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代光 　在我國經濟學界，這位八十八歲的老人享有很高聲望，深受尊敬與愛戴。論治學，他在西方經濟學領域勤奮耕耘，著述頗豐，率先將西方經濟學諸多理論引入我國；
論育人，他將五十余載春秋獻給北大經濟學系，培養(yǎng)出了一大批學界骨干和業(yè)界中堅力量。他生于五四運動期間，一生與摯愛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不論風雨如晦還是春風得意，他始終懷有對真理的敬畏，保持著知識分子應有的正直與堅定。　　

　　胡代光教授頭上的光環(huán)很多,經濟學界的知名人士、德高望重的教育者、財經領域的實踐家,可老教授對這些都不以為然,只以平淡之心面對,兢兢業(yè)業(yè)地做好份內的每一件事。老人對教師職業(yè)情有獨鐘:“我就喜歡當個教書匠,教書育人,自得其樂�！�

　　北京難得的雪后晴天,我如約來到北大附近的藍旗營小區(qū)。坐在胡老滿溢書香的客廳里,看到陽臺上錯落有致的綠植,不覺生出一心只讀圣賢書的沖動。師母沏了新茶,放兩個精致的點心到我手中,胡教授微笑道:“我曉得你們年輕人常不吃早飯,先墊些點心，”聲音洪亮透著儒雅。

　　看著老教授紋絲不亂的滿頭白發(fā),慈祥中閃著睿智的炯炯雙目,我暗想,淡然與超脫的境界,只有真正經歷過風雨的人才能達到,老人八十八年的人生,該有著怎樣的起伏跌宕?

　　“拯救饑溺之心,兼善天下之慨”

　　1919年5月5日,胡代光出生于四川省新都縣一個書香之家。此時恰逢五四運動爆發(fā),從此,他的一生便與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后的中國同呼吸、共命運。上海“五卅”慘案、“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等,都給青少年時代的胡代光留下了深刻印象。

　　憶起青年時代,老教授似乎又回到了那段全民族團結抗戰(zhàn)的日子:“我們常常演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的《流亡三部曲》;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都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的《義勇軍進行曲》,悲憤、激昂的歌聲使我未忘‘讀書救國’�！�同學們!大家起來,擔負起天下的興亡’,這首歌激勵著我前進!”

　　生于一個富足而崇尚知識的家庭,胡代光始終懷著對知識的渴求,并希望能用其所學為祖國貢獻力量。當時的同學們曾贈言胡代光,贊其有“拯救饑溺之心,兼善天下之慨”。品學兼優(yōu)的他曾想過做科學家,也曾想過做詩人,讀經濟學卻是個意外。

　　1940年秋,胡代光以前十名的成績考取武漢大學。考前原本要填報政治學系,不料同班不少同學都報考了經濟學系,并希望他能同讀一系,合群的胡代光同意了。報到之前,他特意買了列昂吉葉夫的《政治經濟學教程》和沈志遠的《近代歐洲經濟學說史》。這一讀,“我便對這門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大學期間,胡代光仔細研讀了《資本論》,還大量涉獵了古典學派、奧地利學派的著作。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他深入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各門課程,并最終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述評》。

　　在中央大學研究院法科研究所政治經濟學部（今南京大學經濟系）攻讀碩士學位期間,正值蔣介石發(fā)動大規(guī)模內戰(zhàn),整個南京城物價飛漲,遠離家鄉(xiāng)的胡代光生活極為艱辛。在緊張、憤慨的氣氛下,他始終堅持信念,勤奮苦讀,積極尋求著自己的理想,并寫詩明志:

　　人生漂泊欲何之,世事艱難不用疑。未必詩書長誤我,個中真味幾人知。

　　1947年8月,碩士畢業(yè)后的胡代光應聘到長沙市湖南大學經濟學系任講師,并與湖大法學院及經濟學系學生中的一些中共地下黨員建立起聯(lián)系。1949年8月,長沙解放,同年10月,胡代光參加了第二野戰(zhàn)軍西南服務團,隨團到達重慶。1950年,西南財政經濟委員會正式成立,直屬西南軍政委員會領導,由鄧小平同志兼任主任。胡代光被任命為該會資料科科長。當時,鄧小平同志非常關心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各項工作,胡代光曾受命辦理這方面工作,并寫出了《解放一年來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經濟工作情況的報告》。

　　1953年春,胡代光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教,自此,五十余載的春秋便統(tǒng)統(tǒng)獻給了北大經濟學系(院)。

　　“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船”

　　從1940年進入武漢大學經濟學系至今,在經濟學這片“園子”里,胡代光已耕耘了67年。其間風雨唯自知,但無論遇見什么樣的困難,他都始終懷著對真理的敬畏,保持著知識分子應有的正直與堅定。

　　1966年,已擔任經濟學系副主任的胡代光正組織專家編寫經濟學教材,“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了。一夜之間,胡代光被打成了經濟學系的第二號“走資派”。此后,作為批斗對象,他參加了不計其數(shù)的大小批斗會,低頭、彎腰、掛黑牌、“坐飛機”等成了日常功課。

　　在這些折磨面前,胡代光百折不撓:“這是個冤案,我們是一心一意要搞好經濟學系的教學和科研,哪里有什么復辟資本主義?”當時,不少同他熟識的同志的噩耗不斷傳來,令他非常悲傷,但他堅信這場災難一定會過去,“不管怎樣,我絕不能自殺,否則本來無罪也有罪了。而且作為一名經濟學者,我時刻準備著為扭轉局勢貢獻一份力量�！�

