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我先是得到唐少杰教授的《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斗”》[1] ；
繼而，得到沈如槐的《清華大學文化革命紀實—一個紅衛(wèi)兵領(lǐng)袖的回憶》[2]。它們可能是中國第一次出版的由學者撰寫的，一個大學文化革命回憶與研究專著。沈先生是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的“四一四”派紅衛(wèi)兵總負責人，他提供了第一手感性的文革材料。我認為還是由他們清華的親歷者來評說這回憶為妥。唐少杰則不同，他是清華的現(xiàn)今人文教授，卻不是清華文革一代的同齡人；
他的研究，是后來者的反思，是開始超出文革一代人所固有的政治文化范疇之后，從新的文化政治環(huán)境、新的話語領(lǐng)域來的反思。當代人寫當代史有他的優(yōu)勢與無法避免的局限；
后代人或隔代人修寫前代史，有他的閱歷不足和難得的較為客觀的思維環(huán)境、學術(shù)環(huán)境。在法國資產(chǎn)階級大革命的高潮過去之后，逐漸地形成了一個“復辟時代”的法國革命史學高潮，一批復辟時代的史學家（如參與文化也投身政治的梯葉里、基佐、米涅和梯也爾，以及一些著名的英國史學家），從各個方面來描述、研究這場人類“頭手倒立”的歷史運動，對其有貶有褒；
經(jīng)過幾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近代世界史學的發(fā)展，深刻地影響著進步的法國歷史學派，也深刻地影響著馬克思本人，影響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派、社會主義學說的形成與發(fā)展。我說這些，是唐少杰和許多人難以同意的，因為他多次講過，法國革命是一場革命，但是中國的“文化革命”從任何意義上都不是一場革命，兩者不能相比較和聯(lián)想。但我和我的一些經(jīng)歷中國文化革命的同齡人，依然從參與的直覺和理性的追求，把中國1960年代作為歷史過程發(fā)生的文化革命，看成在中國和世界歷史進程中，和法國革命（1789-1877年全過程—特別是大革命的1789-1799十年正史）可做歷史比較的一次空前絕后的政治運動；
這場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運動，在中國探索現(xiàn)代化的歷史長河里，對實現(xiàn)中國社會轉(zhuǎn)型的深刻作用，今后會越來越被世人所認識。作為嚴肅的歷史學，人類深邃的歷史哲學和歷史文化的問題，不是簡單與匆忙做一個政治結(jié)論和價值判斷就足以概括的。

　　一 《一葉知秋》的意義

　　唐教授的這一研究，成功地把握了清華文化革命中最根本的一些典型性問題。其關(guān)鍵就在于清華文革涉及到當時中共政權(quán)的最高層，觸動到文革理論與實踐的一些根本的問題，也深深觸及到和決定著基層文化單位干部和群眾的政治命運；
清華文革本身就是文革一個非常的典范。盡管一些當事人或其他研究者，并不一定同意唐的全部觀點和方法，甚至有人干脆批評他是資產(chǎn)階級右派學者。

　　寫群眾的文革歷史，這是本書選題最成功的地方。它從1968年“百日武斗”切入，較為成功地介紹了清華大學以造反學生為主體的3年（計25個月）文革運動，其中所及的運動“群眾基礎(chǔ)”，群眾與領(lǐng)袖、干部的“互動”，群眾組織的“建制”、“運作”，群眾組織的“思想傾向”“思想分歧”“思想沖突”，無疑都是現(xiàn)今文革歷史研究中最為缺乏和蒼白之處。對于文革這樣純屬中共中央發(fā)動起來的政治運動，其歷史進程的主體，究竟單純是一些被崇敬的或指責的英雄豪杰，還是億萬民眾？盡管是中共文革領(lǐng)導核心的鼓動和控制，在一些根本問題上造就了清華文革，但細心的讀者不難看到，能動的學生群體對運動進展、徘徊、慘敗起到的重要作用。清華學生對文革運動的走向產(chǎn)生積極的推導影響，也一度出現(xiàn)了一個“英雄與奴隸共同創(chuàng)造”的歷史。脫離了對歷史進程主體的研究，一個有億萬民眾參與的歷史運動，就無法在文化領(lǐng)域里說清楚，無法明白它在影響和改變幾代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與理念的深刻作用，也永遠無法給后人一個滿意的交代。

　　在全書開始，就從1966年8、9月清華出現(xiàn)的三支大學紅衛(wèi)兵組織，指出相比之下，“應該說只有清華井岡山紅衛(wèi)兵抓住了清華當時文革的癥結(jié)所在”[3]。而當運動出現(xiàn)重大分化，出現(xiàn)所謂“團派”和“四派”的分野之后，唐書也準確地點出：“團派思潮是文革造反派的思潮或者說是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思潮，它體現(xiàn)的是文革初期造反派群眾的正統(tǒng)思潮，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被毛澤東認同的思潮”[4]，即團派是文革運動的主流派別。而這是許多試圖認識文革或從領(lǐng)袖與群眾互動關(guān)系里看文革的人，沒有認識或者不愿坦承面對的事實。至于“四派”，作者認為：“‘四一四思潮’獨樹一幟，是唯一以文革前的正統(tǒng)觀念和正統(tǒng)秩序來批評、懷疑并進而可能否定文革的群眾思潮”[5]。

　　作為文革后或后文革時期的學者，唐在清華大學文革的個案研究中，得出異乎尋常的認識，即“億萬群眾對毛澤東文革事業(yè)的能動作用”，而且準確地意識到文革運動里中共的“加爾文”教派群眾運動的存在，而“毛澤東不同于馬丁.路德的一點在于：毛澤東本人既是文革的‘上帝’，又是文革的‘改革家’……這也使毛澤東在文革初期具有了神與世俗領(lǐng)袖、改革家集于一身的耀眼光彩”[6]。在文革的群眾性運動受到普遍指責和嘲笑的今天，認識這點比概念化地比附歷史上的“暴民”運動或白蓮教義和團，要有意義得多。今天我們?nèi)鐝捅贂r期的歷史學者那樣，眾口一詞地指責文革群眾組織的“偽民主性”和“偽共和性”，但縱觀大學紅衛(wèi)兵思想的全過程，特別是其思潮激蕩在知識分子思想發(fā)展歷史中的地位，就能聯(lián)想起恩格斯所說：“在上帝的王國已經(jīng)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間的王國還能夠仍然從屬于君王、主教和領(lǐng)主嗎”。

