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萬偉 譯）

　　幾年前，卡恩斯•羅爾德（Carnes Lord）寫了一篇文章談到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修辭是欺騙和真話兩者的結合。對于古代希臘人來說，修辭就是能夠在議會、法庭、慶祝大會上改變?nèi)说挠^點的口若懸河的辯論藝術。所以很自然的，亞里士多德認為它比哲學低劣，因為哲學是要發(fā)現(xiàn)和闡述真理的。但是正如羅爾德先生指出的，亞里士多德確實承認某些修辭手段比如訴諸感情，邏輯上的詭辯，天花亂墜的語言等的合法性，只要這些都被用來服務于真理。（當然，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真理只有一個，他不是相對主義者）這位哲學家說“一般來說，真實，好的東西更容易受到理性辯論的影響，更有說服力。”

　　這種心態(tài)存在于西方言論自由傳統(tǒng)的核心，也是冷戰(zhàn)時期創(chuàng)造出來的爭論不休的詞語---國家努力在外國公眾心中塑造正面形象的“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核心。總而言之，如果不是在行動上，至少美國擁抱開放和自由而不是炮制出來的消息的信條的公眾外交對于贏得善意非常關鍵。就像許多民主國家一樣，美國長期以來指責“宣傳”是獨裁政權的工具，這個態(tài)度由于20世紀出現(xiàn)的極權主義國家而進一步強化。羅爾德寫到“納粹德國和蘇維埃政權的宣傳規(guī)模和一時的成功曾說服許多社會科學家和其他西方觀察家相信政府資助的信息節(jié)目能夠產(chǎn)生強大的效果，不僅能夠影響國內(nèi)外的政治環(huán)境，而且最終改變?nèi)祟惖谋拘�。�?/p>

　　西方民主國家對納粹德國和蘇聯(lián)宣傳的對策是非常復雜的。一方面，他們真誠地區(qū)分這些政權炮制出來的“彌天大謊”和他們自己把言論自由作為真理孵化器的追求。另一方面，不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還是冷戰(zhàn)都不是小孩子的游戲。60年來，有很多場合，如果判斷美國及其民主盟友的所作所為，在國內(nèi)限制言論自由，在國外影響他國民眾觀點甚至炮制“消息”等和納粹宣傳很容易等同起來，如果“宣傳”不是禁忌語的話。羅爾德的新書《失去民心和思想》（Losing Hearts and Minds）(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152 pages, $39.95)的主要優(yōu)點就在于剛開始就明白這些事實，這種理解讓他對當今美國公眾外交的糟糕狀況的分析具備穩(wěn)定力量和優(yōu)勢。

　　作為研究亞里士多德的學者，羅爾德不贊同后現(xiàn)代主義者所謂的編造服務強權的謊言爭奪霸權，根本不存在真理這回事的觀點。相反，他堅持認為冷戰(zhàn)的其中一個教訓就是真理有個獨特的方式穿透哪怕最高的謊言大廈。在寫到蘇聯(lián)的時候，他提出了如下讓人震動的深邃看法“在封閉和極權主義社會中普通民眾對宣傳的抵制比人們想象的情況厲害多了�！�

　　共產(chǎn)主義垮臺后，這個觀點（當然，有收獲“和平紅利”的欲望）促成了美國政府超越黨派的決定。該決定在克林頓時期做出，但是得到許多共和黨人包括著名的參議員赫爾姆斯（Helms）的支持，降低公眾外交的規(guī)模。在1993年到2001年，政府對“新聞”節(jié)目和教育文化交流方面的資助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在1999年，負責公眾外交的主要機關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被解散，成員被分散到不同的政府部門中去。不用說，2001年9-11襲擊促成了重新考慮這個問題，從此后，政府又重新推動旨在影響外國人“在反恐戰(zhàn)爭開始后的觀點，視角，看法。”

　　媒體在報道這些舉措方面非常糟糕，許多民眾，甚至消息靈通的人對此所知甚少。部分原因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來公眾外交領域的官僚體制的迷宮。更讓人喜歡的是羅爾德對該迷宮的清晰指引，不僅指出了冗贅之處，也提出了裁減的建議。比如，他在國際廣播電臺一章里詳細描述了廣播董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BBG)的問題，這個超越兩黨爭斗的，但是非常兩極化的機構，負責國內(nèi)外的廣播事務。他寫到“BBG是個機能障礙嚴重的組織，它們的成員已經(jīng)習慣于根據(jù)自己的特殊利益獨立運作。國務院的利益和管理幾乎陷于消失的邊緣�！蹦悴恍枰�贊同羅爾德讓國際廣播電臺更加一體化和負起責任來的建議，就能認識到他試圖說明的問題所在。

