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向來迷信，沒文化的人篤信神祇，有文化的人敬畏權威。毛澤東時代，人們普遍陷溺于對政治權威的迷信，經歷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之后的中國知識界，今天的迷信對象是學術權威。

　　一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曾連續(xù)數月穩(wěn)居北大風入松書店暢銷書排行榜榜首，如今北大文科學生沒有讀過這部書的怕是不多。毫無疑問，在九十年代的國學熱中，得分最高的就要算是陳寅恪了。

　　陳寅恪崇高的學術地位無可否認。二十世紀有五位歷史學家堪稱第一流的史學大師，這就是王國維、陳寅恪、陳垣、錢穆、顧頡剛。陳寅恪何以會卓爾不群，出其類而拔其萃？周一良先生總結了四條：非凡的天資；
深厚的學養(yǎng)；
良好的訓練；
充分的投入。成功＝1％的天賦＋99％的汗水，這個公式對陳寅恪來說肯定是不適用的。人們普遍認為，天賦是成就陳寅恪的極重要的因素，單是他那驚人的記憶力，就讓你不得不服。在他中年失明之后，僅僅靠著助手的幫助，能夠繼續(xù)從事研究和著述，這里不只是一個毅力的問題，記憶力的頑強至關重要。除了天賦超凡，陳寅恪學問的淵博尤其可觀。當年吳世昌與唐蘭縱論天下飽學之士，曾出大言云：“當今學者稱得上博極群書者，一個梁任公，一個陳寅恪，一個你，一個我�！币痪乓痪拍辏瑓清翟诠�佛初識陳寅恪，就向朋友宣稱：“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tǒng)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备邓鼓暌舱f過陳寅恪“在漢學上的素養(yǎng)不下錢曉徵（大昕）”的話。錢曉徵何許人也？滿清一代三百年，學問家之淵博，當首推錢氏。而漢學之外，陳寅恪更有豐厚的西學素養(yǎng)。過去人們盛傳陳寅恪懂十幾種甚至二十幾種中外文字，看來并非夸張之辭，從他留學德國期間留下的部分筆記本來看，就涉及藏文、蒙文、突厥文、回鶻文、吐火羅文、西夏文、滿文、朝鮮文、佉盧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古波斯文、希伯來文、東土耳其文等十六種文字，難怪季羨林先生用了“泛濫無涯”四個字來形容他的治學范圍。勿庸懷疑的是，陳寅恪的學問遠比我們從他留下來的著作中所看到的東西要多得多，吾輩其生也晚，無緣親聆其教誨，自然難以窺其堂奧。陳寅恪的弟子們就不同了，他們的感受要深切得多。據周一良先生回憶說，三十年代，他在北大、清華、燕京三所大學聽過好些名家的課，當時的想法是，別的先生學問固然很大，但自己將來或許也能達到他們那種境界，而陳寅恪的學問則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簡直讓人不可企及。這種感受應該是很真實的。說到陳寅恪的學問之大，有一個故事素為人們津津樂道，這個故事出自畢業(yè)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藍文徵之口。據說藍氏一九三三年在東洋文庫邂逅日本東洋學泰斗白鳥庫吉，白鳥一聽說他是陳寅恪的學生，馬上趨前與他握手，原來白鳥研究中亞歷史時遇到某個難題，寫信請教奧地利、德國學者，都不得其解，后來托人請教陳寅恪，問題才總算得到解決。對于這個故事的真實性，日本學者大都表示懷疑，因為在《白鳥庫吉全集》中從未提到過陳寅恪的名字，當時在東洋文庫的石田干之助也說不知有此事。如此看來，關于陳寅恪的學問，恐怕也難免有一些神話的成份。