　　全書最后，作者從“河歸舊道”，指出盡管毛澤東指責“四一四思潮”，把它當成一股右的思潮，但毛和中央文革并未部署批判這一思潮；
說明毛澤東在口頭上和思想上反對“四一四思潮”，但在行動中或?qū)嵺`中，他開始默默地和迫不得已地認可了“四一四思潮”，“毛澤東的文革戰(zhàn)略部署發(fā)生轉(zhuǎn)折”。“不僅如此，在文革結(jié)束之后，迄今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顯著的、也是最重大的歷史性勝利”[7]。對所有熱中于研討文革思想和文革（66-76年）結(jié)束后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人來說，這都是無庸置疑的。而“團派”與“四派”都以他們意欲向往的“*”精神，奮力投入了思潮的決定性戰(zhàn)斗，無疑的也是擁戴和懷疑、抵制文革理念的典型事件。對于研究文革的成敗、是非，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典型。

　　本書既是講述清華兩派的思想分歧沖突的，其首要意義和層面上的任務(wù)固然是分析比較兩派的特征與分歧的實質(zhì)意義。作者認為，“四派與團派都是造反派”，而“以團派為代表的激進的、極端的造反派是文革的中堅力量。造反派的產(chǎn)生既得益于文革發(fā)動者兼領(lǐng)導者的意圖和支持，又符合文革自身的性質(zhì)和要求……沒有造反派，也就難以有文革。若是沒有造反派，文革很難成為全國規(guī)模的、關(guān)系到億萬人民生活的群眾性運動很難成為觸及到社會制度、國家政權(quán)及全民心靈的‘大革命’（或曰‘大造反’）。反過來，沒有文革，也就沒有造反派。正是由于文革，造反派成為中國政治文化史上和世界政治文化史極為罕見的現(xiàn)行社會體制內(nèi)的‘反體制派’，成為被文革最高領(lǐng)袖一時許可甚至所鼓動的反現(xiàn)行社會權(quán)威的所謂‘群眾反對派’”[8]。

　　作者從對清華派別、思潮問題的簡單批判—特別是對于“團派”和蒯大富本人的政治指責，進入歷史、客觀的研究境地，得益于他自己的鉆研和深入，恐怕也與某些“四派”人物理智的教誨有關(guān)。文章雖以武斗作為切入點，但是對于清華“井岡山兵團”的分裂，嚴肅的學人對其思想分歧的研討，自然要高于對武力沖突與細微末節(jié)的興趣。作者從對文革的理解，對于清華文革前17年、清華黨政干部、知識分子隊伍的評估、文革的群眾運動的評價諸方面，詳盡地陳述了兩派的思路與言論，而且把握基本到位。

　　該書基本尊重歷史實際，無有偏頗，具有較為深刻的反思。理論性的思潮辯論，無疑是清華文革運動對中國政治文化歷史和現(xiàn)實的一個貢獻。誠然各派在論戰(zhàn)中，一些表述和概括，是否全部符合事實，全如對立面攻擊和指責的那樣謬誤，又有當別論。它畢竟通過唐的記錄和研究，留給世人一個歷史記載，也點明了清華文革的永恒話題。一些更深刻和寶貴的回憶實錄與研究文論正思考討論和撰寫付梓。但唐文畢竟是第一篇。

　　干部問題——特別是中、基層干部問題，是清華兩派思想沖突—也是文革政治斗爭的一個焦點。作者無疑從眾多文字材料的探索和親歷者訪談，感觸和理解到這點。該校的中、基層干部，在運動初期就與學校高層干部一起被打倒或靠邊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清華的干部對“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也與運動初期的造反派有所類似，有所感觸與反對，他們急迫要求解放和投身群眾運動。他們一方面也追求文革的時興話語與概念，急于跟進文革的步伐，一方面也自覺地維護建國17年來清華政治、教育體制的威嚴和他們自身的文化尊嚴。作者尖銳地指出“團派”，沒有在《紅旗》雜志67年第5期發(fā)表調(diào)查員與評論員文章時把握時機，反而形成了“文革崛起的造反派與文革前的干部隊伍的一場較量”；
相對而言，“團派”與干部的互動不足，在“四派”那里，“才充分顯示出文革初期干部與群眾的互動中，干部的局部的主動性和有限的主導性”[9]。作者引用和根據(jù)了“團派”在1967年4月的統(tǒng)計資料，對兩派干部的政治成分、傾向做出社會學的分析，結(jié)論是“團派失去了原清華80%左右的干部力量”。[10]這或許是當年清華人都不得不認同的團派失勢的具體原因。干部問題是文革里運動演繹和起伏、成敗的關(guān)鍵，而清華的干部積極參與文革運動，并且產(chǎn)生對自身乃至全國運動走向舉足輕重影響，則是全國多數(shù)地方和單位尚不可比擬的。

　　二 《一葉知秋》的閃失

　　在出于政治需要的控訴型的文革“是非”回憶成為過去時，學者嚴肅的“追究”和反思——文革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動因考量，其真正歷史經(jīng)驗教訓之所在，才可能會成為思想陣地的強音。作者在“從清華大學的歷史看‘文革’的歷史源流”一節(jié)里，業(yè)已鋪陳了一個理念，即“對于文革的歷史原因，還應該從更高更廣的視角，把中國近代歷史特別是中國為走入現(xiàn)代化的歷史，同文革的歷史原因聯(lián)系起來加以探索和考察，進而揭示出文革自身的客觀必然性，揭示出文革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一個不可缺的‘插曲’而顯示出上述歷史的曲折和艱辛”。[11]從中國對現(xiàn)代化道路的艱難探索來反思從“五四”到文革的歷史，無疑是較為深刻的。而且清華大學也無疑為“一二.九”到*執(zhí)掌國家政權(quán)、從建國初的文化建設(shè)到毛澤東搬起文革的武器打破中共辛辛苦苦“箍起來”的這個“桶”[12]，提供了中國文化教育界的一個政治文化和“純”教育文化的成敗典范。

