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一個重要關口：他轉入了在歷史博物館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斷然分成鮮明的兩段：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風云動蕩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時代朋友對他充滿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來人面對沈先生投向歷史瘦弱的背影時則不由發(fā)出說不盡的感慨。一九四九年是沈從文的生死線。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檢討式的長文《我的學習》，其中就談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頓：“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對歷史對新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zhàn)爭中病倒下來�！鄙驈奈募s定俗成地使用了當時流行的“思想戰(zhàn)爭”這幾個字，恰好表達了情感枯竭、崩潰的真實狀態(tài)。

　　事隔四十多年，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在北京崇文門寓所平靜地回憶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從文不開心，鬧情緒，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發(fā)表的那篇《斥反動文藝》，北大學生重新抄在大字報上。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

　　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亂糟槽的�，F(xiàn)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韓壽萱那時是北大博物館系主任，從文就去幫忙，給陳列館捐了不少東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轉到文物這一行，不在北大教書了。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斗爭。他確實覺得創(chuàng)作不好寫了，難得很。（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采訪）

　　被沈從文稱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從文的連襟，著名的語言學家。談到那一段歲月，九十二歲的周有光意猶未盡：

　　解放前中國知識分子大多傾向共產(chǎn)黨，而沈從文感到恐慌。當時我不在國內，對這一點覺得很奇怪。那時情況知道得太少�，F(xiàn)在想來，郭沫若批沈從文是不公平的，這是一種政治性貶低。郭為了政治意圖一邊倒，揣摩上面的意圖，他當時批評許多人都是錯誤的。

　　沈從文自己講，郭沫若對他很不好。

　　在沒地方安放的情況下，把沈從文安排到歷史博物館，領導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個處于在政治上被壓制的狀態(tài)，解放后的文學生活幾乎沒有了，創(chuàng)作萎縮了。沈從文的優(yōu)點是隨遇而安，把壞事變好事，發(fā)揮主觀能動性，在倒霉的時候也能做出成績。

　　后來讓他上革命大學，讓他改造思想，讓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采訪）

　　對沈從文相知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歲的文物專家史樹青當年曾同沈從文一起在革命大學學習，只不過沈在以社會名流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職員為主的二部。史樹青說：

　　在革大時，不少學員都抱著看看再說的態(tài)度。在那里學習，主要是交待思想，丟掉對美國、國民黨的幻想，進行思想改造，洗腦筋。進去時壓力大，沈從文有，我也有。記得那時幾千人聽艾思奇做報告，場面很大。有的人表態(tài)時痛哭流涕，有少數(shù)人不能畢業(yè)，后來都逮捕了。學習時，沒有農(nóng)業(yè)勞動，有時在校園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月采訪）

　　張兆和記得，在革大畢業(yè)時，校長劉瀾濤給沈從文發(fā)了畢業(yè)證書。隔了二年，沈從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長信中談及當時心情：“在革大時，有一陣子體力精神均極劣，聽李維漢講話說，國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個人算什么？說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學習為人民服務意義下，學習為國家有面子體會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來了。個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連續(xù)四次說到“個人渺小”。

　　史樹青回憶，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跡，但他后來一概不談自殺之事。

　　在歷史博物館早幾年的工作情形，沈從文自己曾在筆下流露一二：

　　我在這里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六時共十一個小時。從公務員而言，只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為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說笑聲，我似乎和夢里一樣。生命浮在這類不相干笑語中，越說越遠。

　　關門時，獨自站在午門城頭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明白我生命實完全的單獨……因為明白生命的隔絕，理解之無可望……

　　這是沈從文一九五一年給一位青年記者未發(fā)出的信，文中浸潤出的那份傷感、孤獨和無望貫穿他以后很長的歲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風暴時，這種感傷就更被放大，也更為隱蔽。