　　陳寅恪一生的數百萬字論著，如今大都被奉為中國史學的經典著作。二十世紀前八十年總共出版了一萬二千余種歷史學著作，今天還有閱讀價值的，連一書架都裝不滿，而陳寅恪的某些著作，可能會被人們讀上幾百年。前些年，北大歷史系的一位班主任曾向學生許愿：誰要是把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抄上一遍，就把這本書送給他。結果真有幾位學生那樣做了，害得這個班主任跑遍了全市的書店。陳寅恪的論著對今天的歷史研究影響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他用力最多的隋唐史領域尤其如此。一位歷史學家感慨說，作為一個隋唐史研究者，我沒有辦法不對陳先生又敬又畏，“研讀陳先生著作時所抱的心情，雖然有如到西方取經求法的唐僧，但拿起筆來希望發(fā)揮點私見的時候，卻往往發(fā)現(xiàn)自己變了孫悟空，不容易跳出陳先生論學的五指山”。他說他私下感到慶幸的是，我們只有一個而不是五個或十個陳寅恪。

　　陳寅恪的學術地位如此崇高，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一九八八年在中山大學舉行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曾就陳寅恪是否可以超越的問題有過一番爭論，與會的大多數學者認為陳寅恪是無法超越的，季羨林先生致閉幕詞時就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以為陳寅恪又可以超越，又不可以超越；
在他研究過的某些具體問題上可以超越，但他的總體學術高度不可以超越；
作為一個學術巨人，“在他的范圍之內無法超越，原因就是我們今后不可能再有他那樣的條件”。陳寅恪果真是中國史學界一座無法逾越的頂峰么？陳門弟子不能把話說得這么絕。我們盡可以預言將來會發(fā)生什么，但怎么能斷定將來不會發(fā)生什么呢？必須承認，陳寅恪是一位資質過人的天才，但肯定不是世上最后一個天才。天知道二十一世紀會發(fā)生什么事！

　　季羨林和鄧廣銘先生在為《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一書題辭時，都寫的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類的話，作為陳門弟子表達對先生的敬仰，固無不可，但如果要對陳寅恪的學術作一個公道的評判，那就應該取一個正確的視角，既不能斜視，也不能仰視。汪榮祖教授的《陳寅恪評傳》一書，對陳寅恪的學術成就作了全面的評述，頗有意思的是，陳寅恪學術觀點中的所有不妥帖之處，都讓汪榮祖教授彌縫得毫無破綻。比如陳寅恪將牛李黨爭解釋為科舉與門第之爭，即所謂“牛黨重科舉，李黨重門第”，可是很多人并不贊成這種看法，根據日本學者礪波護的統(tǒng)計，牛李兩黨中出自科舉和門蔭的幾乎都各占一半；
汪榮祖教授對此的說法是，陳寅恪的觀點被簡單化和絕對化了，這是一個理解的問題。我覺得，這大概就是仰視的結果吧。

　　處于今日的陳寅恪迷信之中，王季思先生的評價是難得的冷靜和公允，他的評語有三條：考核精嚴，論證周密，而不免有些繁瑣；
識解超卓，迥異時流，而不免偏于保守；
緬懷身世，感情深沉，而不免流于感傷。所謂“保守”，大概是指陳寅恪的遺民情調而言，也有人稱陳寅恪為廣義的文化遺民。不管怎么說，他一生以遺民自居，這一點是不能不承認的。早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時，胡適就說他頗有“遺少”的氣味，他之所以與王國維交誼極篤，情感上的共鳴恐怕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中，陳寅恪有“依稀廿載憶光宣，猶是開元全盛年”的詩句。晚清時代，人們一般稱咸、同為中興之世，至于光、宣的衰敗，是連清人也不否認的，而陳寅恪居然把光、宣比作開元盛世。在他看來，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國是在開歷史倒車，故謂“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于所謂退化論之說者”。再者，陳寅恪對門第、家世的過分看重，也與他思想意識的保守傾向有關，這種早已不合時宜的社會觀念，給他的歷史觀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的隋唐史研究，主要就是以門第、婚姻、地域集團作為坐標的。問題在于，唐代已經處在從貴族社會向平民社會的轉變時期，身份制社會的邏輯是否可以順理成章地說明一切問題？

