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校英語界同其他行當一樣，當前面臨著量化管理的種種弊端，深受其苦。但我們也很清楚，在對林林總總的非理性學術評估體制進行合理化改造之前，甚至在已經對它進行了較大的合理化改造之后，量化管理的基本格局是不會根本改變的，而實行過分的和不合理的量化管理，學術成果的質量很難保證不說，學術是否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也總會冒出來；
問題提了出來，也難以得出一個滿意的答案。因為從本質上看，量化管理所追求的是形式的合理性。它既然不追求實質合理性，就難免走向官僚化和僵化，從而對學術研究所面臨和應當設法解決的現實問題缺乏敏感性。此外，量化管理的僵滯性也很大程度地產生于學術程序所導致的權力關系。由于牽涉到在位者的利益，權力關系一旦形成便很難打破。因此，在量化管理的壓力下保證英語學術成果的現實相關性，是擺在每個從業(yè)者面前的一個難題。

　　改革開放以來，英語學術很快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這就是文學、語言學（包括教學法）和翻譯。近幾年又出現了一些正在形成中新的學科方向，如美國社會研究、英國社會研究、跨文化研究、文明研究，以及英語主導的傳播學（主要進行新聞學、媒體學或大眾傳播理論研究），但是這些新學科方向的界限和界定還相當模糊，或者說學科性還很成問題，還遠遠不成熟，甚至永遠也不可能成熟。所以，一個在讀的英語碩士或博士要想獲得大學教職或已有教職者要晉升職稱，在多數情況下不得不在文學、語言學和翻譯這三個方向當中作一種排他性的選擇，此后被期待不斷產出相關“成果”。從業(yè)者選了文學，便不能搞語言學，選了翻譯，便不能搞文學，否則就會因不夠專門化而出不了成果。恰恰也存在與這三個方向相對應的專業(yè)刊物，如《外國文學評論》和《國外文學》等（文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和《外語界》等（語言學），以及《中國翻譯》（翻譯）。此外還有大量高校學報，以及省、市級社科院刊物。從業(yè)者甚至可以不受刊物篇幅和傾向性的限制，獨立地寫出一部專著來�？蔁o論以何形式發(fā)表成果，都很難擺脫文學、語言和翻譯三分天下的格局。因為除了學術刊物和出版物以外，英語界的學術評估機制也同樣上演著三國演義的故事，同樣分為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塊。各級評審委員會的在位者被認為是這三方面的專家；
反過來說，他們如果不被有關方面視為這個三方面的專家，也可能根本做不了評委。這里存在著惡性循環(huán)。

　　以我國現有的研究條件和研究隊伍的質量來看，更考慮到與龐大的英語教師數量，要讓每個從業(yè)者不斷產出有價值的成果，是不切實際的。許多“學術論文”至多只是對已有成果的轉述，如果不算剽竊的話�？墒菫槭裁创罅俊皩W術成果”并沒有什么學術價值，英語從業(yè)者卻不另辟蹊徑，尋找新的研究領域，尋找一些更具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研究方向或研究課題？為什么不可以進行下列方面的研究，譬如英國中世紀的婚姻問題、英國16世紀以來的教派關系、英國圈地運動與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關系、英國議會民主制自大憲章以來的演進過程、18至20世紀英國人海外游記（可歸于后殖民研究）、當代英國青少年吸毒問題、美國黑人問題、猶太人及其對美國國內和國際政策的影響、美國同性戀問題、美國墮胎問題、美國法制演變、美國政黨政治、美籍華人狀況、美國宗教狀況、英美女性主義等等？

　　對于正在迅速現代化，正在走向世界的當代中國來說，更詳細地了解各英語國家的社會、歷史、法律和宗教等諸多方面的情況顯然十分必要，而對于高校英語從業(yè)者來說，做這些方面的研究本應是他們的本份。從英語國家的漢學或中國研究的情況來看，大多數東亞系或漢語系都不可能只研究漢語語言文學，而研究中國歷史、社會、藝術、戲曲、宗教、法制、政治制度等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實際情況并不鼓勵甚至阻礙我國的英語從來者拓展新的學術領域。因為英語界的學術出版和評價機制早已被文學、語言學和翻譯三個方向的既得利益瓜分了。不在有限的三個方面發(fā)表文章，哪怕只是轉述性文字（如果不是剽竊的話），甚至只是轉述的轉述，從業(yè)者的自身利益就很難保障。如此這般，哪有真正的學術進步？

