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朋友給我發(fā)來最近香港《大公報》發(fā)表的一篇署名文章，題目是《評價改革排除左右干擾》。拜讀之余，心頭不禁涌起一團疑云：這位老兄想干什么？是想挑起反左反右的爭論，還是要發(fā)動一場持久的反右運動？

　　（一）

　　文章雖以“排除左右干擾”為題，但著重批判的是右。作者開宗明義就給左右加以區(qū)別：“‘左’一般在主觀上贊成社會主義，客觀上起干擾作用；
而右一般是在主客觀上，都反對社會主義�，F階段的主要危險是右。”這里順便說一下，這篇文章談到“左”時，一般都加上引號，以此表明與正確的左有別。作者顯然認為自己屬于這個正確的左的陣營，所以擺出一副頗為權威的模樣來指點“左”右。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文章結尾時，對“左”與右的“質的區(qū)別”，又作了小小的更動：“‘左’一般在主觀上贊成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客觀上能起干擾作用；
而右一般是在主客觀上，都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筆者以為，現階段的主要危險是右�！彼�進一步“斷定右的思潮，已公開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彼�以，“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反右’至少是中國現階段的主要任務。”這個小小的更動，把右從“反對社會主義”擴展為“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使我想起了50年前的往事：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里，談到區(qū)分香花與毒草，即區(qū)分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六條標準時說：“這六條標準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兩條�！�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發(fā)布的劃分右派分子的六條標準，最重要的也是這兩條。所以后來的每次運動中，都把“地富反壞右”的言行，概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它成為五六十年代最暢銷的政治帽子，最普及的政治罪名。在我那21年的右派生涯里，它是時時刻刻都懸在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直到1987年初的反自由化運動高潮時，還有人想把這頂“荊棘冠冕”戴到我的頭上。我對它的感受，真可謂刻骨銘心！粉碎“四人幫”后，經過胡耀邦以大無畏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錯案，事實證明，二十多年來的幾乎所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因此，它在很多場合已經被“資產階級自由化”所取代。對于那些自命左派的人來說，這個很不痛快的概念，是一個不得已的選擇。我十幾年前就聽一位左派教授說：“什么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嗎？對他們何必那么客氣呢！”《大公報》文章把右定義為“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重大突破。它不但重新開張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鋪，而且把“右派”（文章沒有提這個詞，但實際上已經是呼之欲出了）放在敵我矛盾的位置上。作者肯定“現階段的主要危險是右”，“‘反右’至少是中國現階段的主要任務”。這是否意味著間接地呼喚再來一次反右運動？“至少”是中國現階段的主要任務，那么“至多”呢？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都要把反右作為中國的主要任務嗎？這樣一來，體制改革、建設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等等，豈不都成了現階段或長時期的次要任務？近半個世紀以前的反右運動為時不過一年，就給中華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現在竟然要把它列為現階段以至長時期的“主要任務”，中國人民受得了嗎？饒了我們吧，自命左派的先生們！

　�。ǘ�）

　　“反左反右”之爭，實際上是“姓社姓資”之爭的花樣翻新。在“姓社姓資”的爭論中，“左派”由于占據了斯大林主義假社會主義的戰(zhàn)略制高點，不斷發(fā)動攻勢；
而他們的對手則因擺脫不了斯大林主義的羈絆，承受不起“反社會主義”、“搞資本主義”的壓力而全線崩潰，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F在再提出“反右”，就可以開辟一個新的戰(zhàn)場，取得新的勝利。由于“左、右”比“社、資”更加模糊，更具隨意性，就更有利于他們玩弄左的詞藻，欺騙民眾。作者指出：“關于‘改革’的大是大非問題，確有論清楚的必要�！贝嗽捝鹾茫〉珡姆醋蠓从业慕嵌�，卻很難“論清楚”改革的“大是大非問題”。

　　人類社會的左右之分，據說起源于法國大革命前的三級會議。會議時第一二等級即僧侶和貴族坐在右邊，第三等級即資產階級和平民的代表坐在左邊。前者傾向保守，后者傾向革命。所以，從此以后，人們便把主張激進、革命的群體稱為左派，把傾向因循、保守的群體稱為右派。在我國的民主革命時代，支持革命的知識分子被認為屬于左傾的左派，反對暴力革命的知識分子則被認為屬于右傾的右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通常把對共產黨政府的態(tài)度作為劃分左中右的標準。這在《毛澤東選集》中多有論及，此處不贅。

