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處不同社會階層，持不同觀點的人們，都不會否認我們當下的中國正處于一個轉(zhuǎn)型時代，是一個“前途光明還看不見，道路曲折不知幾時走得完”的時代，很多人想為這個時代找到一個恰當?shù)拿�名，什么“后極權(quán)主義時代”、“新極權(quán)主義時代”、“次法西斯主義時代”，等等，我自己也曾為這個時代找到一個詞，那就是“本能時代”。其實，龔自珍在190年前提出的說法仍然能精辟地解讀這個時代，他把“三世”重新分為“治世”、“亂世”和“衰世”，在他看來，所謂“衰世”就是——

　　“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
宮羽淆而五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
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
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也，抑小人甚鮮�！�

　　也就是說放眼望去，舉世都是平庸窩囊之輩，渾渾噩噩，只知道吃喝玩樂、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來典章制度儼然，等級秩序嚴密，禮儀規(guī)范分明，一切都像摸像樣，十字街頭燈紅酒綠，歌舞升平，官方的統(tǒng)計數(shù)字處處讓人感到繁榮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看上去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恥心、上進心、作為心都被束縛、被剝奪殆盡，整個社會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機和活力，只剩下按本能行事，一片“萬馬齊喑”的局面。不要說朝廷沒有象樣的宰相，軍隊沒有象樣的將軍，學校沒有象樣的讀書人，田野沒有象樣的種田人，工場沒有象樣的工匠，街市沒有象樣的商人，就連象樣的小偷、強盜也都沒有。不要說找不到真君子，連真小人也變得稀罕。這就是他概括的

　　“衰世”現(xiàn)象，即使今天讀來依然驚心動魄，畢竟，這個社會已到了連象樣的小偷、強盜都沒有的“衰世”。所有的強大都是表皮的，內(nèi)囊已被蛀空，“盛世”只是虛幻的畫面，是官方通過電視、報紙排演出來的，一句話，這是一個變化了的時代，變化是潛移默化進行的，但變化之大，恐怕超過了以往許多鑼鼓喧天、大張旗鼓的變化，除了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權(quán)力授受的制度沒有什么變化，其他的幾乎都變了。想想以下三個層面的變化足以令我們觸目驚心，這些變化日復一日，正在我們的身邊、悄無聲息地發(fā)生著：

　　一是意識形態(tài)幾乎失效。沒有一個成年人會把那些玩意兒當真，哪怕是弱智，也知道那是哄小孩的小把戲。以至權(quán)勢集團輕易不敢揮舞意識形態(tài)的大棒，批判他們的思想異端，因為被批者一夜之間可能就會成為道德英雄、時代驕子，受到萬眾的擁戴。也就是說官方已失去道義的合法性，不再掌握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權(quán)，而只能模模糊糊、得過且過混日子，在精神上已拿不出一套有效的說辭，除非轉(zhuǎn)換意識形態(tài)，重新給自己定位。

　　二是社會結(jié)構(gòu)重新洗牌。以往作為立國基礎(chǔ)的所謂“工人階級領(lǐng)導、工農(nóng)聯(lián)盟為基礎(chǔ)”早就成了黃花菜，現(xiàn)在新興的暴富階層掌握了大量的財富，與凌駕在整個社會之上的權(quán)貴階層暫時分享最大多數(shù)的利益。依附于權(quán)貴階層的知識階層分得一杯羹，其中不少人也已是腦滿腸肥，成了食利階層。占人口絕對多數(shù)的工人、農(nóng)民、農(nóng)民工完全被邊緣化，在不公正的市場化改革中急速被拋棄，所有政策幾乎都是按強勢階層的意志出臺的。中產(chǎn)白領(lǐng)、自由職業(yè)階層在新的社會經(jīng)濟背景下的出現(xiàn)，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他們帶有更大的獨立性，有追求自由、幸福的內(nèi)在動力，是不容易約束的力量。這些新的社會階層很可能會在新時代前夜扮演日趨重要的角色，這也是權(quán)勢集團先前沒有想到的。

　　三是道德信仰全線崩塌�，F(xiàn)在，這個社會賴以正常運轉(zhuǎn)的就是利益，不同的人追逐大大小小的利益，按趨利的本能而活著，并且死去。道德的淪喪有目共睹，不需要任何例證。信仰的真空，也是眾所周知，現(xiàn)在家庭教會大興，官方教會也是信眾云集，各種寺院、廟宇、道觀、庵堂無不香火旺盛。據(jù)說不少權(quán)貴也是不信蒼生信鬼神，求神問道，祈求自己官運亨通、財源廣進，這當然是一種畸形的、扭曲的貪婪、愚昧和迷信，實在算不得信仰。然而，上上下下都在尋求信仰寄托這一點則是無可爭議的。在這樣的時代，無論官方提出的口號有多么美妙，構(gòu)想的理論說教有多么漂亮，再也不可能成為全民的一種信仰。

　　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問題，不僅是腐敗的大肆蔓延，制度的根本缺陷，而且是道德的衰亡，信仰的崩潰，人心的離散，整個社會在人的意義上不斷下滑。以往我們總是習慣于把一切責任都歸咎于極權(quán)專制了事。這樣做當然是最簡單的，也是最容易自我安慰的。專制強權(quán)誠然是導致社會大面積糜爛、人心潰敗的重要乃至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但并不是全部根源，所有人、包括打著動人旗號的人在內(nèi)都負有或多或少的責任。換言之，這個社會之所以進入“衰世”，不光是強者、富豪、小人、惡徒要為此負責，弱者、窮人、好人、善良之輩也同樣要為此負責。長期以來，正是不同的人們以種種借口、理由為自己卸責，才導致我們的社會淪陷在小人、惡人、無恥者手中，不能自拔。要想在人心的廢墟上重建社會，確實步履艱難。如果，因為艱難而止步不前，那么我們注定了走不出“衰世”的迷局，將繼續(xù)在虛假的瞞和騙中茍且下去。這個社會也完全可能在灰色專制強權(quán)的手中拖下去，至于拖到什么時候才是個頭，沒有人能預知，《推背圖》也好，唐德剛的“二百年峽谷說”也罷，都不能為我們指點迷津。如果我們不能自我拯救，自己為自己找到道路，這一天將不斷推遲。歸根結(jié)底，重建社會的前提乃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就是從每個人自己開始，世上本無救世主，我們也不能期待毛澤東式的救世主來拯救我們。變化時刻在我們的身邊發(fā)生著，如果要加快變化的進程，只有靠我們自己，變化始于每個人心中，也終將在每個人心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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