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媒體采訪時，問我少年時的理想是什么？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我少年時渾渾噩噩，雖然比較早地喜歡上了讀書，但是好像沒有什么理想和抱負(fù)。后來努力回憶，想起我曾經(jīng)有過一個“理想”，那就是希望自己能夠經(jīng)常讀書，并且發(fā)表對所讀之書的看法。那時我并不知道有“書評”此物，那時也沒有“書評人”這樣的角色。誰想到幾十年后，這個算不上“理想”的“理想”，居然不知不覺實現(xiàn)了！

　　2005年我評論、推薦了50多種書，這雖是我最近幾年中評論圖書比較多的一年，但一年中評論幾十種書則是常態(tài)。四年來，我還一直作為“特約主持”負(fù)責(zé)編輯《文匯讀書周報》的“科學(xué)文化”版。媒體和出版社也經(jīng)常送書給我，特別是在科學(xué)文化領(lǐng)域，許多新書都會很快到我手中。盡管偶爾也不無煩惱，但總的來說這不失為一種令人愉快的狀態(tài)。

　　我可以算一個愛書之人，家中藏著幾萬冊書。我自己也寫書、編書，偶爾也譯書，已經(jīng)出版了約40種書。所以我寫書評，總算不是“光說不練”（而我寫影評就屬于“光說不練”）。另外，在作為書評作者的同時，我也扮演著報紙書評版編輯的角色，我也向作者約書評稿，當(dāng)然也催稿。這種雙重角色讓我覺得很有趣。比如吳燕小姐（也是讀書報的書評人），當(dāng)年是報紙的編輯，我是她的作者，她向我約稿被我戲稱為“布置作業(yè)”；
后來她成了我的博士生，并經(jīng)常為我編輯的“科學(xué)文化”版寫稿，這就輪到我向她布置作業(yè)了——既有約稿，也有真正意義上的作業(yè)。

　　最初媒體找我寫書評，大多是那些和我的研究領(lǐng)域直接有關(guān)的書，后來雖然逐漸有所擴(kuò)展，但我基本上評論的都是自己感興趣的書籍。我承認(rèn)，我寫的大部分書評是贊揚的，但確實也有批評的，甚至有因為我對某些書的評價太低而拒絕寫書評的——我認(rèn)為那些書已經(jīng)不配享有一篇批評的書評了。由于大多數(shù)情況下媒體和出版社對我都是相當(dāng)了解的，所以他們幾乎不會請我寫我不愿意寫的書評。

　　我對書評有著較為開放的看法。我并不認(rèn)為書評只是對書籍的贊揚或批評，更重要的是評論。評論可以是贊揚的或批評的，也可以是中性的、客觀的，還可以是借題發(fā)揮的，甚至可以是自說自話的。因此，書評其實是一種獨立的文化評論，而不是圖書營銷的手段。就我個人而論，閱讀書評往往不是為了尋求購書或閱讀指南（“新書簡介”、“新書快遞”之類簡短的圖書信息更能滿足這種目的）。事實上，書評對圖書銷售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那些如火如荼的暢銷書，我很少見哪一本是因為書評（無論是好評還是惡評）才暢銷的；
與此同時，許多銷售情況很不理想的圖書，卻并不缺乏一篇篇評價很高的書評。

　　在很多情況下，媒體之所以注意到某本書，并打算為它約書評稿，是因為該書能夠提供時尚的話題，或具有某種時尚的文化意義。在這種情況下，只要這本書具有一定的價值，達(dá)到了一定的水準(zhǔn)，通常我不會拒絕寫書評。但是我往往會為它寫一篇借題發(fā)揮或自說自話的書評，我會在書評中討論與此相關(guān)的文化問題。因為一本書可以提供多方面的話題，關(guān)鍵看怎樣發(fā)掘。媒體可以因為它提供了時尚話題而決定“做”它，我又何嘗不可以將它置于我感興趣的背景下、從我感興趣的角度去談?wù)撍��?/p>

　　我之所以愿意寫書評，還有一點私心在里面，也順便在這里坦白一把。

　　雖然大家經(jīng)常在嘴上感嘆“如今這個浮躁的時代啊……”，其實很多人對這種浮躁是樂此不疲的——畢竟在此十丈軟紅塵中，有名利，有誘惑，有享受，有滿足。我知道自己也是俗人一個，并不能跳出三界之外，也不是沒有一點浮躁——二三十年前我倒是不浮躁，能夠潛心讀書，但是如今已經(jīng)未能免俗。對于自己如今之不能潛心讀書，當(dāng)然也可以為自己找一些理由，比如工作忙之類，但反躬自省，則誘惑難以抗拒，惰性難以克服，都是重要原因。既然如此，如果有人來幫助我抗拒、克服，豈不甚好？那么，這些來約我寫書評的編輯們，就是可以幫助我的人——他們經(jīng)常給我送書，和我討論書，討論選題，約稿之后，又會及時督促、提醒我，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克服惰性，不得不經(jīng)常讀書。

　　仔細(xì)想想看，在“如今這個浮躁的時代”，你到哪里去找督促你讀書的人��？老實說，就是你的老師、你的父母也不見得會這樣做！更別說長年累月這樣做了！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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