　　繁瑣考證是實證史學的一大痼疾。陳寅恪一生的著作大都是考證文章，繁瑣也就在所難免。譬如韋莊《秦婦吟》“一斗黃金一升粟”句，有的本子作“一斗黃金一斗粟”，為了計較這一字的是非，陳寅恪在《韋莊〈秦婦吟〉校箋》中，一口氣列舉出十六條史料，以證明“斗粟”、“斗米”是唐人習稱，而后又引宋人記載，說明“斗”、“升”二字隸書相似，因此很容易誤“斗”為“升”，可末了卻以巴黎圖書館館藏敦煌卷子為據，肯定這句詩還是應該作“一升粟”才對，因為“一斗黃金一斗粟”是唐人習語，不足為奇，韋莊用“升”字，乃是“故甚其詞，特意形容之筆”�？戳诉@段考證，你不覺得他繞的彎子太大了么？果真有必要浪費那么多筆墨嗎？

　　一九五八年，中山大學的學生給陳寅恪貼過這樣一份大字報，說他在講授“元白詩證史”一課時，考證內容非常無聊，他曾考證白居易《琵琶行》詩中的那個妓女有多少歲，在長安屬第幾流妓女，甚至考證出白居易那天晚上到底上沒上她的船云云�！蛾愐�恪的最后二十年》一書的作者認定這完全是莫須有的杜撰，他找到一份當年的課堂筆記殘頁，證明陳寅恪在講授《琵琶行》時，是從政治關系和經濟關系兩個方面來論述此詩所反映的唐代社會的。然而我倒以為，那張大字報里的故事不像是編排出來的，因為在陳寅恪以詩證史的史學名著《元白詩箋證稿》中，就有過類似的考證。問題是由洪邁《容齋隨筆》的一條文字引起的。洪邁對白居易半夜三更不避嫌忌地登上那個婦人的船感到詫異，——這是宋人的道學心腸，本不值得與他理論，不料陳寅恪竟認真計較起這事來。他認為洪邁對詩的理解有問題，所謂“移船相近邀相見”的“船”，乃是“主人下馬客在船”之“船”，而非“去來江口守空船”之“船”；
也就是說，是白居易邀請那婦人上了他送客的船，而不是白登上那位婦人的船。史家解詩，在研究文學的人看來，一定會覺得很可笑。人們常說，陳寅恪以詩證史，為歷史研究另辟一蹊徑；
作為一種創(chuàng)意來說，固然值得肯定。但我總覺得，陳寅恪說詩，心眼未免太實在了一些。好比文人一說“風和日麗”，氣象學家就非要尋根究底問清楚究竟氣溫幾度，風力幾級。這種路子并不值得提倡。

　　如果有誰想要認真見識一下陳寅恪的考證繁瑣到什么程度，那他真應該去讀讀《柳如是別傳》才是。這部耗費作者十幾年心血的八十余萬字的巨著，是他晚年聊以自娛的創(chuàng)作。坦率地說，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這部書究竟有多么高的學術價值。對于陳寅恪這樣一位史學大師來說，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這部書上，實在是太不值當。這讓我們想起為了一樁《水經注》的筆墨官司而耗去十幾年學術生命的胡適，不禁令人嘆惋不已。在陳寅恪的所有著作中，《柳如是別傳》恐怕是問題最多的一種，其中包括一些史實錯誤。這一方面與作者對明清之際的歷史不十分熟悉有關，但更重要的，我們不能忘了，他是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說到這部書的冗長繁瑣，主要是失之散漫，許多考證都游離于本書主題之外，讓人看了不得要領。作者自己也感覺到了這方面的問題，他在書中不止一次自稱其考證“支蔓”、“煩瑣”。讀《柳如是別傳》，就象是聽一位上了年歲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寫到開心處，還不時來上一句“呵呵”，——看得出來，確實是信筆所之。要想讀完這部書，可是需要足夠的耐心。

　　陳寅恪的文章有他獨特的風格，他總是習慣于先引上若干條史料，然后再加上一段按語的做法。給人的感覺，他的文章更象是沒有經過加工的讀書札記。胡適在他的日記里曾經這樣評價說：“寅恪治史學，當然是今日最淵博、最有識見、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實在寫的不高明�！边@不止是胡適一個人的印象，很多人大概都有同感。陳寅恪寫文章習慣用文言，不過他的文言實在讓人不敢恭維，據說錢鐘書先生也說過陳寅恪文章不甚高明之類的話，主要就是著眼于文言的標準。這是那一代知識分子一種共同的尷尬，白話對他們來說還不習慣，文言又寫得不夠典雅。當然，表達只是一種形式，但形式的完美與否決不是枝末小節(jié)。