　　在唐氏書里，在沈氏回憶錄里，在我們熟知的一代清華佼佼人物與蕓蕓眾生的口里和心底，我見到的是十分精彩的精英文革歷史。這無可非議。清華人本來就是各個精英階層子弟和預備精英的集合，按照蔣南翔校長的初衷，他們就是作為中共政治、科技精英來培育的。一群青年學生與中共文革高層精英的溝通互動，幾乎文革的每個重大環(huán)節(jié)（點）都與清華相關(guān)聯(lián)，似乎清華業(yè)已觸動了文革的中樞與包舉了文革的整個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清華“天派”實為“通天”派，他們的“井岡山”是眾山之上的奧林匹亞神山。但這點僅僅涉及到文革所揭示出的政治與社會問題的表層，學校問題僅僅是社會的折射；
清華文革也僅觸及中國文化歷史淵源的一隅。不論是何種青年學生運動，不論其文化與理論的震蕩如何，也僅是中國文化思想歷史里與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中的一道閃電或一顆流星。誠然，思想的閃電可能瞬間照亮黝黑的夜空，乃至引發(fā)沉寂山林之火，流星的隕擊可能是導致一次天文地質(zhì)史的革命。

　　我的意思是：前三年清華文革本身還幾乎沒有觸及到中國更廣泛和深層的社會沖突，盡管清華“井岡山”人忙忙碌碌地在全國串聯(lián)發(fā)動，他們才開始認識中國——特別是中國的社會底層。他們還基本不明曉知識分子眼界以外的中國（在沈的回憶里，提供了中央文革要員與清華學生的溝通素材，這些要員說到底依然是一些左派知識精英）。這樣講似乎對當年“糞土萬戶侯”的“井岡山人”大不敬，但的確他們熱中于中共上層政治斗爭和運作，對北京以外的文革運動所暴露的更廣泛的實際問題，感觸不夠、理解不深，對共和國砥柱的軍人和社會底層的工人農(nóng)民想什么要什么，不甚了了。作為“四一四派”“理論家”的周泉纓，幾乎也是“井岡山”上的一位“癲僧”，他在書寫《我心中的文革》前夕，我們討論對文革的認識，談到他從部隊農(nóng)場（河北沙城）到地方——河北成安以后，才看到基層的社會，他懷疑是否“蒯派”對中國社會對中共的基本估計反而對了？有文作證[13]。周后來的表現(xiàn)和他的實際思想沖突以及他自己承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幾乎比人所共知的蒯大富還要“蒯大富”！我是贊揚他的坦率和真情，他終于明白在清華的“精英文革”表現(xiàn)外，還有更廣更深的中國文革，在理性和瘋狂的追求之外，也有一個現(xiàn)實的中國。盡管他幾乎是一個清華文革和“四一四思潮”的自戀癖。

　　作者在借鑒西方當代治學方法上下了許多功夫，而且為了研究清華文革，也涉獵了中國近代、現(xiàn)代思想歷史和清華歷史著述，采訪了不少經(jīng)歷文革的清華人，作者自己開始進入了歷史角色，也被兩派人的文革激情所感染（公正地說，不少年逾花甲和年近花甲的清華人，心中運行的文革情結(jié)程序似未從生物的電腦里退出）。但是，在該書里，對于與清華文革研究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人物心理，深入和展開依然不足，或者由于篇幅，或者由于本書還不是寫清華文革史—作者意欲在清華文革全史里充分闡述？或者，老一輩的清華人，自我反思不足，還澀于向新一代的作者袒露歷史與心聲？作者在諸如蒯大富、沈如槐、周泉纓、羅征啟、陶德堅和其他本應栩栩如生的重點人物的交代和鋪陳上，都還過于簡練，他們的經(jīng)歷、傾向、內(nèi)心沖突、話語，他們?yōu)槭裁闯蔀樗麄�？給讀者的印象不深刻（反過來，沈如槐紀實性的回憶就更能讓人感同身受，進入歷史的環(huán)境——我也不是贊揚他派性依舊的戰(zhàn)斗風格）。其實，他們的一部個人思想歷史和人生道路，應該非常鮮明地鋪墊了和定格了他們在“十年里”的必然位置，他們作為的價值取向。而這正是以社會學和歷史人類學方法剖析清華文革的重頭個案。我相信作者早已想了這些和許多，但客觀效果似未達到。

　　另一個應當重點描述的人物周恩來，不知何因，作者著墨十分清淡？周恩來是繼劉少奇之后，介入清華且分管清華運動的人物，1966、67年的周恩來與清華的互動就不說了，面對“百日武斗”這個中央頭疼的難題，周是什么態(tài)度和辦法？他心靈深處對文革理論的“書生氣”大辯論有無什么觸動？在7月28日敲響清華紅衛(wèi)兵運動殤鐘的事件里，他的價值取向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我們當然不需要介入“井岡山”人的派性猜度或幼稚比附，而應看到和啟示人們意識到周在清華文革中的位置。與作者對毛澤東的清華情結(jié)濃墨潑灑相比而言，周恩來的思想形象與風貌過于蒼白。的確，毛澤東在“7.28”接見時，見了蒯大富委屈大哭，也不禁掉下政治老人傷感的眼淚。他深情和重重地緊握蒯的手；
接見結(jié)束以后，又回過身來：“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們又反過來整蒯大富，所以又回來了�！辈�對在場的中央領(lǐng)導說：“不要又反過來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們�！盵14]而周在當日的接見里，足以披露他心理的講話極少；
誠然，此時無聲勝有聲，但唐書里是該有聲的。

　　此外，也有清華人談到，作為紅衛(wèi)兵運動最精彩的前兩年，倒不如工、軍宣隊進駐以后，也即遲群時期更為重要，后來的文革運動，才更多地體現(xiàn)了毛澤東本意的大學斗批改和由此觸動、展開的深層沖突。也許，這是我們走出了文革是非之地的學校以后，未曾體驗和認識的更為深刻的問題吧。為何毛與尼克松說“我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我們研究者不解。有人說這就指的六廠二校。難怪1975年陳云勸鄧小平不要動清華北大，說毛只有這幾個地方了。實際上，在文革的研究里，“50天”（實際為100天）的歷史，三年的歷史，十年的歷史，概念與實質(zhì)是有區(qū)別的。較小時段的研討，也應放在更久長和延伸的尺度下進行思量。望他在今后繼續(xù)清華文革全史的研究中，關(guān)注這些說法。

