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際關系研究的其他領域相比，國際政治經濟學（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在中國的研究比其他理論流派有優(yōu)勢，一是在時間上說，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在國內20世紀80年代才起步，比西方要晚了整整一個甲子，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相比之下要同步得多。國內外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理論流派或學科在西方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如果按這個時間算起，那么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西方誕生于國際關系學科形成后的半個多世紀，而它在中國的引進則幾乎是和其他國際關系理論同步的；
二是從研究傳統(tǒng)上說，在西方，政治學和經濟學從19世紀90年代起就徹底分家，政治經濟學就直接等同于馬克思主義。這種狀況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60年代還難以改變，以至于羅伯特·吉爾平在其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之初感到了某種深深的憂慮，深怕被扣上馬克思主義者的帽子。[1]而在中國，政治和經濟的結合研究是我們的傳統(tǒng)，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這是每個學生都知道的。因此，國際政治經濟學傳入中國后，除了加上了“國際”兩個字外，人們對它一點都不感到陌生，甚至有某種親切之感。這也是為什么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國內能夠迅速走紅的一個原因，它符合我們傳統(tǒng)的思維習慣和從接受教育以來形成的世界觀。

　　盡管至少有這兩方面的優(yōu)勢，但基于所掌握的有限資料，以及個人有限的理解和領悟能力，筆者認為，我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還存在這樣幾個問題：

　　一、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解為國際關系的一種理論流派，還是一個單獨的交叉性學科？對此我們的認識還不太統(tǒng)一。討論國際關系理論的著述一般都會把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其中的一個學派，或者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領域。[2]但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自身又有很多理論流派分支，而且經濟學和國際關系學的交叉性特別明顯，它是國際關系學難以一家涵蓋的，同樣也是國際經濟學難以完全覆蓋的，因此也有學者主張它應該成為單獨一個學科。

　　在筆者看來，把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單獨的和國際關系并列的學科似有不妥，因為：第一，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問題屬于國際關系的問題，特別是其解決的方法屬于國際關系的方法。蘇珊·斯特蘭奇提出的結構性權力與聯(lián)系性權力，以及安全、生產、金融、知識等四個主要領域的權力分配格局，從概念和方法以及問題上都努力形成獨立的體系，[3]但實際上這些內容很大程度上是國際關系作用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具有自身動力和演進邏輯的領域；
第二，從國內外看，目前從事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和教學的大多是國際關系學者，高校設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專業(yè)甚至系也大多分布在政治學或國際關系的院系里，這一方面說明它仍主要是國際關系學界感興趣的問題，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自身研究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國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界（這一點下文還會談到）；
第三，一個學科下面還應該有數(shù)個專業(yè)，但國際政治經濟學下面還只能說有不同的理論，很難說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專業(yè)。大家比較公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三種流派，以及霸權穩(wěn)定論、相互依賴論、世界體系論、依附論、中心－外圍理論等，也很難說已形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專業(yè)，只能說是各成一家之言的理論；
第四，學科的交叉不等于形成了新的學科，一個學科的形成有它自身的歷史和相對比較獨立的知識體系，學科的交叉只能說傳統(tǒng)的學科形成了新的生長點，融進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知識工具；
第五，國際政治經濟學門下理論流派和分枝繁多并不構成它要自成一學科的理由。地區(qū)一體化也有很多理論來解釋，但許多人把地區(qū)主義歸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種理論，把地區(qū)一體化作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國際關系的現(xiàn)實主義也有很多不同理論，但沒人把國際關系現(xiàn)實主義作為單獨一個學科。

　　因此，在筆者看來，國際政治經濟學還是國際關系研究的一個領域。另外，它還不應該是經濟學的一個領域，因為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前提是把政府的作用排除在外，或最多把政府作為理性經濟人之一來考慮，如政府投資，它與國際政治經濟學中國家權力的作用無處不在并不相符。