　　評騭陳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為人。大師有兩種，一種是學問和人格都可以為人模范的；
另一種呢，作為學者是巨人，作為人是侏儒。陳寅恪屬于前一類。盡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觀念不免陳腐，然而他的人格卻近乎完美。人們最看重的，當然首先是他的特立獨行的精神。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曾經這樣推許王國維：“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
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边@段話也可以用來表彰陳寅恪。陳寅恪的一生以“貶斥勢利，尊崇氣節(jié)”相標榜，經歷了百年來的世事紛擾，這種操守顯得格外的難能可貴。對于今天的中國知識界來說，陳寅恪的人格魅力顯然更甚于知識魅力，這也可以部分解釋陳寅恪迷信產生的社會背景。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人們對陳寅恪的盡力揄揚，實際上包含著對某些學者的譴責意味，在大陸學界更是如此。

　　陳寅恪一生始終不接受馬克思主義，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一九五三年，當郭沫若請他出任科學院歷史二所所長時，他甚至公然提出歷史二所不學馬列，并要求毛公或劉公給一親筆批示。由于這種原因，對陳寅恪的評價自然就比較棘手了。在一九八八年舉行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許多學者都表達了一個類似的意思，說陳寅恪雖不承認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他的治學之道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和樸素的辯證法，因此“與馬克思主義有相通之處”。這種評價充滿了學者的睿智，不過它反映的完全是一種政治思維定式，就像把知識分子算作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就似乎是替讀書人正了名分一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陳寅恪地下有知，一定會覺得啼笑皆非。拿政治眼光去打量陳寅恪，往往不免于穿鑿附會。比如關于陳寅恪一九四九年為何不去臺灣的問題，大陸方面把它解釋為一種愛國舉動，臺灣方面則說是他思想左傾的女兒極力勸阻的結果。依我看，這都是一廂情愿的說法。問題的要害在于，一九四九年的中國，大概沒有幾個人會相信丟掉了大陸的蔣介石能夠守住一個小小的孤島，陳寅恪一生從不介入政治，如果他去了臺灣，一旦臺灣失守，他不就太尷尬了么？這可能是當時相當一批知識分子的一種普遍的心態(tài)。

　　俗語云“名師出高徒”，此話仔細推敲起來有很多問題。有人把它修正為“嚴師出高徒，高徒出名師”。這后半句話可以用來解釋今日陳寅恪之熱鬧和王國維之寂寥。作為中國近代史學開創(chuàng)者的王國維，在二十世紀學術史上的份量絕對不在陳寅恪之下，然而今天的實際情形是，陳寅恪的聲譽遠在王國維之上�？纯础吨袊�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的詞條長度就一目了然了，在所有歷史學家中，“陳寅恪”一條是最長的，而“王國維”一條的字數竟不到前者的四分之一。這種偏向頗耐人尋味。王國維之所以受到如此冷落，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沒有弟子為他捧場，他一生中只是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執(zhí)掌過兩年教鞭而已，而陳寅恪自歸國后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講席，前后幾達半個世紀，今天中國史學界的耆宿碩儒，大都與他有某種淵源關系。當然，王國維名聲的不振，與他過早棄世也不無關系，畢竟他只活了五十歲。

　　對上面那句俗諺，我也有一個修訂版，叫做“大師門下必有高徒，高徒未必皆出大師，大師無師”。前兩句不必解釋。大師無師，不是說沒有師承，無師自通，而是說不囿于家法，沒有一定不變的路數，亦即博采眾家之所長，能得前賢之真諦，而不只是仿佛其形式。比如說陳寅恪文章寫得不高明，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果非要學他那套引史料加按語的做法，甚至連他引用史料時卷頁數碼必用大寫數字的習慣也刻意效仿的話，恐怕就難免效顰之譏了。平常學者，大抵看重門戶，甚至每以出自某某名師之門相矜尚，可是你說得上來王國維、陳寅恪出自哪家?guī)熼T嗎？大師與俗儒的區(qū)別就在這里。