　　具體到書本里，我也有一些想法。如P158后談群眾組織的界定和功能，以及P171之后所談“文革”群眾組織的取向的兩大段，應該說是研究文革群眾和社會走向的最重點問題，這也是宮廷政治文化研究所不能觸及的深層問題，是文革學走出密謀政治與精英政治史學桎梏的希望所在。不過作者在段落結(jié)構(gòu)上似乎刻意于時興的概念和話語，與國際接軌的功能理論框架，“議”過于超越了“述”的分量，就缺乏堅實史據(jù)；
“述”嫌不足，也難逃西方政治史學和精英史學巢臼。而這些，是從實際參與的“過來人”不甚習慣甚至不大同意的。同類的作品，如英國G..魯?shù)碌摹斗▏�大革命中的群眾》以及國人王紹光的《理性與瘋狂》，對群眾思想、語言、行為和抽象的取向的描述，就更為成功一些。這些作者也都沒有參與過當年的群情激蕩，而是靠查檔案資料和深入采訪當事人。[15]

　　對學生群眾代表的蒯氏，作者極為概括地分析和評議了其人，早已脫出臉譜化和單純政治指控，但由于對于蒯的政治文化背景的浮光掠影式的掃描，對這種文革大學紅衛(wèi)兵典型人物的概括依然是欠完滿的。1966年夏，薄老一波同志，直言蒯氏就是反革命，名字就是反革命；
1967年夏，文革的副統(tǒng)帥林彪也言簡意賅地指出蒯氏反對中央副主席劉少奇“實際是反黨”。何以這個注定的“反革命野心家”成為毛澤東的革命事業(yè)接班人，被精心培養(yǎng)和真心支持？

　　唐教授在敘述領(lǐng)袖與學生互動里，忽略了一些毛澤東早就對紅衛(wèi)兵領(lǐng)袖的極為復雜與矛盾心理的披露。

　　就在1967年初，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亞貴賓卡博、巴盧庫時，就說紅衛(wèi)兵：“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變成反革命的。當然，聶元梓、蒯大富這兩個人，我們是在那里做工作，說服他們。但是，這種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們還要看。不過，鬧起來總會有好人在里頭�，F(xiàn)在流行著一種無政府主義思想，口號是一切懷疑，一切打倒，結(jié)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懷疑，你自己呢？ 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資產(chǎn)階級要打倒，無產(chǎn)階級呢”？請注意，毛這里講的就是“四一四”的話語。到當年五一節(jié)，毛又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說：“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是知識分子，廣大青年學生搞起來的，但一月風暴奪權(quán)，徹底革命就要依靠時代的主人廣大工農(nóng)兵做主力軍去完成。知識分子從來就是轉(zhuǎn)變、覺察問題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氨緛硐朐谥�識分子中培養(yǎng)一些接班人，現(xiàn)在看來很不理想。在我看來，知識分子包括仍在學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黨內(nèi)到黨外，世界觀基本上還是資產(chǎn)階級的。因為解放十七年來，文化教育是修正主義把持了，所謂資產(chǎn)階級思想溶化在他們的血液中。所以要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關(guān)鍵階段，很好地改造世界觀，否則就走向革命的反面”。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總體失望，在1968年派工人宣傳隊和軍宣隊要想說的話，早在67年五一節(jié)就講了。

　　毛澤東1967年9月在武漢又說：“對紅衛(wèi)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wèi)兵小將們，現(xiàn)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要用我們自己犯錯誤的經(jīng)驗教訓，教育他們。對他們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們講道理”�！爸袊鴼v次革命，以我經(jīng)歷看來，真正有希望的是想問題的人，不是出風頭的人，現(xiàn)在大吵大鬧的人，一定會成為歷史上曇花一現(xiàn)的人物”�？磥�，毛澤東在文革中依然和1957年一樣，對青年知識分子用的是陽謀而非陰謀，非言之不預也。一些議者說毛澤東玩弄、利用了一代青年人，是否膚淺，是否妥當？我在當時讀到、聽到毛最新指示的傳達，直覺里擔心的是毛針對蒯氏（并非直指武漢的學生），而他客觀上代表著一代大學生造反派。所以，該書對領(lǐng)袖與文革學生頭頭的復雜心態(tài)、文化互動和心理沖突，仍有深入的必要。

　　該書恰當?shù)臄⑹龊透爬�了清華學生兩派對于中共建國17年來基本形勢的估計，以及部分還是徹底“改善”無產(chǎn)階級專政問題上的原則分歧。平心而論，當時的絕大多數(shù)大學生對這些問題，并未上升到如此的理性去探討，而是力求理論化和過分理想化的知識分子，予對方無限上綱，或自己托高論理“排球”奮力扣殺對方的辯論（文革里就有時興話語的“托”）。而這種奮力“托高”和無情“扣殺”，增加了辯論的火藥味，也引起了民眾的好奇，乃至中共中央文革高層領(lǐng)導的關(guān)注。清華的辯論也無不引起全國青年學生的興趣與關(guān)心，絕大多數(shù)關(guān)心者把它放在文革的“文化學術(shù)”領(lǐng)域來小心翼翼地研討，只有極少的人把兩種文革的異端思想，訴諸文論。1967年北京的“新思潮”，以及湖南楊曦光和被扯在一起的所謂“省無聯(lián)”，從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出發(fā)，將問題推向更高更明白和更實際化。本來“蒯派”和“四一四派”的分歧，沒有這些文革小報文獻說的那樣涇渭分明，那樣懸乎。派性辯論里的說理和說法，不一定全部是歷史研究的樣品。如果“蒯派”真如“四派”攻擊的那樣，他們不早就成為中共文革派也絕對不能容忍的貨真價實的“反革命造反派”了？或者成為1960年代的“民運人士”了？[16]如果所謂“四派”的理論真如“蒯派”蓄意攻擊，四派奮力捍衛(wèi)的那樣神圣，那不僅不需要搞這個該死的傷筋動骨的“文化革命”，也更不需要搞也是引發(fā)社會與文化、*政治經(jīng)濟基礎(chǔ)動蕩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同為政治、文化精英的“四一四”同志，豈不變成故步自封的凡夫俗子了？實際是：兩派絕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爭先恐后投身于鄧氏開倡的改革開放，清華人畢竟是清華人。“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但在后文革時期，對其引發(fā)的社會嚴重動蕩和失衡，利益與價值取向的巨大變異，也產(chǎn)生了幾乎截然不同的兩種認識，激蕩在想問題的人們心中。當年的派性歧見，已變動組合，在新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位置尋求支點與取向。

