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15日,我在北京參加一個會議,突然接到任仲夷同志辭世的噩耗。會議一結束,我就急匆匆直接飛抵廣州。在任老家簡樸的靈堂中,面對他的遺照,緊握王玄大姐雙手,我百感交集,欲哭無淚,一時竟說不出話來。時光荏苒,轉眼快一年過去。這期間,任老那清矍、睿智、慈祥的面容時常在腦海里浮現(xiàn)。此刻,當我提筆追憶與這位老人交往的點滴片段,不禁油然想起魯迅先生說過的話:“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

　　(一)

　　任老于我,既是領導前輩,更是良師益友。上世紀80年代初,他從北國遼寧來到南國廣州,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短短四五年間,他打開了廣東干部群眾思想解放的閘門,大刀闊斧推進改革開放,在極左思想觀念和計劃經(jīng)濟體制的重重圍困中,率先“殺出一條血路來”,廣東從原來經(jīng)濟發(fā)展相對落后的省份,一躍成為全國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排頭兵。任老因此贏得廣大干部群眾的衷心擁戴。那時候,我還在廣州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市社科院的前身)從事科研工作,雖然無緣與他近距離見面交談,卻一直深為他非凡的膽略、氣魄和風范所折服。1985年7月,因年事已高,任老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只擔任中顧委委員。就在這年臨近歲末的一個晚上,我懷著十分景仰又有點忐忑不安的心情,揣著厚厚一疊文章材料,首次敲開了任老的家門。此行的目的,是向他請教有關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事情。

　　這年2月,我以市社科所副所長的身份,領著一班平均年齡不到28歲的伙伴,憑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闖勁,創(chuàng)辦了按照市場化、社會化規(guī)則運作的智力服務機構——廣州軟科學開發(fā)服務公司,由我兼任總經(jīng)理。公司成立伊始,我提出要“選擇‘四化’建設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拿出有價值的對策方案,把公司辦成領導機關的‘院外智囊團’,廠長經(jīng)理們的好參謀�！睘榇�,我們立足廣州,面向全國,承攬各種研究課題,組織省內(nèi)外專家學者開展研究。短短幾個月,就相繼拿出了《改善廣州市交通管理方案》、《優(yōu)化廣州社會治安可選方案》、《以第三產(chǎn)業(yè)為導向,帶動廣州國民經(jīng)濟全面起飛》等一批具有較高質量的應用對策研究成果,在省內(nèi)外產(chǎn)生較大影響,引起了廣州市委書記許士杰等領導同志的關注和重視。出于對年輕人勇闖科研新路的信任支持,市委決定把研究起草廣州市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文件的任務交給我們。

　　這可是一項頗具挑戰(zhàn)的課題。那時候,雖然改革開放的春風已經(jīng)吹進經(jīng)濟領域,但文化領域依然比較封閉。廣州實行對外開放,促進了生產(chǎn)力大發(fā)展,經(jīng)濟事業(yè)蓬勃興旺,國人有目共睹。然而,對于廣東地區(qū)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方面的變化,卻是眾說紛紜、褒貶不一。國內(nèi)不少人當時把外來文化尤其是港臺文化視如洪水猛獸,認為其只會腐蝕毒害青少年,給人們精神文化生活帶來消極影響。因此,對外開放只能局限于經(jīng)濟領域,思想文化則不能越雷池半步�；�于這種認識偏見,當時國內(nèi)某地甚至出現(xiàn)了“抵制來自廣州的精神污染”這類大幅標語。怎樣正確對待外來文化,客觀全面地評價對外開放給思想文化領域帶來的影響?這是完成好市委交辦的任務,制定好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關鍵所在。

　　為此,我們一方面組織力量開展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通過發(fā)放問卷,收集數(shù)據(jù),摸清真實情況,用活生生的事實說話。同時,邀請省內(nèi)外知名專家學者,圍繞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的相關問題,召開了一系列研討會,力求從理論上正本清源,厘清認識。調研結果表明,對外開放既促進廣州經(jīng)濟的迅猛發(fā)展,也給廣州的精神文明建設帶來了積極影響,特別是在宣傳文化基礎設施建設、社會風氣改善、對黨的基本路線和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認同等政治覺悟提高方面,都實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大踏步發(fā)展。據(jù)此,我們認為:“從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事業(yè)出發(fā),不僅經(jīng)濟建設要開放,而且文化建設也要對外開放;不僅在物質文化方面要開放、引進,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要開放、引進。文化全面開放,是現(xiàn)代化的客觀要求,應從戰(zhàn)略的高度自覺把文化全面對外開放,作為對外開放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蔽覀兠鞔_提出:“廣州處于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負有促進我國文化全面對外開放,促進中外文化交融發(fā)展的特殊使命。應該把文化全面對外開放,作為廣州文化發(fā)展重要戰(zhàn)略指導思想之一�！�

　　這些思想觀點,今天人們看來也許算不了什么,因為文化的全面、全方位對外開放已經(jīng)寫進中央文件,在媒體上已屢見不鮮。但在當時卻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遭到了理論界某些權威人士和省內(nèi)省外一些同志的批評責難,被認為是主張“全盤西化”,是“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反映。一時間,我們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壓力之下,市委宣傳部的領導支持我們,并建議我們?nèi)フ抑僖耐��?聽聽這位思想敏銳深刻、德高望重的老領導的意見。

　　任老的家,出乎意料的簡樸。眼前的任老,灰白的頭發(fā),寬闊的前額,飽經(jīng)滄桑的臉龐,炯炯有神的雙眼,隱隱透出睿智、堅毅、豁達的不凡氣度。他迎上來握了握我主動伸出的手,微笑著打量著我,說許士杰同志曾經(jīng)提起過我,還知道我寫過《社會主義四百年》。聽我說明了來意,他說:“好啊,有什么想法你盡管說,我這里不設禁區(qū),也沒有‘帽子’和‘棍子’。我已不是省委書記了,今天就權當一回‘廳(聽)長’吧�！睅拙滹L趣幽默的開場白,打消了我內(nèi)心的不安,拉近了我倆的距離。于是,我把我們提出的關于廣州市文化發(fā)展的指導思想、戰(zhàn)略思路、重大舉措等構想,特別是有關“文化全面開放”的問題,一五一十地做了匯報。任老饒有興趣地聽著,沒有輕易表態(tài),只是不時提出問題,引導我陳述己見,把話題一步步引向深入。不知不覺地我講了一個多小時。這時,又有一批客人來訪,我不得不中斷話題,起身告辭。任老讓我把文字材料留下來,說要消化消化,另約時間繼續(xù)談。

　　新年剛過,我就接到任老約見的電話,興沖沖地再次登門造訪。剛坐下任老就說:“你們的文章材料我都看了�；�本觀點沒有錯,我贊同。”接著,他針對我們提出的觀點和遇到的問題,侃侃談了這么幾個觀點。首先,他認為經(jīng)濟和思想文化不可分割。經(jīng)濟基礎的變革與開放,必然要求并帶來上層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與開放。這是馬克思主義的ABC,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其次,他認為鄧小平同志倡導的對外開放政策,不僅適應經(jīng)濟,也適應于思想文化。如果經(jīng)濟上開放而文化上封閉,那是違背客觀規(guī)律的,事實上也行不通。再次,他認為開展對外經(jīng)濟、技術、文化交流,對于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都是社會進步的條件。尤其是近現(xiàn)代,任何一個國家如果把自己封閉起來,就必然要落后挨打。說到這里,任老特意舉了中、日近代史上兩場變法為例。中國在歷史上曾經(jīng)是日本的老師,中華文化對日本影響至深。19世紀中葉,中、日兩國同時遭遇西方列強的侵掠,面臨著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面對危機,兩國的有識之士

　　分別發(fā)起了救亡圖存的“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運動,但是結果迥異。日本的明治維新推行“富國強兵”、“殖產(chǎn)興業(yè)”、“文明開化”三大政策,前兩條與中國的洋務運動基本是一樣的。明治維新之所以取得成功,關鍵在于“文明開化”這一條,也就是勇于承認自身文化的落后,實行思想文化的全面對外開放,虛心學習汲取西方先進的思想文化成果,積極推進國民教育的深層改革,從而大大提高了國民的文化素質,日本從此順利走上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道路。相反,中國洋務運動的主辦者雖然也主張要“睜開眼睛看世界”、“師夷長技以制夷”,但他們看到的只是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科技發(fā)達,并沒有意識到自身思想文化方面的差距。因此在思想文化上仍然搞閉關自守,夜郎自大,死死抱住以儒家文化為正統(tǒng)的封建文化不放,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結果錯失發(fā)展良機,洋務運動歸于破產(chǎn)。自此,“老師”與“學生”的差距越拉越大,最后在中日甲午海戰(zhàn)中一敗涂地,不得不割地賠款,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前車之覆,后車可鑒,教訓十分深刻!

