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西五經譯經歷來是件大事，因為譯家(或其委任者支助者)多抱有遠大的理想：為傳教，為拯救靈魂，為宗教改革(如馬丁·路德)，為結束教派沖突、贏得政治安定和國王陛下的榮譽(如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1611)，等等。

　　我的想法卻是純學術的和文學的，就是看到中文舊譯舛誤太多，無文學地位，希望改變這不理想的狀況。

　　《圣經》來華，幾經波折。通說可上溯至唐貞觀九年(635)，敘利亞基督教“異端”聶斯托利派教士阿羅本自波斯抵長安，宣道譯經，建波斯寺(又名大秦寺)，封鎮(zhèn)國大法主。所傳景教，一度號稱“法流十道……寺滿百城”(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781)。直至武宗滅佛遭到波及，才衰微了，沒有留下經書。之后，元初、明末有方濟各會和耶穌會會士先后來華，如蓄須留發(fā)的“西儒”利瑪竇(1552-1610)，但并未促成中文譯經。十九世紀初新教東漸，英國傳教士馬禮遜(1782-1834)參照大英博物館所藏天主教“巴設譯稿”，譯出《神天圣書》(1823)，“新舊約全書”始傳中國。

　　自馬禮遜以降，《圣經》中譯(全本與選譯)將近四十種，但現在流行較廣的僅有三種：和合本、思高本、現代本。和合本(1919)是清末民初新教諸派妥協合作的成果，幾代英美傳教士在華譯經的最高成就，“天鵝之歌”，對二十世紀白話譯經的影響極大。但由于傳教士譯者的西學與近東語文造詣不深，又疏于考證，盡管用欽定本的修訂本(1885)即英譯而非原文善本為底本，仍不免屢屢誤讀。尤其希伯來語《圣經》(基督教舊約)中近東名物風俗，頻頻誤譯；
如海棗 (椰棗)作棕櫚，紙草作蒲草，金合歡木作皂莢木，(亞當夏娃的)腰布作裙子，(上帝造來安放日月星辰的)蒼穹作空氣，不勝枚舉。中文表達更是通篇病語病句。例如《創(chuàng)世記》第二章，上帝下達戒諭，禁食善惡智慧之樹的果子。和合本作：“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2: 17)。這些缺陷，特別是動詞、動賓搭配和介詞使用不當(一般學外語，動詞介詞最難掌握)，往往為后來的譯本所繼承，包括思高本和現代本，給讀者帶來不少困惑。我在別處分析了(詳見拙著《寬寬信箱·病語病句七例》，北京三聯，待出)，此處不贅。

　　天主教思高本(1968)對和合本有所訂正；
且因其注重原文字義與拉丁語通行本(羅馬教會傳統(tǒng)上的標準經文)的解釋，基本直譯，不修文采，較為可信。聯合圣經公會的現代本(1979)譯自英語今天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 1976)。但后者是專為母語非英語的人士準備的，文字淺顯易讀，不求精確，難處或簡化或略去；
現代本亦遵循這一傳教方針，“以初中學生的中文程度為標準”(序言)。

　　綜上可見，《圣經》中譯在新世紀的當務之急，是回到原文善本，重新理解移譯；
即在舊譯之外，為普通讀者(包括教友)和學界，提供一種基于現代學術成果的忠實暢達而便于學習研究的譯本。這是拙譯的首要目標。

　　其次，還要打破中文《圣經》同現代漢語文學的隔膜。舊譯不入文學之林，一半是歷史造成的。好些因素合起來，凸顯了舊譯的佶曲聱牙：“五四”發(fā)端，白話文學迅速成長、成熟；
二十世紀下半葉劇烈的社會變革，加上推廣普通話，促使文學語言口語化；
以及大規(guī)模翻譯宣傳馬列經典，歐化句式進入大眾傳媒——現代漢語從未像今天這樣善于吸收、包容而生機勃勃。換一角度，也可以說，二百年《圣經》中譯，第一次得了爭取文學地位的機緣。