　　二、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界定存在泛化現(xiàn)象。一是把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個單獨的學科來理解，這一點上面已有討論；
二是把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方法論來看待，認為只要利用政治和經濟互相影響的觀點來看待問題，就可算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甚至只要運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來分析問題，也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譬如，有學者把國際制度理論也看作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一種，筆者想來想去，覺得也許只有一個理由可以這么說，那就是羅伯特·基歐漢用成本收益的比較分析方法來分析國際制度形成的原因及其作用，指出預期收益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國家愿意接受國際制度的重要原因。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這種理解就太泛化了一點，我們也許甚至可以按照這個邏輯進一步提出，只要是遵循理性分析的方法，都可算國際政治經濟學了，國際關系當前三大流派，除了建構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可歸入國際政治經濟學門下了。當然，這不只是國內的問題，國外也有許多學者把自由制度主義看成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80年代發(fā)展的一個新階段；
三是把國際政治經濟學簡單地表述為國際政治的經濟化和國際經濟的政治化，因此只要分析一下美日經濟關系，似乎就算國際政治經濟學了，或者在對中美關系的分析中提到一下經濟的因素，也算國際政治經濟學了，完全不理會國際政治經濟學自身獨有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所分析的特有問題領域；
四是認為只要借用了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或原理，如外部性、公共產品、邊際效益等，就認為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而不管它研究的問題是否屬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問題。

　　在這方面，筆者認為我們還是應該回到羅伯特·吉爾平的界定，即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是探討與外交或國際關系有密切關系的重要國際經濟問題，如國際貿易、發(fā)展援助、匯率、國際金融、國際經濟合作等。標志著西方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的宣告之作的書名就叫《國際經濟關系的政治學》，[4]說明國際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研究的就是國際經濟關系，只是它用的是政治學和國際關系的方法和視角，而不是經濟學的。蘇珊·斯特蘭奇也指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任務不是要建立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而是尋求一種新的分析世界經濟的方法。[5]

　　三、從上一界定出發(fā)，那么國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可以說存在嚴重的先天不足或發(fā)展后勁的匱乏，因為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在經濟學（特別是經濟史）方面存在知識不足。羅伯特·吉爾平自己也承認最初對國際貿易、金融關系及類似的概念所知甚少，但他花了很多時間廣泛閱讀經濟學著作，求教于經濟學同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相比之下，國內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這方面的缺陷尤其明顯。盡管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我們有政治和經濟結合研究的傳統(tǒng)從未中斷的優(yōu)勢，但如果我們對此的認識僅僅停留在政治對經濟有影響，經濟對政治有影響的層面上，那么我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永遠無法取得進步，在創(chuàng)造性的發(fā)展方面就會顯得非常艱難。如上面所提到過的，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解的泛化某種程度上也與此不無關系。

　　盡管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國內國際關系的研究中已幾乎到了顯學的程度，尤其是因為它離經濟學——“社會科學中的皇冠”——最近，容易給喜歡邏輯、追求理性的學生產生誘惑魅力，但真正對國際政治經濟學領域內的許多重大問題，尤其是有中國立場和視角的研究還很缺乏。例如，最近炒得很熱的人民幣升值問題，這是國際政治經濟學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又是中國外交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國際關系學界對此有一定深度的研究還不多見。再譬如說能源問題，它同樣是國際經濟中的重要問題，也是中國外交中的重要問題，但真正有學理性的研究也很匱乏。其他的事例有：中國和東盟自由貿易區(qū)的建設問題，中國的對外發(fā)展援助問題，市場經濟地位問題，貿易保護問題等，可謂不勝枚舉。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絕無否定我們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取得的很多成績，只是限于篇幅，這里沒把成績拿出來談，而是集中談了筆者所認識到的這方面的不足，以期我們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有更大的發(fā)展。

　　注釋：

　　[1] 參見羅伯特·吉爾平：《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2頁。

　　[2] 參見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6頁。

　　[3] 蘇珊·斯特蘭奇：《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國家與市場》，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4] 參見彭澎：“從政治經濟學到國際政治經濟學”，《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年第11期。

　　[5] 蘇珊·斯特蘭奇：《國際政治經濟學導論――國家與市場》，第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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