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學有關改革和發(fā)展的許多理論，既難于解釋我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成敗，也難于解釋其他發(fā)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的成敗。但是，任何經濟現象不能用現有理論來解釋，并不代表這個現象不能用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學家應該比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在了解中國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以及轉型國家的問題上有優(yōu)勢，這是中國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理論進行創(chuàng)新、對經濟學的發(fā)展做出貢獻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我們能在理論上有所創(chuàng)新，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那么，我們很有可能像19世紀、20世紀初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出在英國，20世紀30年代一直到現在，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大部分出在美國那樣，迎來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出在中國的時代。

　　一、我們很可能迎來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時代

　　1995年，國內最有影響的經濟學雜志《經濟研究》創(chuàng)刊40周年，我曾經應邀寫了一篇《本土化、規(guī)范化和國際化》的紀念文章，提出中國經濟學家要以規(guī)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本土的問題，研究成果就能夠對國際上經濟學科的發(fā)展做貢獻。同時，我還提出一個命題，預測21世紀很可能會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我們很可能迎來國際上的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時代的到來。

　　十年過去了，重新回顧當初提出的命題，我對這個預測實現的信心是增加的。當時我認為21世紀很可能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首先是根據任何經濟學理論本身是一個用來解釋、說明觀察到的一些經濟現象的簡單邏輯體系這個事實。因為理論本身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而且，大多數重要理論的邏輯經常是很簡單的，因此，一個理論不能從其邏輯本身來決定是否重要。其實，一個理論的重要性決定于這個理論所解釋的現象的重要性，現象越重要，能夠解釋這個現象背后的因果關系的簡單邏輯體系就是越重要。

　　十年過去，中國經濟本身以及中國的經濟現象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無疑是越來越重要，中國經濟總量按匯率計算雖然只有美國的八分之一，但是，每年的經濟增長率是美國的3-4倍，從增量來說已經達到美國的一半。從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中國現在的經濟規(guī)模已超過美國的一半。在國際貿易方面，中國已經是全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加入WTO以后，每年的對外貿易增長率超過25%。中國的經濟貿易增長影響了世界上許多國家，這也是為什么在過去一兩年世界上出現了中國熱，所有的主要媒體，都以大篇幅報道中國。國際上許多非常有影響的頂級經濟學家，包括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是到中國來的�？�。

　　我認為中國很可能迎來國際上的經濟學大師在中國輩出的時代，原因還在于中國的經濟現象提供了許多理論創(chuàng)新的機會。經濟規(guī)模大，經濟現象就重要，但是一個經濟學家要成為經濟學大師，還要在理論上有所創(chuàng)新。理論創(chuàng)新總是來自一些新的未被現有理論解釋的現象。以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發(fā)展來說，1930年代發(fā)達國家出現經濟大蕭條，不能用新古典供給和需求均衡的理論框架來解釋，于是產生了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到了1960年代出現滯脹，通貨膨脹并沒有像凱恩斯主義所預測的那樣帶來就業(yè)增加和經濟增長率的提高，因此出現了理性預期理論。到了1990年代，經濟學家們又發(fā)現政府確實是可以用貨幣和財政政策來對經濟進行微調，因此，又出現了新古典綜合理論和新凱恩斯理論等。

　　二、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沒有能正確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許多用現有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簡單地舉兩個大家熟悉的例子：第一個是，中國以雙軌制為特征的漸進式改革到了1980年代末已經取得連續(xù)十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但是當時主流經濟學界普遍對雙軌制改革非常悲觀，認為中國經濟隨時會出大問題。那時在主流經濟學界廣為接受的一個看法，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雙軌制經濟不如原來的計劃經濟，而且認為，要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進行改革，就應該推行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休克療法，理由是一個經濟體系要有效運行，必須有一定的制度保證，包括價格由市場決定、產權私有、政府平衡預算。經濟學家通常對很多問題意見分歧，但是，哈佛大學前校長LarrySummers在一篇文章里談到，主流經濟學家對計劃經濟如何進行改革才會成功卻出乎預料地具有共識。但是，中國經濟1978-1990年的年均增長率是9%，1990-2005年的年均增長率則提高為9.9%，并沒有像當時許多主流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出現崩潰或停滯。蘇聯東歐在實行休克療法后，也沒有像主流經濟學家預測的那樣出現經濟快速增長，反倒是崩潰、停滯了，而且到現在十多年過去了，許多國家還未恢復到轉型前的水平，績效比較好的東歐國家各方面跟中國相比還是遠遠不如。