　　在有關(guān)的事實里，作者提到清華“紅教聯(lián)”和他的頭頭陶德堅老師，在闡述時基本引用的文革派性辯論的資料（沈氏回憶也基本沿用的當時批判“紅教工”與陶的資料），沒有來得及梳理為何一位朝氣蓬勃的青年*員，卻始終成為一個清華園的另類（她在80年代被武漢的朱九思校長接納）？我覺得，對于教職工群眾組織“紅教聯(lián)”所謂的異端傾向，特別是說它對“團派”的思潮影響沒有交代清楚，按“四派”宣傳所言，似乎這個異端正是兩派思想沖突里重大問題的由來和關(guān)鍵？對于文革紅衛(wèi)兵小報文章和材料，特別是宗派斗爭的辯論，不可不信，不可全信，信也要站在當年是非爭論之外來信。就像不少“四派”斷然否認其思潮得益于政治成熟的干部指點（而蒯氏本人甚至不久前仍指認關(guān)鍵干部修改潤色了《四一四思潮必勝》）一樣，也有當年的“團派”今天斷然否認所謂“紅教聯(lián)”的一些意念與具體提法驅(qū)動“團派”思潮。由于運動重點是整當權(quán)派，捉“后臺”的思路始終是文革群眾運動與反群眾運動的認識誤區(qū)，也是一些悲劇的緣起。清華的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與進取的運動，是子教三娘而非三娘教子的運動。且如蒯氏抱怨的那樣，“四派”畢竟不敢公開攻擊堂堂正正的毛和文革小組（盡管心里嚴重不滿），只有拿“中央文革的私生子”（“四派”批判原話）老蒯來打；
打“團派”革命小將也不如死打“團派”所屬的“紅教聯(lián)”及其影響的老師（年長的教授多傾向于團派！）。話說回來，陶老師被嚴肅批判的話，似乎出自以前政治學習中的言談，原話也不那樣講。這些問題，她在“五柳村”網(wǎng)站上貼出的回憶錄，可能已經(jīng)說明。后來羅征啟坦承：當時“四一四”是把在社會上所有能收集到的他們認為是反動的言論，都放到陶的頭上。問題的深層，也是同樣被“團派”欲置之死地的前黨委宣傳部副部長羅今天講透的，他說陶老師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院系調(diào)整和畢業(yè)分配到清華的一批天津大學的同志，在1957年受到運動沖擊，許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陶受黨紀處分，這些老師對學校原來的極左做法不滿，文革里以另一種過激的形式表達出來。羅老師是一個被“團派”死打，而又與蒯氏長期溝通甚而握手言歡的人物，他不僅僅是研究清華“百日武斗”和兩派分歧的重點，也是讀解清華近50年歷史及其政治文化的重頭人物。其經(jīng)歷和思緒從一個大徹大悟的精英，全“縱向”與全“橫向”地剖析了清華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

　　這些，都是作者在研究清華文革全史里需要展開的。1957年，是60年代大學生在當時未曾認識的一個黑洞，不論是“團派”還是“四派”，都在這把達摩克利斯的劍下徘徊。（可能有部分右派分子或黨政右傾分子子弟有感而不敢真言）唐勢必已經(jīng)讀過陶老師的回憶，不知為何沒有采取更為歷史和客觀的敘述？是篇幅原因無法展開嗎？而這恰恰是兩派激烈爭辯的17年問題啊。對清華文革歷史悲喜劇人物的反復解讀和剖析，才能明白在最文明的學府里，你死我活的派別斗爭是怎樣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
也只有在清華文革全史中讀出了人性的寬容、人性的理解，才懂得了人格的真諦和文革史研究的永恒。

　　對教師問題深層剖析不足，也同樣反映在對于清華工人的派性由起與發(fā)展上，筆墨幾乎未及，是否工人僅僅在武斗里起到重大的“物質(zhì)”作用？誠然，1968年以前的清華文革幾乎是大學生一枝獨秀的文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干部、教師、工人的參與仍是有限的。在我就讀的大學里，學生們曾認真地爭辯高等學校工人隊伍的階級屬性（且為兩派分歧爭斗的焦點之一）；
在上海、廣州、武漢、重慶這些市民社會較為發(fā)育、工業(yè)與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的特大城市（乃至中等城市長沙），學生們也更易于被市民社會和城市階層分野的問題所吸引，他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對形形色色的工人群眾組織和個人進行過分析。這些問題不知是清華沒有，還是唐氏未及？

