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雪磴滑，山枯林葉空。

　　徐尋曲屈徑，競上最高峰。

　　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樹中。

　　海門潮正涌，我欲挽強弓。

　　——宋教仁《登南高峰》

　　一首《登南高峰》把宋教仁當時的心跡演繹得淋漓盡致。９０多年過去了，南高峰上的櫟松依然，腳下的西湖還是那么美麗，遠處的錢塘江依然滾滾東去，只是多了些污染、變得更渾濁了些。“村市沉云底”依舊，“江帆走樹中”已變得奢侈。南高峰與北高峰，在西湖邊遙遙相對，合稱“雙峰插云”，早就被患有“十景病”的文人、雅人、貴人稱為“西湖十景”之一。晉代就有人在山頂建造了七級磚塔，內(nèi)藏高僧舍利子，夜夜燃燈，可指示江面的航向，直到元末遭火災，明代再毀于雷擊。南高峰離產(chǎn)茶的龍井村、產(chǎn)桂的滿覺隴都近在咫尺，山上有山，有煙霞洞等洞穴，春花爛漫，秋桂飄香，雖然宋教仁來的不是時候，春寒時分，雪后初晴，山道上還有殘留的積雪，天冷路滑，樹枝上尚未長出新葉。不過一旦登上峰頂，視野開闊，俯瞰西湖，美得讓人不忍下山，遠望錢塘江，水波浩淼，帆影點點。如此景致，他自然會心有所動。１９１３年春天到來的前夕，當年輕的宋教仁站在這里時，正是他意氣風發(fā)、躊躇滿志之時，其時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國會兩院選舉已近尾聲，他代表的國民黨勝局已定。

　　出生于湖南桃源的宋教仁大概是第一次來到杭州，看到了被多少世代數(shù)不清的的詩人墨客贊美過的嫵媚西子，但他更在意的卻是登南高峰，聽松濤陣陣，竹林搖弋，茶園隱約，看江波起伏。他與常人有著許多截然不同的感受。這年年初，身為國民黨實際領(lǐng)袖的宋教仁自故鄉(xiāng)湖南出發(fā)，從長沙到武漢，順江東下，在安徽、上海、浙江、江蘇等地到處演說，言論風采，傾動一時。在這個早春，長江流域刮起的“宋教仁旋風”是中國史上最明亮的一剎那。此次選舉，雖然有選舉資格的一些限制、有一些賄選等不正常的現(xiàn)象，大體上不失公平，國民黨的大獲全勝固然與當時的時勢有緊密的關(guān)系，但離不開青年宋教仁的運籌帷幄、苦心經(jīng)營。

　　當年２月２１日，當宋教仁與于右任等一起到杭州時，選舉結(jié)果即將揭曉，國民黨在國會占有多數(shù)席位已沒有問題，作為黨魁，他將順理成章地成為國務總理，組成純粹的政黨內(nèi)閣，這是他一貫的政治理想，他內(nèi)心的喜悅可想而知。當天，他曾主持筆政的上�！睹窳�報》發(fā)表一則來自浙江、署名“崇拜英雄”的稿件，對國民黨三大領(lǐng)袖孫中山、黃興和他作了比較：

　　“聽孫先生演說，理想高遠，是一大哲學家；
聽黃先生演說，誠坦動人，是一大實行家；
聽宋先生演說，條分縷析，是一大政治家�！�

　　此前，１月２６日徐血兒在《民立報》發(fā)表《當今之政治家》，直言宋教仁是“當今第一流之政治家，而無有可以企及者也”，認為他有沉毅的魄力、運用的手腕，尤其有系統(tǒng)的政綱，而且能堅持政見，不屈不撓。

　　２月２２日，宋教仁一行抽空游覽了西湖名勝，登臨南高峰，同行的還有南社詩人、他的老朋友陳去病。２３日，他和于右任出席國民黨浙江支部的歡迎會，他在演講中著重提出建設問題，強調(diào)“責任心”，并區(qū)分國民的責任、政黨的責任和黨員的責任：

　　“民國雖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滿意，緣凡事破壞易而建設難，即守成亦不易，即政府雖立而邦基未鞏，尚不能高枕無憂；
況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報紙外，無一人顧問其事。如此次政府獎賞功位勛章，皆屬不應為而為，而窺其用意，僅求表面。今中華民國政策，無非除舊更新，前年革命起義，仿佛推倒一間腐敗房屋，此后之事豈不更難？然房屋拆而重建，責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則責在國民也。