　　粉碎“四人幫”后,北京大學獲得新生,教育改革工作逐步走上正軌。1977年,胡代光重新?lián)�任北大經濟學系副主任,1984年初,擔任北大經濟學系主任,并負責籌建經濟學院。1985年5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正式成立,胡代光擔任第一任院長。

　　20世紀80年代中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在修改大學本科教學計劃時,最早將西方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當代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三門課程來開設;對碩士研究生教學計劃,明確規(guī)定無論任何專業(yè),都必修“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資本論》專題研究”,以及“西方中級微觀經濟學”和“西方中級宏觀經濟學”這四門課程。有人就此質疑胡代光在辦學方向上存在問題,他當即否認,而且指出“這樣提問,正是過去‘左’傾思想的重現(xiàn)”。

　　當時，有些高校因仿照北大增設了較多西方經濟學課程,便受到批評指責,有的不得不決定停開西方經濟學課程。一些教師或打電話或來信詢問胡代光,他答曰:“任憑風浪起,穩(wěn)坐釣魚船!”

　　因為,“馬克思正是最懂得他那個時代和以前時代的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偉大學者和革命家,所以,他才同恩格斯一起創(chuàng)立了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今天,我們要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如果不懂得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是很難想象的�！�

　　經世濟民 孜孜以求

　　胡代光總向年輕人強調,“經濟”兩個字就是“經邦濟世、經世濟民”的意思,學習經濟學,首先就是為了富國強民。他本人在這個領域數(shù)十年勤奮耕耘,并收獲豐富。

　　國內知曉胡代光教授的人,并非僅限于經濟學者和國家經濟部門工作人員,還包括廣大的經濟學專業(yè)的學生。正在學習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學生手中,大都有胡代光的若干本專著。

　　比如,胡代光主編的《西方經濟學說的演變及其影響》一書,是每位想考取經濟學專業(yè)碩士或博士的學生的必讀書目,迄今為止,這本書已多次重印。

　　有許多現(xiàn)在我們耳熟能詳?shù)慕洕�理�?最初都是經由胡代光的系統(tǒng)介紹進入我國的。比如,他在上世紀60年代曾主講凱恩斯主義與經濟計量學兩門課程,并與巫寶三、孫世錚合作編寫了《西方經濟計量學》教材,首次將這門學科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給我國學術界;他曾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斯拉法革命”,首次將“斯拉法革命”介紹給國內學者;而其出版的《米爾頓·弗里德曼和他的貨幣主義》一書,又首次將西方貨幣學派引進了國內學者的視野……

　　在五十余年的教學生涯中,胡代光始終致力于西方經濟理論的研究,時刻關注國外經濟理論的最新動態(tài),同時對其加以批判性分析與介紹,并結合國內實際為我所用。

　　他于1994年發(fā)表的《西方經濟學者論市場經濟中的宏觀調控》的長篇論文,被許多重要報刊紛紛轉載,1994年底,國家計劃委員會將該文作為當時召開的“全國計劃工作會議”的《參考材料》印發(fā)給各位與會領導。1994年8月,針對當時不少人存在用市場來解決一切問題的錯誤認識,胡代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提出了“莫把市場經濟庸俗化”的著名論斷,這次訪談于1994年9月2日發(fā)表后,立即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胡代光在訪談中說:“西方經濟學界目前正在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國家也發(fā)現(xiàn)他們自己對市場經濟認識還不充分”……這一論述對建立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數(shù)十年來,胡代光筆耕不輟,出版了20余部著作,發(fā)表了百余篇學術論文,不少著作先后多次獲國家級、省部級獎勵。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樂也

　　胡代光教授曾擔任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七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曾任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會長、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金融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數(shù)量經濟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經濟學總會副會長等職務。其實,自從走上教師崗位,無論承擔多么重要的工作,胡代光始終根系高校,沒有離開教席半步。

　　如今,88歲的老教授仍擔任博士生導師。經他指導畢業(yè)的西方經濟學專業(yè)碩士及博士已達百余人,其中不乏科研教學及經濟實踐領域的佼佼者。

　　也曾有人請他擔任某些政治部門的工作,都被他謝絕了:“眼見我的學生們在改革開放戰(zhàn)線上,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yè)起著先鋒作用,我甚感欣慰,深切體會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樂也’!”

　　1991年1月1日,胡代光教授收到四川大學87級本科生李洪波的來信,其中說道:“胡老師,您來川大的那次講學給我震動很大。在聽課前,我曾想:‘胡老師是專搞西方經濟學的,一定會為它辯護�！�可是,您并未因自己講授、研究西方經濟學,就對之奉若神明,而是根據(jù)自己幾十年的潛心研究,對之進行了公正客觀的評價,正確地闡述了我們對它應抱的態(tài)度。后來,我經過反復思考,覺得自己以前太輕浮了!對西方經濟學還未入門,卻先被它迷住了。看來,以后無論對待什么,首先都要用腦子好好想一想。”

　　16年后的今天,當胡老師展開這封發(fā)黃的信件時,仍然很有觸動,“如果我傳揚了高尚的道德精神、教授了學生知識、掃清了他們的疑惑,并能夠激發(fā)他們的獨立思考,這就是我最大的成功�！�

　　這就是胡老師,拜見之前,學生們會因為他的名望而氣不敢出、聲不敢張,見面之后,都會因為他的隨和而積極求教;課堂之上,他思維敏捷邏輯嚴謹,課堂之下,他慈眉善目言語幽默……始終是一個好老師,一個有責任心的經濟學家!

　　或許這就是為什么,胡代光教授在我國經濟學界享有崇高聲望,深受經濟學人尊敬與愛戴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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