，從一般的觀念層面到制度層面，并沒有真正得到重視。

　　由此，帶來了不無尷尬的現(xiàn)狀，一方面他們在家庭里是獨生子女、小皇帝，在社會上大學生被視為精英，研究生像是天之驕子，可是他們真正的生存狀況是很可憐的。拿戀愛問題來說，古代是父母為了家庭的利益逼著年輕人早婚。像《清律》里面就有明文規(guī)定，孩子的婚姻不能由自己決定，父母在就由父母決定，父母不在由老人決定，老人不在由族里人決定。同時期歐洲各國以及亞洲的日本就不一樣，他們是允許年輕人自由交往、自由戀愛的。雖然“新青年”、“五四青年”曾致力于開拓新風氣，不少青年學生在鬧自由戀愛。但到解放以后，家長決定換成了組織決定�，F(xiàn)在呢，學生又歸家長、老師管了，有的為了升學，干脆禁止青少年戀愛。

　　我們現(xiàn)在的升學制度，規(guī)定了青少年必須全力去扮演“好孩子”、“好學生”這些角色。我因此提出過一些問題，譬如“高度角色化”、“過度角色化”。人從自然人（生物人）到社會人，有一個社會化的過程。角色化是社會化的內容之一，即學會扮演這個社會期待你扮演的角色。但社會化還有其他許多重要的內容，譬如性格、心理等的發(fā)展，各種同一性（如性別身份認同等）的獲得�？墒窃谥袊�社會中，年輕人社會化過程中心理、性格、情感等的發(fā)展，以及他們的主觀意志、權利意識等等，這些方面的社會化一直是被忽視的，有的甚至是空缺�！案叨冉巧�化”就是指社會將孩子順應角色規(guī)范視為社會化最重要的、甚至是壓倒一切的內容。而“過度角色化”則是指，為了讓孩子學習扮演成人所期待的社會角色，其他方面的社會化內容受到擠壓，甚至被耽誤。雖然年輕人表面上的社會地位有種種起伏，但在我看來，“高度角色化”、“過度角色化”的問題，其實是中國社會從歷史上的“孝子賢孫”到后來的“革命青年”、一直到今天的“好孩子”、“好學生”，它們背后并沒有真正發(fā)生變化的東西。

　　現(xiàn)在我們的家長、學校、社會，對于青少年從自然人到社會人的變化過程中的一些人格發(fā)展需要、心理需要以及他們的主觀意識等等，還缺少基本的認可。對于青少年的一些基本權利，制度上也沒有真正的落實。小孩子連起碼的游玩時間都無法保證。許多孩子到了法律上的成年，還一直處在家庭和學校的嚴格管理、控制下。這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大問題。社會對我們的孩子、年輕人的角色期待，已經過度了。幼兒到了一定時候，心理上就會有交朋友、做游戲的需求，到了初中的時候，要交異性朋友，這是很自然的。國外也有升學壓力，可人家不會因為對孩子的升學期待而否定孩子這種需求的正當性�？墒侵袊�人有時真的就可以否定。

　　1999年我結束學業(yè)從日本回國，當時日本的青少年問題此起彼伏�；貒�后，我說中國沒有青少年問題呀，國內的乖孩子乖得不得了，大學里也沒有什么奇裝異服、怪樣子。這跟我們1980年代都不一樣，我們那時候學校一邊要批判，學生一邊要反抗。后來，我做了些調查，才發(fā)現(xiàn)學生們內心的壓力那么大，但是他們沒法動彈。在學校當好學生就是要成績好。在家里當好孩子，也就是要實現(xiàn)父母的夢想，父母叫你考什么就得考什么。他們?yōu)檫@種東西特別煩惱。后來我做了一個“考大學行為意義的調查”，叫幾十個學生自述，寫為什么考大學，怎么考過來的？結果凄凄慘慘的，他們訴說了扮演父母的好孩子、學校里的好學生的過程，實際上和我們過去的苦悶差不多。區(qū)別在于，現(xiàn)在他們否定不了這個角色期待。他們說如果重新選擇的話，還會這樣做，也只能這么做，要不然就對不起父母，對不起社會。

　　真正的問題在于，高度角色化或過度角色化難以避免地會影響社會化，也就是帶來年輕人“社會化不足”的問題，導致人格發(fā)展出現(xiàn)問題。這幾年國內出現(xiàn)一些惡性的青少年犯罪現(xiàn)象。馬加爵事件發(fā)生后，網絡論壇上的反應似乎很奇特，表示理解的學生不少，大學里也有些緊張，一個原因就是大家意識到年輕人身上可能存在著不少潛在的問題，人們因此感到不安。在我看來，好孩子、好學生突然成了罪犯，看起來奇怪，但要是從人格發(fā)展不健全這個角度看，并不奇怪。

　　陳映芳，社會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法政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系主任。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特聘研究員、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xiàn)代城市研究中心（教育部文科重點基地）副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城市社會學、青年社會學、國際比較研究等。著有《征地與郊區(qū)農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調查》、《在角色與非角色之間———中國的青年文化》、《圖像中的孩子———社會學的分析》等，編有《移民上�！�——52人的口述實錄》、《我是這樣考上大學的———70位大學生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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