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什么緣故，在中國文學的人物畫廊里，一向都不缺少尋花問柳的頭陀和尚，但似乎直到蘇曼殊、汪曾祺的筆下，才學會正兒八經的戀愛。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西方文學在經過文藝復興的洗禮后，那些在《十日談》里還放浪形骸的僧侶教士卻搖身一變，成了愁容滿面、備受靈肉煎熬的多情種子。從浪漫主義文學的經典，到現(xiàn)代派大師的杰作，但凡涉及宗教和愛情題材的作品，總能瞥見一兩個在情愛旋渦里絕望掙扎的怪誕身影。他們的命運幾乎都是悲劇性的，信仰與背叛的拉鋸，此生與彼岸的對抗，愛欲與死滅的撕扯，眾多苦難的疊加為我們顯影了一組“受難者”的命運底片，想起來還真是讓人感嘆。

　　西蒙娜·波伏娃說：“女人并非生來就是女人的�！边@話的經典之處在于它出自一位女性之口，而且直達本質。有意味的是，這位活得徹底而絢爛的女性面對強大得近乎強盜的男權社會，說了一輩子“不”，最終還是沒了脾氣，她對女權主義的最大貢獻不是別的，也許恰恰是對其虛無性的發(fā)現(xiàn)。她把“第二性”這一枚不雅的戳記，冰冷地蓋在女人原本光潔的額頭。其實波伏娃只說對了一半，染色體的知識早已告訴我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性別幾乎是和生命同樣偶然的存在；
如果我們認同“第二性”的女人不是“天生”的這一判斷，那就等于在支持另一個判斷，即作為“第一性”的男人同樣也是人類社會文化的“土特產”。是過分頑強的男性群體合力使我們淡忘了一些常識，比如我們會忘記：作為個體的男人也像作為個體的女人一樣弱��；
一個精神或肉體遭到閹割的男人，其景況之悲慘往往更甚于女性。

　　面對上帝，我們簡直一無所有。

　　提起西方文學中的神父形象，第一個想到的不是別人，而是《簡·愛》里有著古典式額頭和鼻梁的圣約翰。這一形象的特殊性在于，矢志神職而不渝的信仰并不構成對其人間生活的羈絆——他向其貌不揚而吸引他的簡愛求了婚。但他的不幸也是顯明的，他可以感受到“被吸引”卻無法感受到“愛”，他請求簡愛和他一起去印度傳教，理由卻牽強得可笑——因為只有后者才可以陪他學習印度文。而智商和情商都高得出奇的簡愛，卻是一個不能忍受只被“需要”而不被“愛”的執(zhí)著的愛情至上者，于是乎圣約翰這個一度明亮起來的形象注定了是一顆流星，只能在文學的浩瀚星空中倏忽一閃，而后歸于黑暗的寂寞�！拔也粣�，因為我不能�！笔ゼs翰代表了在對上帝的愛情中無法調動起人間激情的“愛無能”者。比起在斷瓦殘垣中，雙目失明的羅切斯特那一聲“嫁給我，簡！”的悲情呼號，圣約翰寬闊優(yōu)美的額頭像極了蠟像館里的雕塑，徒具美感而乏生氣和熱力。

　　與圣約翰形成對照的是另一位神父——《巴黎圣母院》里的副主教克洛德·孚盧洛。對于一貫擅長在史詩般的宏大敘事中，精微雕刻人性深處的幽暗溝回的雨果來說，克洛德顯然不如《悲慘世界》里的冉阿讓更能激起他的悲憫之情。然而，無論偉大的雨果懷著怎樣的先入之見來刻畫他，我卻只能從這個人身上才讀到了作者在開篇濃墨重彩渲染的兩個字——“命運”。浪漫主義所奉行的善惡、美丑的二元對立原則成為這部巨著的主動脈，但它無意中卻昭示出這樣一個真理：丑惡未必假，美善易失真。在我看來，被譽為“美的化身”的愛思梅拉達也好，外丑內美的伽西莫多也好，都純然只屬于童話和傳奇，只有那邪惡的情種和瘋癲的病人克洛德，才真正把我?guī)氲綄v史和現(xiàn)實的無盡而又無奈的猜想中。盡管《巴黎圣母院》的大部分篇幅都致力于將克洛德塑造為一個邪惡的叛逆和罪犯，但我還是從那些未被很好“收拾”的自然主義的描寫中讀出：這個人的大半生都無限地忠于他的“上帝”，他不僅狂熱的迷戀著經院神學譜系中的自然科學研究，用宇宙的尺度去衡量世界和人類，而且不乏善心和慈悲，不放過做任何一件上帝看得見的善事的機會。直到在廣場上遇見美麗的愛思梅拉達，他那作為虔誠教徒而被神性長期遮蔽的人性熔巖才轟然噴發(fā)，并釋放出足以致命的巨大能量。你去重讀他在探視愛思梅拉達時的悲苦自白，你去看他胸膛上靈與肉搏斗的自殘的傷痕，你去回想幾十年里他如何把一個丑陋的殘疾人伽西莫多撫養(yǎng)成人，你就不能不相信，這個被正統(tǒng)的文學評論“妖魔化”的神父，有著常人沒有的愛。而且，他比圣約翰走得更遠，對人的愛——確切說是對一個美貌女人的愛——幾乎在一瞬間便動搖和顛覆了對神的愛，使他敢于沖破宗教神學帶給他的種種限制，不顧一切地尋找剛剛發(fā)現(xiàn)的人間幸福。