　　“前歲九月至今忽焉半歲，其于財政外交國民生計絲毫未有端倪，凡為國民，能不赧然？總之，政策不良，國民以建設政府為入手，建設政府全借政黨才識。若其他政黨有建樹之能力，則本黨樂觀成局，倘或放棄，則本黨當盡力圖維，此皆吾國民黨員所應共負。試問國民黨員不救國民，國民尚有噍類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時時存責任心也。”

　　這篇演說詞兩天后，也就是從杭州返回上海當天，即以《宋于二先生歡迎會》為題發(fā)表在《民立報》上。３月２日，《民立報》公開發(fā)表了他的《登南高峰》詩，一句“我欲挽強弓”，他當時的心態(tài)就畢露無遺，可見他內(nèi)心的坦蕩。確實，根據(jù)民國的《臨時約法》，由他組成責任內(nèi)閣，在政治舞臺上大顯身手的時刻就要到了。今天南高峰頂上有一個“騁望亭”，極目遠眺，錢塘江就在眼底，柱子上鐫刻的對聯(lián)“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乃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的詩句，宋教仁身處轉(zhuǎn)型之際，已擺脫古代的傳統(tǒng)型人格，具備了萬里無云的陽光性格，他對政治、對權(quán)力的理解也都是近代化的，他選擇的是陽光下的政治。所以他的內(nèi)心才會那么坦然，他的靈魂才會那么透明，他深信，他的地位只能通過合法的選舉取得，只能采用光明正大的手段，不可能依靠策劃于密室之中的陰謀，更不可能仰仗鐵與血的暴力。此前，２月１日他在國民黨湖北支部歡迎會上演講時說得清楚：

　　“選舉的競爭，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用不著避甚么嫌，講甚么客氣的。我們要在國會里頭，獲得過半數(shù)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nèi)閣；
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jiān)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

　　此后，３月１８日他在上海國民黨交通部公宴會上演說時進一步表示，革命黨與政黨雖然都是過政治的生活，犧牲進取的精神也始終一貫，但從事政治的方式畢竟大為不同，“昔日在海外呼號，今日能在國內(nèi)活動，昔日專用激烈手段謀破壞，今日則用和平手段謀建設�！彼�解釋說，“建設”就是要排除原有的惡習慣，吸引文明的新空氣，最終達到真正共和的目的。他當時力主“先定憲法，后舉總統(tǒng)”，這和袁世凱“先舉總統(tǒng)，后定憲法”的如意算盤針鋒相對。他認為自己的主張光明正大，“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遷就之，亦不能因人的問題以法束縛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憲法，產(chǎn)出純粹的政黨內(nèi)閣，此后政治進行，先問諸法，然后問諸人。凡共和國家存在之原理，大抵如此�！�

　　在辛亥一代革命黨人中，宋教仁也是一個滿腔熱血的男兒，曾親赴遼東，運動馬賊，策劃武力革命，最后武昌起義也與他組織中部同盟會，推行他的“上中下三策”之“中策”有莫大關(guān)系。（上策是中央革命，聯(lián)絡北方軍隊，以東北為后援，一舉占領(lǐng)北京，號令全國；
中策為長江流域各省同時起事，設立政府，然后北伐；
下策為邊境革命，或云南、或兩廣、或東北，在國外設立秘密機關(guān)，先占據(jù)邊隅之地，徐圖進取。）在辛亥革命到來前夜，他在上�！睹窳�報》主持筆政，以“漁父“等筆名發(fā)表大量光焰逼人之文，內(nèi)政外交、經(jīng)濟文化無不涉及，筆鋒犀利，學識遠大，為世人所欽服。了解他的摯友于右任在１９１２年如此評價：“如漁父者，才、學、識三者俱備，昔日為國南走粵而北走遼，無時或息�！狈Q許他對國不可謂不忠。黃花崗起義前夕，他應黃興之召奔赴香港，參與籌劃。上海登船前，于右任對他說：“以大義言，何敢阻君？以私交言，則甚不愿君行也�！彼�回答：“無恐。事成，為四萬萬同胞造幸福；
不成，則送我一個頭顱已矣！”兩人含淚而別。