　　談起這段歷史,任老感慨萬千。后來我知道,任老解放初期就在大連、旅順擔任領導職務。那里,正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發(fā)生地!

　　最后,任老強調,廣東地處沿海,毗鄰港澳,應當好好利用這個有利條件,及時了解世界文化信息,積極開展對外文化交流。當然,對外來的東西也不能囫圇吞棗,良莠不分,一概照搬。他說:“前些年我提出要‘排污不排外’,既要反對資產(chǎn)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排除精神污染,但決不能因噎廢食,籠統(tǒng)地反對一切外來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錯誤的,愚蠢的;自覺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而排污還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對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優(yōu)秀的文化成果,我們不僅不能排斥,還應當積極吸取借鑒。排污既要注重排外污,更要注重排內(nèi)污,這就是禁錮中國長達幾千年的封建主義、專制主義。這是思想文化建設一項更為長期艱巨的歷史任務�！�

　　任老寬廣的視野、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語言,豁然解開了我心中的疑慮,使我平添了幾分底氣和勇氣�；厝ズ�,我們對廣州市文化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報告再次認真修改補充,正式提交市委。許士杰書記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討論并通過了這個報告,使其成為指導全市文化建設的一個重要文件。

　　兩次登門求教,加深了我對任老的認識和景仰。此后,每當思想上、工作上遇到什么疑難困惑,我都主動找任老傾訴、請教。任老成了我的良師益友,我和任老成了一對忘年知己,開始了長達20年的交往。

　　(二)

　　1986年11月,我出任廣州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才3個月,就被調任廣州市東山區(qū)委書記。此前,我曾經(jīng)當過中學教師、機關干事和社會科學研究單位的負責人。東山區(qū)是廣州市的中心城區(qū),又是省委、廣州軍區(qū)等大機關的所在地,位置十分重要。由于事情來得太突然,自己又缺乏從政經(jīng)驗和思想準備,當新老兩任市委書記許士杰(時已調往新建立的海南省任省委書記)、謝非同志先后找我談話并宣布這個決定時,我心里甚至打起了“退堂鼓”。一方面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厚望,同時又懇請組織考慮能否讓我先當幾年副手,干幾年政治“學徒”,不要一下子把我放到一個大區(qū)“一把手”的位置上。兩位書記都語重心長地勉勵我:區(qū)、縣一級是干部成長很重要的一個階梯,可經(jīng)受全面的鍛煉和考驗。正因為你年輕,要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你才能放開手腳,才能經(jīng)受鍛煉,增長才干。

　　怎樣適應人生角色的迅速轉換,挑起區(qū)委書記這副重擔?我自然想起了良師益友仲夷同志。任老顯然早已知道這個消息,一見我,就打趣地說:“噢!我們年輕的‘父母官’來了,快請坐�！蔽疫B忙擺手:“任老,您別笑話我了。我這回可真是趕鴨子上架,勉為其難了。區(qū)委書記這擔子太重,壓力太大了,我怕挑不起來。您可要教我?guī)渍胁判小！比卫险J真起來,注視著我:“怎么,膽怯了?你不記得鐵人(王進喜)說過嗎?‘井無壓力不出油,人無壓力輕飄飄’。年輕人沒壓力哪會有進步?當年我像你這個年齡,‘官’不比你小,壓力更不比你輕,不是也扛過來了。要對自己有信心,不要怕�！比卫鲜强箲�(zhàn)前夕入黨的老革命。20來歲他在北平中國大學讀書期間,就參加了“一二.九”抗日救國學生運動,擔任中共中國大學黨支部書記、北平市西北區(qū)委書記。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30出頭又先后擔任中共邢臺市委書記、大連市委書記、旅大行政公署黨組副書記兼秘書長等重要職務。和他們那一代出生入死、經(jīng)受血與火嚴峻考驗的革命前輩相比,我這個和平年代的區(qū)委書記所面對的壓力,確實也不算什么。

