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20年，前10年我們的重點是改革企業(yè)，后10年，則在繼續(xù)改革企業(yè)的同時，又著手改革政府。轉變政府職能，機構改革，是此間政府改革的重頭戲。如今中國加入WTO，政府又再一次面臨挑戰(zhàn)，如何應對這場挑戰(zhàn)？本文擬就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政府角色如何定位，政府行為如何約束，干部制度如何引入競爭等問題發(fā)表一些個人的看法。

　　政府“角色”必須準確定位

　　民間有句俗話：“沒有大菜，成不了宴席”。在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中，政府就是這樣的一道“大菜”。沒有它，市場制度無從架構，市場秩序無從維護，市場效率自然也就難以保證。不過，這里有個前提，就是政府的職能定位必須準確。定位準了，政府事半功倍，各方面皆大歡喜，但如果定位不準，那就難說了。

　　前年暑假，我到南方某鋼鐵企業(yè)去調研，聽說了一件事情，讓我感慨萬千。這個企業(yè)有一座煉鋼高爐，已經(jīng)過了報廢的年限。領導層決定自籌資金，另外建一座新高爐。但報告打到政府有關部門上去，沒有得到批準。這樣一來，可就難壞了企業(yè)的領導，舊高爐已經(jīng)在超期服役，而新高爐卻不讓上馬，怎么辦呢？后來他們靈機一動，重新打了份報告，不過，這次沒說建新高爐的事，只是要求，對原來的高爐進行易地改造，結果很快批了下來。

　　我們知道，一輛汽車，這兒修不好可以到那兒去修，但一座煉鋼高爐，是一磚一瓦砌成的，好幾十米高，搬不動，移不走，怎么能易地改造呢。其實這里所謂的易地改造，跟建一座新高爐完全是一回事。但前者能批，后者就不能批，這不由使我想起了一個成語：朝三暮四。這個成語，最早是指玩弄手法，蒙混過關，現(xiàn)在的含義，是后來引申出來的。據(jù)《列子·黃帝篇》記載，宋國有個人愛養(yǎng)猴，后來越養(yǎng)越多，喂不起了，只好“將限其食\"。他跟猴子說，今后我給你們喂地瓜，早上給3塊，晚上給4塊，夠嗎？“眾猴皆起而怒\"，他一看不行，就換了個說法，“朝四而暮三，足乎\"，結果“眾猴皆伏而喜\"。這兩件事情，一個是養(yǎng)猴子，一個是辦企業(yè)，一個發(fā)生在古代，一個發(fā)生在現(xiàn)代，然而二者卻有異曲同工之妙。

　　國企改革已經(jīng)進行了20年，很早就提出政企分開，但直到現(xiàn)在，政府依然管得很多，統(tǒng)得很死，做了很多費力不討好的事，結果企業(yè)萬般無奈，才不得不玩文字游戲，弄出上面的笑話。其實，這反映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政府職能定位不清，不該管的事情，攬了一堆；
而份內的工作，有些卻沒有做好。用一句土話說就是，“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那么，政府應該做什么？這個問題很大，籠統(tǒng)地問，還真是不太好回答。在經(jīng)濟學大師亞當·斯密看來，政府最好什么也別做，只當個\"守夜人\"，晚上別人睡覺的時候，他出來打一打更，看一看門，報一報\"平安無事\"就可以了。到了凱恩斯時代，政府的責任更大了，要管的事也更多了。這個時候，看門的老頭變成了居委會的老太太，不僅要協(xié)助民警搞治安，遇上鄰里糾紛、婆媳吵架，還得出面調解一下，或者為下了崗的女工聯(lián)系個工作，替生活特別困難的家庭爭取點救濟等等，都是她的工作職責。后來，福利國家興起，政府就更忙了，從搖籃到墳墓，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都要管一管。相比之下，這個時候的政府，更像一個家庭保姆，而且是一個受氣的保姆，經(jīng)常遭受來自各方面的批評。富人可能會抱怨，政府是在懲罰成功者，把大量的錢從他們手中拿走，去救濟那些不思進取的人；
而與此同時，窮人也在嘟噥，說政府缺乏同情心，允許富人們花天酒地，一擲千金，卻對他們生活水平的停滯無動于衷。