　　三 我看派性斗爭

　　本書披露的文革學生組織宗派斗爭，也還留給世人更多的聯(lián)想。毛澤東那時講過，“派別是階級的一翼”，兩派學生都是最認真地把這個知識分子冀希盡善盡美的斗爭去“階級斗爭”神圣化。畢竟，這些書生意氣的爭辯（包括知識“托”托起來的原則分歧），也給后人留下無限的想象空間。在一切真誠探索社會變革的人群中，總是有二元的甚至多元的理念和主張，有激進或溫和，有革命和改良，有虎氣或猴氣，一個群體是如此，一個個人內(nèi)心又何嘗不是如此？萬物的多樣性和內(nèi)在矛盾沖突，才構(gòu)成原本就是復雜的事物；
思想長河就更是如此了。一個人的思想追索，社會群體的探索和追索，總是一浪追一浪，一波反思否定一波。正確與錯誤，接近客觀真理與背離客觀，總是相比較而存在相對立斗爭而發(fā)展的。文革的派別差異和思潮差異，有如色譜那樣相區(qū)別而又相互銜接。而且在清華，決非“四”河“團”界，鴻溝難逾，而是犬牙交錯，你中有我，“四”中有“團”的。每個個體，也可能是在某歷史階段，或某個問題上，某種策略的推崇上，激進與溫和的程度多少問題。其實，在中國每個政治集團和群體內(nèi)部，每個地方，每個文革組織內(nèi)部，乃至每個自覺思考文革要義的個人內(nèi)心，都有二元取向的沖突，不乏“一萬年太久”希望激進變動，與傳統(tǒng)、秩序、穩(wěn)重、政策、溫和的斟酌沖突。我所在的學校，也有尚未分裂和尚未武斗的“團”“四”派別，我們都極為認真地討論清華兩派那似乎彪炳顯赫的雄文豪論，而我校的所謂“四派”學生頭目，居然和清華的沈如槐同鄉(xiāng)，經(jīng)歷、個性相仿。

　　“四派”在1967年夏秋文革重要選擇和轉(zhuǎn)折的關(guān)頭，推出《四一四思潮必勝》，在文革的理論框架中，在*傳統(tǒng)理論的指導下，懷疑與批評了文革及其造反派，嚴正批判了他認為的從文革小組到造反群眾的極左傾向，應該說是很關(guān)鍵的一擊，從本質(zhì)上說它是批判毛澤東繼續(xù)革命思想的。該文是文革異端思潮的重要文獻�？墒牵�同一篇文章，周泉纓又概括出左的認識。[17]你說周是“四派”嗎？他明明在這篇批判“團派”的徼文里鼓吹當時造反派認識一致的東西。然而《必勝》畢竟是“四派”的經(jīng)典作。周先生至今仍平心地認為“團派”比“四派”更貼近毛澤東思想。的確，“團派”當時盡管錯誤百出，但他們的辯論，客觀上觸及到中國社會矛盾的焦點——*執(zhí)政以后如何代表人民？

　　從文革以后清華兩派頭面人物的遭遇，可以看到當初的分派，既很有意義，但在徹底否定文革的浪潮里也變得幾乎毫無意義。因為兩者都是極端唯我獨尊的文革派。他們均被作為“三種人”或與體制疏離者未進入體制內(nèi)。誠然，一些人并不理解自己的遭遇，部分當年大學紅衛(wèi)兵，依然以為，按自己派別當時的政治水平和策略、方法，是可以完成文革初衷，可以令政治清明、民富國強的。為此也發(fā)生過真誠的辯論。我寫的《淺談1957和1966年的大學生》，就反映了我的思考和一些懷舊討論結(jié)果[18]�？磥砻珴蓶|說現(xiàn)在讓紅衛(wèi)兵上臺，馬上就會被別人趕下臺，應該是說對了。1966年冬，我在高教部那大殿里觀看部直屬機關(guān)批斗蔣南翔，當時曾震驚地想也認真記下：“12.9”青年運動的領(lǐng)袖為何變成文革運動里的走資派？紅衛(wèi)兵如果上臺成為“蔣”，30年后會不會又成為新的蔣南翔？這會成為必然嗎？（我的父親也參加了“12.9”，也被這個革命淘汰了，革命知識分子的教訓是什么？）結(jié)果是：紅衛(wèi)兵僅僅紅火了2年，還沒有類同蔣的輝煌歷程。當然，我當時并不同情蔣，僅僅是理解他為何如此又為何被斗，我也始終不認為蔣在清華的“17年”，都作對了�！皥F派”對蔣的教育的激烈反彈和批判，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一代青年學生對于教養(yǎng)自己的學校和體制的反抗，也都是客觀歷史事實。業(yè)已發(fā)生的一切勢必有其發(fā)生的內(nèi)在動因和合理性。蔣的復職、清華在1980年代后的新發(fā)展，并未解答和解決1966年發(fā)生的思想沖突問題。我與唐在書本外議論清華17年教育體制的問題，談了我對17年文化不甚認同的認識；
不過，他反論說按“團派”極端政治化的意愿，自己去否定17年確實存在的錯誤，也根本否定不了。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當年疑惑的為何造反派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就有了旁觀者的解讀。

　　這是對大學紅衛(wèi)兵的反思，是對清華井岡山分裂的反思，也是對至今還以為自己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說法的回應。多年前，周泉纓與我就讀學校的同學辯論，他似乎拙劣地比喻蒯氏是今日的方臘，沈如槐則為宋江；
蒯認定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沈只認定無產(chǎn)階級專政本身。比喻不是等于，而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確積淀與活躍在一代人心中。周直言不諱地說，不管那派上臺，都會對對方實行專政的，別以為你會去搞無產(chǎn)階級民主。這倒是說對了。唐少杰先生也嚴正批評對了。當年造反派迅速接過保守派使用過的極左武器，唯我獨革、唯我獨尊。他們聽過黨史，也讀過黨史，他們據(jù)悉王明自詡“馬列主義從昆侖山下來了”！（毛澤東當年也講過“馬克思給我們送來了天兵天將”），嘲笑和藐視王明，批判那坐在山岡上滾木雷石往下砸。后來，他們也嘲笑和藐視劉少奇是“紫禁城走出的馬列主義”。但他們畢竟沒有真正研究過黨史教訓，他們自己成為了“井岡山下來的”“天兵天將”和“馬列主義”，批判的武器居然變成武器的批判。