　　歷史博物館及國家文物局歷任領導對沈從文的“轉業(yè)”充滿復雜而微妙的情感。史樹青回憶：“文物局長王冶秋接近郭老，業(yè)務上靠郭老。他覺得沈先生轉行是文人來避風，文物界有無沈先生沒關系。他對沈先生的使用沒怎么安排。”老同事楊文和說；
“館里有一段對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緒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給什么，沈先生要一間辦公房，當時辦公室很多，我們也說，給沈先生一個房，館里就是不撒口。我曾聽一位副館長說，‘沈從文，哼，鴛鴦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訪）

　　沈從文后來自己描述道：“事實上，我就在午門樓上和兩廊轉了十年……記得當時冬天比較冷，午門樓上穿堂風吹動，經(jīng)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許烤火的，在上面轉來轉去學習《為人民服務》，是要有較大耐心和持久熱情的！我呢，覺得十分自然平常。組織上交給的任務等于打仗，我就盡可能堅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檢討稿）早十年，沈從文除了在館里鑒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門樓上展覽會自愿當解說員，他自己稱之為“唯一和人民碰頭的機會”�！�

　　汪曾祺當年親眼看見老師沈從文非常熱情地向觀眾講解的場面，不免唏噓而嘆：“從一個大學教授到當講解員，沈先生不覺有什么‘丟份’。他那樣子不但是自得其樂，簡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心里總不免有些凄然�！�

　　這種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蕭乾身上也曾出現(xiàn)過。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醫(yī)院病房，蕭乾向筆者講述了當年那一難堪局面：

　　那個時候他在故宮處境不好，一個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會反而難處。當時有中蘇友好協(xié)會、工會之類，挑著人入會。聽說就沒讓沈從文加入，在政治上給他壓力。

　　我跟他有幾次接觸，彼此的心情都很復雜。有一回我陪外賓去故宮參觀，恰好是他在解說，拿一根講解棍，非常認真。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讓他干？我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在那樣年代里是很難抬頭的。

　　老朋友鄭振鐸當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長，沈從文沒有因事找過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鄭振鐸參加館里工作會議，在會上作了總結：“歷史博物館在午門前面，國民黨時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門參觀。而這幾年來，進步很大、很快�！睍�后，沈從文遇到了鄭振鐸。史樹青看到了兩人見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見老朋友很激動，還掉了眼淚，說：‘我現(xiàn)在不搞文藝了，研究文物還不夠，你應該多關心文物�！�鄭振鐸說什么話我忘了，但鄭似乎感到沈先生還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記憶中，歷史博物館的幾任領導盡管情況各異，但都依據(jù)上面精神，把沈從文看成是“統(tǒng)戰(zhàn)對象”，采取冷處理的辦法：

　　張文教是館里第一任書記，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館里。他曾在抗戰(zhàn)時期率領八路軍隊伍保護過金代藏經(jīng)，還犧牲了幾名戰(zhàn)士。他看不起舊知識分子，對沈從文這樣的專家不太客氣，動不動就訓人一頓，訓得太嚴。而且張經(jīng)常詐人，讓人交待歷史。他業(yè)務不能，過了許多年還不能。他曾跟我學銅器，學詩經(jīng)，但都白講。

　　文革時，我們一起當上“黑幫”。他填表時，“專長”一項寫了“打倒帝王將相”和“愛吃窩窩頭”。他就是這么一個人，左得厲害，把我們都看成敵人。他認為沈從文是混飯吃，責問沈買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費國家錢財？而沈先生覺得中國瓷器工藝水平最高，有研究價值。（史樹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訪）

　　沈從文從干�；氐奖本�，他在東堂子的三間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強占。沈提出落實房子和著作出版問題，但遲遲解決不了。為了出那本服飾的書，打了一個報告到文物局，一直壓著。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態(tài)，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長也就不積極。王冶秋不點頭，怎么印出來？王冶秋對沈有看法，認為沈是灰色的舊知識分子，是在舊社會培養(yǎng)的，要控制使用。

　　那時沈找過我，發(fā)過牢騷。我只能做一些解釋工作，我是副館長，只能提意見，沒有決定權。楊振亞館長認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說“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見，后來帶著激憤的心情離開歷博。