　　這機緣的歷史意義，如果我們站高一點，觀察《圣經》的西文翻譯例如英譯的大形勢，稍加對比即可明白。我舉一部新近問世的英譯《摩西五經》(諾登書局，2004)為例。新譯出自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奧特(Robert Alter)教授之手，注釋詳實，廣征博引，頗受好評。奧特先生是圣經學專家，闡發(fā)經文義理，可以做到無一字無來歷。但是他的譯文，依我看，真叫吃力不討好。本來他有一套“陌生化”或講求“原汁原味”的理論，用來評騭各家譯文，是不必在自己身上驗證的；
免得陷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窘境。奧特先生忘了，譯經不光是做學問，更是譯者之間文字功夫與風格意境的較量。而那較量，是要以前人的優(yōu)秀譯本在母語文學中的地位和實力為標準來決定成敗的。一個英譯者，在欽定本的巨大陰影里譯經，頭上群星燦爛一個個“吮吸了欽定本乳汁長大”的不朽名字：從彌爾頓到惠特曼，從《白鯨》到《荒原》，叫他如何落筆？他又能期待什么？難怪奧特先生的新譯的好些段落，讀來似曾相逢又不相識了，如《五經》結尾“摩西之死”那一句出名的難譯的長句(《申命記》34:10以下)：

　　But no prophet again arose in Israel like Moses, whom the LORD knew face to face, with all the signs and portents which the LORD sent him to do in the land of Egypt to Pharaoh and to all his servants and to all his land, and with all the strong hand and with all the great fear that Moses did before the eyes of all Israel.

　　原來是從欽定本抄的，只改了幾個詞，刪去四個看似無關緊要的逗號。然而每一處變動，都削弱了文句的節(jié)奏和力量。讓我們大聲念一念欽定本，感受一下經典譯文之雄渾悠遠；
先知逝世，族人無盡的思念與希冀，如何全部托付了上帝之言：

　　And there arose not a prophet since in Israel like unto Moses, whom the LORD knew face to face, In all the signs and the wonders, which the LORD sent him to do in the land of Egypt to Pharaoh, and to all his servants, and to all his land, And in all that mighty hand, and in all the great terror which Moses shewed in the sight of all Israel.

　　如此，同欽定本的偉大傳統(tǒng)即英譯者的歷史負擔兩廂對照，中譯者的幸運便一目了然：既有前賢譯經留下的寶貴遺產——屬于圣書卻未曾開墾的文學處女地 ——還有百年文學與哲學翻譯名家輩出，為我們鍛造了又富于感性聯想又適于抽象概括的文學語言。那全新的韻律與力度，靈活的句法和口語化表達，正是準確生動地再現希伯來語《圣經》的風格——“樸素、圣潔、雄健而熱烈”(見《政法筆記·不上書架的書》，江蘇人民，2004)——所必不可少的語言條件。

　　本書的體例，一如先前的《創(chuàng)世記：傳說與譯注》(江蘇人民，2004)。序言《誰寫了摩西五經》，簡介《五經》的文本源流及相關學術問題。附錄兩篇：一篇采訪，是應友人彭倫先生之請寫的，談到拙譯的緣起和對圣書的看法，我想讀者會有興趣。另一篇圣經年表，記錄一些于經文文本的生成、傳播有重要意義或可資對比的人物著作、歷史事件。書末的參考書目，則選列一批常用的基礎圣經學著作和《五經》研究文獻，俾便讀者入門探索。

　　拙譯所據原文，希伯來語《圣經》用德國斯圖加特版 Kittel-Kahle 傳統(tǒng)本(簡稱BHS，1976)，希臘語《新約》則取斯圖加特版 Nestle-Aland 匯校本(NTG，1993)，皆是西方學界公認的權威。同時參考古今各家評注并西文經典譯本，如希臘語七十士本、拉丁語通行本、德語路德本、英語欽定本、法語圣城本和猶太社本。重要的文字�？�、異文異讀、修辭釋義和文本片斷的分野銜接，均在插注中說明。

　　插注的好處，如《創(chuàng)世記·前言》所說，“一是方便閱讀，省去眼睛來回尋找腳注或翻查尾注的麻煩。二是放慢速度。《圣經》不是小說游記，切忌快讀，只看個浮光掠影；
應該一字一句細細琢磨”。此外，有幾章通行本的起止與傳統(tǒng)本不同，也注明了。因為欽定本是按通行本劃分章節(jié)的，傳教士在華譯經從之。讀者若發(fā)現本書個別章節(jié)跟自己熟悉的舊譯(如和合本)不一致，可根據插注，對上舊譯的章節(jié)。