　　另外一個例子是2000-2002年間，國外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是假的，爭論的原因是我國從1998年開始出現通貨緊縮，物價年年下降。在國外出現通貨緊縮，一般經濟會非常疲軟，增長速度為零甚至是負的，只有在政府強力的財政政策支持下增速才可以比零高一點。最明顯的例子是1930年代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和1991年開始的日本通貨緊縮。但是中國的經濟增長1998年為7.8%，1999年為7.1%，2000年為8.0%，2001年為7.5%，2002年為8.0%，是這段時間全世界增長最快的。國外一些經濟學家于是認為我國的GDP增長速度不是真的。而且，1997年我國的能源使用下降0.8%，1998年下降4.1%，1999年又下降1.6%；
一般認為7%或8%的經濟增長是非常高速的增長，高速增長時能源使用應該增加，但中國的能源使用是下降的，這更加深了他們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懷疑。于是，匹茲堡大學的ThomasRawski教授首先寫了一篇文章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假的，按他的研究，頂多是3%，很可能是接近零增長。這個觀點在國內外學術界被廣為引用。幾年過去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現在普遍認為中國可能的經濟增長速度比公布的更高而不是更低。

　　從上述例子可知，國外主流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的許多預測后來證明是不對的。向蘇聯、東歐推薦休克療法，認為休克療法會在短期內給蘇聯、東歐的經濟帶來快速轉型，以及效率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時，又對中國雙軌制改革抱悲觀看法的經濟學家中，絕大多數是主流經濟學家，而且，很多是大師級的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大師對這么重要的經濟問題開出藥方、做出預測，結果卻與事實不符，其原因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這些大師不懂經濟學，二是現有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本身有問題。現代經濟學中的許多新理論進展是這些大師發(fā)展出來的，因此，他們不可能不懂經濟學，問題應該出在現代經濟學中的許多理論上。

　　三、中國經濟學家面臨理論創(chuàng)新的千載難逢的機遇

　　其實，不僅現在經濟學教科書和主流文獻上的許多理論在解釋中國和蘇東轉型問題上無能為力，許多有關經濟發(fā)展的理論也有同樣的困境。二次大戰(zhàn)以后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取得了政治獨立，開始自主追求經濟發(fā)展，可是，經濟學界眾人共知的一個事實是，1950、1960年代，按照當時主流的發(fā)展經濟學理論來制定經濟發(fā)展政策的國家，其經濟發(fā)展都很糟，發(fā)展比較好的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的經濟政策在當時主流的發(fā)展經濟學理論看來是不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去年三月在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講學時說了一個笑話：有人認為臺灣的經濟發(fā)展非常成功而拉美非常失敗，是因為臺灣到美國留學的學生中，工程師回到臺灣工作，經濟學家留在美國工作；
而拉美的留學生則是經濟學家回到他們的國家工作，工程師留在美國工作。雖然這是笑話，但是，確實刻畫了現有經濟學理論在發(fā)展中國家和地區(qū)所遭遇的窘境。

　　同1950、1960年代相比，現代經濟學在增長和發(fā)展問題上已經有了許多新進展，問題是這些理論進展是不是就真正揭示了經濟發(fā)展成敗的原因？比如說新古典增長理論強調物質資本積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轉為強調人力資本積累在技術創(chuàng)新上的作用和規(guī)模經濟。但是，亞洲四小龍和日本在追趕階段時的教育總體水平比發(fā)達國家低，而整體經濟規(guī)模比發(fā)達國家小。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固然重要，但如果是決定因素，那么，人力資本的總體水平較低、規(guī)模又較小的東亞經濟應該無法趕上或縮小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另外，社會主義國家中，像蘇聯、東歐、古巴的教育水平和歐美發(fā)達國家相比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果，很高的教育水平沒有帶來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成功是由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體制，那么，我們又如何解釋菲律賓的情況？因為菲律賓奉行的是資本主義市場和民主制度，教育水平和普及程度在亞洲國家屬于最高，但菲律賓的經濟發(fā)展績效卻是最差的。所以，內生經濟增長理論可能同樣尚未揭示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發(fā)展成敗背后的決定因素。

