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舍近求遠，花大把銀子去做那些城市考察的“無用功課”，還不如返躬求己，就從“本土”資源挖掘一些積極因素。

　　大學“官本位”路線圖

　　中國人民大學的“張鳴事件”，凸顯了大學體制嚴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謂“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張鳴所言，指行政權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資源配置，將其觸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學、研究、管理等一切領域，一切環(huán)節(jié)，成為主宰高校發(fā)展的惟一的、決定性的力量。

　　中國大學的“官本位”是一種很奇特的現象，總體上講，還是一種“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1960年代，雖然大學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上是老干部在大學擔任領導工作，但那時是“單一計劃經濟下的政治掛帥模式”，在“大老粗光榮”的大環(huán)境下，大學中的知識分子，不管是黨員還是非黨員都是被教育的重點對象，就連書記和校長都可能瞬間倒臺，大家都要“夾著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氛圍還不算濃厚。各種歷史記述都反映，當時的各大學領導，雖然也奉命抓“階級斗爭”，但多數人還是謙謙君子，很少“官氣”。

　　1968年后的“工宣隊軍代表模式”又可稱“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識分子已被整體視為“臭老九”，軍代表、工宣隊極左、粗暴有之(他們中間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調動頻繁，人事關系大多都在原單位，所以也談不上什么“官本位”。

　　1980年代后，改變了從前那種老干部擔任大學領導的傳統(tǒng)，在大學里提拔了一些專家學者擔任領導工作，他們從“臭老九”一個筋斗翻成大學校長，無不心懷感激，奮發(fā)工作，一時間大學校園里銳意進取蔚然成風，還出現了像劉道玉、江平、楊叔子那樣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以后就是在市場化、科層化的環(huán)境下，大學行政權力急速擴張的時期，突然冒出來無數的處、委、辦、科，還有公司等等，滿眼見到的都是官。過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則造成大學除了聽命于政府和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外，基本不受校內教職工和社會的監(jiān)督；
二則導致愈演愈烈的“官”“學”兩棲現象，吸引一批批大學教師往仕途奔，一些人一旦獲官，出為教授，入為官員，最充分地實現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園生態(tài)出現了實利化、金錢化、官場化的濃厚氛圍，嚴重扭曲了大學作為知識傳授地和新思想發(fā)源地的屬性。

　　在教育主管部門“量化”和“項目至上”的指揮棒下，如今的大學校園，權、錢之幟高張，高校生態(tài)已結構化或板塊化了，整體改變的可能性很小。這種情況下各校命運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領導在處理行政權力和學術關系上的智慧和態(tài)度。應該說，國內大學特別是江浙滬穗一帶的高校，還是有一些優(yōu)秀的書記和校長的，就是在院系一級的“頭頭”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堅守學術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錢化”的“污染”，在做學問、做事方面都很認真，說來他們還是學者。考之這些學校，在歷史上都有著優(yōu)良的學術傳統(tǒng)，雖經歲月流逝，名校的精神傳承早已斷裂，但還是點點滴滴地體現在一些普通教師和領導的身上，校長和書記雖然也是“官”，但他們身上都保有可貴的“書生本色”。遇到這樣一位開明的校長和書記，那是學校和教師、學生之福；
但如果不幸碰上一個官迷，也只能自認倒霉。

　　就請以這些老校長為榜樣吧

　　說到這兒，不由想起歷史上有過的那些享有崇高聲望的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之、蔣夢麟、竺可禎、梅貽琦、張伯苓、傅斯年等等就不說了，也不說1950年代作為“民主人士”被安排出任大學校長的馬寅初、陳垣等。單說建國后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學校長，例如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副校長成仿吾；
先后擔任過南京大學校長和中國人民大學書記的郭影秋；
先后擔任過吉林大學校長和南京大學校長的匡亞明；
中山大學校長馮乃超；
華中工學院院長朱九思；
杭州大學副校長林淡秋等。這些大學校長中，最特別的是郭影秋，他已擔任云南省省長(省人民委員會主席)，卻因對歷史的愛好，主動要求轉入大學工作，1957年來到南京大學當校長，這樣的事尤如驚鴻一瞥，早成絕響。