　　宋教仁從來不是畏縮不前的懦夫，但他有的不是匹夫之勇，他是同盟會領(lǐng)導層中最重視建設的，初到日本，他本來想學陸軍，后來還是選擇了法政。他之“專心研究政法、經(jīng)濟諸學科”，就是“為將來建設時代之需”。他深知要以新的政治制度代替舊的專制制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當時的革命者還沒有幾個人注意到這個問題。在日本留學的六年，他研究各國的政治、法律、官制、財政等，翻譯了日、英、德、美、匈牙利、奧地利等國的憲法、官制、財政制度等，他的日記有詳細的記錄。在日本留學生當中，有時會討論這些問題，“每有辯議，獨有鈍初能本末悉舉，眾感悅懌”。他在這方面確實走在了同時代人的前面。景梅九在《罪案》中回憶，宋在回國前夕曾對他說：“但破壞容易，建設難，我看同志從事于破壞一途的太多，對于建設，很不注意，將來要組織共和國，不是玩笑的事！什么臨時約法，永久憲法，都須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所以我很想邀集精悉法政同志們，一齊干起來，你以為如何？”宋死后，景梅九想起往事，痛心不已，挽聯(lián)中有“破壞易，建設難，勉為其難，遂死于難”句。

　　辛亥革命之時，章太炎在《民國報》、《神州日報》發(fā)表宣言“月旦”當世人物，認為孫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內(nèi)閣，仆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謂總理莫宜于宋教仁……”（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日）這不只是章氏一家之言，蔡元培在《我之歷史》序言中也如此說：“（同盟會）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數(shù)。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shù)，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边�有一句：“南京臨時政府之議起，章炳麟君以國務總理許先生，先生亦以此自許�！�

　　眾口悠悠，幾乎都說宋教仁以總理“自許”。一時輿論對他誤會很深，以為他主張內(nèi)閣制就是想自己當總理，乃是出于私心。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君主專制高壓，士大夫無不逆來順受，中國社會彌漫著一片鄉(xiāng)愿氣息，似乎特別看重謙讓，凡事都不能出自本人的口中，惺惺作態(tài)，假意退避，流弊所及，一時難以糾正，所以當時人們對宋教仁以建國大任自許，嫉妒、諷刺遠多于贊助支持。武昌起義之后兩個半月沒能產(chǎn)生一個領(lǐng)導全國的中心機構(gòu)，就與這些因素有關(guān)。宋固然自信可以施展經(jīng)世的長才，但他自知在年齡、聲望、資歷等方面，當時還不是擔任總理的合適人選，他心目中理想的人選是黃興。一年后，時勢變化，他才有總理自任的念頭，這一點他后來接受記者采訪時曾坦誠相告。

　　自辛亥以來，有關(guān)宋教仁想當總理的說法一直沒有斷過。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光，他曾兩次公開在報紙上駁斥這樣的攻擊。一次是１９１３年３月１２日，他在《民立報》發(fā)表《駁某當局者》，針對外間謠傳他之所以批評袁世凱政府，是因為當不成總理之故，他說：“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謂人欲為總統(tǒng)或總理或國務員，即目為有野心，咸非笑之，豈知國家既為民國，則國民自應負責任，有人欲進而為國服務，負責任，乃反以爭權(quán)利目之，視民國之職務與君主時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退讓之虛文，視國事如不相關(guān)，豈非無識之甚乎？”第二次是３月１５日，他在《民立報》發(fā)表《答匿名氏駁詞》：“世人誣吾運動總理，由來已久。吾雖無其事，實不欲辨（辯），且因以自勵，蓋已久矣。夫人立志為總理，豈惡事哉？而乃非笑之如是，吾實不解。國家既為共和政治，則國民人人皆應負責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為國家負最大之責任，此國家所應歡迎者。美國小學生立志欲為總統(tǒng)，傳為佳話。各國政黨選舉總統(tǒng)或組織內(nèi)閣，其黨魁之自負之運動之競爭為何如者？蓋為國服務，本非權(quán)利，共和國之職事，亦非專制國之官爵可比，人茍可以自信，則不妨當仁不讓，世之人亦只問其有此能力與否，不能謂其不宜有此志。吾人惟自愧無此能力，固不欲當此大責任。吾人之志則不諱言，實深愿將來能當此責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

　　宋教仁自故鄉(xiāng)湖南到武漢時，這樣的謠言已甚囂塵上，時為長江巡閱使的譚人鳳勸他：“責任內(nèi)閣現(xiàn)時難望成功，勸權(quán)養(yǎng)晦，無急于覬覦總理。”希望他留下來載酒同游，飽覽長江風景。他的回答是：“總理我無冀望之心，載酒游江亦誠樂事，惟責任內(nèi)閣實應時勢之必要，未便變其主張也。”