　　如果說福利國家的政府，扮演的是保姆角色，那么，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們的政府承擔的則是家長的職能。從油鹽醬醋、針頭線腦，到職工的生老病死、住房醫(yī)療、入學就業(yè)，無不在政府的職責范圍之內。說是政府的職責，其實有很多事情，政府并沒有親自動手，而是交給了企業(yè)，也就是所謂的企業(yè)辦社會。不過，把話說回來，當時我們實行的是計劃經(jīng)濟，吃的是“大鍋飯\"，這些事由企業(yè)管也好，由政府辦也罷，背著和抱著一樣沉，反正企業(yè)是國家的企業(yè)，職工是國家的職工，不管誰出面，本質上是一樣的。現(xiàn)在不同了，我們要實行市場經(jīng)濟，政府和企業(yè)，必須丁是丁、卯是卯，分開算賬，你的孩子你領走，我的孩子我養(yǎng)大，雙方分清職能，各司其職，不能再混在一起吃“大鍋飯\"了。那么，政府的職能應如何定位呢？

　　美國經(jīng)濟學家弗里德曼在他著名的《自由選擇》一書中寫到，政府的職能主要有4個：保證國家安全、維護司法公正、彌補市場缺陷、保護那些\"不能對自己負責\"的社會成員。維護國家安全和司法公正，這樣的工作必須由政府來做，因為除政府之外，沒有任何其它組織和個人能承擔起這些職責。這里的道理，大家都明白，也就不用多說了。下面，我們著重解釋一下政府的第三和第四項職能。

　　市場經(jīng)濟的基本原則是等價交換。我享受了你的產(chǎn)品或服務，我得掏錢；
他給我造成了損失，他得賠償。這個原則雖然很簡單，但卻是市場效率的源泉。不過，在有些場合，這個原則可能無法執(zhí)行。比如，你自己掏錢建了一盞路燈，為過往的行人提供照明，行人得到了你的服務，他們應該掏錢，以彌補你建路燈的成本。但如果真的去收費，那可能是很困難的。也許會有人說，我自己能走這段路，根本不需要你照明，你非要向我收費，那是強買強賣；
甚至有人會這樣講，我的眼睛怕光，我根本不愿意見到路燈，你在這里弄了盞路燈，損害了我的眼睛，我不讓你賠償就是好心了。大家已經(jīng)看到，等價交換的原則在這里玩不轉，這就是所謂的\"市場失靈\"。由此造成的結果，就是沒有人愿意去建路燈，因為無法收回成本。但我們又的確需要路燈，怎么辦呢？一般來說，類似的產(chǎn)品，應由政府來提供。在這里，政府就是在彌補市場的缺陷。

　　政府的第四個職能，是保護那些“不能對自己負責\"的人。這里所謂\"不能對自己負責\"的人，用一個法律術語講，就是無行為能力的人。兒童是典型的無行為能力的人，一般來說，我們把他（她）交給父母。但交給父母，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政府的保護。如果有極端不負責任的父母，對孩子為所欲為——虐待他們、殘害他們，就得需要政府出面，來保障孩子的基本權利。有一點需要說明，政府手中的權利是一柄“雙刃劍\"，可以用來為民造福，但如果被濫用，就會威脅個人自由。弗里德曼特別提醒人們，要警惕政府權利的濫用，他說：“要把政府的活動限制在一定范圍內，讓政府成為我們的仆人而不讓它變成我們的主人�！�

　　政府行為必須強化經(jīng)濟約束

　　如果你要請朋友吃飯，那么這頓飯，就得由你買單。這在我們中國，本來是人之常理，千古不易。可是歷史發(fā)展到今天，好像請客和買單，已經(jīng)完全成為兩碼事，請客的，未必就買單。某日，我約大學時期的幾個在京工作的朋友聚會，按理講，這頓飯應由我付費，為此，我也做了充分的精神準備和“物質”準備，可臨買單時，一位經(jīng)商的朋友硬是替我把賬結了。他說官員請客，老板買單，現(xiàn)如今已是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矩，哪有讓官員買單的道理。