　　在那個年代，吳玉章等的空間要比今天的大學校長小得多，掌握的資源更有限，使他們無由充分實現自己的抱負。他們受到那個時代的局限，或許也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他們都是正直的好人：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蘊；
熱愛教育，重視和尊重知識分子；
有理想，有責任心，更有擔當；
都在極有限的空間為發(fā)展教育盡了最大努力，而不是那種對上唯唯諾諾、對下橫眉冷對的官僚。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吳玉章老校長把她收留在人民大學書刊資料社，使她有一塊躲避風雨的安身之地。也是吳老，把被誣為“胡風分子嫌疑”、即將陷入絕境的何干之保護了下來。杭州大學的林淡秋副校長不避嫌疑，多方設法保護被安置在杭州大學的“大右派”陳企霞和陳學昭。郭影秋調入南京大學時正逢“反右”，1957年11月，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胡小石、陳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壽辰，此時南大的老先生們，都還驚魂未定，“郭影秋支持中文系為三老祝壽，并在自己家中設宴，親自斟酒、敬酒，感謝三位老教授潛心治學、辛勤執(zhí)教，為國家培養(yǎng)棟梁之材”。在“大躍進”的高潮中，郭影秋強調“教學是高校的主線”，盡量減少政治運動對大學的沖擊。1963年匡亞明調入南京大學，在不斷升高的階級斗爭的聲浪下，他鼓勵教師要扎實研究學問，學生要好好讀書，并安排動員學校的行政后勤部門，全力為教師學生服務。及至“文革”結束，匡亞明再任南大校長，長期住在校園內的普通教工宿舍，為的是多聽教職員工的意見。今日名校華中科技大學的前身是華中工學院，老院長朱九思在“文革”后期，把一些剛從勞改地釋放、誰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接納到華工，奠定了學校以后發(fā)展的人材基礎。1950年代擔任北大黨委書記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這位曾留學德國的“老革命”奉命改造北大，還是盡量愛護知識分子，后因反右不力，被指責為“右傾保守”，于1959年被發(fā)配到大西北的蘭州大學擔任書記和校長，仍兢兢業(yè)業(yè)，直至“文革”之初被迫害身亡。

　　說到張鳴，這是一位在學界享有盛譽的杰出學者，對這樣的學者理當愛護。人民大學因有張鳴和其他一些優(yōu)秀學者，才令人們刮目相看！人們發(fā)現，這所原來具有高度行政性特質的大學也實現了全面的學術轉型，有了一種真正的“大學氣象”。說來令人唏噓不已，人民大學這所曾在上世紀50－60年代為國家經濟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大學，其經歷的磨難比國內任何一所名校都要深重，“文革”中居然被無情解散。按理說，這段“浴火重生”的歷史，應該使人民大學今天的目光比其他高校更深邃，胸襟更開闊，更大氣，更重視人材。

　　這些話說了似乎是白說，大學的過度行政化似已積重難返，只能“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那么能否學一點行政化年代那些不官僚化的正面典型呢？大學的校長和官員們，請不要再嚷嚷學什么哈佛、耶魯、伯克利、劍橋、牛津了，中美大學校長聯席會議也不知開了多少次，“新知”掌握也差不多了�，F在大樓都已蓋了起來，規(guī)模和氣派和外邦的大學相比一點都不遜色，其他那些“軟件”，想必怎么學一時也學不來的。既然如此，就不必舍近求遠，花大把銀子去做那些越洋考察的“無用的功課”，還不如返躬求己，就從“本土”資源挖掘一些積極因素。吳玉章、郭影秋、匡亞明、朱九思等都是“老革命”，政治思想都正確，屬于我們優(yōu)秀的“本土資源”，就請以這些老校長為榜樣吧，在你們的職權范圍內，對大學的過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稍作一些改良或改進，讓大學板結狀的土壤松一口氣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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