　　任老的幾句話,頓時減輕了我心頭的不少壓力。我向任老敞開心扉,談了內(nèi)心的想法打算。當我談到自己因為閱歷淺、經(jīng)驗少,年輕而居高位,今后在開展工作中一定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踏踏實實做事、夾起尾巴做人時,任老打斷我的話頭:“踏踏實實當然對,夾著尾巴可就跑不快啦!你見過兔子夾起尾巴奔跑嗎?你年輕居要職,固然要謙虛謹慎,要尊重老同志,善于團結黨委政府一班人把工作做好。但如果因此變得謹小慎微、畏首畏尾、四平八穩(wěn),那就不妥了。你要保持那股子朝氣、銳氣,既要謙虛謹慎做人處事,又要大刀闊斧開展工作。想好了、看準了的事情,就放手去干,而且一干到底,不要怕得罪人,不要當老好人。當然,也要注意講求領導藝術和工作方法。要從調查研究人手,爭取盡快了解情況,進入角色……”

　　說著,任老起身把我領進書房,讓我看一副毛筆書寫的對聯(lián):“能攻心,則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zhàn);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他告訴我,這是成都武侯祠一副膾炙人口的名聯(lián)。它總結了中國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jīng)驗教訓。上聯(lián)講爭取人心的重要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自古以來,得民心者得天下。光靠武力征服和強權壓制是不能維持長久的。下聯(lián)講為政要善于審時度勢,因時、因地、因事制宜,掌握好尺度和分寸,該嚴則嚴,該寬則寬。否則,該嚴的時候不嚴,該寬的時候不寬,都是會誤事的。他回憶說,1980年10月底11月初,中央把他從遼寧調到廣東主持省委工作。赴京領命時,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領導相繼找他談話。耀邦同志會見后,特意將這副對聯(lián)書贈給他。說完,任老用鋼筆把它抄錄一遍,說:“現(xiàn)在我把它轉送給你了,希望你悉心領會,好自為之�！�

　　任老這番話,語重心長,意蘊深雋,猶如陳年佳釀,歷時彌久,回味越醇。此后20年,這番話、這副對聯(lián),就一直伴隨著我,時時警醒著我,成為我從政處事、為人做“官”信守不逾的基本準則之一。

　　(三)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政治風云突變。短短幾年時間,蘇聯(lián)、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紛紛易幟,執(zhí)政的共產(chǎn)黨相繼下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了深重危機。危機之下,有人焦慮不安,有人迷惘彷徨,有人彈冠相慶,更有少數(shù)西方政客文人得意忘形、口出狂言——在20世紀產(chǎn)生的社會主義,將在20世紀成為歷史。一時間,社會主義還行不行?社會主義往何處去?成為世人議論的焦點,成為蒙在善良人們心頭的烏云。

　　在80年代初期,我曾利用業(yè)余時間,與另一位青年理論工作者合作撰寫《社會主義四百年》(第一冊)。該書把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從1516年《烏托邦》誕生、到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這整整400年的歷史,采用章回小說和歷史演義的體裁形式展現(xiàn)出來,在當時的思想理論界和青年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獲得了全國第二居通俗政治理論讀物一等獎。此后,我對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探索研究一直未斷。蘇東劇變的發(fā)生,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反省和思考,常常輾轉反側、夜不能寐,因此也驅使我常往任老家里跑。

　　記得那天晚上,在任老家里聊起蘇東劇變和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一聊就是兩三個小時。談到蘇東劇變的原因,我對任老說:這段時間工作之余,我翻閱了有關研究資料和報告,也翻閱了自己過去的讀書筆記,越發(fā)感到蘇東發(fā)生劇變,不是實踐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結果,恰恰相反,這是蘇東各黨長期以教條主義和保守僵化的態(tài)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違背了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后期又在強大內(nèi)外壓力下驚慌失措地拋棄了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所受到的懲罰!并逐一分析蘇東各黨如何背離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史實。