　　我的那位朋友，的確是貨真價實的老板，可我卻無論如何算不上是官員。他要堅持買單，我想可能是他出于對目前知識分子收入狀況的體諒，或者是出于對我做“教授”這個職業(yè)的尊重。也正因為我不是個官，所以對他替我買單，還算心安理得�？晌肄D念再想，假如我真的是一位官員，自己請客，讓人家老板買單，就要另當別論了。稍通世事的人都知道，時下老板為官員買單，哪有白掏錢之理？買單的背后，多多少少都會有些“貓膩”。老板畢竟是商人，在商要言商，吃點小虧，目的是要占大便宜。所以這里面最后真正吃大虧的，恐怕只能是國家了。近幾年，中央三令五申，領導干部不準傍“大款”，而要做到這一點，我以為就得從“買單”這樣的小事抓起，誰請客，誰就得自己買單。

　　上面“官員請客，老板買單”的現(xiàn)象，涉及到的是黨風廉正問題。其實，現(xiàn)實經(jīng)濟生活中，還有大量請客不買單的情形，影響的卻是整個社會的公平與效率。遠一點說，1995年政府出臺的社會養(yǎng)老保險政策，就是另一個“政府請客，企業(yè)買單”的例子。本來，建立和完善社會養(yǎng)老保險，對減輕企業(yè)負擔，穩(wěn)定社會，是一件好事。這一政策出臺前，企業(yè)是翹首以待，廣大國企職工也是普遍歡迎。可等文件一下來，企業(yè)和職工，是從頭涼到腳。因為當時的政策明文規(guī)定，政府按工資總額的16％提取社會養(yǎng)老保險基金，建立職工養(yǎng)老的社會統(tǒng)籌賬戶和個人賬戶，其中企業(yè)要負擔13％，職工個人負擔3％，而作為“請客”的政府，卻一分錢也不用掏。這個辦法，對效益好的企業(yè)，倒也不傷大雅，可是對許多虧損企業(yè)、特別是離退休職工多的老企業(yè)，卻是雪上加霜，不僅負擔沒有減輕，反而加重了負擔。從前，企業(yè)的利潤，是全額上繳給了政府，政府也曾承諾，職工的生老病死，全由政府負責，可是體制改革后，政企要分開，結果政府是既不辦事，也不出錢，把職工養(yǎng)老的事，全部推給了企業(yè)，如此一來，企業(yè)怎堪重負？

　　不久前，我應湖南常德市委宣傳部之邀，去常德講學，公干之余，順便也去鄉(xiāng)下老家看了看。常德歷史上，就是有名的魚米之鄉(xiāng)，也是湖南的重要產(chǎn)糧區(qū)，可一路上我發(fā)現(xiàn)，有大片的農(nóng)田被拋荒。起初，對此我是大惑不解。后來回到市里，我請教市糧食局的負責同志，才弄清了其中的原委。原來，是由于現(xiàn)行“政府請客，糧農(nóng)買單”的政策，挫傷了農(nóng)民種田的積極性。比如像常德這樣的產(chǎn)糧區(qū)，過去在糧食緊張時，農(nóng)民曾響應政府的號召，為保城市和非農(nóng)業(yè)人口的糧食供應，沒讓糧食漲價，堅持按國家牌價賣糧，為此糧農(nóng)作出過巨大的奉獻與犧牲；
而現(xiàn)在糧食多了，糧價卻一降再降，于是弄得糧農(nóng)是叫苦不迭，雖然政府要求糧食部門要敞開收購，可超儲的利息有一部分卻要地方負擔，產(chǎn)糧區(qū)的財政本來就很困難，現(xiàn)在政府請別人吃糧，卻讓產(chǎn)糧區(qū)財政貼錢，顯然就有失公平。難怪當?shù)乩习傩毡г梗�過去糧食少時是產(chǎn)糧區(qū)的糧農(nóng)吃虧，現(xiàn)在糧食多了，還是產(chǎn)糧區(qū)的群眾和財政吃虧�，F(xiàn)在種糧食，有些農(nóng)民是不想干了，而基本農(nóng)田要改做它用，國家又不允許，這樣，土地擱荒，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上級政府請客，下級政府買單。最近我們中央黨校進修二班有一位學員，畢業(yè)前給我送來他寫的一篇論文，里面談到了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就是現(xiàn)在中央和省上出臺了很多免稅、減稅的政策，比如對下崗再就業(yè)的稅費減免政策，對一些重點建設項目的減免稅政策等等，這些政策減的、免的，都只是縣級財政的稅收，上面的稅收是毫發(fā)不損。所以基層的同志稱這種現(xiàn)象為“上面出政策，下面出票子”，是變相的請客不買單。類似的情況還有，就是當前上級政府組織的各種評比達標活動，不僅過多過濫，而且要求有時也不切實際。比如在教育雙基驗收達標中，由于上面只定指標不掏錢，往往就把指標定得老高。一個中等縣，一場驗收下來，需要投入6—7千萬，目前我們許多鄉(xiāng)村兩級財政負債累累，與這些種類繁多的達標活動，如計劃生育、衛(wèi)生防疫、社會治安、民兵工作等，就不無關系。上級千根線，基層一根針，基層即便是“土財主”，也付不起這么多的費，買不起這么多的單。

