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悲觀主義回來了。任何一位一直關注國家過去幾個月或者過去幾年脈搏的人都不會感到驚訝。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蹩腳”演說或許讓他喪失了第二任期的機會，對于今天不是一點都不合適的。著名的美國樂觀主義在無法取得勝利的戰(zhàn)爭、正在崩潰的美元、停滯不前的經濟、找工作異常困難的畢業(yè)生、以及普遍降低的未來預期的多重挑戰(zhàn)面前遭遇致命的威脅。這還不包括最近美國宗教、公司、政治領袖的連串丑聞，悲觀懷疑的論調開始泛濫。

　　亞當•科恩（Adam Cohen）最近在《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科學家戴斯塔（Joshua Foa Dienstag）最近的書《悲觀主義：哲學、倫理學、精神》（Pessimism: Philosophy, Ethic, Spirit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2006)中都表達了類似觀點。戴斯塔在為悲觀主義作為合適的現實主義哲學辯護時指出懷疑的普遍性：19世紀最偉大的悲觀主義思想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當然包括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加繆（Albert Camus）以及被稱為存在主義的現代思想運動。

　　我不是不同意這個診斷，我感到不安的是人們不斷把存在主義作為悲觀的、消極的哲學。人們常常這樣看。就在幾個星期前，我聽到電臺評論員宣稱來自奎恩（Queen）的“波西米婭進行曲”（Bohemian Rhapsody）抒情詩“沒有什么大不了”（nothing really matters）真正具有“存在主義思想”。我仍然聽到專家學者和我所在的大學的同事指責存在主義是虛無主義悲觀思想的源泉，是我們的學生不投票、嘗試危險毒品的理由。聽到這樣的評論我感到又好笑又害怕。因為我喜歡存在主義，我覺得存在主義而不是悲觀主義是我們美國當今需要的哲學。

　　存在主義據說全是關于“上帝死亡”的，人類生活的虛無意義，以及由此產生的焦慮。正是在面對這種焦慮的時候，人們需要勇氣自己發(fā)現意義。這樣的觀點可以追溯到克爾凱郭爾（Søren Kierkegaard）、尼采、海德格爾、加繆、薩特，保羅•蒂利希（Paul Tillich），弗蘭克爾•維克多（Viktor Frankl）。他們總是帶有一絲英雄主義色彩，周圍纏繞著絕望和最終的意義虛無的黑暗。

　　在戰(zhàn)后歐洲存在主義初期確實存在憂郁和絕望。影響最大的書籍和文章比如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無理性的人》（Irrational Man）就那些哀嘆上帝死亡和沒有了全能的上帝后隱含的絕望和無意義。但是美國在60年代受到諾曼•米勒（Norman Mailer）的《替自己做廣告》（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里的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Beats）的推崇挑戰(zhàn)了這種思想。當年美國占統(tǒng)治地位的讓人興奮的樂觀主義中和了舊世界的憂郁，把無意義變成迎接挑戰(zhàn)，把上帝死亡重新置于解放的背景下。即使在歐洲，存在主義逐漸表現出積極的哲學，希望的哲學，正如在加繆的文章“反叛者”（The Rebel）和薩特的演講“存在主義是人道主義”（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我認為整個運動都被誤解了，被整整三代的批評家和評論家顛倒過來了。不用說的是，作為無神論哲學的存在主義觀點與此有很大關系，因為有太多人對沒有上帝的世界不可能有任何意義的觀點上存在既得利益。除了這個讓人懷疑的爭論外，這樣的解釋反映了有人對存在主義領袖之一克爾凱郭爾是個虔誠的基督徒，此后的許多存在主義者如卡爾•巴爾特（Karl Barth）和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根本就不是無神論者這個事實的真正無知。

　　為什么存在主義在擺脫虛無主義和憂郁形象上遇到這么大麻煩呢？存在主義的主要鼓吹者很少被刻畫成幸福的笑臉，但是歷史上有多少哲學家是笑容滿面呢？

　　不過，很少有哲學家能在寫作中表現出像克爾凱郭爾或者尼采那樣絕對的快樂。尼采寫到“我們的船終于再次起航了，所有勇敢的知識愛好者可以再次面對任何危險。大海啊，大海在向我們招手，或許從來沒有這樣開放的大海�！�

　　即使薩特，不論在戲劇還是在他最艱深的哲學中都好像是非�？鞓贰⒆匀绲�。但是談到理解他們行為的內容時，對于克爾凱郭爾和尼采的解釋好像總是和思想家們所謂的絕望和虛無主義聯(lián)系起來。一個常年存在的問題（本科生的學期論文還是博士生的學位論文都喜歡用這個題目）是尼采是不是虛無主義者。

　　回答是絕對的不。尼采警告歐洲提防虛無主義的侵犯，他認為這與基督徒否認生活有關。盡管他的整個哲學都在努力替代虛無主義思想，尼采和虛無主義的關系一直存在。

　　恭敬地引用為《恐怖的概念》（The Concept of Dread）作者的克爾凱郭爾常常被看作“荒誕”（Absurd）的現代發(fā)明者，比加繆早一個世紀。但是，人類存在的最終無法確定和需要做出真正選擇（包括決定相信上帝，克爾凱郭爾著名的“信心飛躍”（leap of faith）是他整個哲學的核心。這些概念根本不是消極的�！盎浇坍斎徊皇菓n郁的，相反，它是掃蕩憂郁的歡快的喜訊”他寫到。而且，克爾凱郭爾從來沒有讓我們忘記只有通過選擇的事實我們才能成為真正的“個人存在”。他甚至談到“天堂之�！薄�

　　歡呼上帝死后像“開放的大�！卑憧赡苄缘哪岵赏瑯颖憩F出真正歡快的情緒。即使德國存在主義的壞脾氣先生（Mr. Cranky）海德格爾和法國存在主義的發(fā)牢騷先生（Mr. Grumpy）薩特也沒有瞄準絕望，而是青春活力的恢復。尤其是薩特，在對回答關于絕望的問題時說他在一生中從沒有體會到絕望的情緒。（這雖讓人懷疑他言論的可靠性，卻很能說明他的整個哲學思想的傾向性。）

　　或許壞脾氣先生海德格爾戰(zhàn)爭期間的經歷讓他無法慶賀自己的生活，但是發(fā)牢騷先生薩特堅持存在主義提供了難以相信的自由體驗，一種責任感，而不是發(fā)現自身真正身份認同的負擔。如果虛無主義和絕望在這個圖畫中發(fā)揮了什么作用的話，只是存在主義狂喜的抵抗的背景。責任、選擇、通過自身力量提升自己就是存在主義積極性一面。

　　我們聽到過很多“責任重擔”，但忘記了存在主義的基本教訓：責任增強而不是妨礙我們的存在。你或許說我天真，但是許多人承擔責任是因為責任讓他們生活充實，確定自身價值和認同。比如，許多進入公眾服務領域的人這樣做不是因為追求權力和財富的自私欲望，他們往往是想改善現狀，做出貢獻，就連最腐敗和可恥的政客也承認揮之不去的青史留名的希望。正如薩特不斷提醒的，我們做什么，我們就是什么。

　　簡單地說，存在主義不是讓我們在身體不適時為自己感到遺憾的哲學，而是讓我們抓住可怕時代并改變它的哲學。最近國會中期選舉就是讓人鼓舞的變化，顯示了美國在集體重新恢復其存在主義根源，不是因為國家的悲觀主義，而是因為我希望的合作樂觀主義的開始，以及現狀不能永遠保持不變的認識。

　　為什么存在主義重要？誰在乎曾經是裝腔作勢者和放蕩者復雜信條如今與任何事情都沒有多大關系的歐洲哲學的可靠性呢？我的答案是哲學總是有關的，正如原始存在主義者約翰•費希特（Johann Fichte）曾經說的“你的哲學體系完全取決于你是什么樣的人。”如果我在指出存在主義確定了美國人生活和思想的重要思潮，尤其是它的個人主義和自力更生的堅持方面是正確的，那就意味著我們應該意識到而且批評性思考這個哲學是什么，預示著什么。

　　譯自：“Pessimism vs. Existentialism” by Robert Solomon

　　作者簡介：羅伯特•所羅門（Robert C. Solomon）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哲學教授，元月份在歐洲旅行時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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