　　為方便排版、閱讀，希伯來文和希臘文詞語皆用拉丁字母拼寫，省略長短音和部分軟音(dagesh lene)符號。詞源或語音的演化方向，則以“>”表示。

　　希伯來語《圣經》里以色列子民的唯一神(’elohim)的譯名，民間和學界通作“上帝”，以與泛指的神或異教神相區(qū)別，拙譯從之。漢語基督教諸派則各有選擇，執(zhí)為分野，如神、天主、上帝。從學術角度看，自然是無所謂對錯的。原文為陽性復數名詞(復數表尊崇)，可兼指眾神、天庭“神子”或天使，甚至陰間的亡靈(如《撒母耳記上》28:13)。上帝的圣名，經文用四個字母YHWH表示。圣名至圣，不可妄呼，讀法早已逸亡。傳統(tǒng)上念作耶和華，實為避諱圣名的婉稱；
即以希伯來語“我主”(’adonay)的三個元音(a-o-a)訓讀圣名四音(y-h-w-h)，重音落在尾音節(jié)而首元音弱讀(受首字母半元音 [j]影響，a > e)，即：yehowah，耶和華�，F代語言學家根據古希伯來語構詞規(guī)則、后綴及縮略形式(如“哈利路亞”，halelu-yah：贊美耶[和華])，以及古代文獻中的標音記載(如希臘文譯音)，推斷應讀作：yahweh，雅威。但這“雅威”只是學者構擬的“復原”，并無史料或文物的確鑿驗證；
對于學界之外《圣經》的普通讀者，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名字，缺乏歷史積淀的文學意境與宗教象征。用于中文，就更顯得突兀了(詳見《寬寬信箱·禁忌的分寸》)�！懊麩o固宜，約之以命”；
我想，與其照搬生詞，不如沿用約定俗成的譯名：耶和華。

　　《五經》各篇初稿，照例請內子批閱，逐句逐段提出疑問或修改意見；
“牛毛繭絲，無不辨析”，許多細小的遺漏和不妥就這樣“逮著了”。所以我也期待著讀者諸君不吝賜教，不管從什么立場觀點，助我精益求精�！妒ソ洝返脑�文，無論希伯來語、亞蘭語還是希臘語，當初謄寫成書福澤流布的時候，除了少數古歌古諺，大體是通俗易讀的。我以為，理想的能夠立于母語文學之林的譯本也應當如此；
和原文一樣，也要朗朗上口便于記誦而讓人感到親切，能使今日的讀者領會古人的精神乃至神的啟示而不覺得文字隔閡。

　　欽定本的譯者班子里有一位大學問家史密斯(Miles Smith, 1554-1624)主教。他本是屠夫的兒子，卻從小酷愛讀書，終于入牛津鉆研閃語(希伯來、巴比倫、古敘利亞和阿拉伯文)，成為學界翹楚。欽定本的前言便由他執(zhí)筆，論述譯經的原則，寫得才華橫溢，是十七世紀文學的名篇。其中有這么幾句：

　　 譯經，不啻打開窗戶放進光來，又如敲開果殼給我們吃果仁；
是拉開帳幔讓我們望見至圣所，是移開井蓋幫我們取水——仿佛雅各發(fā)力，掀開那井口的大石……(《創(chuàng)世記》29:10)。

　　 是的，人都怕落入永生上帝的手里(《希伯來書》10:31)，但其實那是得福，到頭來要享永恒之福：每當上帝給我們訓示，就聆聽；
當他將圣言置于我們面前，就誦讀；
當他伸手召喚，就回答：我在這兒！

　　“我在這兒”(hinneni)，是亞伯拉罕、摩西和以色列子民蒙上帝召遣時的應答(如《創(chuàng)世記》22:1與11，《出埃及記》3:4)。我希望，當我最后發(fā)力，移動雅各之井的大石那一天來臨，也能如此：hinneni。

　　二〇〇六年六月，節(jié)錄載《南方周末》2006.11.2

　　《摩西五經》，馮象譯注，牛津大學出版社(香港)，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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