　　中國有句俗話，叫“花別人的錢不心痛”。這方面的教訓，已經(jīng)很多。所以針對這個問題，經(jīng)濟學家提出要實行財政預算的硬約束，要做到“財權與事權統(tǒng)一，權力與義務對等”。既然你要享有請客的權力，那么你就要承擔買單的義務，只有這樣，你才會精打細算。比如現(xiàn)在讓你自己買單請客，那么你肯定就要琢磨，這個客你是否一定要請，或者是按什么“排場”請，并且你一定還會考慮，你腰包的錢，夠不夠買單，這就逼著你要量入為出、以收定支。這些年，地方財政的日子為什么越過越緊？其實就與現(xiàn)在這種上頭請客，地方買單的體制有關。前幾年西北某省的一位財政廳長告訴我，地方財政所以連年出現(xiàn)赤字，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頭”對地方預算，收入用的是減法，要求這項稅收要減，那項稅收要免；
而支出，用的則是加法，規(guī)定這項投入要增加，那項投入要增加。如此做法，地方財政的日子，哪里會過得安穩(wěn)。

　　當然，世上的事，也不是完全絕對的。我們強調請客要自己買單，并不是說任何情況下，對任何事情，中央都不能讓地方買單，政府都不能讓企業(yè)買單。比如前幾年長江防洪搶險，中央調動全國各省市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前方抗災，就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應當?shù)�。不過，這種讓地方和企業(yè)買單的事，只能在特殊場合才能這么做，通常的情況下，我們還是應該信守“自己請客，自己買單”的原則。

　　競爭上崗應讓“一把手”先到位

　　我們在總結中國的改革為什么會取得成功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大家都認為有一個基本的經(jīng)驗，就是經(jīng)濟改革要先行。的確，對比前蘇聯(lián)暴風驟雨的政治改革給民眾造成的生計問題，我們改革戰(zhàn)略的選擇，算得上是高明之舉�？墒�，隨著這些年經(jīng)濟改革的縱深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已經(jīng)越來越凸現(xiàn)出來了。所以黨的十五大，開始把政治體制改革列進了我們整個改革的重要日程。

　　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我歷來認為，干部體制改革是突破口。毛澤東同志早年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蔽疫^去在湖南農(nóng)村，也時常聽到老百姓有一句常掛在嘴邊的順口溜：“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的是干部”，也樸素地反映了這個道理。好在現(xiàn)在全國上上下下，對推進干部體制改革，已是萬眾一心，所以對改革的重要意義，也就用不著我們再費筆墨。眼下，人們更關心的，是我們現(xiàn)行的干部體制究竟應當怎么改？要通過怎樣的改革，才能從制度上保證我們今后的干部是好干部，班子是好班子，并且好班子還要能帶出一只好隊伍？顯然，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對我們干部體制的現(xiàn)狀，作出一個客觀的估計與分析。