　　雨果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抒情詩人，更是一位寫實傳神的巨匠，誰能說他在對中世紀經院神學判以道義極刑的同時，對于既是迫害者又是犧牲品的克洛德，沒有傾注“了解之同情”呢？惟其如此，才賦予了這一邪惡形象以深刻的真實和一種類似青銅饕餮般的“獰厲的美”（語出李澤厚《美的歷程》）。將克洛德釘在變態(tài)情欲的恥辱柱上是容易的，它無疑宣告了倫理道德價值體系的又一次勝利。但，我們似乎應該追問一下：如果克洛德的運氣好一點，如果他的愛得到了他的偶像的回應，事情又會怎樣？會不會是另一部《紅字》呢？遺憾的是，愛思梅拉達雖然美麗卻不算聰明，對克洛德的拒絕固然使她顯得堅貞有余，但對花花公子衛(wèi)隊長的“愛”，卻輕薄得只能增其愚蠢。歷來都認為克洛德是殺害她的元兇，反過來看，她的受中世紀神學蒙蔽的價值觀——以為神父的愛天然屬于邪惡——不是也間接地將這個可憐的神父推向深淵了嗎？

　　米歇爾·�？碌摹栋d狂與文明》（劉北成、楊遠嬰譯，三聯(lián)書店1999年5月版）是本好書，它讓我們嘗試換一種眼光去看待人類文明史上的那些曖昧事實。�？鲁鋈艘饬系貙偘d細分為“浪漫化的瘋癲”、“狂妄自大的瘋癲”和“正義懲罰的瘋癲”三種形態(tài)。在談到“絕望情欲的瘋癲”時，他犀利地指出：“因愛得過度而失望的愛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愛情，別無出路，只有訴諸瘋癲。只要有一個對象，瘋狂的愛情就是愛而不是瘋癲；
而一旦徒有此愛，瘋狂的愛情便在譫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看看，這多么像是為克洛德最后的瘋狂奔跑所寫的旁白和注釋，克洛德的走向邪惡，不正是因為找不到一個“愛的對象”才“訴諸瘋癲”的結果嗎？福柯還說：“在莎士比亞的作品中，瘋癲總是與死亡和謀殺為伍。”“只有在我們關注一個虛構的戲劇時，瘋癲才具有令人矚目的功能。而在這種虛構的形式中，只有想象的錯誤，虛假的謀殺，短暫的失蹤”。一句話，“瘋癲是前古典文學的悲喜劇結構中的重要把戲”。眾所周知，�？律朴谟梦膶W作品論證科學的結論，但很少有人會想想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這些有價值的結論不能“回到起點”，成為我們讀解文學人物的取資，豈不大大地可惜？竊以為，只有從病理學的視角去看待克洛德，文學的闡釋和批評才不至于湮滅了人性的底色。

　　最后想說的是，神父在本質上屬于那種已婚男子，他承擔著類似女性在婚姻中的角色和使命，他必須忠實于他的唯一合法的配偶——萬能的上帝。我不敢說這恰是一種同性戀關系，盡管中世紀的教會不乏其例。但這不妨礙我們作如下假設：一個神父愛上一個女人，等于陷入了一場痛苦的三角戀愛中。這就是為什么我們常常看到，在宗教至上的年代，一個失貞于上帝的神父所面臨的是遠比出軌的丈夫更嚴峻的道德審判和精神酷刑。這一審判和酷刑似乎也是一種“原罪”，用《紅字》里犯了色戒的牧師丁梅斯代爾的話說：“所有上帝賜予的最精美的天賦都成了折磨精神的動力�！痹谇橛淖罱K方向上，丁梅斯代爾抵達了終點，但面對情人胸口的“紅字”，他同樣不得不陷入另一種瘋癲�！凹t字”是失貞者的標記，對于真正的不潔者，隱匿這標記比戴上它更痛苦。在包括紀德的《田園交響樂》在內的西方名著所展示的偷情神父的群像中，作為一個“勝利的恥辱者”，丁梅斯代爾似乎在暗示著：在男權社會中，一個道德感過強的優(yōu)秀男人在偷情事件中吞食的苦果絕不亞于他的情人，后者充其量只是肉體防線的失守，而前者卻有可能遭遇靈與肉的雙重崩潰。從這個意義上說，《紅字》的作者霍桑，其偉大的程度比之雨果，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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