　　有一點我說明一下，歷史博物館建成以后，由于挨著大會堂、天安門，有關部門曾來館里審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員強行調離出去，而沈先生留下來了，說明當時政治上還是比較信任他的。（原歷博副館長陳喬，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訪）

　　在那漫長的歲月里，我們很難從沈從文的口中、筆下得到他對領導的意見。他是一個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資派”的年代，我們才在沈從文的檢查稿中讀到那樣的激憤：“這是誰的責任？我想領導業(yè)務的應負責任。他本人對文物學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說我飄飄蕩蕩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點成績，他又有理由說我是‘白�！�了。全不想想直接領導業(yè)務，而對具體文物業(yè)務那么無知而不學，是什么？”

　　據(jù)張兆和介紹，沈從文有寫日記的習慣，但只是簡單記幾筆。在現(xiàn)在已經(jīng)公開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幾則日記中，竟反復著一個“多事煩人”的主題。如，“可能還是多事……多事可能對他們即是一種攪擾”（三月二十八日）；
“對人過于熱心，對事過于熱心，都易成多事，無補實際……極離奇，人人均若欣欣向榮，我卻那樣萎下去。相當奇怪”（三月三十日）；
“……少說或不說館中問題，凡事稟承館中首長——館長，主任、組長……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實事求是作一小職員，一切會好得多。對人，對我，對事，都比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這是沈從文生活和工作的質量都很低劣的時候，苦悶無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

　　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里。如果館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時時間看長了，別人弄糊涂了，結果變成公家?guī)觳氐�，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宮》長畫卷他自己買了，后來弄成館藏�，F(xiàn)在歷博中，織繡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購的，館里收藏的服裝、硬木家具、銅鏡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經(jīng)手過。

　　故宮辦了一個《紅樓夢》展覽，沈先生很熱心地把庫房里的衣服找出來放在旁邊，用實際文物來配合。館里很多人在學問上得到他幫助。記得有一本館里圖書《歷代古人像贊》，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寫字條貼在書里，讓別人看時注意，比如此像在何處可找，為何比別處更好之類話語。（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訪）

　　沈先生在館里解說時，連小腳老太太都接待。他還在庫房編目，規(guī)規(guī)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還買來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給館里，便于接待外賓。對我們講心里話，不講虛話，老鼓勵我們讀書，常說，“你們不讀書怎么為黨工作？”

　　陳伯達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話，沈先生卻說博物館應厚今厚古，今天厚古還不夠，應該多向古代學習。他反對把博物館辦成文化館，為館里讀書風氣不濃而焦急。（史樹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訪）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們故宮織繡組當顧問，帶我們上課，上榮寶齋、珠市口。給他幾十元車馬費，他不要，全買了書存在織繡組的書柜里。給中央美院學生講課，學校給他一百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他讓我們退財務處，說，“不能再拿國家錢”。而他自己掏錢請人繪畫，然后又租黃包車到學校，車上裝了各種實物、繪畫作品，以便讓學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當教材顧問，把自己的筆記統(tǒng)統(tǒng)拿出來給大家參考。從全國調來寫作的專家住在香山飯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飯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著一身汗，工作量比編寫的人還要大。

　　沈先生在我們面前從來不說苦惱，只談業(yè)務。文革中他下鄉(xiāng)看鴨子，無書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國》，在空白處寫滿字寄給我們，內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證。他在信中告訴我們，“什么材料沒有，我就這樣做學問”。我們要寫《中國染織》，他就用毛筆抄了一大沓材料給我們。文革中吃了苦頭，我們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們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樣子。他說，“眼光看遠一點，這些事你們不做誰做？”（沈從文的學生黃能馥、陳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采訪）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從文五十八歲的生日，這一天他在故宮陪三十多個年輕美術學生看了一天綢緞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獨自一人聽貝多芬第九交響樂，覺得聲音那么歡樂而清靜。在音樂聲中，他給云六大哥寫信，信中說：“我總深信只要工作對國家整個向前有益，也就夠了。個人吃點虧或生活寂寞些，都無妨�！�

