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楊絳先生的《我們仨》，才知道錢鍾書夫婦晚年住進寬敞舒適的“部長樓”完全得力于胡喬木的幫助。楊絳先生在她的書中有這樣一句話：“有一位喬木同志的相識對我們說：‘胡喬木只把他最好的一面給你們看。’”

　　有幸見過胡喬木“最好的一面”的，當然不止錢鍾書夫婦，胡喬木的校友季羨林也曾目睹了這“好的一面”：“他到我家來看過我。他的家我卻是一次也沒有去過。什么人送給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給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養(yǎng)，帶回來了許多個兒極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記送我一筐。他并非百萬富翁，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錢買的�！�

　　湖南的鐘叔河先生，也在文章里提及過喬公的“好的一面”：“總之到了一九八五年，當我有了一點點選題出書的可能時，便立即編印了一部《知堂書話》，這是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名‘周作人著’的新書。接著又來策劃重印《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各種……誰知天有不測風云，《夜讀抄》還沒有印出來，湖南的‘三種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丑陋的中國人》和‘周作人’）就挨批了。有人質(zhì)問：‘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還能好嗎？’

　　討論政治非我所長，亦非我所愿。幸虧搞政治的人也還有懂文學、懂周作人的，這才使我自己沒有再一次落到五七和七?年那樣的境地�！�

　　鐘叔河提到的那個“懂文學、懂周作人的”“搞政治的人”就是胡喬木。

　　這內(nèi)情在幾年之后我才知道，九一年五月十九日黃裳先生來信告訴我：去冬喬木來滬，一次談天，談及周作人，他自稱為“護法”。并告當年吾兄呈請重刊周書事，最后到他那里，他不顧別人反對批準的。談來興趣盎然。

　　從此我便對喬木有了一種好感。

　　從王蒙《不成樣子的懷念》一文中，我們得知，看到胡喬木“好的一面”并從中受惠的，至少還有以下幾人。

　　王蒙。1982年，有人想借批“現(xiàn)代派”的機會批王蒙，是胡喬木幫王蒙渡過“難關(guān)”：“一些人‘認識’到胡對王蒙夫婦的態(tài)度是少有的友好，從而不得不暫時擱置‘批王’的雄心壯志。”

　　張潔�！昂鷨棠緦�張潔的小說與生活也很關(guān)切。他知悉張潔婚姻生活的波折與面臨的麻煩，他關(guān)心她，同情她，并且表示極愿意幫助她�！�

　　舒婷。胡去廈門時曾到舒婷家去拜訪舒婷。“——但我仍然感到，他能去拜訪舒婷，如不是空前絕后的，也是絕無僅有的�！�

　　謝晉�！敖o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對于電影《芙蓉鎮(zhèn)》的挽救……胡給我打了一個電話，要我提供有關(guān)《芙》的從小說到電影的一些背景材料。胡在電話里說：‘我要為《芙蓉鎮(zhèn)》辯護！’他的音調(diào)里頗有幾分包打不平的英雄氣概。后來，他的‘辯護’成功了，小經(jīng)波折之后，《芙蓉鎮(zhèn)》公映了。”

　　有“最好的一面”，自然也就有“不好的一面”。如果可以用“溫情脈脈，禮賢下士”來形容胡喬木“最好的一面”，那么，其不好的一面則可概括為“疾言厲色，橫眉冷對”。領(lǐng)教過胡喬木這一面的人當然也很多，但限于篇幅，本文只想舉兩例。

　　周揚。1983年，周揚在中央黨校作了題為《關(guān)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問題》報告后，胡大為惱火。因為胡喬木發(fā)難，周揚的這場報告后來釀成軒然大波�！笆虑榈膶嵸|(zhì)有些同志當時就已經(jīng)看出來了，夏衍就曾對周揚說，這篇文章的問題所在就因為是你周揚寫的。據(jù)說，胡喬木在政治局會議上就講過，他周揚只是個中央委員，憑什么在理論上對黨指手畫腳�！�

　　兩人在理論上有分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爭論，可以商榷。但喬公對周揚的指責似乎是不容分辯的，如果一方居高臨下，另一方也只能低頭認錯了。

　　林淡秋。林原本在《解放日報》工作，后，胡喬木慧眼識珠發(fā)現(xiàn)了他，立即把他調(diào)到《人民日報》任副總編，負責文藝部門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林淡秋對胡喬木十分敬重，但后來發(fā)生的一件事，使他對喬木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王元化《懷林淡秋》一文對此有詳盡的敘述：“從這次談話中我知道他（林淡秋）在反右運動中也遭不幸。雖然沒有被戴上帽子，可是被趕出了《人民日報》，降了級，下放到杭州。他說在鳴放期間，胡喬木開列了名單，要他去組稿，讓這些人去鳴放。反右開始，風云急轉(zhuǎn)，他受到了批判。我問他是怎么挨整的，他說胡喬木不承認鳴放期間是他自己指定談秋向那些人組稿的。這次談秋和我說起胡喬木，和他五十年代初在《人民日報》工作時完全不同了�！�

　　如果不以苛求的眼光來看這件事，那么，胡喬木的“不承認”也許并非不可原諒。在那樣一個人人自危的特殊年代，為了自保，胡喬木的“不承認”想來也屬違心的無奈之舉。如果從顧全大局的角度來看，胡的舉動也可算作丟卒保車的策略。但如此一來，他就把“不好的一面”留給了下屬。

　　筆者想申明的是，本文無意雞蛋里面挑骨頭，找名人的茬；
更不想攻擊一點，不及其余，抓住偉人的某個錯誤不放。偉人不是完人，犯錯誤在所難免。本文想探討的是，為什么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兩個方面會在胡喬木身上“和平共處”；
為什么喬公會給世人留下截然相反的兩種印象？

　　在我看來，胡喬木矛盾的“兩面”恰恰源自他矛盾的身份。一方面，正如詩人袁鷹所說的那樣，喬木是一位本色的詩人；
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經(jīng)驗豐富的政治家，“他以詩人的熾熱感情和思想家的嚴肅探索傾注于所獻身的革命事業(yè)，又由于風云際會而側(cè)身于復雜的權(quán)力中心，親身經(jīng)歷、親眼看到各種復雜錯縮的高層政治斗爭”。

　　是本色的詩人，有眼光有品位，所以，愛才惜才，他力保王蒙，關(guān)心張潔，拜訪舒婷，乃至給周作人的書放行，為《芙蓉鎮(zhèn)》辯護，均緣于此；
是經(jīng)驗豐富的政治家，所以對“權(quán)力”對“官位“不可能不在乎，不可能不敏感。“他當然很重視他的權(quán)力與地位”（王蒙語）。有一次，他就很激動地對王蒙說：“作家敏感，我也敏感！”這樣，當某個同僚（如周揚）或某個下屬（如林淡秋）或擅入了他的“領(lǐng)域”或?qū)λ�的仕途�?gòu)成威脅時，他“不好的一面”就顯露出來了。可以說，終其一生，他的身上一直存在著“士”和“仕”的矛盾。他對王蒙態(tài)度的變化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當別人要批王蒙，他因為愛才力保王蒙，但他的保是有限度的。一旦他意識到王蒙可能給自己帶來麻煩，他就會“舍卒保車”了。比如八十年代末，他對王蒙的態(tài)度就很不親切了�！耙痪虐司拍甑氖录�以后他的可愛，他的天真與驚懼都表現(xiàn)得很充分。該年十月我們見面，他很緊張，叫著秘書作記錄，似乎不放心我會放出什么冷炮來，也許是怕這一次見面給自己帶來麻煩。”

　　胡喬木很賞識也很倚重錢鍾書，曾三顧茅廬請錢鍾書擔任社科院副院長。1982年夏天，胡喬木請錢鍾書為他改詩，錢錘書真改了，而且改得很多，這樣一來，胡喬木就不高興了，他把改過的詩作給李慎之看，說：“我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因此要請鍾書給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給我改得這么多，你看怎么辦好？ “后經(jīng)李慎之斡旋，錢鍾書意識到自己改“錯”了，就給喬公去了封信：“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適，現(xiàn)在讀您來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
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動就是違反了蒲伯的箴言……”

　　看來，胡喬木的禮賢下士是有限度的，有前提的，這個前提就是不影響不損害他“‘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的身份。

　　在官位、仕途不受影響的前提下，胡喬木“最好的一面”亦即“士”的一面就顯露出來：溫情脈脈，禮賢下士，十分念舊，也十分重感情；
而一旦他覺察到某人或某件事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時，他“不好的一面”亦即“仕”的一面就顯露出來：疾言厲色，橫眉冷對，甚至有點神經(jīng)過敏。

　　“士”和“仕”的矛盾一直交織在胡喬木的身上。胡喬木身上的這一矛盾，帶來了以下兩種情況：

　　一、喬公身上“最好的一面”往往只向作家學者們洞開，因為后者一般不會對他的“仕途”構(gòu)成威脅；
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面”常常留給了同行或下屬。因為在一個特殊的年代，為了自保，他有時不得不做一些違心之舉。

　　二、作為一個本色詩人，難免詩興大發(fā)，口無遮攔，說出一些與政治家身份不相宜的過頭話，從而給自己的“仕途”帶來麻煩；
作為一個政治家，在某些場合，又不能不板起面孔打官司腔，說出一些讓文人反感的話。這樣一來，喬公竟成了兩面不討好的人。

　　我想，胡喬木生前也一定意識到自己身上“士”和“仕”的矛盾，關(guān)鍵是造成這一矛盾的歷史原因太復雜，胡喬木對此只能隨波逐流，只能聽之任之，只能讓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和“不好的一面”在別人眼中此起彼伏。

　　另外，“士”和“仕”的矛盾也可看作是一個特殊時期文學和政治的矛盾在胡喬木身上的“投影”。作為后人，指責喬公身上的“兩面性”當然輕而易舉，卻于事無補；
對造成“兩面性”的原因作追根溯源式的探討，或許才有益，才是我們應該去做的。

　�。ㄕ�自《隱痛與暗疾——現(xiàn)代文人的另一種解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版，定價：2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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