　　最后一個不足的是，在作者帶總結(jié)性的第八章“歧路亡羊”里，第三段“歷史的*回：評價紅衛(wèi)兵問題”，我看來看去，該段雖然在某些抽象意義上，與當時大學出現(xiàn)的動蕩與運動、思潮關(guān)聯(lián)，但實質(zhì)上各種評價與概估，均來自于對當年“老三屆”紅衛(wèi)兵（特別是清華附中老“紅衛(wèi)兵”）的知曉和判斷。這樣，與本書的主題與宗旨發(fā)生一定的偏移與錯位。大、中學紅衛(wèi)兵運動有一定共性的東西，但有很不相同的東西。這也就是文革以后文學、歷史大量涉及紅衛(wèi)兵，其實往往只觸及中學生或者宣泄了“老三屆”的心聲。因為對于大學生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官廳和民間，尚未公開于世。當局為了長治久安的需要，在“老五屆”里選拔“第三梯隊”，同時也篩選和清洗“三種人”；
在中共的組織系統(tǒng)和紀委系統(tǒng)內(nèi)部，業(yè)已政治化地研究了當年的大學紅衛(wèi)兵（且具體到人）。不過民間缺乏研究的條件，則是一些暗暗的回憶與追述，處在“人自為戰(zhàn)”狀態(tài)；
絕大多數(shù)研討文論和回憶錄，均未問世，更未能進入文化和歷史的主流領(lǐng)域�？梢哉f，唐和沈的書，還僅僅是一個可喜的開端。大學文革和中學文革運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一個理由是大學生基本是成年人，其人生觀與世界觀正在建立完善中，他們正在經(jīng)受較為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他們參加文革，內(nèi)心已經(jīng)有了1956年以來重大政治運動所涉及的政治文化沖擊的深重痕跡，1950年代以來國內(nèi)和國際的政治斗爭、普遍反映的社會問題，誘使和驅(qū)使他們走進文革。這個”前文革“的文化積淀十分重要，而當時的中學生畢竟太小，一般還得不到起碼的有關(guān)感受與理解�，F(xiàn)在的研究嚴重缺乏對前文革的探討，對文革以前大學生的生活、思想、心路的披露（周國平的回憶和出現(xiàn)的爭辯比較可貴，也僅是一隅）。唐書本身對此也涉及甚微。一個研究文革頗有成就的朋友，多次問我當年大學生的思想分野與變化，我一再舉例談到前文革的大學生活與思潮、思想派別，對他們文革的取向與行為十分重要。但他也始終沒有明白。因為他自己沒有60年代初的大學經(jīng)歷和思想過程。斯坦佛的文革-社會學學者A.魏昂德本來關(guān)注原本的社會與政治位置對造反的影響，近來又轉(zhuǎn)向認為工作組的*決定性地驅(qū)使了學生革命造反�？磥�，沒有到此“廬山”一行，光憑文字資料，在文革故紙堆里找感覺，甚至也獲取言傳身教，還是會存在一定思想障礙的。思想的陣痛，經(jīng)驗和教訓，似乎還得自己親自感受領(lǐng)會。同時，另些僅僅從別人文字里探索文革，從國際學術(shù)前沿找解答中國問題藥方的碩博，甚至以為在自己思維領(lǐng)域里的對文革思辯歷史，就已

　　經(jīng)是囊括四海，超越前人，是比先人更科學的歷史哲學，是否也有失書生氣？

　　所以，在一片“懺悔”呼聲里，不要脫離了歷史與既得的政治文化，去苛求20上下的青年學生，唐教授書里披露了學生政治思想正是我們的教育成果，他們畢竟是那個時代的產(chǎn)物。他們和20世紀的五四時代、“12.9”時代，56-57年、1980年代一樣，僅僅是意欲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20上下的青年學生。如果他們真在“廬山”幽林深壑之中堅持其“山頭”和“江湖”意氣（如世人所見），人們當然就會寄希望于“廬山”之外，出于嚴肅目的的史論和品評。

　　在《一葉知秋》的后面，作者也留給讀者一些印象，即他在對治史的方法進行探討。我相信這是他在哈佛校園里那不眠之夜苦苦思索的歷史哲學問題。我想起在中國法國史研究會的2002年年會上，不少專家與學者對近20年來，中國大陸學界對引見和借鑒歐洲—特別是法國文化中的相形見絀表示不同意見。在歷史科學和文化借鑒問題上，我傾向于多元和多邊的接觸、兼容。特別是對于中國文化革命這個世紀難題，任何寄寓一隅或盲人摸象，最終都會是事倍功半甚至背離歷史進程的規(guī)律性、違背歷史事實本身的。從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形成的大革命本身和復辟時期的資產(chǎn)階級歷史學家，到深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普遍影響的現(xiàn)代法國史學，都對我們真正認識清華的文革歷史有重要啟發(fā)。因為與其是堅持傳統(tǒng)史學的以政治、軍事和杰出人物為研究主體，不如借鑒社會學、語言學、社會心理學、文化教育科學，以至經(jīng)濟學、地理學[19]的理論和方法，從新的角度探討清華的文革歷史，乃至中國的文革歷史。我這里不是如當年的我們一樣，簡單地比附法國大革命文化和史實，追求大革命的霞光，也不是偏愛法國文化。而是我認為歷史的法國政治文化與中國更為溝通，歷史的法國進程與中國更為相互理解。毛澤東支持蒯大富對于清華的“徹底砸爛”，本來就來自于馬克思主義對于巴黎公社教訓的總結(jié)。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歐洲—特別是法國史學方法，或許能有助于解讀這庚款后發(fā)育起來的清華文革歷史。

　　作者 徐海亮，水利部防洪抗旱減災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長期從事水利歷史和國史研究，撰寫和發(fā)表諸如《黃河史—自然篇》、《地理環(huán)境和中國傳統(tǒng)水利文化》以及《淺談1957和1966年的大學生》等多篇論著。

　　附注：

　　[1]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2] 香港時代文藝公司，2004年

　　[3] 原書，P6

　　[4] 原書，P230

　　[5] 相對于全國的十余種代表性群眾思潮而言；
原書P234

　　[6] 原書，P99

　　[7] 原書，P243；
P242-243

　　[8] 原書，P169-170

　　[9] 原書，P143

　　[10] 原書，P147

　　[11] 原書，P78

　　[12] 援引廬山御碑亭所記元季癲僧囈語的比喻；
1968年“百日武斗”陷入僵持階段時，筆者正在廬山仙人洞讀這朱元璋的御碑記載。

　　[13] “這種嚴酷的現(xiàn)實使我非常痛苦，我在成安的十多年中經(jīng)常想，歷史的發(fā)展趨勢似乎在證明蒯大富對*的總估計是正確的，而我們‘四派’似乎估計得過份樂觀�？磥砘鶎拥膶嶋H情況證明，對*來說要不變質(zhì)似乎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讓老百姓不斷造反，不斷搞大翻個兒，即不斷地改朝換代，否則*要不變是難上加難”。