　　他此時最大的感嘆是，“沒有一個真正知道我在為什么努力的人”。

　　與熱鬧的文壇遙遙相對，寂寞中的沈從文有時會悄悄地說出驚人的話：“文壇實在太呆板了�！薄鞍徒鸹驈�?zhí)煲�、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边@幾句話是一九五一年說的，置身圈外，他對文壇的感覺比別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給云六大哥寫信，再次談及他的感觸：“一些作家寫作差不多，永遠在寫，永遠見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真如四川人說的‘不知咋個搞法！’”

　　汪曾祺、林斤瀾等學生輩的作家見老師過于冷落，有時會拉他參加北京市文聯(lián)的一些活動，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聽著。林斤瀾記得這樣一次會議：“那次下鄉(xiāng)回來的作家座談，主持人最后禮節(jié)性地請沈先生說話，他只是說：‘我不會寫小說，我不太懂小說！’這是反話，意思是說你們這樣下鄉(xiāng)下廠寫小說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保ㄒ痪啪虐四晡逶氯�十日采訪）

　　林斤瀾講了自己所見的一件事：

　　一九六一年是個小陽春。有一次在新僑飯店開會，周揚到小組會上來，陳翔鶴說，“沈從文能否繼續(xù)寫作？”周揚一聽有些不高興，板著臉，兇得很。他是很會當領導的，可能考慮了一會兒，說，“可以，能不能給他創(chuàng)作假，十年。”陳翔鶴高興地說：“好，好！”

　　陳翔鶴的過問只是一個契機，不久中宣部、中國作協(xié)有意安排沈從文“出山”。中國作協(xié)辦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給沙汀及作協(xié)四川分會發(fā)出一封公函：

　　最近，經(jīng)周揚同志指示，我們對沈從文同志的創(chuàng)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歷史博物館領導上和齊燕銘同志為他請準了創(chuàng)作假。他將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動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個半月左右，動筆寫醞釀已久的一部長篇小說（以其內兄——一九三六年犧牲的共產(chǎn)黨員張鼎和同志一生斗爭事跡為題材，寫知識分子的革命道路，約二十萬字），請對他的住宿等問題作安排。

　　沈從文同志患心臟冠狀動脈硬化癥，血壓時有上升，并伴有心絞痛發(fā)生，請在安排住處時注意安靜、醫(yī)療等條件。

　　但是，作協(xié)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電沙汀，告知領導又重新安排沈從文到青島休息。沈從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車費，到青島又看了幾家繡藝工廠、印染廠，想在工藝上給工廠幫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島寫信給中國作協(xié)副秘書長張僖，談到自己的寫作狀況：“頭腦能否使用到過去一半樣子，也無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過了頭即有些亂，過一陣子又才回復。心臟部分不太嚴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設想把所收小說材料重謄一份，理出個順序線索。萬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還可利用這份材料。最好當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來成個中型故事，初步估計用十六萬字，安排可以寫得清楚，如順手，也不會要半年時間�！�

　　這部作品最終沒有完整地寫出來，夫人張兆和談及原因：“堂哥犧牲了，堂嫂還在，從文從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還到宣化煤礦去了好幾次，記了好幾本。一九六一年熱鬧，他想寫，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體怎樣寫，他就不行了。沒有多大把握，寫了也寫不好。”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創(chuàng)作活動夭折了。

　　凌宇的《沈從文傳》中曾寫到一九五八年周揚擬請沈從文擔任北京市文聯(lián)主席。史樹青證實此事，但在細節(jié)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請沈先生當文聯(lián)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說，這是主席的客氣話，我也不能去，我還是愛好文物�！痹诒本┦形穆�(lián)工作幾十年的林斤瀾從未聽說過此事，對此深表懷疑。他告訴筆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沒聽他提過此事�！�

　　但不管怎么樣，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幾年間，沈從文變得少見的活躍，對文藝的看法也樂于表達。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記中，就記錄了沈從文和巴金、沙汀閑聊創(chuàng)作的一幕。沙汀還在別的場合轉述了沈從文的意見，惹得作協(xié)黨組的一些人驚訝不已：“��？他敢說這個話？”

　　家人對沈從文重新寫作之類的事情有些擔憂，而最操心的時刻莫過于政治風暴來臨之際。張兆和對一九五七年至今還有后怕：“整風時也有人動員從文大膽發(fā)言，他居然沒說，我也不知道他為什么沒說，否則他當右派跑不了——”

　　后來搞政治運動，沈從文就找機會躲著不來。有時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問：“還沒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從文終于沒有躲過去。面對滿墻大字報，極為憂愁地告訴史樹青：“臺灣罵我是反動文人，共產(chǎn)黨說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難歸，我往哪去呢？”

　　讓沈從文震驚的是，寫大字報揭發(fā)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經(jīng)幫助過的范曾。范曾寫道：“（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鄙驈奈脑谝粡埓笞謭笾杏昧税藗�字來表達觀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動”。

　　一九六二年范曾來到歷博當沈從文的助手，為編著中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繪插圖。此間調動工作，沈從文盡力最多。據(jù)知情者介紹，當時范曾天天給沈從文寫信，有一次天剛亮就敲沈從文的家門：“昨晚夢見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連夜從天津趕來�！�

　　文革期間與沈從文過從甚密的黃能馥、陳娟娟夫婦說：

　　那時，范曾畫了一個屈原像。沈先生看后，還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飾上的錯誤。范曾指著沈先生說，“你那套過時了，收起你那套。我這是中央批準的，你靠邊吧。”記得那是冬天，下著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個多小時到我們家。他氣得眼睛紅紅的，一進門就講了范曾的事情。他說，“一輩子沒講過別人的壞話，我今天不講，會憋死的�！保ㄒ痪啪虐四晡逶铝�日采訪）

　　這是沈從文晚年最慘痛的一件事情，后來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沈從文跟陳喬、史樹青他們一起關進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掃廁所，拔草。有時發(fā)呆地看著天安門廣場人來人往的景象，然后回過頭對史樹青說：“我去擦廁所上面的玻璃�！�

　　文革漸近尾聲，一九七四年七十二歲的沈從文找到館長楊振亞，談話中流下眼淚。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幫助，但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貋砗�，激動之中給楊振亞寫了長信，信中寫道：

　　我應向你認真匯報一下，現(xiàn)在粗粗作大略估計，除服裝外，綢緞史是拿下來了，我過手十多萬綢緞；
家具發(fā)展史拿下來了；
漆工藝發(fā)展史拿下來了；
前期山水畫史拿下來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過，我們新材料比他們十倍多；
陶瓷加工藝術史拿下來了，也過手了近十萬件，重點注意在可否供生產(chǎn)；
扇子和燈的應用史拿下來了，也都可即刻轉到生產(chǎn)上；
金石加工藝術史拿下來了；
三千年來馬的應用和裝備進展史拿下來了；
樂舞雜伎演出的發(fā)展資料拿下來了；
……乍一看來，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會忽然抓得下？簡直不易設想。事實上，十分簡單，只是一個肯學而已。毫無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這么龐大的學術專題中，只有服裝史由于周恩來的關心一直編著著，等待著出版的機會，其他的專題研究和出版都煙消云散，領導上無暇顧及這些亟需搶救的研究結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飾研究”大樣被貼在大字報上展覽，兩麻袋的書稿清樣險些被送到造紙廠化漿。

　　沈從文壓抑不住悲憤，在信中傾訴道：“無人接手，無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無盡的痛苦表露無遺，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無奈，還是無奈！他被迫離開歷史博物館，再也沒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

　　常去探望的林斤瀾描述道，臨近生命終點的沈從文常常一個人木然地看著電視，一坐就是大半天，無所思無所欲。

　　有一次，沈從文突然對汪曾祺、林斤瀾說了這么一句：“我對這個世界沒什么好說的！”

相關熱詞搜索：午門 城下 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