　　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熱過一陣子后，現在新的熱點是制度對經濟增長的決定作用，研究的重點，是三四百年前美洲各地不同殖民地由于特殊環(huán)境所形成的制度如何決定了現在美洲各國的經濟發(fā)展情況。三四百年前的制度條件即使真能決定現在的經濟發(fā)展，這樣的理論對如何改變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的命運也是沒有幫助的，因為，我們無法回去改變三四百年前的條件。何況，美洲國家的發(fā)展情況也是在變動的，不能用一個不變的條件來解釋變動的情況，發(fā)展經濟學同樣尚未真正觸及決定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發(fā)展的關鍵因素。

　　現代經濟學在改革問題上遭遇到同樣的困境。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WilliamEasterly2001年發(fā)表題為《迷失的20年》的文章，討論從1980年代初開始大部分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指導下按華盛頓共識進行改革的成效，他發(fā)現，按照現代經濟學所認為的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發(fā)展績效的主要變量來看，這些發(fā)展中國家都有了巨大改進，例如，政府的預算平衡了，市場開放了，金融自由化了，但是，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況并沒有改變。他發(fā)現在1960-1970年代，這些發(fā)展中國家中位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速是2.5%，但是在1980、1990年代則下降為零；
而宏觀經濟的波動在1980、1990年代則比1960、1970年代還差。

　　所以，就和我國關系重大的改革和發(fā)展問題來說，現代經濟學有關改革和發(fā)展的許多理論，既難于解釋我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成敗，也難于解釋其他發(fā)展中國家、轉型國家的成敗。但是，任何經濟現象不能用現有理論來解釋，并不代表這個現象不能用理論來解釋。當一個現象不能用現有理論來解釋時，這是理論創(chuàng)新的最好機會。理論本身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體系，一個理論在其邏輯體系中能保留的社會經濟變量的數量很少，當一個經濟學家構建其解釋現象的理論時，在無窮的社會經濟變量中到底要保留哪些變量，我覺得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地理因素在。中國經濟學家應該比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學家在了解中國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以及轉型國家的問題上有優(yōu)勢，這是中國經濟學家對經濟學的理論進行創(chuàng)新、對經濟學的發(fā)展做出貢獻的千載難逢的機會。如果我們能在理論上有所創(chuàng)新，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那么，我們很有可能像19世紀、20世紀初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出在英國，20世紀30年代一直到現在，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大部分出在美國那樣，迎來世界上著名的經濟學家大多出在中國的時代。

　　四、中國的經濟學工作者要改變“西天取經”的思維方式

　　然而，中國經濟學家要把機遇變成現實，需要克服許多挑戰(zhàn)�，F代經濟學在中國是學生選修最多的學科，他們抱著經世濟民的目的。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國一下子從天朝大國變成貧窮落后的國家，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以天下為己任，如黃仁宇教授所說，近代史上中國的知識分子心里充滿著兩種情操：救亡和圖強。現代經濟學的發(fā)展以亞當·斯密《國富論》為起點，探討的就是國家富強問題。中國本身的衰弱和發(fā)達國家富強的反差，使中國的學生一心抱著“西天取經”的態(tài)度來學習現代經濟學，希望學得“真經”幫助中國重新富強起來。問題是取回的經即使是“真經”也不見得適用，而且，仔細想想的話，絕大多數的經可能都不適用。任何經濟學包括其他社會科學的理論都不是真理，理論模型中所探討的因果關系都是在一定的限制條件才成立的。中國是發(fā)展中國家，也是轉型中國家，中國的限制條件，包括文化、社會制度、法律構架、物質條件、市場發(fā)育水平等，和發(fā)達國家有很大差距，因此，取回的經在中國的適用性很可能要打很大的問號。更何況現代經濟理論本身也是在不斷發(fā)展的，經濟增長理論從新古典增長理論到新增長理論，再到新制度理論，宏觀經濟理論從凱恩斯主義到理性預期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再到新古典綜合理論，無一不是在不斷的否定中前進的；
我們究竟要取現代經濟學的哪一部經？這是一件非常困難、非常具有挑戰(zhàn)的工作。