　　可能會有人說，有歷史、政治、法律、社會學和宗教學方面的專家來做這些工作，不用我們語言背景的人來操心。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實際情況是，我國英語讀寫技能過關的研究人員相對說來很少，與十三億人口不成比例，也與一個迅速走向現代化、走向世界的大國的地位不相稱。事實上，北京外國語大學、廣州外語外貿大學已經設有美國社會研究、英國社會研究一類專業(yè)方向，北外甚至已有美國社會研究博士點，北大英語系也正計劃開設這些方面的本科和研究生課程。從英語國家的中國研究（或漢學）狀況來看，上述研究方向也應成為我國英語從業(yè)者的研究領域。也如上所說，英語國家的大多數東亞系或漢語系不研究中國語言文學，而且研究中國歷史、社會、政治、宗教、哲學、藝術等等。

　　有些研究項目顯然是能直接發(fā)揮社會效用的，例如能夠為政府有關部門提供決策依據的工程技術、財經或社科項目。貿易、金融、財會、房地產、經濟、法律、建筑、生物、微電子、信息管理等學科方向的科研成果甚至能直接轉化為經濟和社會效益，或者說能夠掙錢。可是英語不是能直接轉化為這種效益的學科。那么英語學術研究與現實的相關性究竟在哪里？首先，考慮到專業(yè)性質，應當看到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追求那些本來就極具實用性的學科的現實相關性。應當看到，包括英語在內的人文學科如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往往不具有直接的現實價值，或者說往往不能產生短平快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但是對于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和健康發(fā)展來說，人文知識的傳承和發(fā)展又是絕對不可缺少的。

　　北大英語系有古典研究的傳統。一直有人在古英語文學、中古英語文學、希臘羅馬文學方面開課和做研究。這種學術很不實用，以至于很不功利的北大研究生也不大選這方面的課程，但北大英語系卻照樣聘他們?yōu)榻淌�。如果了換一個學校，可能早就把這些課程砍掉，并強迫有關教師改行了�？墒沁@些研究雖然沒有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用價值，但對于國家總體性的文化建設卻是必要的。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終究總得有一些人做一些非實用性的學問才行。這是因為人文學術研究雖然不能產生直接效益，卻具有長遠的社會文化意義，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會產生潛移默化的長遠影響。當神舟5號在距離地球350公里左右的太空飛行時，宇航員為什么用筆在一個寫字簿上寫畫著什么？這并不只是為了打發(fā)時間。這個畫面其實極富象征含義。它昭示著，中國人是一個愛好和平、喜歡文化、重視教育的民族。在它后面，是一個數千年來由無數人文學者培植、塑造起來的重視文化教育的全民傳統。成功的載人航天不僅顯示了中國的國力，也表征著一種不怎么看得見、摸得著的深厚文化。

　　這里顯然有一個什么是“現實”或者說什么是“現實意義”、“現實價值”的問題。對于我國高校英語從業(yè)者來說，“現實”不應該是能夠立即產生經濟效益的現實。如果是這樣，一個年收入高達五千萬美元的當紅歌星（譬如近年來在美國紅得發(fā)紫的性感明星布雷特妮·斯皮爾斯）所做之事就最具現實意義，最具現實價值。這樣一個歌星兩年的收入即夠發(fā)射一艘神舟號飛船，與他或她相比，豈不非但英語從業(yè)者的工作毫無意義，甚至數萬名航天工作者的工作也毫無意義？然而，對于維系學術共同體乃至大學體制的正常運作和發(fā)展來說，不僅英語從業(yè)者的教學工作不可或缺，他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同樣是至關重要的。學術共同體或大學體制要正常運轉，就必須按照它們自身的邏輯來運作。如果從業(yè)者不做學問，那么從邏輯上講，任何一個不做學問的人都可以堂而皇之登上大學講臺，把做學問的人趕下去。什么是劣幣驅逐良幣？這就是。更重要的是，大學是社會的靈魂所在，是民族的良知所系。大學不僅傳播、更新和創(chuàng)造知識，而且是一個社會、一個民族的價值體系的守護者。如果不按大學本身的邏輯行事，這一極其重要的功能就得不到正常的發(fā)揮，其邏輯后果不僅是學術共同體會散架，大學本身也將跨臺，說得嚴重一點，一個社會、民族將根本沒有前途可言。

　　盡管我們可能已經明白學術研究的重要性，但以上所說可能仍然沒有回答大量轉述性文字究竟有什么現實意義這一問題，至少沒有滿意地回答這個問題。對于大學英語老師心中的疑問來說，可能更是如此。其實這主要是一個體制或操作問題。大學英語老師的工作是教授非英語專業(yè)學生的基礎英語，所需做的研究工作不如英語專業(yè)教師多，因而對她（他）們提出與專業(yè)英語教師相同的要求，是不現實的。如果硬行規(guī)定全國每個教大學英語的助教、講師或副教授每年發(fā)表一篇或兩篇論文，這些論文的數量多大、學術價值多高可想而知。因而根本的解決方案應當是采用國際上通行的辦法，即設立專職教學崗，對在崗者不提研究任務的要求。事實上，某些單位如清華大學、中山大學和深圳大學等校已經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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