　　說到超越陳寅恪的問題，雖然我不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性，但是直到今天為止，可能畢竟還沒有變成現(xiàn)實。為什么二十世紀上半葉產生了那么多的大師，而近五十年來的和平環(huán)境反倒很難造就出新的學術巨人？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不少人指出，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是二十世紀學術史上的十年黃金時期，這十年間所產生的文化巨人，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數出一大堆來：魯迅、胡適、陳寅恪、熊十力、馮友蘭、趙元任、陳垣、顧頡剛、郭沫若……。只是對于這一學術文化高峰形成的原因，人們的意見尚有分歧。湯一介先生認為根本的原因在于學者們能夠在比較自由的環(huán)境下從事學術研究，而反對者則說“當時寫下《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現(xiàn)狀》的魯迅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不過反過來想想，既然當時的社會允許魯迅發(fā)表這樣的文章，怕是多少也能說明點問題吧？不要忘了，就連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郭沫若、呂振羽、侯外廬等人也是那個學術環(huán)境造就出來的。

　　有人說，知識分子有三個境界，一是學識，二是見識，三是膽識。照我的理解，學識并不難辦，只要方向一定，只要充分投入，再不乏聰明，就足夠了。不過要是只有學識，哪怕學識再多，終究只是個書呆子。要想有見識，就需要有一個比較自由的社會環(huán)境和比較寬容的學術氛圍，當整個歷史學界都在圍繞“五朵金花”做文章的時候，怎么能指望有見識？最難得的是膽識。在嚴酷的政治環(huán)境和令人窒息的學術空氣中仍能保持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人格，這就叫膽識。對于大多數學者來說，這個標準顯然太高了，你不能要求每個人都成為陳寅恪或顧準。

　　陳寅恪給了我們一個重要啟示，那就是學術必須疏離政治。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與政治有著太多的牽連瓜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從四十年代的翦伯贊、吳晗到七十年代的羅思鼎、梁效，影射史學的傳統(tǒng)源遠流長。史學一旦淪為政治的附庸，就無異于宣告它的滅亡。我一向不贊成史學為什么什么服務、與什么什么相結合的口號，“服務史學”、“應用史學”必然淪為庸俗史學。要想造就出超越陳寅恪的史學大師，必須呼喚獨立的歷史學家。歷史學家怎樣才能具有自己獨立的學術品格？我的宣言是：不盲從于政治，不盲從于時代，不盲從于權威，不盲從于習慣。這就要求社會給我們提供一個相對自由和寬容的環(huán)境，允許不同史學流派和異端思想的存在。近二十年來的史學繁榮，正是建立在歷史觀念多元化的基礎之上的。

　　如今的史學，景氣倒是景氣了，可是卻再難見到陳寅恪般氣象恢弘的大師。問題的癥結還在于，今天的學術太功利了。政府功利，每做一項研究，他先問你能派什么用場，看看每年的國家社科基金指南吧，哪一項不是為現(xiàn)實服務的？學者也功利，而今學者治學，為的是學位，為的是職稱，為的是項目經費，何曾為過學術？等到拿到博士學位，當上教授、博導、院士，人生的追求就到了盡頭。陳寅恪們似乎不是這么個活法。他游學歐美十馀年，上過那么多名牌大學，居然就沒有拿一個博士學位，這在今天的人們看來，簡直是匪夷所思；
而對他這樣一個既無博士頭銜，當時又沒有什么著述的白丁，清華國學研究院竟然肯發(fā)給他一紙導師聘書，又是一樁叫人納悶兒的怪事兒。是的，時代不同了，學術功利化的時代可以陶冶出一大批兢兢業(yè)業(yè)的專家學者，但終難鑄就器宇磅礴的鴻儒。

　　陳寅恪的幸運，正是我們的不幸。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于京西大有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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