　　任老聽后精辟指出:物必自腐而后蟲生。堡壘往往是從內(nèi)部攻破的。蘇東劇變,內(nèi)因當然是主要的、起決定作用的。除了你說的這些,還有一點是起關鍵作用的,那就是斯大林、赫魯曉夫直至勃列日涅夫等所推行的黨內(nèi)和國家政治生活高度集權、甚至個人專制獨裁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封建主義的貨色,是比資本主義還不如、還落后的東西,以此來抵制資本主義的包圍進攻,當然會敗下陣來。正如列寧所言,社會主義只有不僅贏得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chǎn)率,而且要創(chuàng)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級、更真實的民主制度,才能在競賽中戰(zhàn)勝資本主義。這對于有著幾千年封建歷史的我國來講尤為重要。汲取蘇東教訓,我們必須把肅清封建專制思想作為一項長期艱巨的任務,始終擺在重要位置,在大力推進經(jīng)濟體制改革、加快經(jīng)濟發(fā)展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

　　談到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我認為,我們今天總結汲取蘇東劇變的歷史教訓,應該把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未來理想社會,與后人探索實現(xiàn)這一政治理想的模式和道路區(qū)別開來;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后人所曲解附加的成分剝離出來。后人探索道路的失敗不能簡單歸咎于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當年提出的社會理想和理論體系本身。重溫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chǎn)黨宣言》、《共產(chǎn)主義原理》等10多篇經(jīng)典著作中描繪的未來理想社會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價值原則,包括生產(chǎn)力高度發(fā)達、社會財富像泉水般涌流、人人平等自由,消除一切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現(xiàn)象,消除舊的社會分工、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實現(xiàn)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等等,哪一條都沒有錯,古往今來都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美好社會理想。我們不能像列寧所批判過的那樣:在倒洗腳盆臟水的時候,把盆里的嬰兒也一塊倒掉了。任老說:“這個比喻好�！蔽医又�談到:不必諱言,在把馬克思主義所提出的社會理想變?yōu)楝F(xiàn)實社會制度的過程中,由于歷史與現(xiàn)實、國內(nèi)和國際等方面因素的作用,蘇聯(lián)、東歐雖然也曾取得過驕人的成就,但最終都失敗了。然而,蘇東劇變,充其量只是社會主義一條道路、一種模式的失敗。而科學社會主義的創(chuàng)始人早就坦言:社會主義是多條道路、多種模式的。一條道路、一種模式的失敗,并不意味著整座社會理想大廈的坍塌和整個科學理論體系的崩潰。中國共產(chǎn)黨人完全可以探索新的模式、開辟新的道路,去繼續(xù)自己對理想信仰的追求,完全不必也絕不能改弦易幟,亂了方寸。事實上,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在改革開放新時期所開辟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已經(jīng)取得了舉世矚目、舉世公認的成就,呈現(xiàn)出勃勃生機和旺盛活力,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走下去,并不斷在實踐中豐富完善,就一定能夠走出一條成功的新道路。

　　任老頻頻點頭。他鼓勵我把《社會主義四百年》繼續(xù)寫下去,把蘇東劇變的前因后果進一步研究清楚,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正本清源,幫助人們特別是更多的年輕人消除思想上的迷惘困惑,重新構建社會主義、共產(chǎn)主義的理想信念。同時,他還提醒我:歷史的發(fā)展是波瀾起伏、螺旋式前進的。社會主義事業(yè)無論過去、現(xiàn)在,還是未來都不會一帆風順。他指出,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既要充滿信心,又不能盲目樂觀;對改革開放的進展成就既要估計充分,也不能估計過高。小平同志說過,我們現(xiàn)在這套體制基本定型,起碼還需要二三十年的努力,至于建成社會主義,則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任老非常關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他引用小平同志的話:“不搞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適應形勢”,“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jīng)濟體制改革難于貫徹�！彼�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這是當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回答黃炎培關于如何擺脫“政權更替周期律”的提問時,對人民作出的莊嚴承諾,是比經(jīng)濟體制改革更為復雜艱巨的歷史任務,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

　　那段日子,任老不顧年事已高、身體有病,經(jīng)常長時間地與我促膝深談,使我有幸聆聽他那精辟獨到、睿智深刻的教誨,那真是如同享受精美豐盛的精神大宴!與任老這一次次的交流對話,極大地鼓舞了我,深深地啟迪了我。這些寶貴的思想收獲,對于后來我撰寫《社會主義四百年》(第二冊)、《社會主義學說的第三次飛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文化論》等,都大有裨益。

　　(四)

　　1993年3月,我又遇到了從政生涯一次大轉折——剛從天河區(qū)委書記調任廣州市委常委、廣州經(jīng)濟技術開發(fā)區(qū)主任兼黨委書記半年,又奉命出任廣東省委宣傳部長。次年8月,又被任命為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走馬上任前,我已習慣成自然地登門拜訪任老。