　　羅爾德對于公眾外交如何走到這一步的描述不是非常吸引人。他幾乎全是指責左派，事實上需要指責的方面很多。這種片面性非常明顯地表現(xiàn)在羅德談論里根政府在1980年代試圖恢復公眾外交的嘗試。他寫到“白宮承諾比公眾外交機構（或者國務院）的職業(yè)人員能夠習慣的強度更大的公眾外交規(guī)模�！�

　　白宮的承諾部分是預算上的。羅爾德沒有提供數(shù)據(jù)支持，但是美國新聞署（USIA）的資金在里根任命的查理•威克（Charles Z. Wick）署長任內(nèi)是穩(wěn)定增加的，直到1989年達到最高峰8.82億美元,幾乎是1981年的一倍。這些增長當然是應該歡迎的。但是正如羅爾德指出的，許多對外服務官員對他們看到的“將本來專業(yè)化的正當活動政治化”非常不滿。羅爾德把這種不滿歸咎于政治正確，但是他沒有提供具體的事實說明是什么因素引起的。

　　這太糟糕了，因為在某些領域，尤其是教育和文化交流方面，公眾外交在沒有政治化的情況下效果更好。這并不是說在里根政府以前沒有政治化問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參加美國新聞署，國務院教育文化事務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ECA)等資助的其他項目，富布萊特獎學金（Fulbright Program），國際學者交流計劃（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 (IV)等許多是自由派或者左派人士，在他們的演講里，表演里，或者其他活動里，經(jīng)常批評美國。這種批評的因素常常有許多的正面影響，因為來自封閉社會的外國人對美國的開明自由非常喜歡。但是它在華盛頓也引起憤怒。因為國會和別的地方的保守派懷疑資助這樣的“反美”活動是否明智。

　　在里根政府的第一屆任期內(nèi)，采取了很多的努力試圖扭轉(zhuǎn)所謂的政府資助的教育文化交流項目中的左派傾向。比如美國新聞署資深官員理查德•阿倫特（Richard T. Arndt）在他的新書《國王的勝地》（First Resort of Kings\" (Potomac Books, 624 pages, $29.95)中說，獲得富布萊特獎學金的外國人按慣例都是在離開本國赴美國前經(jīng)過美國新聞署官員的情況介紹，現(xiàn)在還要在華盛頓參加長達一周的“教育”，目的在于對抗在美國大學中的政治偏見。阿倫特還說“一個外國名人要求與一個的記者談話卻被勸告會見由ECA為他選擇的另外一個記者。”按照阿倫特的說法，這些努力讓有些外國學者或者記者感覺到被操縱，甚至被侮辱。在公眾外交的某些領域，像搞運動一樣的策略來“保持信息”（stay on message）或者要求“快速反應”（rapid response）是否可能起到反向效果呢？

　　羅爾德先生承認沒有這樣的可能性。相反，他說因為“文化和教育交流”現(xiàn)在處于前沿和核心的地位，這和冷戰(zhàn)時期是不同的�！睕Q不能允許它們成為“為了基本上非政治的與對手的交流的場所。”羅爾德先生的“非政治的”（non-political）是什么意思？從表面上看，他不是說在美國人和外國伊斯蘭分子之間建立接觸這個意義上的“政治正確”。但是在更深的程度上，他的意思是不能忘記了這個目的：策略交流的傾向性的，吝嗇的，精心設計的系統(tǒng)，要知道如何在適當?shù)臅r間向適當?shù)穆牨妭鬟f適當?shù)男畔�。“策略性交流”（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就成為當今宣傳的委婉語，羅爾德先生是當今這里和國外的積極主張推動這樣的交流的許多分析家之一。

　　唯一的問題是，宣傳采用的別的名字仍然還是宣傳，雖然在公眾外交的工具箱里有一個位置，它決不能代替其他的工具，比如開放的教育和文化交流�？梢钥隙ǖ氖�，當資助的時間到來時，后者測量和評價時更困難。但是正如愛因斯坦曾經(jīng)說過的，“許多你能計算的東西，不要計算；
許多你不能計算的東西，才是真正重要的。”阿倫特和其他有經(jīng)驗的人會告訴你在教育和文化交流項目上實行“政策控制”往往造成反效果。

　　今天，美國公眾外交的主要信息---反恐戰(zhàn)爭，美國必須占領伊拉克，限制入境簽證，中止對囚犯和公民的法律保護等被世界各地千百萬人看作彌天大謊。我們可以繼續(xù)重復這樣的信息，也可以改弦易轍。不管是哪個方式，都不能很好地服務于我們的目的，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看來都不是“政治正確”。最好是記住亞里士多德對于修辭的定義，羅爾德翻譯成英文就是“最關鍵的是在特定的情形下獲得對勸說可能性的適當理解�！�

　　譯自：“The American Art of Persuasion” BY MARTHA BAYLES November 8,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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