　　應對上述挑戰(zhàn)，首先，經濟學老師必須改變教學、研究的思維方式。在“西天取經”思維模式下，現在大學里的優(yōu)秀教師，一般是把國外理論搬回來，進行總結，系統(tǒng)整理，加以闡述。1987年我回國時，大家最希望我做的是介紹國外最前沿的理論，這種求知若渴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是，經濟學教學如果是為了幫助學生了解發(fā)生在中國的經濟現象，預測這種現象的演變，進而避免或改變這些現象，那么追求現代經濟學前沿的教學方式就是不合適的�，F代經濟學的前沿理論通常是發(fā)達國家經濟學家提出的，其問題的特性不見得和我國相同；
即使有些理論討論的是發(fā)展中、轉型中國家的問題，也常因為那些發(fā)達國家的經濟學家缺乏對發(fā)展中國家和轉型中國家的社會、經濟、文化、政治因素的切身體認而有隔靴搔癢之憾。以“西天取經”思維方式來教學，很可能把經濟學教育變成教條主義的教育，對學生產生誤導。

　　我國“十一五”規(guī)劃強調自主創(chuàng)新，這個需要不僅反映在科技上，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同樣需要自主創(chuàng)新。在向市場經濟體系轉型過程中，中國必然會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必須緊密結合中國具體實際進行理論創(chuàng)新，不斷推進當代經濟學的中國化。

　　要做好經濟學的中國化，從事經濟學教育和科研的老師必須真正深入研究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的現實，了解這種現象，從現象背后歸納、抽象出能夠解釋中國實際問題的理論，只有這樣才能較好地推動中國完成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過渡，才能幫助學生了解我國的經濟現象和問題。

　　從事教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老師還必須知道，任何一個現象都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觀察，解釋一個現象也就會有許多不同理論，這些理論中有些是競爭的，一個對，另一個就錯；
有些則是互補的，可以同時是對的，只不過相互補充而已。而且，即使一位老師對某一現象提出的理論是對的，也必須了解到中國的社會經濟不斷在發(fā)展，今天具有解釋力的理論，明天也許就不再具有解釋力了。老子講“道可道，非常道”。任何理論都是可道，而不是常道。在經濟學中“道”是什么？“可道”又是什么？我的理解是，經濟學永恒不變的“道”就是“一個決策者在面臨選擇時總會做出他所認為的最佳選擇”，也就是“理性”的基本假設，“可道”則是從這個經濟學獨特的基本視角出發(fā)來觀察現實的經濟現象所形成的各種解釋現象的理論。在研究上，經濟學工作者必須有老子所說的“常無”心態(tài)對待任何現有理論；
在教學上，老師要教給學生的不在于一個個現成的、學生畢業(yè)以后可以馬上運用的理論，而是看問題、分析問題的方法，也就是“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

　　要“授人以漁”，經濟學教學最重要的是幫助學生建立起觀察問題的理性視角。在經濟學教學中，要不要教現有的在國外發(fā)展起來的理論、以及由國內經濟學家提出來的理論？答案是肯定的。只有用這些理論來教學，才能幫助學生了解經濟學范疇，只不過在教現有理論時，要強調這些理論是這種理性分析問題的視角在現實運用上的一個個范例，有些理論，由于其限制條件和我國的具體問題相同，因此有參考借鑒價值，有些則因條件不同而不能生搬硬套。

　　在本科生階段，經濟學教育的主要目標，是教會學生在面對一個經濟現象時，不是去找現成理論來解釋，而是不自覺地用理性的視角觀察現象。研究生階段，經濟學教育除了有正確分析視角外，還應該訓練學生能對所觀察的現象進行抽象，然后，把現象背后的因果關系用嚴謹邏輯表述出來，最好是能夠用國際主流經濟學界通行的數學建立邏輯模型。其次，任何現象，只要能用內部邏輯自洽的理論來解釋，就代表這個現象可以通過不同限制條件的組合，而用無數多同樣是內部邏輯自洽的理論來解釋，在這些理論之間許多會是相互競爭的，因此，還必須訓練研究生收集、整理數據，并用計量方法對理論模型的各個推論進行檢驗，以驗證自己和別人提出的理論。只有這樣，我們才會有創(chuàng)新型的經濟學教育。

　　總之，我對21世紀是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充滿信心，時代給了我們這個機會，只要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工作者和學生們共同努力，改變經濟學的學習目標、研究態(tài)度、教學方式、學習方法，中國經濟學工作者的研究，就可以推動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發(fā)展，21世紀也將是中國經濟學大師在國際經濟學舞臺上輩出的世紀，中國的經濟學工作者也有可能對人類文明和人類的共同繁榮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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