　　對宋教仁而言，權(quán)位金錢不能淫，政見則不可犧牲，這正是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風骨。對他來說，重要的不是總長、總理的位置，而是政見能否得到實施。當初在南京臨時政府時期，因臨時參議院中有人反對，宋教仁沒當成內(nèi)政總長，只做了法制院（局）長，有人為他抱不平，他回答說：“總長不總長，無關(guān)宏旨，我素主張內(nèi)閣制，且主張政黨內(nèi)閣，如今七拼八湊，一個總長不做也罷。”說白了，他的從政實在是因為懷有一種責任心，建設這個生養(yǎng)他的祖國的責任心，這不是做官、抓權(quán)者所能理解的。陽光人物在一片缺乏陽光制度、陽光規(guī)則的土地上，注定了被黑暗的力量吞噬，這也是宋教仁的熱血給予歷史的啟示。

　　“海門潮正涌，我欲挽強弓。”

　　宋教仁的弓還沒來得及張開，黑暗的潮水就把他３２歲的陽光生命淹沒了，這是多大的痛苦啊。他的摯友于右任萬般悲痛之中，想起的正是一個月前他們同游杭州南高峰的這首詩，感慨海門之潮正洶涌而來，而“才、學、識”兼?zhèn)涞乃谓倘室驯簧�生地奪去了生命。然而，這決不止是他家人、朋友、同伴們的悲傷，也不止是與他同時代的國人的隱痛，更是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百年傷痛，是整部近代中國史不能彌合的創(chuàng)傷。因為宋教仁，我的心中總是想著南高峰，想著他留下的詩句，這位近代的陽光型政治家，有了他，西湖就有了別樣的意義，西湖就有了近代的氣息，不再是古典的山水，只活在蘇東坡、楊萬里他們的柔媚詩行里，只活在張愛玲“前朝名妓的洗臉水”式的散句里，只活在岳飛“三十功名塵與土”的壯懷激烈、于謙的“石灰吟”和張蒼水浩氣長存的一聲“好山色”里，也同樣活在宋教仁的筆底，活在他心無旁騖為共和奔走的腳印里。

　　登南高峰，有幾人還會想起宋教仁和他最后的詩？要說悲哀，這才是最大的悲哀。

　　離開杭州不到一個月，上�；疖囌镜暮跇尵晚懥�，宋教仁倒在血泊中，槍聲震顫了晨光熹微的民國。上海火車站的歷史記住了這一刻：１９１３年３月２０日，三天后，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一代人杰，中國近代史一個陽光般的政治人物，帶著未竟的憲政理想撒手而去。

　　舉國同悲、普天共憤，眼淚、憤怒鋪天蓋地，從上海到北京，整個中國都為他的死感到痛苦，包括殺害他的、嫉恨他的人那一刻甚至也感到了失去對手的痛苦。宋教仁之死，引起一浪高一浪的抗議，從民間到國會，從報紙到集會，最后孫中山、黃興倉促發(fā)動“二次革命”，以武力反對袁世凱，就連留戀于水光山色的和尚蘇曼殊都坐不住了，他在西子湖頭憤然寫下《釋曼殊代十方法侶宣言》（也稱《討袁宣言》）�！�

　　宋教仁被暗殺，文人蘇和尚持缽而起，書生任鴻年卻悲痛絕望，選擇了在西湖邊投井自殺。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一個陰霾的日子，時任浙大校長的竺可楨和“中國科學社”的老友任鴻雋步行來到白云庵即月下老人祠遺址。他當天的日記中說，當年因宋教仁之死，“覺中國之無望，于煙霞洞旁投井而死，革命同志為之葬于白云庵旁。此卅年前事，迄今墓地旁野草叢生。月下老人寺既廢，寺僧亦不能照顧矣……”（在任鴻雋的記憶中，他弟弟任鴻年是“發(fā)憤投葛洪井死”。）

　　又是兩個三十年過去了，任鴻年之墓早已無處尋覓。中國有重官的傳統(tǒng)，西湖邊上那些達官貴人、乃至紅粉佳人的墓都紛紛重建，比如王文韶、陳夔龍等明清做過大官的故居、墓穴都成了新景點，“慕才亭”中虛擬的蘇小小墓更是成了蕓蕓游客“摸財”的去處。而像任鴻年這樣的志士注定了被淡忘，甚至被徹底遺忘，宋教仁是誰？今天的許多紅男綠女尚且一無所知，何況對任鴻年、蘇曼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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