　　經過“一化三改造”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后，隨著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左中右的劃分實際上有了新的含義。問題的關鍵在于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進步還是倒退。如果認為它是進步的，雖然有些超前，但畢竟把社會帶進了社會主義；
那么，支持這個“革命”和“革命”所建立的社會制度及它的領導者，當然是左派，而反對它們的無疑就是右派了。但事實并非如此，“社會主義革命”實際上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大倒退，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倒退到封建專制主義社會。因此，情況恰恰相反，對它們持批判態(tài)度的，應當被認為是反封建反專制的民主主義革命派，是名雖不至而實已歸的左派，維護這個封建專制制度的，則是貨真價實的右派。

　　但“中國特色”的左中右之分卻完全顛倒過來了。以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為例，很多右派分子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實際上不過是對當時的社會和政治制度里的某些缺陷，提出自己的看法、批評或建議，對于隨著“社會主義革命”而建立起來的專制制度，只發(fā)表了一些修修補補的主張，還沒有足夠的見識和勇氣，從根本上否定這個制度。但不管怎么樣，對于專制主義的冒犯和專制制度的改良，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質，是可以推進社會發(fā)展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后來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實際上都是民主革命的左派；
而設置“陽謀”圈套，誘人入“罪”，以維護專制統(tǒng)治、拒絕改良的那個人物及他手下的嘍羅打手，才是真正的右派。然而，歷史卻如此無情地嘲弄了善良的民眾：提出改良的批評建議的左派被劃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所有維護這專制制度的打手、積極分子，卻都被譽為左派，提升重用，名利雙收。

　　這個歷史的顛倒一直延伸到現在。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后，如果按照左和右的經典定義，左代表激進、革命，右代表保守、頑固。那么，代表社會進步的左派，就應當是這樣的社會力量：他們主張深化改革，推動民有經濟向壟斷領域進軍；
鼓吹政治民主化，反對以黨代政、一黨專政；
宣揚廢止輿論導向，取締文化專制主義；
推崇集會結社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等等。這些見解和政策取向，都屬于反封建反專制反壟斷的民主革命的范疇；
而那些堅持毛澤東開創(chuàng)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也就是堅持維護“三壟斷”的專制制度的勢力，無疑是拉著歷史車輪后退的頑固派、保守派，是真正的右派。如果我們這樣來看待左右劃分，那么，反右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因為正是這股代表著封建專制和壟斷的勢力，阻礙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和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的改革的開展。他們夢想著回到毛澤東的時代，同全球化、現代化的現實和趨勢格格不入。但是，以《大公報》文章為代表的自命左派顯然不是這樣看問題的。他們用“反黨反社會主義”來定義右，就表明他們志在維護現有的專制制度。在他們的筆下，專制制度的堅持者維護者是左派，而主張深化改革全面改革的反倒是右派。如果不把這個歷史的顛倒重新顛倒過來，爭論反左反右還有什么意義呢？

　�。ㄈ�）

　　《大公報》文章的點睛之筆在于把右定義為“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并且規(guī)定“‘反右’至少是中國現階段的主要任務”。這就把近五十年前的反右運動積極分子遺留下來的緊箍咒，重新套在知識分子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頭上。在那次反右運動中，批評黨支部書記、認為鎮(zhèn)反肅反擴大化就是反黨，指出合作化過于草率、統(tǒng)購統(tǒng)銷有缺點就是反社會主義。當然，時至今日，如此荒唐可笑的推理是不會再出現了，但這種上綱上線的思維方式卻沒有消除。而且在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下，右派百寶囊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內涵，反而在更大的范圍內和更深的層次上得到擴充。有一個例子很可以說明這個問題。1997年，有一位地方領導干部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寫了一篇學習心得，題為《關于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作者認為：股份制是介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的中間形式，既有私有制屬性，同時又具有公有制的性質；
作者把這種所有制形式稱為“社會所有制”，并明確指出，國有企業(yè)改組為股份制經濟“不是‘私有化’”。就是這樣一篇作為學習心得的理論思考文章，左派陣營竟然發(fā)動了凌厲的攻勢，進行圍剿。某個全國性學術團體和國務院某部委直屬的一個研究機構，分別召開了批判會，會議聲討，文章批判，攻擊那篇《思考》的作者“與我黨的根本宗旨相對抗，與我黨的黨綱黨章相對抗”，“與中央的基本方針相對抗”，“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大唱反調”，“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是“精心準備拋出的一份企圖徹底改變我國社會主義改革方向的政治宣言和經濟綱領”，“違反黨章違反憲法違反鄧小平同志的基本理論”，等等。一份會后的通報甚至還提出開除作者的黨籍，撤消他的職務。請看，一篇討論股份制的學習心得，居然被扣上那么多帽子。可見，在“左派先生”那里，把對手加上“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罪名，簡直易如反掌，容易得很。