　　老人身體比以前清瘦,但依然精神矍鑠、思維敏捷。他還清楚地記得七八年前我第一次登門求教的事情,一見面就說:“好哦!這下你又干回老本行了。當年你關于文化發(fā)展的戰(zhàn)略藍圖,現(xiàn)在可以施展了�！蔽疫B忙回答:“任老,您是看著我一步步成長的。搞宣傳,我并談不上本行。這些年一直在基層工作,對宣傳業(yè)務早已荒疏。這次大跨度轉移陣地,怎樣當好宣傳部長還得請您多指教。”任老笑了:“指教不敢。不過既然你來了,我總不能讓你空手而歸。今天我送你八個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我知道,這話出自《詩經(jīng)》,本義是要像站在深淵邊緣和踩在薄冰上面那樣,小心謹慎。想當年我到東山區(qū)當書記時,任老不太贊同我“夾著尾巴做人”的想法,特意叮囑我要解放思想,放開手腳,敢想敢干。這次,老人為什么卻要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見我有點不解,任老接著說:“‘此一時、彼一時’嘛!當年你到東山區(qū)當書記,主政一方,缺乏從政經(jīng)驗,有點底氣不足,所以需要給你鼓鼓勁、壯壯膽�，F(xiàn)在情況不同了,你在基層摸打滾爬多年,底氣足了,經(jīng)驗多了。這是其一。其二,當宣傳部長、搞意識形態(tài)工作,這跟搞經(jīng)濟建設不太一樣。意識形態(tài)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強,尤其是廣東毗鄰港澳,是對外開放的前沿,處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的風口浪尖,宣傳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搞得好不好,舉國關注,稍有不慎,國內(nèi)外影響大,一定要謹慎小心。要當好‘變壓器’,善于把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與廣東的省情和實踐很好地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工作;要通過扎實有效的工作,消除外界對廣東精神文明建設的一些不良看法;要像小平同志所說的那樣,做到‘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些不僅需要有氣魄、有膽略,更要時刻保持頭腦清醒……”

　　老人的話,字字珠璣,句句敲到點子上。多么難得的良師益友,多么寶貴的肺腑之言!

　　隨著年齡增長,任老的身體日漸衰弱,但他始終深切關注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始終勇于堅持真理,敢講真話實話,始終保持頭腦清醒、思想活躍,常有精辟凝練、令人醍醐灌頂之語言。對于個人的生老病痛,他也始終堅持做到“凡事順乎自然,遇事處之泰然”。自1983年之后,任老先后做過幾次大手術,承受著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但當這些痛苦落到這位耄耋老人身上時,卻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他都豁達樂觀,從容面對。動手術摘除了膽,他就說自己是“膽不在一處”,已經(jīng)“渾身是膽”;后來切除了胃,他又說自己已“無所畏(胃)懼”;一目失明,他說自己“一目了然”;一耳失聰,他說自己“偏聽不偏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雙目幾乎失明,就說自己已經(jīng)到了“目中無人”的境界。晚年的任老病痛纏身,卻能夠瀟灑從容地活到了92歲。這,正是得益于他幾十年革命生涯錘煉出來的鋼鐵般的堅強意志,得益于他那胸襟開闊的政治家樂觀、豁達的人生態(tài)度。

　　2000年初,我離開廣州到深圳工作,特別是2003年離開廣東到湖南、山西工作,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隨時登門向任老請教,只能每年春節(jié)回粵休假時拜訪老人。這幾年,雖然與任老見面的機會少了,且出于對老人身體的愛護,每次見面都不敢與他長聊,但我與任老的心始終是息息相通的。這些年來,每當我遇到困難或挫折,總能感覺到任老那雙慈祥而睿智的眼睛,在默默地關注著我。20年來,任老給了我太多太多,而我唯一能夠報答的,就是銘記他的教誨,以他為楷模,一心一意撲在黨的事業(yè)上,鞠躬盡瘁當好人民公仆。

　　還有,就是把這些記憶的點滴片段寫下來,聊表哀思,也作為人生的寶貴財富。

　　(2006年10月于山西)

　　作者現(xiàn)為山西省省長)

　　來源：《炎黃春秋》200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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