周泉纓《我心中的文革》 1998

　　[14] 根據(jù)當事人韓愛晶回憶的有關(guān)文字。

　　[15] 王認為他按美國博導要求寫的功能結(jié)構(gòu)嚴謹?shù)恼撐脑�著（英文），并不理想，勸我還不如僅僅去讀這摘出的一小部分（指在港出版的中文著述《理性與瘋狂》），大概也是說這樣更適宜于中國學術(shù)實情和雅俗共賞的中國國情。

　　[16] 人們會馬上說紅衛(wèi)兵的思想資源是什么，怎么能與1980年代的自由主義相提相比！但文革的造反難道真與后來的“思想解放”是楚漢鴻溝為界、水火不容嗎？請看周泉纓現(xiàn)今對57、66、89年知識分子的奇談怪論：“我從清華大學的文革歷史，聯(lián)想建國以來中國社會三次關(guān)系到民族前途的重大政治斗爭—反右斗爭、文化大革命和‘*’運動。如果我們撇開工農(nóng)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不談，應該說這三次重大的斗爭都是知識階級內(nèi)部在野派和在朝派的斗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關(guān)于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主脈絡(luò)問題》2004，電郵

　　[17] “黨內(nèi)軍內(nèi)的一小撮走資派拋出一條帶槍的反動路線，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嚴重的。第一，利用四一四派和團派的矛盾破壞他們共同對敵的聯(lián)盟，削弱造反派力量。同時扶植保守勢力，并利用受蒙蔽的群眾和造反派之間的矛盾，特別是和團派之間的矛盾，激化這種矛盾，首先打擊團派，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河南就是典型。第二，在政治上利用矛盾的同時動用專政機器，應用槍桿子*造反派首先是團派，許多地區(qū)都出現(xiàn)了這種情況。第三，在中央發(fā)現(xiàn)了他們的陰謀之后，就欺騙受蒙蔽的廣大群眾和戰(zhàn)士，把矛頭直指中央，制造暴亂事件，武漢則是典型。相當多的軍區(qū)和部隊由于對文化大革命不很理解，由于對軍內(nèi)走資派的陰謀估計不足，自覺或不自覺地程度不同地執(zhí)行了這條帶槍的反動路線，也有的是在策略和方法上犯錯誤，這樣就壓制了造反派，特別是團派。而客觀上壯大了保守派”�！侗貏佟范�且有意思的是，1967年初夏，蒯在周恩來與張春橋的要求下，撤走了清華“井岡山”（團派）駐漢聯(lián)絡(luò)站，從而也失去在“武漢事件”里表現(xiàn)的機會，誘導了在7月25日后的反彈；
但7月下旬，“井岡山”“四派”的聯(lián)絡(luò)站，卻乘虛殺入武漢，鼓動對已經(jīng)改組的軍區(qū)的懷疑，而且令沈如槐一生后悔的是，他不但沒有能阻止一撥新的極左風浪，自己也親赴武漢聯(lián)絡(luò)站巡視。我提出這些歷史，不是揭短，是說明在我眼里，那有什么這派那派，清華人就是清華人。周還竭力將清華的文革分野模式，推廣到全國，在全國劃分和欽定“團派”和“四派”，可能有失荒謬，至少是他那種精英文革思想和清華中心論、“414”自戀的反映。要強調(diào)的是，“四派”領(lǐng)袖沈，在當時也反對全國串聯(lián)點火和周泉纓硬要介入河南文革，并抽象出什么模式的。他口頭上和他的回憶錄對此就有所表白。

　　[18] 原文如下：“有一點是大學生沒估計到的,劉少奇忿忿不平的問題接踵出現(xiàn)：先是工作組，后來是黨委自己，后來由軍隊出面，后來是部分造反學生自己也參加的一部分新生革命政權(quán)-革命委員會相繼在運動中執(zhí)行了壓制一部分人民群眾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也沒有擺脫這一政治文化定式；
甚至紅衛(wèi)兵自己，一旦掌權(quán)，也迫不急待的壓制，*其他不同意見的群眾和學生，有的還沒有掌權(quán)，就已經(jīng)積極參與*其他群眾組織的運動�；蛟S，大家都把政權(quán)當作了名副其實的*之權(quán)”。思想認識與派別的分歧，無法在一個非民主政治制度化的環(huán)境里，心平氣和的展開與化解。“紅衛(wèi)兵以一種更強烈的形式的左傾，起來反對一切打倒一切；
所有這一切，都是理所當然的在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雄辯理由下進行的。本來十分理性的無產(chǎn)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觀念，意外的卻變得荒謬起來。使人想起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批評雅各賓黨人的革命恐怖，‘恐怖成了荒謬’。只要是想問題的當年的紅衛(wèi)兵，今天都已在現(xiàn)實生活和冥冥思考中得到同樣的結(jié)論。我一次次詢問一些當年比較自覺的紅衛(wèi)兵，想問題的紅衛(wèi)兵，如果讓紅衛(wèi)兵上臺將會如何？他們承認，他們‘將比*還*’。因為大學生的主要愿望就是為*的更加革命化而奮斗。文革的一個悲劇也正在這里，從中央領(lǐng)導到普通學生，都避免不了這一政治歷史的向心力�！保ㄔ撐囊延�2000年上網(wǎng)）

　　[19] 唐少杰教授在書后附了當年清華的平面地圖，這也算是地理學的表現(xiàn)在歷史研究中的應用。不足的是，該影印圖比例太大且地名序號標示不清晰，參考作用受到限制。如果唐是一個理工學者，他就更會明白“工程師的語言”比一切都簡捷的要義；
而從一個沖突的地理環(huán)境來展開“百日武斗”的話題，對非清華人或清華人，都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到今天，清華人的語言里，還不時談及那些記憶猶新的地名，他們的頭面人物，還在議論當時吳忠和8341部隊的臨時指揮中心在（后來）西哈努克居住的小院，議論若工人宣傳隊從清華西門方向進入（而不是從“四派”占據(jù)的東門），歷史將會如何演繹變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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