　　近幾年來，報刊上批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章很少見到了，甚囂塵上的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喧聲�，F在，《大公報》的文章給那些自命左派的積極分子檢回了兩根“反右”的金棍子，一根是“黨的領導”，一根是“社會主義道路”。它們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里的兩大原則，也是劃右派六條標準里的兩大標準。有了這個武器，就可以橫行天下，把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拒之門外。因為，政治體制的改革，只要不是用行政體制改革之類不痛不癢的概念去偷換，而是真正要實現政治民主化，任何改革措施都會觸動執(zhí)政黨和專制制度的神經。即使拿中共十三大通過的黨政分開來說，要把國家權力交給政府，也會被認為是大大削弱黨的領導，完全可以提高為“反對黨的領導”，更不要說是提倡權力制衡、三權分立、輿論監(jiān)督、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廢止輿論導向、肅清文化專制主義這樣一些改革取向了。在自命左派的人看來，這些不都是典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嗎？由此可見，用“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來定義右，并且主張把“反右”列為“中國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實質上就是要維護一黨專政的專制制度，拒絕放棄壟斷經濟，反對政治體制改革和與之相聯系的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這種心態(tài)是右還是左？抑或是帶引號的“左”？

　�。ㄋ模�

　　要正確評價改革的是非得失，完全沒有必要從反左反右的角度去“排除左右干擾”。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對每個中國人的生活、思想，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大家對此都有切身的感受。因此，每個人都有權利對改革作出自己的評價。應該允許所有公民發(fā)表自己對改革的意見。左的也好，右的也好，帶括號的“左”也好，都有自由評點的權利，并不存在“干擾”的問題。誰的權利也不應被剝奪，誰也沒有權利剝奪別人發(fā)表意見的自由，更沒有必要把別人對改革的評價歸類為“左”或右或左。就目前的改革形勢來說，重要的不是如何評價改革，而是改革的下一步應該怎么走。是回到毛澤東時代，還是繼續(xù)深化改革？現在的情況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實際上已經山窮水盡。這一方面是專制主義的政治制度巋然不動，拒絕改革，導致腐敗叢生，貪賄遍地，社會道德淪喪，貧富兩極分化，改革的精神動力喪失殆盡，以至中央政府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去年2月國務院發(fā)布允許民有企業(yè)向壟斷領域進軍的文件“36條”，遭到某些壟斷部門的抵制，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因此，經濟體制改革要繼續(xù)前進，健康發(fā)展，就必須改革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的專制體制。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二十多年來，改革的指導思想一直被禁錮在斯大林主義的樊籠里，跳不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這些似是而非、自欺欺人的框框，至今依然，所以舉步維艱。在這個改革的關鍵時刻，需要全國人民都來思考，來討論，大家獻計獻策，群策群力，使改革擺脫進退維谷的僵局。任何人都有權利發(fā)表自己的見解，也有義務尊重別人發(fā)表的意見。《大公報》文章主張把“反右”列為“中國現階段的主要任務”，則是要剝奪一部分公民評價改革、發(fā)表意見的自由；
而五十多年的歷史表明，那些被認為是“右”的觀點，往往是經過獨立思考的真知灼見。真理是不可能壟斷的，它愈辯愈明。我們只有在自由的環(huán)境里，允許人們各抒己見，經過充分的探討，才能明辨是非，發(fā)現真理。想用“左”和右的劃分來限制以至剝奪一部分人的發(fā)言權，至少是非常不明智的。至于想發(fā)動反右運動，那完全是癡心妄想。中國已經不是近五十年前的中國，人民也不再是近五十年前的人民。奉勸自命為左派的先生們，還是不要輕舉妄動為好！

　　2006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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