　　從現(xiàn)實情況來看，目前我們干部體制普遍存在的問題中，比較突出的大致有兩個：一是“一把手”缺乏監(jiān)督�！耙话咽帧钡臋嗔Γ�通常不受制約，或者受制約的程度很小，從而使濫用職權的腐敗行為時有發(fā)生。事實上，最近幾年貪污受賄的大案要案，幾乎也都是發(fā)生在第“一把手”身上，如北京市前市長陳希同事件，最近中央剛作出處理的寧波前市委書記許運鴻事件等，基本都是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一個單位的最高領導人，不能保持其自身的廉潔，那他也就很難約束下屬的行為。可見，“一把手”缺乏監(jiān)督，至少是當今腐敗現(xiàn)象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干部體制的另一個普遍問題，是領導班子不團結。班子內部的凝聚力和協(xié)作性不強，意見常常難于統(tǒng)一，正職和副職在重大事件上互相推諉扯皮、乃至拉幫結派，不僅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而且影響了辦事的效率。因此，要真正建設好干部隊伍，必須深化干部體制改革，徹底解決好上述兩個問題，才能防止權力濫用、群體內耗和低效運轉給黨和政府造成的損失，從而保持整個干部隊伍的健康與活力。

　　其實這幾年，在干部體制改革方面，全國不少地方已經(jīng)拿出了不少的舉措。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應首推競爭上崗。實踐證明，競爭上崗的試行，不僅擴大了上級組織部門選人的視野，使黨性強、素質優(yōu)異、才能卓越的人，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從而真正做到任賢用能，使干部制度改革向前邁出了極其重要的一步。但目前的競爭上崗，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據(jù)我了解，目前的競爭上崗，基本只是限于政府各機關、各部門的副職崗位，像副廳、副處、副科等；
而正廳、正處包括正科，仍還是由上級組織部門選派。組織部門作為本單位干部監(jiān)督考核的主持者，其自身的監(jiān)督考核，是由上級主管部門來負責的；
而上級主管部門，又不可能時時刻刻對其予以督查，所以，正職干部事實上是游離于競爭和監(jiān)督之外的。這樣，單位“一把手”身居要職，非但能上不能下，沒有競爭壓力，而且還缺乏有效的監(jiān)督。由于權力失去了制衡，于是濫用職權的事也就難以避免了。實行競爭上崗后，班子為什么還會不團結？根源也在于我國當前干部選拔任用機制存在著某些缺陷。比如現(xiàn)在的領導班子成員，基本上是由上級組織部門配備，盡管某些副職崗位推行了競爭上崗，但選拔權仍屬于主管組織部門，“一把手”對副職的上任，沒有決定權，這樣，就難以保證領導班子成員之間在脾氣、性格、見識和追求上是否和諧。當副職通過競爭上崗后，如果在工作中與正職難達默契，甚至完全對立，正職也無權對其進行調換，這樣，便很難使副職做到對“一把手”的配合和服從，班子內部的意志當然也就難以真正統(tǒng)一。

　　可見，“一把手”缺乏監(jiān)督和領導班子不團結，歸根結底還在于我們目前的干部體制改革不徹底。因此，要革除現(xiàn)行干部體制的弊端，必須對我國的干部選拔任用機制進行創(chuàng)新，其具體思路是：把對“一把手”進行選派、對副職實行競爭上崗的辦法，改革為對“一把手”實行競爭上崗，而所有副職則由正職進行聘任的機制。上級主管組織部門，只負責各單位主要負責人的雙推雙考、競爭上崗工作，并規(guī)定出該崗位的任期；
至于各單位副職的選拔和任用，則由在任期內的單位“一把手”根據(jù)需要進行聘任，上級組織部門只對其選聘工作的公正性，進行監(jiān)督和審核。

　　如果讓各單位的正職實行競爭上崗，那么“一把手”缺乏監(jiān)督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并且任期的限制，更會加強了對各單位“一把手”的約束，將使腐敗的制度根源得到消除；
同時，由于副職是由正職選聘，不稱職或工作不配合的副職，隨時可能被解聘，這樣，有助于在一開始便組成一個團結協(xié)作的班子，從而避免相互內耗，有利于保證工作的效率。再說，一個單位的正職只有一個，而副職一般說來需配備2－3名，這樣，對副職開展競爭上崗，所花費的人力、物力、財力，也就差不多是“一把手”競爭上崗的2－3倍。所以，對“一把手”實行競爭上崗、副職由“一把手”聘任，不僅可以解決“一把手”缺乏監(jiān)督和領導班子不團結的問題，而且可以為國家節(jié)約大量推行競爭上崗的成本，從而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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